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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污染”进入新加坡日常生活,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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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博士(南洋理工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2017-8-6
http://www.yan.sg/henweixiangshenghuo/

语言污染事件变得如此普遍,好像人们都已经不那么敏感了。更危险之处在于:当这种“污染”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极有可能开始对其“免疫”。到那时候,污染就会变得更难清理。

相比我所知道其它社会,新加坡可说是最为关注语言及其相关问题。

语言、族群还有宗教,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社会里,一向被审慎对待;而双语,也一直被认为是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基石。

新加坡相当持久地推广语言,每年都举办“讲华语运动”活动,至今已有37年历史;除此之外,马来语理事会年年举办“马来语月”,淡米尔语理事会则有“淡米尔语节”,来推广各自的母语。甚至还有“讲正确英语运动”,目的就为推广英语的“正确”使用。

为了推广双语,新加坡还在2011年设立了李光耀双语基金,筹款1亿新币用于资助学习母语和英语的项目和计划。

为了提升翻译质量,大学纷纷提供笔译和通译的学位项目。南洋理工大学的第一批笔译与通译专业的硕士刚刚毕业;新跃社科大学(也就是之前的新跃大学)则才庆祝了笔译通译学士项目的创办10周年。

总体来看,新加坡似乎是个沉湎于语言、语言标准以及与语言相关议题的社会。

然而,翻译和语言使用中的错误却屡见不鲜。最新的例证,就是在2017年讲华语运动的启动仪式上用了错字。当时,中文字“读”被错误打成了“渎”,原本是“读书”的意思,却变成了“藐视”。虽然这两个字,看起来像得不得了,但这个错误在华社看来,依旧不可饶恕。因为这件事恰恰发生在推广正确使用华语的活动中,它引发了不少争议乃至嘲讽。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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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10, 2017 at 1:45 下午

“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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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琳    2017-3-31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李楚琳

(李楚琳在一个深具华文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大学主修中国史和东南亚史,是新加坡双语精英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丰富的研究与策展经验。2014年她离开国家博物馆,出任新成立的新加坡艺菀有限公司总裁,负责筹划历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兼管理位于前国会大厦的艺菀艺术中心、月眠路艺术中心和阿里哇街艺术中心,去年12月她正式离开艺莞总裁的职位,结束了31年的公务员生涯。

2016年3月李楚琳接受《怡和世纪》采访,在评论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时指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就是我们以英语为共同语而留下的后遗症。为了配合本期《怡和世纪》的专题,她再次应邀,就几个有关我国语言演变的问题,通过与编者的来往电邮与读者分享她的观察与思考。——编者按)

1. 你是出身传统书香世家的双语人才,能否谈谈你与方言的机缘;在你成长的过程,方言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是否有及有过怎样的影响;你曾否在任何时候感觉过,方言的使用影响了你对双语的学习与掌握?

我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潮安人,他们说的潮州话都很标准。不过他们也是战后华校生,认识拍拖的时候都只讲华语,因此我的母语的确就是华语,也就是说我自出世后,父母对我只说华语。周围的亲戚在1960、1970那个年代讲的主要还是潮语,而我与长辈交谈也用潮语。初时每当我讲华语,有些亲戚会觉得有点稀奇,不过久了也有些长辈反而会迁就我,跟着我以华语谈话,也许我说的潮州话太涩了,他们觉得很难听很难受。我在一个多语的环境里长大,很自然地也跟着邻居学了福建话和广东话。我母亲是华文教师,不过家父最有语言天分,他当过广播员,华语纯正,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他小时候念启发小学,听得懂客家话。由于潮州话与福建话相近,爸爸当然也能把福建话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他那口港式粤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那时掀起学马来语的浪潮,他也去学了,而且马来话说得很不错,至少能够与马来邻居谈天说地。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居然也学起英语,讲得够流利的。在爸爸豁达开通的语言政策影响下,我们从未有过排斥他语的概念,也许就是早年有了这种与方言的接触和运用,才刺激了我的语言细胞吧!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31, 2017 at 6:00 下午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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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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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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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安    2015-9-22
怡和世纪 2015年6月–9月号 总第26期

武侠小说迷皆知,一个练武之人,最痛苦之事是被人废了武功,成了废人一个。现代人借助科技工具在手,个个看似“功夫”了得,弹指之间就能“呼风唤雨”,一旦科技工具失灵或不见了,顿时成为失去武功的废人。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许多人的头脑好像一台迷你电脑,亲朋友人的联络电话号码全储存在里面,随时可派上用场。手机泛滥的时代,能够随口念出一连串电话号码的人消失了,因为电话号码全储存在手机里,随调随有,最怕手机“当机”,资料全无,欲哭无泪。

