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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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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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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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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22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虽然华校最终水源枯竭,但华校生继续在逆境中隐忍磨砺。沉默的一代,悄然应付生活,悄然回避荆缠藤绕,默默挥洒各自的生活山水。痛,并快乐着。花开花谢数十年,求存意志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已然是华校人隐存心中的座右铭。

华校生的职场境遇

说起职场上的际遇,老华校心中五味杂陈。我近期与不同年代的华校生交流往事,从耄耋耆老,到双鬓渐白的半百翁,忆述当年的职场点滴,都流露共同的饭碗情结。不论是初中、高中或南大毕业生,与英校生相比,华校人的觅职难度都高出许多。除了人浮于事、僧多粥少,华校生遭职场歧视的肇因,总是绕着英文不灵光、文凭不被承认以及政治黑名单问题旋转。二战后的三十年里,华校生工作没着落,便捷的解决之道就是教补习,这是临时性的、免于阮囊羞涩的权宜之计,但也有人搭上了这条船,就此航行一生。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即便“山没向你走来,你依然向山走去”,满怀希望投寄了一封又一封申请书,却绝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是许多华校生一生难忘的经历。当年的“人浮于事”,多少与“出生不好”挂上了钩。那年头英校九号(初中)毕业,在职场上已经十分拉风。英校生觅职无门、孤街伫立喝西北风的事,较少听闻。五六十年代,在众人心中,“读红毛册”就是出路的最佳保证。那年头,念了英校,男生当“财副”(书记),女生当“米西”(护士),已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高尚职业。至于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至尊专业,更是英校生的专利,华校生在这些行业里简直凤毛麟角。会计,是南大唯一的专业科系,也是经过几番风雨几番挣扎,十余年后才得到认同。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路人甲,七十年代中文系毕业,在英语面试时被要求说讲荀子的哲学思想,他当下如坐针毡,支吾以对。这道考验没过关,他回家懊恼异常。同是中文系,路人乙面试时,被问及日后若有子女,让不让念中文系?路人丙接到提问:“读这么多中文对社会有何用?请细细道来。”这些试题,是歧视刁难,还是试探反应,界线相当模糊,反正沉不住气便砸了锅。上述资料,并非电影对白,而是当年华校生在职场面试遭遇的现实。烟消了,云散去,沉淀了几十年,画面仍然偶会显影心头。

某日与路人丁吃粥闲聊。他说多年以前,一名政府部门退休高管透露,华校生来面试时英语不灵光,给面试官楞头楞脑的印象。后来他为一些大型计划组织人才时,才发现这些冷门行业里有专业认识的,好多是默默伏案的华校生。他坦言,这些人英语多半不灵光,但专业能力强,给他们机会,都有精彩的发挥。

英语不足之外,文凭不被承认是华校生职场道上的一块挡路石。议论文凭斤两,不得不提点台湾的大学文凭不被新加坡承认的往事。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马学子到台湾深造成了新选项。自那时起,每年都有若干华校生到台湾上大学,以修读中文与体育者居多。这些打算以教育为业的留学生返新后,都面对学位不受承认的烦恼。他们在中学里觅得教职,领取的却是非大学毕业生的俸禄。几经争取,却不如愿。八十年代开始,政府与台湾达成学生互换协议,每年派送若干学生到台大就读,毕业后学位都被承认,支领大学毕业生薪水。那些自费前往台湾,念的是同所大学同个科系,但回国后待遇却有所差异,是职场上难得一见的一国两制。 阅读更多 »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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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20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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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盛况。毕业生甫离校门即面对择业的困境,  当时流行的打油诗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量马路”,反映了受歧视学子的辛酸。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作,今年的五月天异常沉闷,湿热得令人心烦,而一则关于英语词条的信息,无预警地漾起了圈圈涟漪――《牛津大英词典》近期吸纳了若干世界各地流行的“新”词汇,Singlish里早已退潮的“Chinese Helicopter”一词上了榜,引发市井一阵子议论。

从“Chinese Helicopter”谈起

一些老华校认为这个词语,是对华校生的嘲讽,有辱尊严,因而发动网上签名,希望收集足够支持,让辞书出版者把该词删掉。议论见报后,不少老华校坦言,他们并不知道“Chinese Helicopter”的存在,服过兵役的华校生对它就不陌生了。当年在营地里英语半生不熟,尤其发音欠准,荒腔走板,常常为英校生提供搞笑材料。也都认了,接受嘲笑也是一种姿态。然而,“Chinese Helicopter”的语言歧视,却意外唤醒了人们反思一种语文在一个时代中的遭遇,是否已经止息?

