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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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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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阅读更多 »

回声——读《大眼鸡•越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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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高(本地知名作家、2015年新加坡文化奖得奖人)    2018-6-1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李国梁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睹。

李国梁对本地民间文史资料素有搜集和研究,不歇的努力终于又开花结果。《大眼鸡•越洋人》甫出版,并获选“2017年早报书单”。以“大眼鸡”称出海远渡到南洋的帆船,并借以标示书名,凸显此书之视角乃以民间关怀为初衷,形象鲜明。李国梁期盼在新加坡大环境的迅速变化下,以广东先民之足迹为参照,切入并伸展,把“昨日”与“今日”之间的可能联系与对话平台建立起来。作者甚至远赴广东省与海南省各乡镇、福建省猪仔交易处等地搜集材料,对所关注的“人”或“事”进入细节描述,他期盼做到呈现其内在精神。

重建记忆不使遗忘

李国梁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有成教授在他的著作《记忆》中说到,格林柏勒特(Stephen J. Greenblatt)以“回响”(resonance)这个观念说明博物馆或美术馆中的展示品如何超越其有形的疆域而向更广大的世界伸展(页39)。“大眼鸡”的记忆所孕育的情感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价值怎么与现实步调和谐共舞?这样的“无形展示品”怎么让它在国人眼前发生“回响”的力量?记忆是不会完整地存活于日常生活里的。李教授在绪论开宗明义地说:“记忆无所不在,不过记忆又多半零碎、隐匿,乃至于行踪成谜,重建记忆的过程因此繁复而曲折。”李国梁着力所在或正是担心先民的精神价值被遗忘。

《大眼鸡•越洋人》一书旁收博采,巨细靡留,枝节歧出,甚至有些芜杂。李国梁或有心借助于书写记忆以发现过去。他的记述、拼凑与重建,其实可能弥补历史的某个缝隙与断裂。李国梁写的并不全都是他的亲身记忆。他住在新加坡河畔,自小父亲便常带他到牛车水走动,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写道:“自19世纪中叶,牛车水已经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也是新加坡保留得最完整的历史性社区。”(页55)童年的印记,听长辈的追述,加上博览群书以及采访相关人物,他怀想“昨日”并组建他的“记忆”。先民以契约华工(猪仔)与自由身的身份出海求生,那年头,清廷国力单薄,对海外的侨民其实没有能力眷顾。到1891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才为民请命,仿效美国侨民护照,颁与“黄纸”,先民下南洋终得到法律认可。期间先民的境遇和心情真不是后人轻易能想象的。初始只为求生,赚钱回乡,对当地没有归属感;渐渐产生落地生根的意识,对自己的在地身份不再犹豫。李国梁在前四章列举几个重要事件来勾勒先民辗转迁徙与艰苦打拼,并综述过程中的反思与抉择。譬如更早时候马来王朝与新加坡的商贸往来、拉律事件对星马地域政治与经济发展之影响、中日战争爆发、反殖民地斗争、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以及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国人自信地以在地的视角去检视“昨日”的记忆。李国梁整理出来不少可供大家怀想、反思与传承的人文价值。笔者评述书中几个亮点以彰显此书的意义。 阅读更多 »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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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10-12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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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做账最常用它。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38年商务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试求赔款总数:

年代 1842 1858 1860 1895 1901
约名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国别 英法 英法 日本 英日俄法
意奥德美
赔款 两千一百万 四百万 一千六百万 二万万 四万五千万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阅读更多 »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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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10-8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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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近邻高调谴责。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衙自是兴趣缺缺。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摄影师用镜头寻回禁忌的身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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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张妍    2015-10-28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28-mainland-singaporean-photographer

她的祖父为中国革命而死,她来到中国拍摄现实,并在寻找自己和中国的一种关系、一种肯定。

沈绮颖,出生于新加坡,中国移民的后代,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目前在北京从事纪实摄影工作,七图片社 (VII) 成员,并与《纽约时报》、《纽约客》、《国家地理》等国际媒体合作。她的作品关注移民和劳工群体的社会地位以及生存现状。她在2015年9月出版《根:一个孙女迟到的追寻》 (Roots: A Granddaughter’s Belated Search) ,并继续搜寻与其祖父有关的家族历史。

