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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除李光耀诋毁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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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8-1-20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0265

《李光耀回忆录》第十四章华校生的世界;第十六章语文教育的争斗,白纸黑字浓缩了对华校生的不公平,不合理和消极否定的偏见心态。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虽然,李光耀承认,是华校生动员的华人选票把人民行动党推上新加坡政治舞台,然而,李光耀终其一生,改变不了口出恶言,污蔑与诽谤华校生的劣根性。在李光耀的历史论述里,华校生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就是滋生共产党人的温床。

李光耀对华校生是共产党,和南洋大学是共产党人温床的指责,从来没有给出真凭实据。与之对比下,独立学者之历史文献所讲述的历史事实,却铁证如山的提出了正好相反的史实。

1、张杨 (2015)《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陈六使……“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保留我们的文化,……40或50年后我们将或许不再称自己为华人。”……不仅如此,海外华人倡导的华文大学本身也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无论是英殖民政府,……美国都承认,“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说,他们不太关心国共之间的激战,甚至也不关心当地政治。”更尖刻一些的评价是“华人只管是否有奶可挤,不关心谁是牵牛人。”

毫无疑问,根据英美官方的政治判断:东南亚华人关心的是文化中国,不是政治中国。

张杨 (2015):1959年6月5日,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他担心南洋大学“不仅是要求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尴尬的请愿者,而且是培育高素质共产主义者的温床。”

其实,李光耀除了不愿意在政府财政上支持南洋大学之外,更受到本土政治斗争的内在因素之巨大影响。简言之,李光耀把南大定调为共产党温床的目的,是寻求西方世界在冷战思维下的政治认可。换言之,打击南大即可以消灭政治竞争对手,也同时争取西方政治的支持。对李光耀而言,这正是典型之人民行动党所谓的赢了还要再赢之双赢结果。

可见,李光耀给予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主要还是基于冷战思维下的政治操作和需要。那也就是说,李光耀全面颠覆了历史真相;把文化中国彻底的全盘曲解为政治中国。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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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军方今年未循例邀台湾国防部长参观航空展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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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世界之声/陈民峰      2018-1-18
http://cn.rfi.fr/新加坡军方今年未循例邀台湾国防部长参观航空展引发关注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CNA News)

台湾国防部长,历年来都经由新加坡军方邀请,以参观“新加坡航空展”的名义前往新加坡访问,但下个月六日即将举行的这项航空展,却没有邀请台湾现任国防部长冯世宽,引起台湾国安系统的关注。

联合报今天报导,两年举办一次的新加坡航空展,订下个月六日至十一日,在新加坡樟宜机场举行。消息人士透露,今年新加坡并没有按照往例,邀请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前往参观。

“新加坡航空展”是世界三大航空展之一,展览主题除了航空产业,还包括防务技术展与机场设备技术展,规模愈来愈大。

2012年2月,民进党立委薛凌曾透露,国防部长高华柱应新加坡军方邀请,以参观航空展的名义秘密前往访问;在此之前,双方已经很久没有进行国防部长级的军事交流。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18, 2018 at 5:49 下午

文化创意产业在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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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世纪    2017-12-25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引言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各政府部门从创意经济角度出发,就已经接受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基于“要让文化带动资本创建‘亚洲门户’”的城市发展策略,政府于2000年宣布了一个为期15年的文艺复兴计划。在此计划带动下,新加坡文化艺术领域的生态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成立了泰勒版画研究院,2006年新加坡博物馆重新开放,同年由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双年展诞生,2010年新加坡自由港开放,2011年第一届“艺术登陆新加坡”成功举办,2012年吉门营房当代艺术区建成,2015年花了10年时间筹建的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落成等等。

第一个15年计划期满后,人们久等不见第二个计划出炉。2016年1月政府成立了未来经济委员会,今年2月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报告书,篇幅长达108面的报告书居然对人文与艺术的推动毫无着墨。或许有人要问,难道我们在文化艺术的漫漫长路上已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毅力与耐心?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2017年5月19日开幕时,19位活跃于本地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创意人,呈献了以“新‧创艺”(Creativity in Pulses)为主题的华族文化展览。与此同时,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也宣布与中心联合推出“早报文创空间”,定期在中心与大家见面,以“探索本地文创话题,营造文创氛围,建立文创产业”。一切有关文化创意的活动随即再成了媒体的热点新闻。

借助华族文化中心开幕时拍出的节奏,《怡和世纪》本期以“文化创意产业在新加坡”为专题,通过各方人士的相互交流,尝试探讨新加坡文创事业的现状与前景,特别是民间力量在推动文创方面所能做的贡献。