有识之士在犯愁,现代人由于常用电脑键盘,用笔写汉字的功能退化了,即使是用笔写英文,也像鬼画符似的,写得一手好字的人愈来愈少,几乎成了稀有品种。总之,资讯科技废了现代人的写字功能,这是摆在众人眼前的事实,徒呼奈何。

现代科技废了人类身怀的技能,这尚没有话好说,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地球的转动,而有一种状况是自废武功才悲哀。一个社会运动在社会上推行了数十年,有两种可能,一是“运动”不可或缺,故须持之以恒,譬如“植树运动”,为我国能够持续地保有“花园城市”的美誉;二是“运动尚未成功,国人仍须努力”,譬如“讲华语运动”。 “讲华语运动”牺牲掉老一辈的方言,想以华语取代方言作为华人共同的母语,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新一代更干脆利落,向“ABC” (American-born Chinese,美裔华人)看齐,以“just English will do”颠覆了华人家庭的语言习惯,使新生代成了“SBC” (Singapore-born Chinese,新加坡出世华人),视华文华语为“鸡肋”,可有可无。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2, 2015 at 9:22 下午

问答郭振羽 文化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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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治国(《怡和世纪》编委)    2015-5-2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采访:林清如、南治国
执笔:南治国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放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郭振羽教授

郭振羽教授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文化新加坡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当不错。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要求呢?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个名字各有侧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着、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问:这样看来,“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 阅读更多 »

说语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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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仁    2015-4-22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都说现在有了双语,双文(化),比起从前,不知要好多少。果真如此,God bless us!

但是,耳边正传来子孙二人的对话。

孙:明天老师说要带我们去library, 下午three o’clock才回来。

子:那我after office去载你

孙:Too late! 我还有很多lesson要做。

子:Headache呀headache, 我的妈!

不知道这够得上双语的资格吗?

至少从前父子不会这么说,也许他们那个时代太落后了。或曰:这些是低能儿,我们的精英不这么说的,但我听见精英把“杀鸡教猴”提升为“教猴子杀鸡”,把match-making(做媒)理解为“生产火柴”。

1980年代“新加坡华校”沦为历史名词后,英校一枝独秀。三年树木,已有可观,卅年树人,就“争气”了得。大人先生别有乾坤,用心不可谓不良苦,课程的一改再改,分流合流截流的一变再变,优中劣学校排名一夜间都成了好学校,但双语的杂烩性、肤浅性似乎坚守阵地,绝不退让。

从前是华校顺应潮流,华语之外,还学英语,虽说英语勉强过关,但华语几乎无懈可击。那时英校只学英语,英语也是顶呱呱的。如今的双语教育,是在英校的基础上增加一科华文,照理说也只能期望学生的华文,和当年华校学生的英文一样,落了个“勉强过关”而己。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22, 2015 at 9:30 上午

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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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2014-7-20
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2471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这个时候,他前此的两个主人,日本天皇与英国君王都已回到遥远的老家去了。他必须另外找个新主人做靠山。美国是很自然的首选。美国也需要新加坡来控制马六甲海峡,一拍即合。

从此,他开始面对美国英语,进入他的第四个语言时期。美国英语虽然有自己的腔调,但和英国英语沟通并无困难。李光耀不必学美国英语的腔调,在面对说美国英语的人时,靠他的峇峇腔英语便足够应用。

1980年,他关闭南洋大学之后,新加坡的整个华文教育系统从此消失,新加坡成为英语单一语言的国家。这很让美国人放心。李光耀当然也更加放心。

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新局面突然出现。邓小平就像汉朝的光武帝,领导中国中兴。他更没想到的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将赶上美国,而且很可能不久就超过美国。

李光耀面对这样的局面,当然十分担忧。他消解忧愁的办法很独特,只有他想得出。他的方法是:一方面到中国去献策,希望中国走新加坡的路;一方面到美国去献计,给美国打气,鼓励美国重回亚洲和中国抗衡。只要美国人回来,他就感到安全了。

在去年的叙利亚危机时,美国又想发动另一场伊拉克战争,所幸普京挺身而出,制止美国的侵略。这次危机是个分水岭,显示美国的影响力从此向下滑,逐步走上大英帝国的老路。

这样的局面当然令李光耀忧心忡忡,而最令他担心的,恐怕不是美国的生产总值缩减,而是华文教育复兴。华文可能有一天取代英文,成为国际第一大语言。就是这样的心态驱使他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英语不会被取代》一文,给美国人打气。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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