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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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新加坡民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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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3-1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312

除了一党专政之外,新加坡还出现了一人政党的现实。事实是,国会立法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说了算,而支配国会的人民行动党则是李光耀一个人说了算。这一个有违民主意义与精神的政治现象,并不是一个虚无的理论分析结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新加坡史实。

多年前,William Safire《纽约时报》记者称李光耀为独裁者。李光耀回应说:你可以按自己的观点来称呼我,但是,这不表示我就是如你所言,我可以轻易赢得大选,我何必如此?按李光耀的定义,独裁与民主的区别,取决于政府是否举行国会选举。换言之,选举与否决定一个政体属性。因此,由于李光耀赢得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历届大选,所以新加坡是一个民主政体。

近日,李显龙在与英国广播电台的访问中,重申了这一个李光耀对民主政治的定义。李显龙说:新加坡人很开心,他们选择了这个政府。基于选民选了我和我的政党,所以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民主政体。

当然,国会选举是衡量民主政体的一个标准,但是,选举结果却并非衡量民主的唯一准绳,因为选举过程的正当性,决定选举结果的正当性。偷鸡摸狗的选举过程本身,就已经自我否定了选举结果的正当性。明显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国会选举,充满了极具争议的投机取巧。

除了选举之外,三权分立的政体结构也是衡量政体属性的一个准则。三权分立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监督以制衡。因此,一个能够满足三权分立之约束条件的政体结构,可以界定为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然而,实际运作上,要达到三权分立的相互监督以制衡,另有一个内在的基本条件:适当的政党竞争力度与相对均衡的政党实力对峙,也就是,英国广播电台访问中所指出的:国会有一个可以成为替代政府之反对党的存在。

理由是,三权分立有赖于相互监督机制的实质性存在,因为唯有近乎势均力敌的政局下,三权才有彼此制约的可能性。在这一个层面上,新加坡一党专政的现实,根本上质疑了新加坡存在一个三权分立体制的可能性。阅读全文»

惹耶勒南见证李光耀的司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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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3-1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281

惹耶勒南

英国广播公司的HARDtalk主持Stephen Sackur 专访李显龙的问答中,有两段被华文报章删除而没有报道的对话:

Sackur:让我们花点时间想想新加坡的价值观,那是民主,我想你必定会为自己的民主感到骄傲,但是,实际上,那只是一党专政,你父亲建立的党,他向来都是其核心。自新加坡独立以来就是一党专政。对许多西方人士而言,一个具真实活力的成功民主,必然要有一个能够成为替代政权的强大反对党。你并没有这一事实。

李显龙:我不认为是一党专政。政府是属于一个政党,但是,新加坡有多个政党。竞选有着激烈的竞争。

Sackur:我相信你必然就如我所知道的一样。在国会里的反对党议员只是几个人,事实上,你必须通过立法以确保他们在国会里有一定的数额,要不如此,那就不会有反对党议员。

李显龙:现在有6位民选议员,3位非民选议员。我们会把数目增加到至少12位。但是,这正是我们的民主制度运作。人民投票,他们选择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组织的政府有信心,相信政府会提供好的服务。能够维持这一种情况,国会的现状就会是如此。一旦政府不再能够运作,或者说,如果我有一位议员不能够胜任他的工作,失去支持者的信任,而我却继续委任他,那,情况是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是开放的。

Stephen Sackur 是在议论新加坡言论与媒体自由的语境下提问,而这两段不过只是就事论事的一般性讲话,虽然总理公署的英文稿件照实报道,却竟然会被华文报章删除。不巧的,华文报章的这一种报道诚信,职业道德,专业素质,却是新加坡社会之民主意识的最佳写照。

从整个访谈内容来看,内部安全法令与对异议者采取法律行动的政治干预,是政府钳制社会言论自由,进而打压政党政治竞争,从而形成一党专政的最根本因素。

诚然,李光耀确实是通过内部安全法令很彻底的清除了反对党的竞争。同样的,李光耀亦毫不犹豫的使用法律行动来阻止反对势力的抬头。历史上,惹耶勒南做为一名反对党人士的不幸遭遇,正是见证司法惩罚的新加坡史实。

