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共而不反共——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根源

许剑虹      2023-5-7
https://www.storm.mg/article/4785026

无论是李光耀还是李显龙，都认为一个稳定的两岸局势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台湾走上法理台独路线。当然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只要台湾不走上法理台独或者中共强大到足以把美国从印太地区驱逐出去，“非共不反共”的政策就能持续推行下去，让下面好几个世代的新加坡人持续在美国、中共还有台湾三边得利。

位于新加坡滨海公园里的反共产主义纪念碑，纪念与马共斗争的国家先烈，但这不表示新加坡要与中共交恶。（作者提供）

提到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小国，最成功之处就是懂得如何在美国与中共两大强权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以南洋理工大学为对岸培育下一代的执政精英，另一方面则将樟宜港提供给进出南海的美军舰艇使用。此种军事靠美国，经济靠中共的政策，赋予了新加坡极大的外交活动空间，进而成为面积最小却最为富裕的东协国家。

甚至我们还能从马英九前总统“亲美、友日、和陆”的战略中，看到些许新加坡的影子。而新加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的因素在于李光耀总理从冷战时代以来就采取“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政策。所谓“非共”，意即新加坡共和国拒绝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并对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内共产主义份子施以坚决打击。

然而在外交路线上，李光耀却不像两蒋父子执政下的台湾那般排斥共产主义国家，相反的却积极同苏联、中共、北韩以及北越往来。不过在与苏联、中共、北韩和北越往来的同时，新加坡又与英美、南韩以及南越维持邦交，并同台湾维持实质关系。新加坡也因为这个政策，得以成为辜振甫、汪道涵、马英九、习近平、川普以及金正恩会晤的地点。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以扮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为荣，可这样的国家政策却不是始自于新加坡。最早实施“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国家，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日本帝国。大家都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国家，严厉镇压日本、朝鲜以及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可其实却与苏联维持着友好关系。

直到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派出T-34大军向东北、北韩以及库页岛南部发起进攻以前，双方依据《日苏中立条约》彼此都还在对方的首都设有大使馆。日本与苏联甚至还相互承认彼此在中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东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莫斯科也承认满洲国，双方的关系紧密而友善，完全就是李光耀“亲共而不反共”政策的翻版。

日军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的宣传画。（作者提供）

回首冷战年代：李光耀政府曾禁止学生来台，而会来台的新加坡侨生多非左派

杜晋轩    2022-1-7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ocstudent/161028

湛承宪指出，早年新加坡非左派华人有两种，要嘛是受英文教育的华人，要嘛是右派，而会来台的多是右派，但同时又不受李光耀政府信任，早期不被允许去台湾留学。至于受英文教育的华人，由于教材少谈中国历史，自然会对中国较疏远，加上西方对共产主义恐惧，因此多是反共者。

新加坡华校中正中学。(Photo Credit: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 Main)

我在前文《人数曾是台湾留学生来源国第一，回首大马“侨生”来台历史的前世今生》介绍了马来西亚人来台留学的历史，那么曾与马来西亚是一国的新加坡，当地学生来台留学的历史又是如何呢？

虽然新加坡是个以华人族群为主的城市国家，但多年来赴台就学的学生却相当少，究其原因，还是新加坡实行双语政策后，多年来已让新一代的新加坡华人无法熟练地掌握华语，英语已成为新母语，自然多不会考虑到华语教学环境的台湾就学。

不过，即使是新加坡建国前后的华人还能掌握流利的华语，其实赴台求学上也面对许多限制，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甚至曾禁止学生来台升学，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了解新加坡学生来台的历史，笔者访问了新加坡留台大专校友会前总会长湛承宪先生。

蒋经国改善台新关系

湛承宪的经历相当特别，他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7岁时跟随母亲返回祖籍地海南，15岁才重返新加坡完成华文中学教育。高中毕业后，湛承宪担任过新加坡《新生报》驻法庭记者。

