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反殖运动

反殖运动高峰期 历史大事件一瞥

with one comment

邹文学(怡和世纪编委)   2019-12-12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引言

在殖民地政府的官方历史里,上世纪50-60年代是个充满暴乱的动荡时代。其实,那正是新加坡反殖运动的高峰期,全民奋勇投入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场面可歌可泣,本文简单介绍几件大事。

513事件——走在反殖运动前线的华校学生

遏制华校发展

这里先简述战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当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新马的政局起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政府到处抓人,白色恐怖弥漫社会;另一方面,人民生活窘迫,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强化政权,逐步推行遏制民族教育特别是华文教育发展的政策。

1951年政府举办初中三会考,想通过考试淘汰学生,减少升上华校高中的学生数目,以限制华校的发展。那一年的会考,遭到华校学生抵制,当局为此开除百余名学生,其中包括林清祥和方水双。

1953年新加坡发生数宗奸杀案,这是殖民地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纵容黄色文化四处泛滥造成的恶果。有正义感的受华文教育青年和工友、华校中学生以及妇女团体,于是发起反对黄色文化运动,多种健康艺术活动应时而生,文艺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面世,其中以《人间》、《耕耘》和《荒地》等最受欢迎。与此同时,多所华校学生也联合成立“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举办各种有意义的文艺活动。

中学生反对当兵

1954年3月17日,英殖民政府公布“民众服役法令”,凡年龄在18至20岁男性包括学生,都得前往登记民众服役,4月5日开始,5月12日截止。如果学生不按规定登记,着令退学,并受刑法处分。

为了保有读书求学的基本权利,全岛华校生包括女校同学,开展签名运动要求免役。新加坡代总督顾德,同意在5月13日下午3时接见八名中正中学的学生代表。下午2时半,近千名华校中学生齐集克里门梭路皇家山公园,他们秩序井然地静候学生代表的佳音。可是,下午2时55分,突然有三辆镇暴车开到,百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走向学生队伍,欧籍警官下令学生两分钟内解散。就在双方对话时,警察却突然冲向学生队伍,并挥起警棍驱散学生,造成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他们还抓走40多名学生。

1954年5月13日,华校中学生结队前往总督府请愿,要求豁免兵役,警方以武力强行解散,酿成了著名的513历史事件。(黄金英珍藏)

阅读更多 »

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with 2 comments

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

leave a comment »

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9-8-9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那些年来,从马来亚民主同盟,到泛马(或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与人民力量中心的各个组织(含紧急状态下“被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到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人民党、工人党等陆续站出来的政党,到各个职工会和学生组织,到提及或未提及的有名有姓的个人和无从提及的当年在广场上欢笑与夹道欢呼的诸多个人,1959年6月3日的“国庆”,这朵反殖初步胜利的鲜花,都有他们以血泪和汗水,青春甚至生命浇灌的一份。

新加坡自治邦于1959年12月3日开始举行的效忠周,各阶层代表行经市政厅接受新任国家元首尤索夫依萨的检阅。

我们的历史意识,忽然变得空前强烈。空前,是不留余地的用词。这么说,貌似鲁莽,没有丝毫保留,其实不过针对全国范围连续长时间开展运动,进行历史“宣教”这个国家举措,做一个如实的写照罢了。

被淹没了的SG60

四年前(2015年),我们刚有过覆盖全国长达一年的SG50庆祝活动。这个“50”,说的是我们独立五十周年庆;源头是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于焉而生。今年(2019年),SG200(SG Bicentennial)纪念活动又来,同样为期一年,同样覆盖全国。这个“200”,说的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源头是1819年莱佛士看上了这个位处马来半岛南端的小岛,据说,小渔村从此脱胎换骨,新加坡的现代化于焉开始。

说到周年庆祝或周年纪念,2019年本当还有一个 SG60,只是如今淹没在正闹得沸沸扬扬的SG200下面,一时不见了。这个“60”,说的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庆;源头是1959年6月3日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这个“国庆”(National Day),“全面”内部自治的民选政府于焉上台。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实际上,拿周年说事,被淹没的SG60,也许比淹没它的SG200要来得更顺理成章。它没那么久远,还有见证人在。起码不必为了给活动寻找正当性浪费许多唇舌,如目前这样,究竟是纪念还是庆祝、是登陆还是开埠、是200年还是700年,是尊重历史还是尊崇殖民,都要煞费思量地再三斟酌,解释折腾半天。

