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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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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从“抗英”到“流亡”:新加坡左翼地下组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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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2019-11-1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seacommunist/126810

电影《返校》由电脑游戏改编,因结合校园、悬疑、历史、惊悚等元素,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回响,但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语电影圈,尚未受到关注。事实上,新马两地在后殖民时期及冷战格局之下,也曾出现过相当炽热的左翼运动,然而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在战后未及3年的1948年6月发动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部队深入雨林战斗,导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状态(Emergency, 1948-1960),全面禁止任何跟共产主义有关的组织和活动,从而迫使新马地区的左翼团体走向地下化。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与马来亚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战后英国人重返,随即在宪政和治理上强行使两地分离。基于政治及地理条件的限制,马共武装斗争在新加坡没有开展的空间,惟有透过地下外围组织对工会、学校和农村进行渗透。1948年9月,“星洲人民抗英同盟”(Singapore People’s Anti British League,以下简称“抗盟”)便是在这种氛围下成立,并积极在学生、工人和青年之间广泛吸收盟员。

“抗盟”分华语和英语两个源流,前者以华校背景的中学生为对象,后者则锁定当时还设址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的大学生,以及各族群的知识菁英。战后学生普遍超龄,加上见证抗日的历练,使中学生心智相对成熟,对政治与时局也异常关注,因此华侨中学率先于1949年初就在校园里成立了第一个“抗盟小组”,隔年的1950年才有“抗盟英语组”(SPABL, English Speaking Section)的成立。不过据称“英语组”成员因思虑不周延、行动不严密,很快就引起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注意,经过1951年1月的一场大逮捕行动以后,组织严重受创,形同瓦解。

Photo Credit: Quince Pan@Wikipedia CC BY-SA 4.0

相对而言,让殖民地政府感到更棘手的其实是地下活动力和执行力强大的华校生。以华侨中学为例,“抗盟”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和禁书,在夜里摸进教室,将马共星洲市委出版的《自由报》及其他革命宣传塞入同学们的抽屉里,又在校园的树上悬挂五星红旗。学生这些举动渐渐引起殖民地政府不安,遂使有关当局加大力度对校方施压,除了密切监视特定学生、加强巡逻校园、搜查宿舍等措施,政治部还派员到校突击检查和扣押学生,又勒令学校开除高二班学生数十人,继而强制该校无限期停课,以及永久关闭寄宿生宿舍。 阅读更多 »

听众人说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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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9-10-19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七八十岁的林清如,回头看十几二十的林清如。

那个年轻的身影,一定让他看见了什么。因此,他开口说了一个故事。没想到一说开,再停不下来。于是,2014年,他说成了一本书。

随后,他换另外的语言,把说过的故事复述一遍。然后,再复述一遍。五年后,又复述成了一本书。

这同样的一本书,于是有了两个面相。

书印出来。林清如要说的话,都说在书里了。即便有什么疑惑,警如哪些话是老清如说的,哪些话是小清如说的(要是真有人无聊到想考据这些),不都该到书中找去么?找不到,多翻几次就是。

再譬如为什么叫“黑白青春”?虽然作者卖了关子,表明要“把遐想的空间留给读者”,不信把书多翻几次还琢磨不出来。

黑色和白色,是两个极端。

在光学里,黑色基本定义为没有任何可见光进入视觉范围,白色则是所有可见光(光谱内的光)同时进入视觉范围。

在文化层面在语义上,黑色的联想是冷酷、阴暗、不光明。白色则代表纯洁、坦荡、光明。

那么,这样一本说黑道白,又有两个面相的书,读者究竟会看见些什么?有人或许看见黑白分明,有人或许怀疑黑白的界分;说不准有人不信邪越过黑白看见了五颜六色,也说不准有人从黑里看见被掩盖了的纯洁、坦荡和光明。

且听众人怎么说?

从近到远,先听My Youth in Black and White引起的回响。

(摘译自英文书的序与封套底的推荐)

Dominic Puthuchaery(前左翼工会领袖)仿佛从书中看见了他自己的身影,他的青春,他的奋斗,他对被人颠倒黑白的不以为然:

……书中的时间与事件,也是我自身历史的一个部分。那是我们成长的年头,形塑了我们许多人的样貌。那些年里,有我们满心喜悦同时也备感辛酸的记忆。新加坡是个考验我们的洪炉。我这辈子认识的一些最好的人,都在寻找能够历史性改变我们家园的答案、制度、愿景与方向,以实现和已从殖民主义下获得解放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的历史定位。