以下为今年7月23日《怡和世纪》在怡和轩主催的一个沙龙的实录:

《怡和世纪》沙龙

主持:陈迎竹
出席者:林仁余、李楚琳、刘夏宗、林清如、陆锦坤、林少彬、南治国、谢声群、林沛、郑钧如。
记录:邹文学

陈迎竹:按照大家同意的提纲,我们今天谈何谓文化创意产业、新加坡文创产业现状、面对的局限与不足、民间力量能如何推动文创等等。先请仁余谈谈何谓文创产业?为什么文创产业越来越成为现在许多国家发展经济的重点?

文创基本上是国家主导的经济手段

林仁余:我们讨论的文化创产业,也有人讲成创意产业,那是Creative Industry 或者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的翻译,这个名词最早可能是英国政府在1989年提出,希望以文化产品来创造财富,不过,在英国使用“文化”这个字眼是敏感的,会被人认为政府要操纵文化,于是提出创意产业这说法。提出这概念,是因为看到美国在文化产业方面创造了巨大财富。那之前有所谓无烟囱工业,进入新时代,当政者要寻找新的经济引擎。以美国为例,有好莱坞、迪斯尼、流行音乐、博物馆、快餐文化等,英国政府也提出,文化活动应该成为一种产品,让它产生经济效益。他们建议从三方面去拓展:一是教育培训,二是扶持个人创意,三是提倡创意生活。

1990年代末,本地也加入提倡艺术教育。当时我还在报馆工作,访问艺术理事会请来的一名英国艺术教育专家,他们主张艺术教育应该包含在创意产业里,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创意行业,包括广告、古董及艺术品拍卖、工艺、服装设计、平面设计、广告设计、影视、广播,甚至包括电脑软件服务、音乐表演、出版等,这些都包括在创意产业里。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在九十年代也努力要推动创意产业,最先是推动电影工业,接下来是动漫产业。所以,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以上是简单介绍一下文创,作为大家讨论的背景。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谈论创意产业,日本动漫和韩国的影视都显示了文化产品的力量。 阅读更多 »

一位新加坡老师的台湾之旅:我们新加坡人,必须自我反省──两地价值的不同,从“捷运”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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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cy   2017-12-11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870&nid=9063

在讲求面子、功利、投资回报率、开拓发展潜力的背后,我们到底牺牲了多少不可量化的东西?在工作岗位上,我们是否有自我检测的自律?如果上司没从旁监督,我们是否会自动自发、认真用心地把工作做好?

asiastock@Shutterstock

今年10月,利用假期,我和家人一同来到台湾游玩。

由于这是我们到台湾的第六次旅行,对主要旅游景点大都已经很熟悉,所以这次行前,认为应当是段很轻松、好玩的旅程。没想到,一下飞机要转捷运上高铁到台中时,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母亲走失了!

在人来人往的机场捷运站,我和妹妹拖着沉重的行李、两人慌乱地寻找母亲的踪迹。母亲年迈、身上也没带手机。她上了哪一趟列车、开往什么方向等,我们一无所知。

过了一些时间,好不容易逼迫自己冷静下来,才意识到应该寻求站长的协助。

捷运站长的友善与效率,让危机快速解除

当时的我乱了方寸,面对站长的提问,也紧张地结结巴巴的。站长却以温和的语气回应我,并记下一些母亲的资料,用对讲机与其他工作人员联系。

不出几分钟,他就向我告知母亲目前的所在处,并让我在一旁等候──母亲搭上了哪一趟列车、大约几点能回到本站的讯息,也都很仔细地传达给我。

最后,母亲虽然看上去有些慌张疲惫,但总算安然无恙地回到机场捷运站与我们会合,我们也顺利搭上了赶往台中的高铁。

这段旅途中的意外小插曲,不仅起了个人的警惕作用,如今反思,也让我联想到新加坡与台湾之间,多方面的差异: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16, 2017 at 11:47 下午

鞭刑是对严刑制度的向往?新马的实践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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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洸铭    2017-11-14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35/2817117

鞭刑是否能有效地制止犯罪?图为2004年马来西亚警员对国小生展示如何对罪犯施予鞭...