至于和SG50相比,SG60似乎也较有清晰而且喜庆的面目。SG60是一张张集体谱写成的大笑脸,人们兴奋上街,涌到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见证宣布实现“全面”内部自治和新的民选政府上台的群众大会,齐声发出众志成城的胜利欢呼(终于有这么一天)。SG50有的则是一副垂头落泪的哀容,从电视屏幕上播放出来,定格在国人的心中(怎么会这样)。

我们本来庆祝的是6月3日;然后,为了宣示马来西亚,变成9月16日。接着又提前来到8月31日,因为其他人都在8月31日庆祝。再下来,只好是8月9日了,这个8月9日不是我们愿意的,而是只得如此。

1966年8月9已已故李光耀以总理身分,在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庆祝第一个国庆时,就是这么说的,“We used to celebrate the 3rd of June”,以及“and then it had to be the 9th of August, and the 9th of August it is, not because we wished it to be but because it was”。话说得如此直白。

(尽管脱离马来西亚到底是被人扫地出门还是主动运作的结果,至今仍有不同的揣测和传奇。不过,从垂泪到“不是我们愿意的”,其内在逻辑总是一致的。)

1960年6月3日纪念第一个国庆的首日封(林少彬珍藏)

总说一句,6月3日没那么许多麻烦。它出现当天,肯定不伴随着凄风苦雨,而是在政府大厦前受到了众人的祝福。

在战后婴儿潮前后诞生的这些人,从那一天走下来,走呀走的,被人贴上各种标签地走过了那么些年,无人多加理会地又走过了那么些年;走呀走的,慢慢一点一点变老,忽然先后都有了尊称。先一批,被称为建国一代;当时还是少年或孩童的一批,被称为立国一代。

无论“建国”“立国”,如今俱已白头,也许眼花,也许耳背。而他们身上都有故事,也许亲历,也许耳闻目睹。

他们若开口,第一句话,估计多半将会是这样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建国说。

至于立国,其中早熟的,有不少当时也许已经跟在了父亲母亲、叔伯婶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后,屁颠屁颠地跑,口里一边叫着:

Merdeka。 阅读更多 »

历史为何物,历史谁来写?

leave a comment »

林清如(怡和世纪总编辑)    2018-8-22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独立建国后,单元的历史叙述传播的基本上脱离不了殖民者的历史观。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通过强调国家面对外来威胁、种族与宗教等内部矛盾的脆弱性,从而突出维持现有秩序的必要性。历史的重构举步维艰,任何有异于主流论述的历史叙事,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对现有秩序的挑战。

(林少彬摄)

明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200年,总理今年新年献词呼吁国人反思历史,开创未来。媒体跟着强调“掌握历史和解读历史的自由”,并期待“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保留对其解读的百家争鸣。”

远的不谈,我们就从莱佛士登陆说起吧。

姑不论莱佛士在新加坡历史上应有怎样的地位,自他登陆以来200年的新加坡历史,基本上就是东南亚殖民统治与反殖运动历史的一部分。时至今日,这部历史还在演变中。

档案图照显示,当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畔与天猛公签订第一份条约时,英军大炮早已在河口亮相。英殖民者威逼利诱,通过文字游戏逐步蚕食马来土王的主权。继而利用殖民地人民在领土疆界、种族与宗教上的歧异制造分裂,然后分而治之。在非洲、在亚洲,至今仍有多个地方种族或宗教派系格斗、战火不灭,那都是源自西方殖民主义种下的祸根。

从英殖民者踏足马来半岛的那一天起,马来半岛人民的反殖意识随即萌芽。1875年霹雳州苏丹阿都拉(Sultan Abdullah)领导与殖民官员J. J. Birch 的抗争,便是启蒙时期的反殖斗争。二战后英军重返马来亚,大事镇压各民族独立运动,然后与代表马来封建势力的种族主义政党巫统合作,稳固了他们在马来亚的经济与军事利益。与此同时,英殖民者实行新马分治,把新加坡从马来半岛割切出来,意欲将其发展成英殖民主义者在远东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中心。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22, 2018 at 5:07 下午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导言

with one comment

伍依    2017-6-28

李光耀的回忆录,把历史事件碎片化,割裂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选择性介绍历史事实。回忆录虽然说的是事实,但是经过李光耀的精心整容,割裂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化妆品,有意引导读者对历史的误解。因此,读者别想能从李光耀回忆录中得到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正义的感召,更别想能感受到当年在抗日反英斗争中所激发出并能延续至今的巨大精神能量。