我们总是发自内心,要成为亚洲觉醒运动的一个部分,争取在亚洲扮演自己的历史角色,决定自己的前途,为我们的人民争取尊严和没有贫困的生活。我们在实现这些改变中曾扮演的角色和投入的努力,绝对不是一个失败。历史理应记录我们的贡献,哪怕只是作为一个例子,一个关于一群勇敢和怀着理想的人如何拆除种族、文化与语文藩篱,形成新愿景下的一股力量的例子。

……关于那些年头,那些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苦难回忆,当中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人当年如何跨越种族与宗教差异,缔结了伙伴与同志情谊,这样的典范至今犹未过时。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历史,至今仍被各种权谋论者所盘踞。在他们的叙事架构下,充斥着各种阴谋,以及对反殖人士及其运动的非人性描述。……这种被垄断的叙事应该打破,重造,注入人的体温。当年那些参加反殖,争取自由与人民尊严的人,有许多仍未为人所知。他们没有机会发声,挑战刻板与非人化的叙事。对他们故事的挖掘,尚未全面展开。清如自己的经历,他讲述二哥林清祥的故事,他对林福寿医生的描绘,对了解这些人和这场运动,是很有启发性和重要性的贡献。

我记得写过一首诗,给清祥念了。他把诗译成华文,那诗用华文念似乎更好听。有一次在店屋的天台,在一个聚会上,Chin-yan (就是书中的K女士)在二胡的伴奏声中朗诵了那首诗。我后来把那首诗丢失了;回顾和当下截然两样的那段艰苦日子,那诗也许无关紧要了。 阅读更多 »

两百年后再回首——开埠、殖民与现代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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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睿(南洋理工大学公共行政中心研究助理)  2018-10-15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和其它历史遗产相比,纪念殖民遗产总需要更多理由、更多辩护,一不小心还会被冠上充满贬义色彩的“恋殖”帽子。爱国主义和殖民遗产之间的张力对身处后殖民国家的我们来说更是难以消解——如果我们爱这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我们可以同时认可它的殖民者吗?我们可以像纪念新加坡建国那样纪念莱佛士开埠吗? 

新加坡河(林少彬提供)

众声喧哗:“复调”的历史

1811年夏天,当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第一次望见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小渔村时,他正在前往爪哇岛的征途中,准备为保护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贸易而战。彼时的欧洲,拿破仑的铁骑踏破了荷兰的防线,荷属爪哇转而成为法兰西帝国觊觎印度、争夺远东利益的跳板。当时的印度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命莱佛士准备进攻爪哇,先发制人地解除对英国的威胁。当这支由八十一艘战船组成的舰队掠过新加坡海岸时,岛上的渔民若偶然瞥见,必定惊于其浩浩荡荡,目送其一路向南,谁知八年之后,舰队的年轻将领将登上自己身后这座小岛,改写它的命运?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岛上的人们又将如何纪念——或者说,是记忆——这场历史性的邂逅呢?

关于莱佛士和英国殖民的历史意义现在似乎成了颇具争议的话题。2017年五、六月间,《海峡时报》连载几封来信,讨论新加坡该以何种态度面对殖民历史。有人主张“勿以殖民为耻”,因为是莱佛士让新加坡从名不见经传的渔村成长为东南亚贸易的枢纽。现代新加坡的精神及其社会人口结构都于殖民时期发端和奠基,我们理应拥抱并传承这段历史。有人却认为,将莱佛士推崇为现代新加坡之起源颇为不妥。英国人并非为改善本地民生而来的救世主,而是为大英帝国牟利;宗主国让亚洲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次等人”听命于它,但它却无力抵挡日本军国主义侵犯。这些屈辱辛酸催生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新加坡——真正的现代新加坡。

如何面对殖民历史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整个东亚、东南亚和近代史都围绕殖民和反殖而展开。在后殖民时代的语境中,民族国家和主权这些“舶来”概念不仅替代了王朝、天下这些“土生”概念成为我们身份认同和世界观的基本坐标,更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性,以至于和其它历史遗产相比,纪念殖民遗产总需要更多理由、更多辩护,一不小心还会被冠上充满贬义色彩的“恋殖”帽子。爱国主义和殖民遗产之间的张力对身处后殖民国家的我们来说更是难以消解——如果我们爱这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我们可以同时认可它的殖民者吗?我们可以像纪念新加坡建国那样纪念莱佛士开埠吗?