沈绮颖第一次拨通广东老家的电话时,电话的另一端的反应是“骗子吧?”直到她一一念出父亲与叔伯的全名,接电话的人才将信将疑。毕竟,在这之前,广东老家已经有六十几年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新加坡的电话或者信件了。

是一张神秘的家族旧照片驱使沈绮颖拨出了这通电话。照片上的年轻男人是她素未谋面的祖父,宽额头,厚嘴唇,身穿衬衫长裤,颈上挂一架双镜头反光相机。沈绮颖对他所知甚少,新加坡的家人从不谈论他。她只是模糊地知道祖父是在中国去世,中国的老家似乎有一块为他而立的纪念碑。后来,她看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旧信件,那上面的地址和电话指向了居住在中国老家的亲戚们。

38岁的纪实摄影师沈绮颖 (Sim Chi Yin) 是广东客家人的后代。她出生在新加坡,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从2007年开始,作为外国媒体记者驻扎中国,拍摄了尘肺病人、蚁族等一系列中国社会题材。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几乎让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中国姑娘,但是在过去的八年当中,她依然不断地在寻找自己与中国之间的联系。

2011年的新年,沈绮颖前往广东梅州的诰上村,那是她祖父沈焕盛的故乡。一群亲戚从祖屋里奔出来迎接她,年长的女人们开始哭泣。那一刻,沈绮颖被触动了,“这些亲戚非常期待能看到我们,而我们六十多年没有人回去过。因为我们生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心里也没有这些亲戚。可是他们是一直记住我们的名字,没有忘了我们。”

This three-metre high obelisk at the mouth of our ancestral village of Gaoshang, in Taoyao town, Meixian, east Guangdong, bear the words “沈焕盛烈士之墓” “The tomb of martyr Shen Huansheng”. It is here that my paternal grandfather lies. The monument, built by granddad’s nephew Shen Junxing 沈君兴with the help of others in 1953, four years after granddad was executed in July 1949 by the rival Kuomintang army as they retreated towards Taiwan, two months shy of the Communist victory across China.  Granddad had been arrested by the British in Selama, Perak, Malaya in late 1948, at the start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He was among scores of mostly Chinese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leftist political activities or providing help to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Imprisoned in Taiping, in Perak, granddad volunteered for deportation back to our ancestral village. He returned there in early 1949 and soon after went up the hills to jo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guerilla army which was at civil war with the Kuomintang.   My search in the Chinese archives in 2011 led me to documents stating that granddad was a “propaganda cadre 宣传干部” in a Chinese Communist guerilla army unit near our village. He was caught and imprisoned by the KMT, and later shot by them in a mass execution of prisoners of war.  Granddad, dead at age 38, left grandma and their five children behind in Malaya. They did not know about his death for another two years or so. Thereafter, grandma banned the children from talking about their father and severed ties with our China relatives. I never heard our family discuss granddad’s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they perhaps never knew about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 until I reconnected the dots in 2011 after my first visit to our village.  Over the decades, school children and civil servants from the village or nearby would come and bow before his obelisk and grave every Qingming festival, relatives told me. Granddad was

在广东省梅县的沈焕盛烈士纪念碑。摄影:沈绮颖

她见到了“烈士沈焕盛之墓”。长辈往她手里塞了一大捆香,和她一起拜祭,教她说,“爷爷啊,对不起,这么多年没有来看你……”亲戚们争相说着沈焕盛的往事,讲述他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下南洋”的移民潮中诞生的小孩,原本生活在英属马来亚,而为了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并在这里牺牲的故事。

沈焕盛短暂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英属马来亚度过。他曾任《怡保日报》的总编辑,也曾是数个华文学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或许因为撰写反对殖民主义的社论,或许是被怀疑为当时的马来亚共产党武装力量募集资金,1948年末,沈焕盛被当局逮捕了。英国殖民政府给了他两个选择:在英属马来亚坐牢或者被遣返回中国广东的老家,他选择了后者。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4, 2015 at 2:49 下午

先驱画家与国家认同感:施香沱与陈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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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4-7-18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4/07/singapores-pioneer-artists-see-hsiang.html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

