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术

李莫愁    2023-5-7

【哪根葱】

前阵子徐芳达在怡和轩第15届华文书籍奖颁奖仪式上，重申新加坡须坚持双语政策，并且帮助每一名学生把母语学好。徐芳达的演讲鼓励新加坡学生努力学好母语。“因为这不仅有助于保存和加强我们的身份认同感，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也能让我们在这个多元文化世界中，继续翱翔。”

这番讲话，莫愁理解为看场面而说的漂亮话，反正不会错到哪？因为自去年（2022）6月13日起，徐芳达卸下职总副秘书长的职务后，出任财政部和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他即不是掌管教育（陈振声），也不管华社（唐振辉），更不是内阁首长，所以这些话仅代表他个人观感。可是老吴（老番癫吴俊刚，下同）则捡了根鸡毛当令箭，兴奋地写了两千出字，好像是长夜漫漫，终见曙光。当然，对人民行动党政府原罪老吴只字不提，只是针对一小撮英文人，他说：

本来这些都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不过，现在看来有不少人已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进而也对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做出不同的解读。……所以，徐芳达的话是很适时的提醒：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也不是新加坡唯一使用的语言，所以我们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只用英语的西方社会。

报纸的老编还为他的文章加了小标题，认为要前进到双语社会，”家长学校和社群都要努力”，并为行动党政府脱罪：

双语政策的出发点至善，让我们的国民都能掌握双语，这对新加坡在国际上开拓发展空间是绝对有利的。如徐芳达所言，学好母语，“不仅有助于保存和加强我们的身份认同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也能让我们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继续翱翔。”

问题是：小徐，他算哪根葱？

【绂冕鹰犬】

最近《网络公民》的一篇文章，对正老娘的胃口，文章针对副总理黄循财的五•一发言，题目是：《无法与竞争对手相提并论，却负担得起世界上最昂贵的内阁》(Can’t afford to match the competition but can afford the world’s most expensive cabinet)。

过去莫愁就认为这是个简单逻辑的问题：你行动党要求全世界的政治最高薪，比起排老二的美国还多出好几倍，不过我们老百姓也接受了你们的解释，并且也通过选票支持了你们的要求，那么你们是否也要争气，样样给我们拿第一，拿第二、第三都“杜兰”？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韦春花     2022-7-28

老吴（老翻癫吴俊刚，下同）7月27日的《联合早报》专栏文章《华社应继续协力推广华语》，让人不禁联想起spin doctor这个词，维基百科称之为“政治化妆师”，以及今天春花刚刚在邻国报章学到的叫做：政坛神级马屁精。老吴劈头就说：

最近，报上出现的关于华语和方言的争论令人诧异。“讲华语运动”（以下简称运动）自1979年推展至今已有40多年，在华人群体中，华语大体上已取代了方言，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通语言，尽管方言仍在老一辈人当中流行。/因此，华语和方言之间，照理不应该还存在“生死存亡”的矛盾，须要进行如此激烈的辩论。如果说人们以为现在华语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因此可以转而振兴方言，那是大错特错的。华社今天更需要关注的，其实是华语未来发展所面对的新挑战。

老吴还说：“对这样的语文发展趋势，华社理应有一定的危机感才对，也应及时集思广益，继续协力推广华语，更应设法扭转华语在家庭和社会上的颓势。但现在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有些团体和会馆反而更重视方言，每年花大钱落力搞起方言文化活动。/并不是说语言问题不可以讨论，语言专家和学者完全有自由对方言和华语提出诸多理论和见解，任何人绝对有自由学习任何一种或多种语言（包括方言）。但若不着眼于大局，看不到华语所面对的新挑战，那将如贤文所言：若争小可，便失大道。我们切莫因小失大。”——可能沾沾自喜自己是华社最清醒的一人，殊不知这篇文章的用心非常歹毒；首先就为人民行动党政府这57年来的所谓“双语政策”卸责，认为他们“尽力”了，而把矛头指向家长。此外又刻意曲解最近有关“华语与方言”的讨论。老吴说人们为方言“翻案”，主要是认为“华语”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因此可以转而振兴方言”——其实不然，华社之所以兴起“华语与方言”之辩，主要是意识到当年因当政者一句“讲方言妨碍华语学习”的谎言，中了毒招，而造成今天华文/华语的凋零。套句新词，这叫做“新加坡人民对政府认受性的反思”。