历史就像镜子,对历史照得很清。但是,主导历史书写的人比镜子更厉害,它会让多数人无法照着镜子去认识真实的历史。因此,看历史,要去伪存真,才能看清过去,预测未来。李光耀生前死后都被奉为没有半点瑕疵的光辉顶点宇宙至尊,是“新加坡之父”,没有李光耀就没有新加坡的发达。李光耀对自己的政治能量颇为自负,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的错误,就别说罪过了。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年—1965年)》和《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是李光耀的最重要著作,这一著作是作为李光耀的宣言而写的。

作为李光耀一生有着很真实的记录的回忆录,主要内容涉及作者对从出生、家庭到走上政治舞台中心的回忆,兼及他从事内阁事务担任总理的经历。他在书中对当时政治人物的深刻描绘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发生的人和事,而要想更好地理解李光耀的思想,回忆录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作为“政治家”的李光耀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虽然自称“从来没打算写回忆录”,但“年轻人会喜欢读我的回忆录”,“这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而是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间经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战争带来的震惊、日本占领时期的悲惨日子、共产党反对英国人回来而引发的造反和恐怖行动、马来西亚期间的种族暴乱和威吓,以及新加坡独立的风险”。但正是这些事件使得李光耀能够更加真实地表达自己对时人时事的看法,他对一些政治人物的细节描绘和恶毒歪曲勾勒出一个个政治人物的肖像画,他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李光耀的“历史”的真实。当然,立场的不同使得即使标榜客观的描写仍然夹杂着主观倾向,与李光耀相反的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告诉我们。

李光耀很怀念“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所以他从来并不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从来也没有和英国殖民者做过斗争。相反,倒是帮助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反殖力量,他对反殖力量的贬低见诸笔端,他对左翼和社会主义者的敌视更是十分明显,而他对自己的政敌或者其他政客的描绘也能够让人看到他自己的偏见。李光耀脱离历史特定环境去评价特定历史事件的行为,是在耍流氓。

李光耀以其偏见和敌视的眼光描述左翼运动及其领导人,他深知没有左翼领导人的协助,单靠他们几个受英文教育的海归,“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我们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分子,没有跟占多数的讲方言的华人沟通的能力”。 阅读更多 »

五一三华校生学运之马共角色

leave a comment »

新加坡文献馆    2016-4-1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6259

华校生的学运,也是殖民政府长期歧视华人文化教育与社会福利的必然制度结果。也就是说,反对殖民政府的民间运动是必然的会发生,无论是否有马共的推波助澜。

马共在五一三学生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马共绝对是主角之说,与马共只是配角之说,相互争执不下,是一个尚未定案之争论不休的议题。个中原因是论述者之,政治理念与论述目的各个不同,所以其结论必然也就相异。

然而,不论立场如何,其所得之结论都必须有其现实基础为根据,因为即便在理论上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在最终,其结论还得经过历史事实的验证。

由此来看,一个最踏实的历史认知是透过对马共实体的确实了解,去看看马共的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情况?如此处境的马共是否有能力,去推动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运动?

为此,可以从两位马共历史参与者,锺华与张泰永之历史记述中,了解当年的马共是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当时马共在新加坡的重要工作指示是什么?再从这些讲述去追究五一三是马共主导之说的现实基础。

根据锺华撰述的史料,1950年代的马共备受内政部的打击,尤其是被捕马共领导的变节与出卖,导致马共处于一个瘫痪的困境。

历史上,1948年8月过后,新加坡地下党员的人数从原有的300多人骤减至仅剩不到50人。市委会成员也减至5人,每人领导一个或数个新设立的区委。

从1950年4月至7、8月间,马共星洲市委会下属的市区委、郊区委、学区委等组织在短短几个月里,先后遭到致命破坏,许多区委被捕,整个新加坡 的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同年12月间,市委书记和负责宣传工作的委员被捕,两人后来双双叛变,导致整个市委会的其它成员被一网打尽,属下一些机构也 遭到严重打击。此后一段时期,整个新加坡的地下组织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状态。阅读全文»

怀念赛扎哈里——群岛星空失去一颗明亮的星

leave a comment »

作者:阿都拉曼恩蓬(Abdul Rahman Embong)   译者:苏颖欣     2016-4-16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38061

赛扎哈里(Said Zahari)突然离世的消息传来,震惊国内外。这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捍卫自由的斗士、新闻人,是马新地区甚至是整个马来群岛的指标人物。

虽然被这个悲伤的消息震惊,但赛扎哈里的家人、战友和敬仰他的人士,已渐渐开始接受这个事实——他不在我们大家身边了。

赛扎哈里已在2016年4月12日中午12点30分,在他的女儿丽丝玛瓦蒂(Rismawati)于雪州本查阿南(Puncak Alam)的住家安详离世,寿终正寝,享年88岁。