Chris Lydgate,于2003年出版之《李氏法律:新加坡如何摧毁异议者》记录与分析了惹耶勒南的政治官司之来龙去脉,此书是在得到当事者,当事者家人,以及其他对此类官司有所认识的人士的协助下完成。从书作者整理的一份司法诉讼清单,可以一目了然李光耀的司法惩罚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1971年9月,惹耶勒南在工人党总部召开了第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从此刻开始,惹耶勒南做为李光耀的政治挑战者,很彻底的改变了个人的人生际遇。从一名有事业,有洋房,有车夫,娶英国人太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成功律师,最终沦落为名誉丧尽,一无所有的破产者,晚年时,蜗居在一间小旅馆的小房间里生活。阅读全文»

有识之士拒绝发声,新加坡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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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     2017-3-4
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7/03/blog-post.html

新加坡的精英、有识之士、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拒绝对国家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评论,分享,分析他们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这种情形在李显龙出任总理后,每况愈下,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新加坡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国家继续前进的绊脚石。

最近,李显龙和他的一群高级顾问,不约而同的呼吁有识之士出来,提供意见,对国家各方面建设,提供不同版本的建议。

李显龙说,他尝试不让身边只有只说“对”的人。如果,整天被唯命是从的人围着,那将是一种灾难。言外之意,就是说领袖必须接受批评,承认错误。#1

李显龙的高级顾问更进一步。他们说新加坡需要说“不对”的人。他们要更多不同的意见,反对的声音,甚至悲观的声音。他们认为新加坡需要更多(公务员)人出来挑战当局。最重要的,他们认为有识之士对政策的发声,能够让新加坡未来50年更加美好。

这种呼吁,呼应要求有识之士出来发声,提供反对意见似乎是一种哀求。有识之士的反对意见有助国家未来更加美好?为何立国以来,从来就没有如此哀求过?可见,事情已经失控,有识之士已经意兴阑珊,提不起兴趣。他们翻看历史,提供反对意见的人,尤其是反对党的有识之士,下场如何?阅读全文»

集体盲思是李光耀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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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950

毋庸置疑,医治新加坡集体盲思的最佳良方是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其次,至少要彻底消灭李光耀的劣质政治遗产。说白了,救治新加坡的政治良方,是尽快的实行去李光耀化,以确保李光耀的幽灵不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再次的危害社会安宁。

权力会带来腐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

诚然,新加坡集体盲思的政治病态,就是李光耀留下的最显着劣质政治遗产。李光耀的绝对权力造成了绝对腐败的政治现实,而集体盲思是一个绝对腐败政治生态之最鲜明表征。

实际上,李光耀之高薪养奴的金钱利诱下,内阁成员与政府高官包括媒体高管的个人金钱利益远远优先国民利益,必然的,会造成唯命是从之奴才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当高薪利益是官僚个人所得,但国家损失则由全民分摊之际,那么,在官僚个人利益,远远超过官僚作为国民个人损失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的素质,合理,道德与成败都不会是官僚关切的事宜。这一种奴才现象是造就集体盲思的根本。说白了,集体盲思政治生态现象,就是奴才官僚现象。

按詹尼斯的说法,集体盲思是一个集体一致性做出的错误决策。这是由于群体压力导致其各个成员因为害怕他人的反对,而不愿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创意。于是群体在没有被受到挑战之共同意识情况下,达成了一个错误决策。换言之,集体盲思是通过群体商议方式,以排除个人独立意见,从而取得一致认同的治理方案,其特色是缺乏个人创意,与个人责任承担。

另外,詹尼斯的集体盲思说有八项诱发因素,可以将之形象的通过主子与奴才关系去理解。

奴才抱团取暖本性有高度群体凝聚力;奴才永不反驳所以没有必要接受外界资讯与分析;奴才全面接受主子命令式领导;奴才言听计从所以无需决策的规范条理;奴才群体成员背景和价值观皆相似;奴才害怕背叛主子的政治代价;奴才信服与崇拜主子的智慧与伟大;奴才投靠主子可以提高自尊心与身份。阅读全文»

政治自由化是双面刃 却是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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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杂志/黄亦筠    2016-12-21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067

图片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

二〇一一年,朋友一通电话,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吴佩松加入新加坡第二大党工人党,帮政治明星、台裔律师陈硕茂的竞选团队,负责政策研究。

