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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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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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438

基于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认知规律来判断,正确的新加坡历史事实,正好是和官方与媒体之叙述情况,完全相反。因此,根据这一个反向思维原则,可以重新认识真实的新加坡国家历史。

当下的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是由两段历史衔接而成。首先,从新加坡开埠直到二战前后是由英国人撰写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历史。之后,是由李光耀杜撰的新加坡故事给予延伸。李光耀有先见之明,也自知理亏,所以技巧性的偷龙转凤,把新加坡故事模糊的等同为新加坡历史。实质上,这一类观点都属于政治正确而叙事不正确的历史纪述。

Carl A Trocki (1990)《鸦片与帝国:殖民地新加坡之华人社会1800-1910》开宗明义的指出,英国人撰写的新加坡历史,对英国人贩卖鸦片的黑暗历史避而不谈。李光耀以共产党罪名清算政治竞争对手之际,自己却与马共密谋结盟合作。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文档,亦揭露李光耀积极寻求中共给予政治支持。明显的,李光耀也是避而不谈自己的黑暗政治勾当。

就是在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大环境下,新加坡官方和媒体在不断的复制错误的历史论述。这类犯错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17年9月12日,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驳斥《纽约时报》指责新加坡政府压制国人使用华人方言。大使米尔普里的反驳说:我国一直都允许播放方言节目。历史事实真相如何?根据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 页177-178:新加坡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

驻美国大使的这一篇驳斥,充满了对历史和社会人文的谬误。可以如此程度的扭曲国家历史,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政府高官在国际媒体公然撒谎,不仅丢人现眼,更是严重的损害了全体新加坡国民的诚信和尊严。米尔普里把华人方言的消失归咎于祖父母都不想孙辈学习方言,如同在政策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祖孙之间不能沟通是华人文化断层的根本因素,因为家庭教育是方言族群文化薪火相传的最重要媒介。显然的,政府高官对华人社会在民族传统语文上的困境,一无所知。人文素质如此恶劣的官员,岂不贻笑大方?

其实,学术界有不少这一方面的研究著述可供参考,所以这一事实的真相不难厘清。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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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11, 2017 at 11:49 上午

潘朵拉的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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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7-31

显龙大君很懂得“破罐破摔”的玩法,他就会祭出一个“万能匙委员会”——这次叫做由16人组成的总统选举族群委员会(Community Committee)中的马来族分委员来定夺,以示中立透明。按照他们的黑箱做法,即使要把哈莉玛定为爱斯基摩族应该也没问题。

显龙大君爱收集瓶瓶罐罐,最近拿出来把玩,却发现这些东西只有两个标签:一个是“潘朵拉”——“慌乱中,潘朵拉赶紧盖住盒子,结果盒内只剩希望没飞出去。”;一个是“can of worms”(一罐的虫子)——A situation of unforeseen problems(美俚: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的情况)。

【哈莉玛是西米狼?】

右边这张图,标题下得很温馨,要是换作哈莉玛是个反对党人物,大概标题会是这样:《哈莉玛是印度人还是马来人,请讲清楚说明白?》

老实说,种族课题根本就是潘朵拉的强项,搞不好会引起动乱。你要说父亲是印度人,自己就是印度人吗?莫愁也觉得太武断,因为这太不尊重母亲卵子的功劳了。尤其是新加坡有意建立一个国族的共同理念,异族通婚被认为是好事,如此大费周章来认证根正苗红,岂不是碍着地球转?

但是,新加坡作为一个世俗社会,确实不能免俗。好比说行动党的杰乐•大卫和维文医生,因为父亲是印度人,所以他们被“定义”为印度人;没因母亲是华人而被“定义”成华族,虽然杰乐好像会说华语,至于他们会不会说“印度话”,咦,那倒不是什么参考项。还有英兰妮和祖安清心都属此列,两个靓妞只是会讲广东话的少数族裔,所以显龙大君……套句市井人语,大概就是“拿L 敲头”了。

无巧不成书,最近邻国也因这个“身份”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他们的副首相阿末扎希日前在巫统某区部代表大会闭幕仪式上,更公开出示马哈迪身份证副本,表示马哈迪的原名,其实是“Mahathir a/l Iskandar Kutty”,是印度人Kutty的儿子,并且当场念出马哈迪的身份证号码。他说,马哈迪拥有印裔血统,却利用马来人的身份,当了22年首相,在利用完了之后,马哈迪就开始背弃巫统。