求学时关心反殖运动

1928年5月18日,赛扎哈里出生于新加坡花园村(Kampung Kebun Bunga),一个来自爪哇的马来家庭。

二战前,他在新加坡马来学校接受教育。在日本结束占领马来半岛后,他继续求学考取剑桥高级文凭,同时也默默关心反英殖民运动的消息。

后来他闯入新闻界,在1951年加入《马来前锋报》。当时,反殖民情绪不只在马来亚高涨,也在各地殖民地飘扬。

李光耀下令扣留17年

基于赛扎哈里的领导天赋和个性,他在1959年受委出任《前锋报》主编。

1961年,当巫统领袖和马来亚政府不满《前锋报》立场,试图掌控甚至改变该报编辑政策,赛扎哈里领导了那场历时三个月的历史性罢工,以反对巫统干预,维护新闻自由。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6, 2016 at 2:41 下午

行动党人对林清祥的荒谬指控

with 2 comments

伍依     2016-2-27

真实的历史是,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实力足以推翻李光耀政权。新加坡左翼上台执政,势必影响吉隆坡政权,因为当时马来亚的左翼力量也很强大,这就引起吉隆坡政权的恐慌;英国人更担心殖民利益会受到损害。形势逼得英国人、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结成攻守同盟,务必致林清祥于死地,……三方密谋以内部治安法令,构筑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冷藏行动”就这样展开了,“大马来西亚计划”成了李光耀的救命稻草,李光耀借刀杀人的计谋达到了。

今年是备受各界敬仰的左派领袖林清祥逝世二十周年,他的老战友为他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农历初三的老友聚餐会上,发行了《清水长流,祥光永辉》一书。书中发布了王瑞荣翻译的行动党政府指控林清祥的30条控状。看了这30条控状,是我想起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史实。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出任鲁国中都宰,执政的第七天,孔子就诛杀鲁国大夫少正卯于东观之下,暴尸三日。东西两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约等于天安门。在这种政治意味浓重的地方杀人,说明杀少正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杀少正卯之后,学生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子贡问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你初当政就先杀了他,该没有弄错吧?”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不在其中:一是心达而险,知识通达而心怀险恶;二是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三是言伪而辩,言语不合正道而善于狡辩煽动;四是记丑而博,博闻强识,宣扬邪恶的思想;五是顺非而泽,赞赏错误的观点,加以文饰。这五宗罪,任何一条都该杀,而少正卯同时具有这五宗罪。他的居所足以聚集门徒成群,他的言论足以掩饰邪恶,蛊惑人心,他的刚强足以与正确的见解分庭抗礼,小人中的雄杰,不可以不杀。因此商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止,周公旦杀管叔,姜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时代不同,险恶的用心却一样,是不能不杀的。”(引自方晓《史记(全十册)评论》)

以思想、言论入罪,孔子绝不是第一个,商汤、周文王、周公旦,那都是上古的贤人,该杀的时候决不手软。但杀人的理论,的确由此完备。想不到二千余年过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手段,行动党人延续下来了。

2013年,李光耀在《论中国与世界》一文中说:“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

李光耀妄称自己“推崇儒家思想”,其实并没有吸收到儒家思想的正确部分,就如他说的“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而是学会了孔老二诛杀少正卯的手段。我们来看看行动党人对林清祥的荒谬指控吧。

1951年至1969年期间,林清祥被扣留了三次。1951年8月13日起被扣留一个星期,据说是控涉嫌卷入抗英同盟与罢考活动。第二次是1956年10月26日凌晨至1959年6月4日,“理由”是虽经第一次被扣留,仍继续进行渗透活动。第三次于1963年2月2日被扣至1969年9月。这次的“控状”是在被监禁超过二个月后才由当时的国防部长林金山发出的。(引自《清水长流,祥光永辉》)

众所周知,新加坡自1819年起就是英国人的殖民地,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经过新加坡人民的艰苦斗争,直到1959年新加坡才取得自治。行动党人指控林清祥从“自1948起,你一贯地、积极地自觉与自愿地,通过首先对在校的年轻人,接着在工运与政治界的群众中进行与推动广泛渗透活动,以协助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1948年,林清祥在培群小学毕业”(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就是说林清祥从15岁小学毕业开始,就一贯地广泛进渗透活动,进行“犯罪”活动了。然后列举了林清祥“控状”根据“事实”(见《清水长流祥光永辉》第180—185页)。