1963年，新加坡与婆罗洲的沙巴、砂拉越，与马来亚共同组成马来西亚，隔年湛承宪获得侨委会奖学金，来台就读国立台湾大学化学系，1968年毕业后便返回新加坡。

当时是冷战的年代，美国在1954年起，从美援中挹注经费协助台湾发展侨生教育，提供奖学金、津贴、旅费给“回国”就学的侨生。1965年美援结束，这一年的8月7日，被逐出马来西亚的新加坡被迫独立，三年后湛承宪返回新加坡。

湛承宪记得，在50、60年代，新加坡社会左翼学潮兴起，许多学生受左翼思想熏染，学生常发动罢课，社会弥漫不稳定的气息。湛承宪表示，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当时大部分华人学生都是左派，剩下的多是没什么政治立场，或者就是右派。以湛承宪的家庭背景来说，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右派，因为他父亲湛永熙是同德书报社成员，年少他还时常跟随父亲参加社团活动。

同德书报社创立的背景，与孙中山有密切的关系。1905年12月，是孙中山到新加坡宣传革命，与当地华侨领袖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人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由于早年供民众阅读报刊的书报社是大众的聚集地，因此当孙中山获知书报社有利于宣传革命与吸收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时，便于1907年鼓励各方言群的革命党人创办书报社。最终，1910年同德书报社成立，一百年后的2010年，由湛承宪任社长。

湛承宪提到，同德书报社的领导人向来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领袖，民望比另一个华人社团“中华总商会”还高，甚至每当中华民国侨委会换届时，新任委员长的海外第一站，便是到新加坡的同德书报社。

前总统马英九（中）于2019年6日拜访“同德书报社”，湛承宪（右一）也有陪同。（Photo Credit：中央社）

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领袖支持的是哪一个国民党？

许剑虹     2020-2-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828

新加坡作为拥有众多华人人口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其历史和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更确切而言，是和汪精卫政权关系较深，而非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

Photo Credit：许剑虹

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中国大陆仍称为伪满洲国或汪伪政权），是两个对海峡两岸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名词。至今他们被大多数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视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在国际社会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正面评价。然而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真的完全消失了吗？真的只是历史名词了吗？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只能够说他们确实是在中国消失或者是成为了历史名词。

由于日本在殖民时代培养的朝鲜精英，包括朴正熙、白善烨与丁一权都有在满洲国接受军事训练，或者带兵作战的经验，而且他们战后都成为了大韩民国国军的骨干，有人甚至还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称呼南韩为满洲国直系继承者，应该是不会有多少人怀疑才对。那么成立于1940年3月，志在与重庆蒋中正争夺国民政府“正统”地位的汪政权，是否又有传承者？

极力撇清自己“第三中国”身份，但是却同时与两岸维持友好关系的新加坡共和国，可能真的是汪精卫政权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遗产。汪精卫不是已经在1944年病逝日本？继承汪精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陈公博，不是已经于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被政府下令枪决？掌握上海大权的周佛海，虽然因为与戴笠合作防共而获得特赦，却也是在1948年病逝狱中，不再有任何影响力。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三大首脑，都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前离开人世，这个亲日政权理应在1945年就已经完全覆亡。又为什么说今天的新加坡共和国，能够称得上是汪精卫政权精神上的延续者？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批人的角度切入，一是早年在南洋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会元老，二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共和国创立者与执政者。

党员证号003的同盟会元老

主张“亚洲价值”的张永福，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又无法接受亲近英美的蒋中正，做出了加入汪精卫政权的决定。（Photo Credit：许剑虹）

位于诺维娜马里士他大人路12号(12 Tai Gin Rd)，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经营的“晚晴园”，即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是目前新加坡境内与两岸近代史连结最为紧密的观光景点。由于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4月造访南洋的时候，曾经得到屋主张永福先生邀请入住“晚晴园”，并指挥了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河口起义等三场针对满清王朝的武装革命。