而首相纳吉于7月18日在吉隆坡出席印裔穆斯林开斋节晚宴时,接纳主办当局印裔穆斯林联合会(Permin)主席达祖丁的建议,同意将印裔穆斯林列入土著,或通过行政手段或在宪报公布,以满足该社群一向来所争取的。换句话说,政府将承认有“印裔穆斯林”这个族群的存在,是和巫裔穆斯林有区别的。这就让莫愁想到,过去为什么我们一直假设哈莉玛是马来人呢?因为无论出席任何场合,她都以戴头巾示人,因此我们就以为她是马来人。其实她戴头巾乃是来自信仰——伊斯兰,所以真正的身份是“印裔穆斯林”,乃冯京马凉之误也。 阅读更多 »

教我如何不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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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7-21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7/blog-post_21.html

中文被边缘化是本地大环境的格局,使用中文的人士普遍认为本地中文顶多只剩黄金十年,当最后一群能够自信地驾驭中文的华校生老了,没有太多精力了,就到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时刻。结局是否如此,十年后我们若能相逢,再把酒追探昔日事。

读是个常用字,渎则是个贬义字。(图片来源:互联网)

2017年度华语运动开锣,活动宣导的大标语“听说读写”的读,竟然变成为亵渎的“渎”,活动主宾傅海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被安排站在“渎”后,非常戏剧化。

“读”是个简单的中文字,可是精英们竟然无法分辨“读”与“渎”,除了凸显中文程度惨不忍睹,审查机制严重疏漏外,社群网络纷纷热议,认为这项失误等于是在亵渎华人文化。这类一年一度的中文活动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更何况用错了这么普通的文字的,正是鼓励国人使用标准华语的单位。

国会“仪”员的笑话。(图片来源:互联网)

眼尖的网民传阅了另一则盛港西国会议员蓝彬明访问选区的告示,蓝彬明的身份为国会“仪”员,有人讽刺国会需要殡仪员,将中文送入火化场;有人认为新加坡已经失去对中文的尊重,需要一名“礼仪员”来指导等。

这些事件使我想起2013年9月所发表过的心声,对本地使用中文的人士不受尊重,表达了个人看法。当时本地中文媒体都跟进了,多个国际平台亦转载了相关讯息。政府当然必须摆出架势,多名部长出面,说要提高中文与翻译水平等,轰轰烈烈地推出一系列宏观的“补救措施”。舆论压力过去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这是过去数十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生态。

南大初建时

爱过才知情重,这种情意结不是“精英”所能理解的。

一群印刷工友到兴建中的南洋大学参观,背景为文学院。1955

我在个人收藏中找到了一张颇具时代意义的旧照,照片中的印刷工友来自水仙门禧街(Hill Street)的德盛印刷所,以及中华总商会对面禧街与陆佑街(Loke Yew Street)交界的中南印务所。背景为南大文学院。

其中一位尚健在的老人家说,工友们对使用中文的东南亚第一所中文大学充满期待。民间创建的南大的泥潭多过建筑物的时候,已经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并为贡献了自己微薄的薪水而深感自豪。

如今,照片中多人已不在人间,如果知道当下的南大食阁与超市禁用中文,不准播放贺年歌曲,是否会从某处跳出来?阅读全文»

保护新加坡文化资产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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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7-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899

一个国家丢失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物,就如同丢失了国家文化内涵的压舱石,必将沦落为一个没有文化方向之迷失人性的国家社会。这可不就是当下新加坡的文化困境?