控状共30条。从第一条至第十五条,即自1948年起至1961年9月17日社会主义阵线成立。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殖民地时期,李光耀等海归精英和与林清祥为首的左翼是并肩反殖运动的战友。林清祥在1955年4月2日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林德宪制的立法议会选举,林清祥高票当选为武吉知马区议员。1956年4月林清祥与李光耀代表行动党参加以马绍尔为首的13人各党代表团,赴伦敦与英国方面举行关于新加坡宪制的谈判。1956年9月18日林有福政府诬陷林清祥号召群众“打警察”逮捕林清祥。1959年5月31日新加坡举行第一届新宪制选举,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李光耀违背竞选诺言,同年6月4日只释放“跟行动党领导有亲密关系的”林清祥等八人,林清祥被委任为财政部的政治秘书。1961年4月底的芳林补选和7月15日的安顺补选,林清祥都积极帮助行动党竞选。

事实上,据傅树介医生“于1990年代初在英国查阅殖民部的档案,得知李光耀不释放政治犯、推脱责任所涉及的程度,他竟然建议和请求薛尔克,在政府若面对公众的压力时提出释放政治犯的建议,给予驳回。李光耀头脑非常清醒,担心步上‘林有福道路’的后尘。”(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

从这些事实可见,林清祥和李光耀等行动党人密切合作,为反对殖民统治而奋斗。林清祥在这一段时间进行所谓的“共产党活动”“卷入马共支持的用来反政府之罢考行动”(控状第4条),“反国民服役的领袖之一”(控状地6条),“发表了无数煽动性演讲与声明以攻击殖民地政府,紧急法令和国民服役法令”(控状地9条)。我们不禁要问“1955年9月英国当局抛出了‘公众安全法令’,人民行动党当时也多次抨击这个法令,并且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露这个法令的本质,并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粉碎它。”“紧急法令并没有消灭共产党,但它会毁灭民主”,“他指出,唯一达到自由与民主的马来亚就是完全废除紧急法令”,“殖民统治已经变成一个瘤,而紧急法令却被用来麻痹这毒瘤所带来的痛苦,使人产生幻想”“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开刀割掉这个毒瘤,割掉殖民地制度,大踏步走向自由”(《新公安法案二读通过提交小组会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上的发言》)行动党发表的声明和李光耀说的话,不就是和林清祥的言行一样进行反对殖民地政府的活动吗?当时新加坡是殖民地,政府是殖民地政府,指控林清祥“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反政府”这不是很荒谬么?

既然指控林清祥“是共产党煽动之反国民服役的领袖之一,你将马共指示传达予非法集会和集中之学生领袖(控状第六条),为什么自己又说“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李光耀回忆录》)?李光耀不也“发表了无数煽动性演讲与声明以攻击殖民地政府,紧急法令和国民服役法令”,“李光耀代表被捕学生,指出警方的武力和武断,还教导学生如何应付警方的盘问。李光耀当学生代言人,在立法议会和其他政治论坛,就学生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华文教育问题,替学生说话,转达学生的意见,替学生争取。”吗?(《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

既然指控林清祥“自1948起,你一贯地、积极地自觉与自愿地,通过首先对在校的年轻人,接着在工运与政治界的群众中进行与推动广泛渗透活动,以协助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发出拘留令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称赞林清祥是一个“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李光耀回忆录》)?主动邀请“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的共产党人创建人民行动党用意何在?

既然抨击“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拉惹勒南在他所写的社论中,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偏见,对外来的英国人有权获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进行质疑。政府给外来的英国人每人1000元的津贴,却拒绝邮差每月10元的加薪。”“因此,我将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讲话。”“我重申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我们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毁殖民制度。我们发誓不采用暴力……我们不准备替殖民制度战斗,延长它的存在,或使它永远存在。’”“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心情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和“《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他曾经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短文”(《李光耀回忆录》)。可见,李光耀和拉惹勒南都在“攻击殖民地政府”,李光耀还自称是“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他们和林清祥“发表了无数煽动性演讲与声明以攻击殖民地政府”有何不同?凭什么李光耀“强烈反英”是建国功臣,是“建国之父”,坐上总理宝座,享尽荣华富贵;而林清祥反英却是“协助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是“反政府”,是“颠覆分子”,被投进黑牢,遭受流放,受尽身心折磨?反殖民统治是当时爱国人士的共同行为,大家不分彼此,同仇敌忾,“攻击殖民地政府”怎么成了行动党政府对林清祥的控状? 阅读更多 »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