 所以“晚晴园”在性质上不只是新加坡的国父纪念馆，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国父故居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所在地。海峡两岸政府都自视为孙中山的学生，所以历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与台北驻新加坡代表刚上任，都要先到“晚晴园”拜码头。甚至1993年举办辜汪会谈时，两岸的谈判代表辜振甫与汪道涵也都曾经到此向国父致敬。

不过“晚晴园”的真正主角，其实并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而是屋主张永福(1872-1957)。张永福是新加坡出生的橡胶商人，于1905年从商人林亚相手中买下了这栋原名“明珍庐”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目的是让自己的母亲陈宝娘安享晚年，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晚晴园”。张永福原为体制内改革满清政府的“维新派”，但后来接受了孙中山感召成为“革命派”。

他不只把母亲的别墅让给了孙中山，还创办了《中兴日报》宣扬革命，并与汪精卫与胡汉民等孙中山左右手结成至交。直到1957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强制关闭以前，《中兴日报》都是旗帜鲜明的支持中国国民党。同盟会转型成国民党以后，张永福得到的党证号码是003号，意即历史上第三名国民党员，可见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李光耀北京交往与第三中国论

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1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338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主要依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梳理北京与李光耀由1954年至1965年的交往历史历程。这正好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时间段。

这一个特定时间段的选择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不得而知，不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当下政治正确的新加坡主流历史中，第三中国论与中国第五纵队的说法，均指向中国干预新加坡的华人政治。因此，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可以针对这些历史疑问，提供一个说法。此外，厘清这一时段间的中国与新加坡交往的政治历程，有助还原新加坡华人政治斗争的历史场景。

这篇学术论文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为此，先整理出论文中的部分素材，之后，解读一些相关的历史过程。

其一、李光耀与北京交往的时间表。

1957年12月8日，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

1958年4月3日，李光耀通知协助单位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却通知取消。

1959年10月26日，李光耀派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

1961年2月11日，李光耀秘书致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说明杜进才计划五月访问莫斯科后访问中国。周恩来指示立即配合办理。

1961年5月12日，李光耀秘书通知取消杜进才访问中国计划。

1962年5月初，李光耀在香港首次接触中共官员间接与周恩来对话。

1962年5月23日，李光耀通知北京希望与北京的朋友谈话。北京方面立即配合由陈毅与周恩来拟定谈话内容。

1962年5月28日，李氏夫妇偕易润堂与新华社梁上苑、祁烽、谭干、薛景章等人会谈，中共港澳工委与广东省外办虽未参与会谈，但在外围协助并联繋北京，因此会谈极有效率。李光耀提出的要求于29日就获得北京答复，双方于30日李光耀离港前再次会谈。阅读全文»

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新马华社的褒马贬李

游黎     2019-4-11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all.pl?board=luntan&records=146852&mesgdir=messages&year=2019&month=04

华社褒马贬李，很大程度源自华社对马哈迪李光耀跟中国的关系。大马的种族结构，使马哈迪有足够的政治资本灵活变通对中国的态度，政策，审时度势，可善可恶，有时亲近，有时疏远。李光耀在华人占绝对多数的新加坡，就没有如此的伸缩空间。新加坡的邻居都是猜疑妒忌，有排华历史的非华族主配的国家。因此顾虑，李光耀治国一生，极力与共产中国保持距离，拘谨得体。不少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华人，把这看成文化上的数典忘祖，政政治上的亲西反华。

李光耀在新马仍是一家时的20世纪50年代已开始活跃于新加坡政坛，比马哈迪早十多年冒出头。要简单的说出他们一生的政治生涯共同点，那便是：两者都是利用种族情绪为政治资本的马基雅维利权术高手。

李，马针锋相对的开始，当推大马成立后。李光耀通过马来西亚计划后门，走进吉隆坡国会，希望取代陈修信马华公会的华族代表地位，躲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面纱后，挑战中央政府的马来中心主义。马哈迪正是此时崛起的马来土族特权的少壮派代表人物。