方言和华语的共生关系

韦春花    2022-5-15

方言不是传统，却是传统的一个载具；大家都要过河，却把好好的舟丢在一旁，甚至击沉，这安的是什么心？这跟峇峇失去传统，现今只留一些物质器物绝对相似。无可否认，峇峇的由来就是务实主义，当年为了融入马来海洋，他们丢弃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保留了自己方言的一部分，参杂了马来语的一部分，不过却坚持敬天祭祖的传统，所以延续了一两百年。再后来殖民主义者来了，他们又开始拥抱英国人的东西，尝到甜头之后，连宗教也改了，既不要方言也不甩马来语，把敬天祭祖当成迷信，最后什么也没留下了。从这个因果角度来看，消灭方言之后的四五十年，今天华文也式微了。

最近春花连续在《联合早报》上看了9篇有关方言与华语的讨论文章，大多是本地有识之士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双语政策和推广华语政策提出批评，计有：

1、胡林生：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2022年3月10日）

2、张森林：方言与华语之辩（2022年4月18日）

3、庄永康：华语华文的传承大任（2022年4月23日）

4、胡林生：理论和实践的验证——论华语和方言（2022年4月25日）

5、张森林：沟通交际与文化传承的纽带——论华语和方言（2022年5月9日）

6、庄永康：纠正“偏颇”改善华文教学（2022年5月10日）

7、李敏雯：华文课程为何引不起孩子兴趣？（2022年5月10日）

8、沈璧浩：从亲身学习经验看方言与华语论争（2022年5月14日）

9、卢丽珊：方言，被轻估的文化密码（2022年5月15日）

自然而然，就出现保皇派和维新派两股势力的对抗；保皇派的代表就是庄永康和张森林，其余都是对华人方言有深厚感情的人士。

庄永康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是贯彻李光耀语文路线的一员猛将，想不到大把年纪的人竟然还装嫩，说什么“但我听当年采访华语运动的华文报前辈说，李光耀总理的华语政策，提高了华语的地位，是华社一致认同的。”

老娘作为亲自见证和经历“消灭方言”的一个老人，绝对知道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为了方便文章的展开，老娘就先自报家门，说说自己是如何看待“方言与华语”的共生关系。

和“生两个就够了”的节育政策不同，至少李光耀当年还搬出一个“马尔萨斯人口论”来撑腰。至于“方言和华语的零和游戏”则是出自他的臆想，至少春花在这9篇文章里，没看到这个说法当年有什么理论根据。保皇派庄永康说了这几句：

“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这是1979年华语运动订立的方针，后来也成为官方的语文政策。虽然后来产生了一些质疑：会不会太严？但我听当年采访华语运动的华文报前辈说，李光耀总理的华语政策，提高了华语的地位，是华社一致认同的。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胡林生）文章的感慨主要在于质疑近60年来的国策，与“双语多文化”建国原则背道而驰，并认为：“可惜的是，扎根于方言的社群文化，由于‘少说方言’的偏颇主张，而逐渐淡出各方言社群的舞台。”

就事论事，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许多国策讨论与社会研究都指出，华人方言的“淡出”，主要出于社会发展。“因为采用华语教学，所以方言消失”，说法不仅扭曲了事实根本，也让教育部揽上本来不该负的责任。

周末三题

韦春花     2021-8-22

【“与病毒共存”是伪命题？】

对冠病病毒是“清零”还是“共存”是个科学问题，不是政治/翻译问题。而李叶明的政治立场很好猜，就是追随中共“清零”的那一套，却要佯装公平、公正，拿“英国政策”说事，“识少少扮代表”，硬要拗成“与病毒共存”的里子就是“清零”。这有什么好处呢？自然是要“有人”看到他绍兴师爷兴风作浪的本色，希望受到青睐，将来请他出山来做spin doctor（政治公关或者政治化妆师）。