“万千宠爱”:莱佛士与开埠

让我们暂时回到十九世纪初莱佛士的世界。自十七世纪以来,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一直是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的霸主。他们贩卖奴隶,通过严刑峻法垄断了东印度贸易,莱佛士称之为“荷兰人令人窘迫难堪的暴政”。在对待荷兰人的问题上,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莱佛士并不认同公司力避冲突的保守姿态。受欧洲政局影响,莱佛士曾为保护英国贸易出征爪哇并作为总督进行了短暂的统治,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废除奴隶贸易,引入陪审团制度。然而,他因家庭变故和健康问题离任后,英国还是将爪哇拱手让给了荷兰,改革戛然而止,一切回到了老样子。1818年,他再次离开英国前往苏门答腊(Sumatra)担任明古鲁总督(Governor of Bencoolen)。这一回,他打定主意要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足以与荷兰人抗衡的自由贸易体系。新加坡——那个八年前曾路过的小岛——浮现在他脑海中。 阅读更多 »

马来亚的国家想象:新加坡人民的马来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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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   2017-5-2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在当年属于多元社会的新马,华人和印度人还在效忠中国/印度或者马来亚之间犹豫、马来人只坚持马来民族主义的时候,马来亚民主同盟鲜明提出马来亚人(包括新加坡)这个概念,作为团结各个民族、建立马来亚国族意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马两地的反殖民地主义和争取独立的运动是和“马来亚”国家意识的建构紧密相连的,这种观念不但对二战后的新加坡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还一直延续到新加坡独立之后,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逐渐淡化。认识这段“马来亚”情意结的产生和影响,才能对新加坡独立前后所发生许许多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和分裂、新加坡的自治、合并和反合并、马来西亚的诞生和新加坡的出走等等得到一个背景式的思考。

说起来有点偶然,我对“马来亚”的认识是从一首小时候学唱的歌曲《我爱我的马来亚》开始的,这是我的政治启蒙,一种“马来亚意识”的启蒙。进入中学之后,有机会读到《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这首诗歌以及当时许许多多的作品,原本模模糊糊的“马来亚”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马来亚是包括我所居住的新加坡和以长堤连接起来的马来亚半岛一片宽阔的土地,胶林、锡山、家园、祖国等意象成为我当年的马来亚的国家想象,可以这么说这种“国家想象”是靠文字阅读来构建的。我想这不会是我个人极个别的经验,而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许许多多华校生的共同历史记忆。

马来亚意识是新马两地反殖及争取独立主要的动力,吊诡的是“马来亚”这个政治符号的问世却是英国殖民者的杰作。“马来亚”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建筑在西方殖民者对其统治的政治疆界的界定,它不是基于同样的民族历史、相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化背景下自然形成的信念,如果要说它的共同点,就只有一个共同的各族移民的历史和被殖民统治的经验。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新马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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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0-22

事实非常清楚,李光耀完全知道脱离马来西亚的前因后果,却在回忆录中故作神秘,好像被吉隆坡政权踢出马来西亚是“突如其来”的,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了委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力已日落西山,无力再保持庞大的殖民统治,必须采取紧缩政策,物色代理人,维持殖民利益。苏卡诺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高涨,冲击周边国家民族解放的要求。为了遏制这股凶猛的民族主义浪潮,“大马来西亚计划”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大马来西亚计划”被称为“新殖民主义”。

所谓“大马来西亚计划”是“英国为解决其北加里曼丹三邦(汶莱、砂拉越与沙巴)的非殖民化问题,以‘合而治之’的新殖民主义,让其代理人出面提出。1961年5月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Shah,简称‘东姑’)提出马来西亚计划”。(严秋霞《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1954-1963)》)

行动党分裂后,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力量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给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政权沉重的打击。如果不借助吉隆坡政权,李光耀将很难保住政权。但是吉隆坡政权又因为民族结构问题,不愿意单独接纳新加坡,英国殖民部和吉隆坡政权才策划将英国殖民地的砂拉越和北婆罗洲以及汶莱纳入“大马来西亚计划”。“1961年1月16日,英共和联邦关系部及殖民地大臣邓肯•桑底斯莅马,在金马仑高原的岑氏别墅召开一项英、马、新非正式极峰会议。与会者有英驻马最高专员陶里、英驻新最高专员薛尔克、澳洲驻马最高专员克里芝利、纽西兰驻马最高专员班纳、印度驻马最高专员普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财政部长吴庆瑞、马来亚首相东姑与副首相拉萨和内长依斯迈医生。”这就是被称为“金马仑高原的密谋”的会议。(《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从英国解密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光耀急于要并入马来西亚联邦,并不是基于新加坡人的福祉,而是为了解救行动党风雨飘摇的政权。李光耀与英国殖民部和吉隆坡政权密谋的是如何摧毁新加坡的反对力量,商谈的是什么时候采取逮捕行动较为恰当,由谁出面逮捕,要逮捕多少人,逮捕谁。

李光耀在回忆录的《后记》中说溜了嘴:“1963年,我们跟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解决了共产党人引起的问题。”

社阵领导人之一傅树介在《冷藏行动中被扣留》一文中,引用英国解密文件揭露了李光耀的图谋:

“李(光耀)很担心,大马来西亚和合并的主动提出,不应被看成是来自英国,因为这将使他更难在新加坡推行这计划。他想要先跟东姑达致协议,然后到伦敦访问,使这项计划看来好像是马来亚领袖主动提出的结果。”(CO: 1030/981, Tel. 312)

“李光耀渴望与马来亚联邦合并。这关系到他的政治前途。”(CO: 1030/981, R/042/14/61)

“他明确地投诉说他在一方面被英国,在另一方面被联邦当做傀儡……。我强迫他说出他究竟要的是什么。他说他要一项与联邦合作的清晰计划,以便他在10月底之前可以向选民阐明。之后他有意举行全民投票或大选……他谈到东姑时毫不客气。他对于那位王子打躬作揖已感到反倦。他不准备继续这么做……”(CO: 1030/1149第93页)

“三个星期之后,英联邦公关部的电报写道:‘李光耀……于1962年7月29日参加(伦敦)谈判……。他之前在5月间曾访问过伦敦。那时他向英国的部长们强调建立马来西亚的迫切性,因为他的党的政治处境不妙。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在接下来几个月,保有马来亚——新加坡合并计划的有效支持。”(CO: 1030/103第181页1962年8月10日)

处于风雨飘摇境地的李光耀政权,捉住了“大马来西亚计划”这根救命稻草,积极响应,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全民投票”。 阅读更多 »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十——无德、无功、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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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0-3

如此无德、无功、无言的三无“政治老鸨”,背负千古骂名的民族罪人,加上为日本法西斯服务,接受英国殖民部的培养,使民族教育消失,是为不忠;向英国殖民部和吉隆坡政权交出爱国者的黑名单,其中好多人还一度是朋友,是为不义;虐待残害政治犯,是为不仁。三无三不之徒,何以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一代哲人、一代伟人、一代巨人?何以能成为万民景仰的人物?

公元前549年,鲁国的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正卿中军将范宣子出面迎接,他问叔孙豹:“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是说的什么?”叔孙豹说:“我听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能做到这样,虽然死了也久久不会废弃,这才叫不朽。如果是保存姓、接受氏,守护宗庙,世代不断绝祭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官禄大的并不能叫作不朽。” 这就是对于中国人的思想和人生追求有着重要的影响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

从《李光耀回忆录•风雨独立路》看来,回忆录中对反抗日本侵略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共产党人和左翼提出了严厉的指控,称共产党和左翼所有的作为都意味着罪恶,可“罪恶说”站得住脚吗?反殖是罪恶,意思就是说,殖民统治就是正义的了。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妄称自己是“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的李光耀,其心志是如何混乱!

在日寇占领新加坡时期,连小学生都会参加卖花筹款,支援中国的抗战,数千青年响应陈嘉庚的号召,组成南洋机工,奔赴抗日前线,星华义勇军浴血奋战,许多青年纷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已经19岁的李光耀,不参加抗日卫马的工作,只顾做黑市买卖挣钱,冷眼旁观日寇的暴行,还可以悠哉闲哉地看电影。不就说明李光耀并不是热血青年,毫无反抗邪恶势力麻木不仁之辈么?

反英殖民主义期间,又配合英殖民者的傀儡林有福政府,暗算反殖领袖和群众,回忆录中尽是对反殖力量的诬蔑。为了打击左翼领袖的声望,还编造林清祥和林福寿在狱中殴斗的谎言等等不义之事;更为荒唐的是,对林福寿的控状“其中一条罪状是虚构的,我被指控为8名华惹诽谤事件的学生之一,我说:‘真实的情况是,我并没有身为这8位学生之一的殊荣,事实上,我觉得能够被看成是当中一员就是件值得荣幸之事,但是,我并非8人中的一人。当时这8名学生在无答辩情况下获得无罪释放,而其辩护律师就是李光耀本人,他不就是如今囚禁我的那一个人?’”“看看这些所谓的罪状单,上面有着许多空空的留白,我问Judge Winslow这些留白有着什么的意思?他说:‘唉呀,这些就是罪状,由于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内容,所以只可以让咨询委员会知道,但你不可以知道’。我说:‘天底下岂有这样的事,不知道自己的罪状又如何去进行辩护?’,我向他请教如何是好,他耸耸肩膀要说话,我于是质问:‘这岂不是在开司法的玩笑’。他回应说:‘这就是法律’。”?(2009年11月14日,林福寿医生在一个新书发布会上演说,2010年8月7日,新加坡文献馆)原本已被法庭宣判无罪释放的控状,李光耀本人还是辩护律师,却还拿来指控林福寿医生;被指控的人“但你不可以知道”,天下哪有如此滑天下之大稽之事?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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