歧视,从哪里开始?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华校开枝散叶,花繁果累,学生人数远超英校,迫使殖民地改弦易辙,端出附带前提的法规,祭出管制令,凡是依法注册的华校,有机会得到若干津贴。不少华校为了纾困而向教育局正式登记,但仍有华校选择存活于体制之外。殖民地政府改变了不津贴华校的做法,但华校的地位却未见提升。

二战结束后,全球政治重新洗牌,摆脱殖民统治的呼声给殖民地宗主国带来巨大压力。为了捍卫海外的庞大利益,当局通过教育管制思想,为它们有朝一日退出殖民统治铺垫有利条件,新马也不例外。1947年发布的《十年教育计划》、1949年的《五年教育补充计划》、1950年的《学校注册法令》、1953年的《华校两种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等等文件,以发展为名,达到限制华校发展的目的。有了津贴,与英校所得到的照顾相比,华校依然是次等货色。1950年注册的华校约有287所,但获得津贴的只有73所,平均每名学生只得津贴8.54元,而每名英校学生所得津贴是168.57元,分明天壤有别。为了拉拔英校,它让英校生享受免费教育,迫使众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往英校,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政策影响家长的决定,由此可见端倪。1951年6月5日《星洲日报》社论认为,《十年教育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统一的英校教育系统,以代替所有的方言学校。” 阅读更多 »

王乙康南大历史论是无齿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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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1016-12-3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917

回头来看,谴责网络信息等同虚假消息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虚假消息并非网络媒体的专利,新加坡官媒上的虚假消息更是无日不有。此外,更不要以为只有网络言论会造谣做假,新加坡的政客与党棍更是造谣做假的个中能手。其实,能够把虚假新闻和消息包装在真实事件中的第一能手,非李光耀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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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乙康

近日,官方媒体很努力的在敲打网络舆论,其中的一篇言论大意是说:网上虚假消息无日不有,虚假新闻和消息又经常包装在真实的事件中,或是报道中加入很多个人评论和意见,让读者分不出真假。因此,政治人物有必要积极参与社交媒体,随时驳斥网上的妖言惑众,恶意捏造的新闻和消息。

按这种谴责网络言论的说法,其相对的意思是实体报章不会刊登妖言惑众,使读者分不出真假的不实言论,政治人物更不会造谣撞骗,无中生有的在实体报章上编制谎言。报章果真如此言行一致?

为此,不妨检验官媒刊登的两篇政客论述,是不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事实评论?又或者,是迷惑社会大众,扭曲历史事实的虚谎言论?

其一,2011年11月29日《联合早报》的《李光耀新加坡为何实行双语政策》

当华文小学和中学已转而使用英文时,保留“南大”或南洋大学来提供华文高等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报读南大的学生的素质急速下降,但大学却让他们毕业。我征询了毕业于南大的国会议员的意见,包括庄日昆、何家良及其他人,问他们我应该怎样避免浪费这些年轻人的生命。他们要求我把南大改变成一个讲英语的环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长期以华语执教的教师,尽管有从美国大学考取的博士学位,已经丧失了英语能力。阅读全文»

等待王邦文易润堂讲述南洋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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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6-12-2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869

如今,李炯才已经作古,在其生前撰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并且撇清自己与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一事没有关系。或许,同样的,易润堂,也可以把李光耀给予政治承诺的历史过程,告知社会,清楚交代其中的南大史实。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之方显廷《1968–1971在南洋大学》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南大历史过程,是对史料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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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润堂与王邦文

方显廷的其中一段纪实是:

(1966年8月,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派人带话给我,约我同他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向我传达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邀请我担任南洋大学的副校长。……

我坦率地告诉吴博士,我宁愿做教学工作,而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我同时推荐我的一位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同事伍启元博士作为一位可任此职的理想人选。我的建议被传达给教育部长,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伍博士在接受这一聘任之前,于他返回联合国工作的赴纽约途中,经新加坡作了3日停留,并约见了相关的人物。在他回到联合国总部之后不久,即完成了一份秘密报告,并呈送给新加坡教育部长。

报告内容为:(一)重新改组南洋大学,以便其教学领域不与境内的另一所新加坡大学已涉及的范围重叠;(二)增加更多的拨款,以提高教学行政人员待遇,使之与新加坡大学达到同一水平,并为图书馆添加图书资料、为科学实验室添加实验设备。

……直到1967年3月,新加坡当局才就他的报告做出决定,而那时,他已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好离开公共管理处。……1967年4月,鉴于伍博士不可能受聘担任南洋大学副校长之职,失望之余,新加坡教育部长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南洋大学经济系主任,或担任一名经济学的客座教授。

这虽然仅是一段相当简短的回忆文字,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探讨空间。比如:

其一,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为何出面为教育部长王邦文物色南大副校长?李光耀管辖下的南大权力架构是一个什么模样?有那些人物参与管理南大的政治工作?他们彼此之间是何种的权力与工作关系?历史上,吴庆瑞在协助连瀛洲创办义安学院的过程中,也同样的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29, 2016 at 10:30 上午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有步骤绞杀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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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2-26

李光耀独尊英文,是其被殖民化的思想观念和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观念根源,是由其对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偏见,李光耀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族教育,他无法理解作为民族传统的继承者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李光耀从祖上一家大小都接受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靠着英文英语吃饭,整个家庭没有中华人文修养,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日本人来了,“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恨不得英国人快点回来”。民族自尊已被奴化教育驯化得荡然无存,这就难怪李光耀对民族教育天生就感到厌恶。“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推行英文之上政策

李光耀说:“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存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李光耀说的与事实不符。

李光耀把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强制的国民服役运动说成是“华校中学生暴乱”,意思很明确:敌视华校生。搞笑的是,当时李光耀却是“华校中学生暴乱”的辩护律师!

2008年8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刊登周文龙的《英语剧场的华语式悲情?——从新加坡戏剧节谈起》)一文指出:

“或许可以考虑60年代林清祥(著名左派运动领袖)所提倡的‘以马来语为工作语’的想法。”

马来西亚诗人Usman Awang说:“林清祥对马来人和马来社会的贡献却很大,而且很重要。林清祥和他那些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同道,通过一条议决案,使马来语成为共同语、国语和媒介语。”(《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历史长空的一颗明星》)

从林清祥提出马来语为共同语和国语后,各民族都欣然接受,新加坡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语文的热潮,当时的公务员也被强制学习马来语文,并须考试及格。“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只是瞎子拉琴瞎扯。

现在看来,宪法规定马来语文为国语,只是刘备摔阿斗,安抚马来民族而已。可怜的马来语文,目前沦落到唱国歌的时候才能听到“Majulah”和在军队中听到马来口令,华语、淡米尔语都靠边站,“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能随风四处飘,对着月亮攀谈说空话。

在民族教育问题上,“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李光耀还真会编造,当时李光耀不是和共产党,和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力量,和华校生共同进行“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吗?不是在团结三大民族吗?不是想取得反殖斗争的胜利吗?

“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其实李光耀的内心是反对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的。他说:“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 阅读更多 »

建国总理与公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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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6-9-21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既然遗传基因与家庭背景都与众不同的李总理,尚且须作出如此艰巨的努力,才获得语言的掌握,我们怎能轻易相信,目前的部署和框架,就能给我们的下一代赋予健全的“双语”、“双文化”教育?……建国总理李光耀在生之年完成大量的丰功伟业,诚然值得国人景仰。但,怎样弥补既定政策带来的遗憾,怎样因势利导创造未来,才是后李光耀时代的挑战啊!

14652738206026-1-071写这个题目并非为了凑热闹,而实在是有感而发。令笔者感触良深的,是刊在去年(2015年)母校公教中学创校周年纪念册《弦歌讽诵八十年》中的一张照片。

首先说明,新加坡公教中学是1935年在法国神父劳爱华奔波之下创立的。去年的周年特刊,则在各校董、校友的热心筹划下完成。以吴韦材校友2003年动员的一次校史资料大搜集为基础,鄙人此次编写任务一早便告完卷。编纂校史八十年,也促使笔者回顾了八十年的新加坡教育沿革。

引起本文动机的这张黑白照片,是编辑部向《海峡时报》借用的,原载该报去年4月出版的《李光耀——光影回忆》特辑中。照片版权属于该报。公教纪念册以一整版刊登此图片,显示1955年7月,建国总理李光耀独自一人,到奎因街公教中学参观那里的上课情形。

“特选”中学改变华校命运

既有主流媒体前来拍照,当时的李光耀显然是公众聚焦的社会人物。就在前一年的11月,他以秘书长身份,在维多利亚大会堂主持人民行动党成立仪式。

参观者应该是以私人身份到学校来的,只见他神态自若地把手肘按在窗沿上,静观两名同学上课。此时的公教已经历了二十年的披荆斩棘,首任校长姚国华孜孜不倦耕耘十五年后,接任的吴酉俊修士也已掌校五年。吴修士是天主教圣母昆仲会派来的,治校以纪律严明着称。说不准,当时的李光耀是预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

李先生多次在他的谈话中阐明,两男一女的三个孩子,都送进华校念书。公教中学只收男生,李家两名男孩显龙和显扬都到来完成学业。

李光耀与公教,是家长和学校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从1959年自治到1965年独立以来,他是新加坡总理,这里所有的政府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都是由他拍板决定的。作为华校的公教中学,便难免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1, 2016 at 8:3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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