李叶明说：“但事实上，中国这两派并不存在太大的路线分歧，只是对‘与病毒共存’的说法理解不同。有人因此指责张文宏是‘投降派’，但这显然是对张文宏的误解。……可见他说的共存，并非英国那种共存。所以事关路线之争的“共存”说，根本不存在。这就是个伪命题。张文宏也在文章中清楚地表述：我们已经赢过冠状病毒一次，未来我们一定会找到长久的制胜之道。”

实际上，张文宏所说的“共存”，正是英国的那一套；英国的政策主要不是防感染，主要是防止感染所导致的对医疗资源的挤兑、重症或者死亡。Delta变异株出现后，感染人数还是居高不下。6月份，英国一度推迟全民解禁的步伐。到7月中旬，达到每天5万人确诊，但最近两周感染出现明显下降，比最高峰时的确诊下降了60%至70%。最关键是住院死亡人数没有同步上升，只是稍微有一些抬头，这个是关键。秋冬季来了以后，气候变冷，室内活动增加，呼吸道疾病本身就增多，可能也会随之有小的感染增加。但已经不叫大流行，是局部、区域性的小流行。

“天然独”和“天然英”是师出同门

李莫愁     2020-1-15

【同温层】

有人在脸书吹嘘，说大选前夕，台湾友人在网上发帖：拍胸脯保证韩国瑜一定赢，使得“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他难以苟同，因为他认为“造势不一定化为选票”……其实，临门一脚前的忐忑，这点小聪明谁会没有呢？只不过说出来会成笑话，否则“大热倒灶”这四字词就不必造出来了。连老奸巨猾的蓝营名嘴都会看漏了眼，他算老几啊，浩练！

韩国瑜这一路走来，不断有名嘴说：他不应在同温层里抱团取暖，而是要走出来拉拢中间选民——谈何容易！人是群居的动物，一生都是在同温层里打滚；无论成功、失败，快乐或者忧伤都要和人分享。真正能够做到遗世独立的，只有出世的修行者。不过，话说回来，只要你的政治理念能够符合大众的期待值，中间选民自然会向这个同温层靠拢（民进党人又何尝不是活在同温层里？）。台湾的确是风向变了，自2018年底的“讨厌民进党”到2020年初的“害怕共产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纽约时报》有篇文章标题是《蔡英文的幸运  习近平的愚蠢》是很有道理的。

【“天然独”和“天然英”】

台独在台湾一路来都有市场，从党外的《美丽岛杂志》到民进党的成立，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起初或许只是“讨厌国民党”，后来则是要一边一国。而近期这些台独分子从莘莘学子的课纲下手，从国文、历史、地理及公民四科的“微调”，剪断中华文化的脐带，造成年轻人的“天然独”，如今已然成气候。

华文成为英校科目的历史进程

周维介    2019-9-25
怡和世纪 第38期 2019年1月

华文科取得“牌照”在英校作为选修科“营业”是1939年的事，距今已有80年的光景，但它的业务有显着进展，却是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以后的事。至于华文真正成为英校里的“必修科”，也非一步到位，它经历了多种语文源流学校时期从“选修”、“必修选考”才过度到“必修必考”的阶段。独立后，“华文（第二语文）”的概念登场了，华文教学工作者开始面对编写教材与琢磨“第二语文”教学法的挑战。华文教学渐渐告别过去以文学欣赏角度切入、语文与文化并重的文选式教学，转入“听说读写”纯语文技能学习的轨道。