大选结果,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掉了六席,显示新加坡民众对贫富差距、外来移民的不满。看著新加坡民心思变,吴佩松在一五年投入选战,以政坛新星之姿,当选工人党非选区国会议员。

“从政是为了我的孩子,为了下一代新加坡人有同等的机会,”四十三岁的吴佩松说。

身为社会历史学家,他认为新加坡正走在对的方向,即便身为反对党,仍肯定政府从教育、人才到经济政策的改革,希望将经济成长遇到瓶颈的新加坡,带往创意驱动的未来。

以下为专访摘要:

问:新加坡模式走了多年,有不错的成果,最近为何转变?

答:确实。最近政府变了,持续了解社会的需求。例如,来和我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接触,希望做社会研究、持续了解社会的需求。

政府想了解,为什么人们变成这样?为什么人们觉得是这样?人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行为?政府开始感觉这是一个有机的社会,不能只著重在发展和工程结构,有更多组成和内涵需要重视。

问:为什么政府有这样的自觉?

答:因为意识到经济迈入成熟期,成长已到天花板。高科技产业进来,但没有持续带动创新。新加坡以高人力素质、勤奋和生产力闻名。但生产力并非高价值的生产力,也并非带动创新的生产力。

执行创新驱动经济的变革概念,来自于现任副总理尚达曼。他认为文化是经济建设及发展背后的重点,而不只是将经济发展视为社会工程的唯一指标。他任教育部长时将创新引入教材,希望从人才人力培育改变起,之后推动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产业策略。 阅读更多 »

“南中国海也是新加坡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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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戈扬    2016-11-2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955

围绕着南海仲裁案,中国和新加坡发生了一场风波。新加坡人如何看这场风波?FT中文网采访了两位新加坡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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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以来,围绕在南中国海相关利益方的激烈争论,以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访华以及他的“亲华”表态暂时平息下来。在这段时间,作为唯一曾被中国领导人点名学习的国家——新加坡,却因为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而与北京发生龃龉:新加坡并非南海仲裁案的声索国,却是仲裁及其结果的积极支持者。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还与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发生笔战。这一系列事件在中国社会也引发强烈反响。新加坡人如何看待这次风波?他们眼中中新两国最大的分歧在哪里?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将如何调整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赴新加坡专访新加坡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总裁许振义、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两岸问题学者李气虹。

许振义,目前担任新加坡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总裁。此前,他曾任新加坡驻沪商务领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事务处主任等职,长期往来于中新两国,对两国的外交、国家发展政策有多年的观察与研究。李气虹,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两岸问题学者,新加坡前资深媒体人。

南中国海也是新加坡的核心利益

FT中文网:中国与新加坡因为“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回过头来看,为何新加坡会在南海问题上有如此激烈的态度?

许振义:中国对外宣布了自己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当然现在南海也是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我所理解中国的核心利益,主要包括国防安全、领土完整、经济贸易等几个重要方面。一旦外部力量与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了冲突,中国就会认为这是在损害自己的核心利益。当然,这无可厚非。本来这块蛋糕你和我都想吃,我说我要吃当然损害了你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它认为这不是你的核心利益。比如南海问题,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认为新加坡既不是南海仲裁案的声索国,其领海也不毗邻中国划出的九段线,为什么要跳出来在南海搅中国的局,甚至比声索国菲律宾还要激烈,你看马来西亚、文莱都没有说话。

我的个人看法是,很难说新加坡在南中国海没有利益。所谓的利益,或者说核心利益,不能仅仅用领土、领海、领空等物理概念来定义。新加坡在南中国海的核心利益可能比菲律宾这样有领海诉求的国家还高。为什么呢?菲律宾的诉求无非就是两个:第一,菲律宾的渔民可以到黄岩岛附近捕鱼;第二,希望分一杯南海石油的羹,这两点在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访华的时候就得到了满足,菲律宾人就可以有所让步,他们就懒得再去管这个地方属于谁,也不是很在乎主权。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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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作者)    2016-10-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872#ccode=iosaction

虽然中国与新加坡关系降温,但集西方制衡制度和东方威权于一体的“新加坡模式”,对中国远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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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1978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1997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 (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为何中国政府将新加坡视为可学习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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