事不过三。李显龙霉运当头祸殃新加坡,岛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几件看似无关,却有共通性的反社会现象。一是,李光耀旧居的去留,二是,南洋理工大学之中文招牌的去留,三是,结霜桥旧货市场的去留。四是,新加坡华人文化历史文物的去留。这四件事的内容全然不同,而共同之处却是历史认知,历史保留,和历史文物去留的问题。

此时此刻,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之际,新加坡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并且反省本土人文文化根基,以便在即将快速降临的新国际格局下,重新设定新加坡国家内涵。新加坡唯有立即重新自我定位,否则将会丧失做为一个国

家的存活空间。这是燃眉之急,并非危言耸听之说。

有创见,有自信,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学者,正在积极构建中国模式框架下的世界话语权,在一带一路的大时代背景下,向全世界讲述由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故事。在全新世界格局的现实压力下,原本高高在上的西方学者正尽快修整自己的理论,寻求一套既能够解释为何中国崛起,也同时解释为何西方衰败之新的国际政治论说,来配合中国快速发展的新趋势,以便保留一席之地,有足够话语能力继续的参与到国际事务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模式的王道政治哲学,正在全力挑战支配世界的西方霸道政治思维。一个崇尚仁义公正反对强权暴力的新世界观,必然会彻底颠覆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实质上,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是一个缺乏生命力的虚构假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形象的说,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如同一盆盆栽,是靠铁线和剪刀,用强力规范和大力修剪而成。盆栽毕竟是盆栽,只能形似自然界的古树参天。

2017年6月14日,将会被历史界定为新加坡政治发展里程碑上的单一最大拐点,那,不是后李光耀时代的结束,而是后人民行动党时代的开始。李显龙传承的人民行动党政权,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重大打击下分化。最终,极度僵化的人民行动党,必将逐步的自我瓦解。

在这一种划时代背景下,新加坡国民有必要认真反思在新政治格局下,未来国家的人文内涵,因为国家人文界定国家的未来大方向。在有什么样输入就会有什么样结果的定律下,什么样的新加坡人文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新加坡国家。阅读全文»

亚洲第一学府NTU,居然容不下学校食阁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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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眼    2017-6-23
http://www.yan.sg/ntushigebuyongzhongwen/

最近,南洋理工大学(NTU)荣获QS排名亚洲第一,自然校友叫好、学子骄傲。不过,也就是这两天,一则南大的规定引发了不少争议:食阁里的招牌禁止使用中文!这个“被禁华文”的食阁位于南大North Spine,摊位不少。管理层最近要求所有摊主删除招牌上所有的中文字样,换成纯英文。而且,这一要求正式下达恰好在不少摊主续约之前,因此摊主们敢怒不敢言,只好多花好几百来更换招牌。

12个摊位里只有2个摊位招牌上没有中文字

North Spine 属于NTU北区,著名的CS专业(电脑科学)、机械学院、土木环境等专业都在这里。这个食阁还靠近NTU最大的李伟男图书馆,因此人流量特别大,去吃的学生特别多,饭点的时候简直挤爆。

校方的这个决定,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摊主们觉得无法理解:现在的招牌上并不是没有英语,即使有中文字也是双语,现在莫名其妙要删除,到底图个啥!

网友@C-12星人向新加坡眼提供图片,现在的招牌依旧是双语

而且来NTU交流的外国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不少,许多新加坡食物的英文名本地色彩太过浓郁,人家根本理解不了!就比如“Mee-hoon”(Bee-hoon),光看这名字,根本没法和“米粉”扯上关系,对方问个半天,摊主还得花时间解释……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六月 23, 2017 at 2:34 下午

南大啊南大!到了这年代!中文还和你有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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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豪      2017-6-22
http://blog.omy.sg/shihhow/archives/3456

虽然我是70后,但我当然知道、了解与痛心当年的南大精神已无存于现在只是空有其名的贵校。

新闻报道说南大食阁的管理集团 Select Group 要摊贩的招牌得删除双语中的中文,而只留英文。

这件烂鸟事于情于理怎么说都不通。

而今天校方通过报章的最新回应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招牌上仍能保留双语。

是哦?但你们的发言人昨天是怎么回应媒体的?

你们说的是“南大作为国际化校园,拥有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人士,而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因此要求食阁运营者使用英语提供产品和服务信息,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那难道你要马来/印度档的 Roti Prata、Rojak、Mee Goreng、Nasi Lemak……等等等也都改为英文吗?)

所以这说明了:

1. 这项烂指令的始作俑者不是食阁营运者,而是南大某位/某些屁股痒没其他更重要事可做的高层人物。

2. 然后事件引起众怒了,所以你们匆匆地改口称一切只是误会,没事啦。

没事才怪咧!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六月 22, 2017 at 3:52 下午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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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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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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