早在十九世纪初，英文学校便在新加坡落地生长。虽然它在英国人荫庇下位居高档次，但最初的130年，它的学生人口始终不敌华校。长期以来，岛上这片英文教育沃土，容纳着来自各方的诸多种族，包括东南亚与南亚族群，因此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英校，要推行多一种语文的学习，始终被认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后来英文学校里的华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但是把华文纳入课程的过程还是极为缓慢。华文科走进英校历史进程这一课题，长期来为人所忽略，现存的相关材料如凤毛麟角，不易觅得。前不久它吸住我的眼球，是一次偶然翻阅七十多年前旧报章的因缘。一则小新闻撩起了我的兴趣，这个小情节，容下文再述，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当年英国殖民者的管治心态，方可一窥这个课题的面目。

英国殖民者最初的教育心态

1819年英国人登陆新加坡后，岛上的经营管治完全交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但它聚焦于商业利益，对社会建设与教育的发展兴味萧然。就教育这碟小菜而言，它理所当然以英文教育为圭臬。当时岛内居民使用的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一律被英国人定调为“方言”，以此突出英语的主导地位。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学校，全被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

东印度公司主政的年代，新加坡的各类学校都呈现“放任生长”的状态，管治者在教育上着墨不多，主要着力于对英校的关照。那时期的英文学校，几乎全属私立性质，多由教会、社团或富商所经营。管治者比较关注它的发展，原因是殖民地政府需要不少能掌握英语的在地人担任政府部门初级官员，而教会学校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这个阶段，英国人也给马来学校特别的照顾，理由是它认定马来人才是本地人，有朝一曰英国人离开新马，最可能接管政权的是马来人，因此有必要插手培养马来精英。1834年，殖民地当局便为马来族提供了免费的马来文教育。

1867年，政治风向有所转变。英国人把新加坡的管治权从东印度公司手上转往英国中央政府殖民部，它加大了英校与马来学校的扶持力度，对华文与淡米尔文教育，依然态度消极，致使这两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完全仰赖各自社群或教会的支持而存活。

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立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英国人把东方族群语言视为“方言”的心态，并没有完全灭绝人们在英文学校推动这些“方言”学习的意志，由华社精英或教会创办的一些英文学校里，除了“普通学科”之外，另设有“额外学科”，华文科包括其中。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直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1902年以后，新加坡开始有了政府主办的英文小学，但都是纯粹的英校，它不教导任何“方言”。若干新加坡教育史的研究文章提到，二战以前新加坡只有三所政府英校与50所私立英校，而第一所被改为政府英文中学的是创办于1931年的维多利亚学校。

有研究资料指出，莱佛士曾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在新加坡成立一所书院，强调它的特点必须是“东方学生必须学习自己的语文与传统”，论者以此说明莱佛士没有排斥方言学习。据知，1823年莱佛士已经为这所学院奠基，可是三天后他便离开了新加坡，而继任者却否定了他的计划，创办学院一事因此搁置。

柯文哲认为中英文一样强、一样被重视的新加坡，是“不存在的新加坡”

万宗纶    2019-6-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120244

语言学者认为，新加坡人民对如此双语政策在身体力行上的匮乏，反映出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在一个英语主导的国度里，政府到底从人民身上期待发展出什么样的双语能力？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宣布台湾成为双语国家的愿景将从首都开始，超过三分之一科目以英语授课的学校将被列入“双语学校”，在他的公开演说中，不意外地，新加坡的双语国家模式再度成为样板，柯文哲指出，新加坡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实施双语教育”，他并指出，新加坡花了28年的时间才成功实施的双语教育体制，若实行在台北市，将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台湾很常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拿来“借镜”，而在这套想象中的投射对象便是“新加坡华人”。

根据2015年新加坡官方的统计资料，华人在家最常使用的语言中，以华语为最多（台湾称“国语”），占了46.1%的华人人口，而英语次之，占了37.4%。虽然这份统计无从得知双语人口占比为多少，但如果把年龄层的因素考量进去，我们便会发现，55岁以上在家最常使用华语的人有38.5%，这个年龄层的华人出生于新加坡独立之前，本来说的是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等语言，而非华语使用者，所以仍有37.2%在家说其他汉语语言。