提起中国的艺术国粹,最广泛流传的是唐诗与水墨画。中国的山川水色在于黑白灰交错的朦朦胧胧间,由山水延伸出来,基本的水墨画就是水与墨,黑白相间。往深一层,水墨画除了水与墨之外,也有大写意小写意,工笔花鸟画等,色彩缤纷,也称为彩墨画。

中国水墨画的特点是笔墨内涵,以形传神,比如唐朝的田园诗人王维“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禅意入诗,诗境入画,诗画艺术讲究的正是神韵与气势。

印象派画风相比,两者讲的都是神采,但印象派画作对光与影的追求与水墨画的淡定,反映的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艺术文化随着移民流入东南亚。印尼有1500万名华人,约占国内总人口的5%,是大中华区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口分散在众岛屿;新加坡只有300多万华人,约占总常住人口的70%,但由于国土小,反而是东南亚地区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中文书法绘画活动曾经风行一时,可能是日韩以外最为蓬勃的国家,直到1980年代传统华校消失,实用主义抬头后才逐渐淡落。

变迁•万画

当年从中国大陆移民至新马的第一代书画名家有施香沱、陈宗瑞、陈人浩、崔大地、黄葆芳、吴在炎、陈景昭、范昌乾等人,他们人在星洲,一方面以南洋所见所闻为素材,另一方面则坚持以中国传统书法绘画为创作媒介。他们的书画都有非凡的造诣,在推动东南亚的中国绘画发展上功不可没。

由于先驱画家都是在1930至1950年代初移民到新加坡,新的地理环境启发他们捕捉南洋特色作为创作题材。对他们来说,南洋的风土人情色彩缤纷,在战后这种南洋风情又在急速变化中,因此增加了一层作画的使命,为社会的变化留下记忆。

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间在国家博物馆的特展《变迁•万画》(A changed world)就展示了多位画家为新加坡保留的1950至1970年代的社会风貌。有人比喻看画必须人在画图中才能体会画家所呈现的意境,我以外行人的身份看画,反而觉得如果采用抽离的方式,可以通过画作来窥探早年的移民画家在泱泱大国来到新加坡落地生根的心路历程,走入艺术背后的世界。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19, 2014 at 1:45 下午

武吉布朗之万种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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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山墓碑      2014-3-14
http://bukitbrowntomb.blogspot.sg/2014/03/blog-post_5071.html

对常人而言,坟场仅是百年之后的归途,一堆白骨与黄土,伴与砖石堆砌而成的墓茔寿域。对武吉布朗而言,这却是文化重镇,艺术之都,它甚至于2014年被世界文化遗迹基金列入消逝中的世界文化遗迹之观察名单。武吉布朗的特色在于包容性与多元性,早在十九世纪,新加坡已是“人种展示场”,因此不同种族之文化也随之流入,这种多元文化也反映在坟场。多数的华人老坟场都是以方言籍贯或是宗教信仰来区分,在这里却是跨越方言籍贯,宗教信仰,贫富阶级,甚至还有日籍、泰籍以及附近地区的不同族人。

祖籍星洲

Chinese在新加坡或海外都称为华人,她源自中国汉族,但未必是中国人,这是因为国籍改变之故。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只要懂得中文或方言,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祖籍,祖籍似乎成为海外华人与遥远“祖国”之间的联系,华人身份之象征。祖籍并非一成不变,福建人与潮州人都是南迁后形成,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新加坡开埠大约一百年,就有人将新加坡视为祖籍地,武吉布朗有两座以星洲为祖籍的坟墓,另外一座为星坡。落叶不归根对海外华人来说或许是常态,但以居住地为祖籍似乎比现代移民更前卫,这背后是何种心态?星洲或许是本土意识与文化之萌芽,不过时至今天,许多人认为这里是文化沙漠。以异乡为故乡,以外语为母语,在百年前已是如此,今天新加坡还是不断追逐外来艺术,许久以前,电视台在播放西洋歌剧之际却禁止播放方言戏剧,而今成龙向新加坡捐赠古建筑,武吉布朗许多精致浮雕与雕塑却面临被摧毁之命运。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18, 2014 at 2: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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