李光耀无法取代马华，退其次保住统治占人口~70%的新加坡李氏王国这条生存底线。吊诡的是，吉隆坡东姑政权在李光耀击败岛内反对派势力，取得新加坡政治权这桩事业上，帮了不小的忙。从假借恐共反共，华人沙文主义等等污篾抹黑，到引用内安法打压逮捕反对党，都得到中央的默许支持。从马哈迪角度看，李光耀不仅忘恩负义，东姑也对李过于手软。可以想象，如果当时马哈迪是中央首相，他会叫李跳进柔佛海峡，那会有个新加坡李氏王国管治那么春风得意。

如果李光耀没有~70%华人当筹码，东姑不会轻易放弃马来亚最大贸易大城新加坡。所以说“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其实是李光耀征用华人憎厌马来土族特权的情绪，用来表达“我们华人也要一份蛋糕”的代号，只是李光耀没说的那么，粗俗，露骨。

如果说“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李63-65的代表作，那与其相庭抗礼的则是马哈迪的“马来人的困境”。马哈迪前任当相期间的种种土特政策的根据，便是出自于马来人困境的理论根据和心态。可怕可憎的是，GE14重任首相的马哈迪，一丝没改他的种族主义思维，情绪。

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与“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年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在1954年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年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年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年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月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新加坡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

韩俐颖(Kirsten Han)，汤姆怀特(Tom White)，覃炳鑫(Thum Ping Tjin)    2018-3-12
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357
英文原文：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remembering-coldstore-singapores-former-detainees-speak/

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至今已经55年了。在这场大规模逮捕行动中，有超过110人被捕，当中包括活跃参与反对英殖民统治的人士、职工运动者、学生和党派人士。

逮捕行动以“反共”的名义，严重打击新加坡左翼反殖民运动，并摧残了当时的主要在野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当年在立法议会的51席位中占有13席。由时任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占有25席）。在行动中被捕的人士当中，有些从未经过司法程序，被扣押长达10余年之久。“冷藏行动”仍是新加坡史上最大一场逮捕和拘留行动。

在过去数十年，有关左翼分子的活动事迹，在新加坡官方叙述中大部分被遮掩或磨灭。根据2015年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是最被新加坡人遗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新加坡老左异仍然牢记着这段历史：每年的农历新年，“老左”都会举行团聚午餐会。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聚餐会是与战友相聚和回顾当年的场合。

今年 New Naratif 在新加坡“老左”的农历新年聚餐会上，借机采访了一些前政治拘留者，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并附上他们的照片。在访谈文章里我们同时并列了政治部，也就是当年“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Singapor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的档案资料评注。该会当时由7人组成：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和2名高级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包括李光耀在内的3名行动党政要，及马来亚联合邦内政安全部长，敦・伊斯迈尔医生 Tun Dr. Ismail。“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就是负责政治逮捕行动和拘留的决策机构。New Naratif 提供的政治部解密资料取自英国国家档案馆。

蔡炜伴被拘留时仅23岁，当年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会员。(Tom White)

蔡炜伴

他们要我签署文件“背弃”共产主义；他们说（政治部）如果拒签，就不会释放我。

我当时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的成员。我被监禁大约10年。我在不同的监狱里待过。其中包括樟宜监狱、女皇镇监狱、中央警署、樟宜明月湾中心（一所设在樟宜监狱内、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拘留所。现在已经关闭）。我并没有受虐待；但是，我被单独监禁了3个月。

英国档案资料

保密级别：涉嫌为共产主义份子

最先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中正中学求学期间，后来是新加坡中学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1956年新加坡中学联被封禁时，由于涉及学校的亲共活动而被开除。

于1959年第一次进入纺织工友联合会成为受薪秘书。或许是按照马来亚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在1959年大选时，由于行动党领导层出现分裂，主张亲共工会领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大选的推动者之一。但不知何故，虽然已经敲定一些候选人，不过终究没有提名参选。

1960年6月，他在亲共的泛星职工联合会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负责该工会《泛星报》刊物的出版工作，同时特别积极地训练工会干部，灌输共产主义理论。1961年11月，他担任新加坡书报印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