在家使用华语的数字到了青壮年人口逐渐增加，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均成为官方语言，隔年，李光耀便实行他所谓的“通晓英语的双语政策”(English-knowing bilingual policy)，要求所有新加坡人将英语当成第一语言来学习，另外将官方指定的母语（族群语言）以第二语言的形式在学校修习。

语言学者已经指出这个政策只对马来人有实际效益，因为新加坡官方指定给华人与印度人的母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实际上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都是外语，只有马来人是真的本来就在说马来语，加上马来文也是以罗马文字写成，因此，从2015年的识读率来看，高达86.2%的马来人能够同时识读马来文和英文，相较之下，只有62.6%的华人和45.7%的印度人能同时识读英语和他们被官方指定的“母语”。换言之，当时李光耀的“通晓英语的双语政策”，对于原本不受英语教育的华人而言，是让你同时多学两种新语言的双语政策。

25到54岁的华人中，有超过半数的华人在家最常使用华语，但是年龄再往下降，比例却跟着降低：15到24岁在家使用华语的华人年轻人跌破五成，剩下47.6%，比上个年龄层的56.2%跌了将近10%，而小孩（5到14岁）则更只有37.4%，再跌10%，这统计资料说明的是：在新加坡，年轻人用华语用得比他们的阿公阿嬷还要少。相较之下，有61.3%的华人小孩在家最常说英语，这个数字比2010年的数据（51.9%）多了将近足足10%——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华人，开始出现不再将华语作为母语的趋势。

新加坡小国大战略 双语跻身国际舞台

中央社/黄自强    2019-4-30
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world/126/201904300002.aspx

新加坡各级学校中的教学语言就是英文，无论物理、化学、历史或地理的教学与考试，都是用英文，新加坡如今的成就证实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政策的正确性。但英文独霸的强势环境下，华语教育却面临“半桶水”的尴尬。

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不少中学生放学后仍会赴补习班强化母语能力。

新加坡“双语政策”受各国推崇，英语是普遍沟通的行政工作语言，不仅接轨国际，更兼顾境内华裔、马来西亚裔与印度裔等多元族群。双语政策让这个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城市国家，成为东南亚国家间政经发展的领头羊，不过，双语政策欲竟全功，仍有诸多挑战待克服。

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虽以英文为行政工作语言，但没有立即在各级学校推动以英文为第一语言，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出炉，才确定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学比重。从1987年起，全国各级学校（除了特选学校之外）提供英文为第一语言的课程，“母语”（中文、马来语与坦米尔语）则列为第二语言。

新加坡现阶段教育体系是以英文为主轴，辅以华语、马来语或坦米尔语等母语，在小学、中学的求学阶段，华语、马来语或坦米尔语是必修课程。以华人家庭子女为例，他们在学校就多半修读华语作为“母语”课程。

已故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是推动双语政策的关键人物，他曾于《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剖析推动双语政策的心路历程。

李光耀指出，从英国殖民时代起，无论法律文件或官方文书都是使用英文，英文就是新加坡的工作语言。透过英文可以与世界接轨，因此所有的人都要学习全球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

李光耀认为，推动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基石，他也强调，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以英文为主导的双语政策，并非要消灭中华文化或中文教育。

现任总理李显龙于2016年出席马来语师铎奖颁奖时表示，双语政策对新加坡政经发展功不可没。鲜少有国家能像新加坡在面临生存发展挑战之际，仍能坚持学生从小学到初级学院不仅要学习英文，更要能有效掌握母语的学习成效。

李显龙认为，双语政策让新加坡人拥有良好英文能力，在全球竞争激烈环境中站稳脚步，掌握发展利基，更能持续使用母语与亚洲其他社群沟通。

研究星马地区华人社群发展的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筹备主任林文斌分析，新加坡独立之初，政治菁英对境内的多元族群、身处于“马来世界”的处境十分清楚，独尊任一族群语言为官方语言，皆可能挑起与邻国的紧张关系，甚至有可能因此发生动乱和战争，以前殖民政府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最保险，更能以英语接轨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