鞭刑是否能有效地制止犯罪?图为2004年马来西亚警员对国小生展示如何对罪犯施予鞭刑。图/美联社

10月23日,台湾民众在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提议对酒驾累犯、性侵犯及对幼童伤害等增设鞭刑制度,短短四天就通过5,000名的附议门槛,截至今日更有高达2万5000名民众附议,促使法务部需于2018年1月3日前提出正式回应。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至今仍保留英殖民时期的鞭刑制度,究竟鞭刑能否有效威吓民众、降低犯罪率、减少累犯?还是只是民众对严刑的向往、欲以正义之名赋予暴力的正当性?在马来西亚,鞭刑制度或许不只是刑罚如此简单,还有可能涉及伊斯兰法鞭刑制度等宗教及政治角力。此外,以严刑“著称”的新加坡,又是如何进一步将鞭刑扩张到其他无关身体暴力的犯罪上?

本文从2009年马来西亚的一宗女性穆斯林被判鞭刑切入,简单介绍新马两国的鞭刑制度及实践状况,从而反思台湾是否该走向施予严法之路。

马来西亚伊斯兰法庭的判决,让身为穆斯林的卡迪嘉成为第一名将被施予鞭刑的女性。图...

马来西亚伊斯兰法庭的判决,让身为穆斯林的卡迪嘉成为第一名将被施予鞭刑的女性。图/欧新社

伊斯兰法与刑法的双轨制法律

2009年,穆斯林女子卡迪嘉(Kartika)因喝酒,被马来西亚彭亨州伊斯兰法庭(syariah court)罚款5,000马币(约台币36,000元),鞭打六鞭。马来西亚刑法(penal code)虽有鞭刑,但惩罚对象只限于男性。伊斯兰法庭的判决,让卡迪嘉成为第一名将被施予鞭刑的女性。当时,亦有伊斯兰学者辩护“可兰经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性别。”1

马来西亚执行双轨制法律,伊斯兰法的执法对象仅限穆斯林(在拥有超过60%穆斯林人口的国家,意味着适用于过半人口),刑法则适用于所有人。虽然原则上两种法规互不干涉,但一名穆斯林犯法后,在两种法律下会有不同的判决结果。例如,伊斯兰法庭的判决最高只能罚款5,000马币、坐牢三年及鞭打六鞭;相较之下,刑法远高于此。因此,两者亦不时出现竞争乃至冲突关系。 阅读更多 »

星国近40年的“讲华语运动”,不但让当地方言消退,连邻近马国新山都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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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11-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82980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开始实施的“讲华语运动”,虽然现在回头看是赋予了该国人民口说中文的能力,但却也造成了华人文化中的福建话、潮州话与广东话使用比例大幅降低,连邻近的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当地华人也受到影响。

(Photo Credit: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2009年宣传影片)

在一堂“语音学与声韵学”的课堂上,来自上海、入籍新加坡的老师,发现我名字的拼写方式后(不是汉语拼音),请我示范“惊输”的Tai-gi / Taiwanese(他用的词)发音,他要同学注意的是“惊”(kiann)这个发音中的鼻音,而不是新加坡年轻人看着本地英语单字 kiasu(怕输)所发出的没有鼻音的 kia。老师随后请我示范更多的台语词汇发音,我却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让他发现我根本不会说台语,在我表明我事实上来自客家文化后,他再试图请我示范客家话发音,没想到我的客家话比闽南语更烂。

他看着我,然后说:“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我到现在都仍坚持跟我的小孩说上海话,不管是发生在台湾还是新加坡的事情,都是很遗憾的。”

是什么原因,让“惊输”这样一个新加坡语汇,竟然没有一个新加坡同学能够念出其福建话发音?

袭卷狮城的华语

1979年,中国即将改革开放,配合本地的教育改革,新加坡政府嗅到了庞大的经济动能,遂而启动“讲华语运动”(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

这个运动在初期将华语和其他中国语言塑造成对立面,比如宣传片中,就刻意使用菜市场作为背景,然后一群讲着各种方言的菜篮族七嘴八舌讲着同一种菜,老板却无法理解,随后,华语的引进让广告中的菜市场变成一片和谐。

这种丑化方言的推广华语方式,据信是受到了台湾国民党“国语运动”的启发,实际上是要强化新加坡接轨中国市场的潜力,或者团结华人社群的好处,这让李光耀碰到正在一反过去“国语运动”而改推动本土化运动的李登辉时,感到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同。

国民党在台湾强推国语运动,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由外来者所构成,而台湾本地使用的各种语言,听在他们耳里,完全是无法理解人民到底在说什么的“土语”,为了符合反共的政治需求,达成对台湾的全面控制,“国语运动”应然而生。

而新加坡,却完全有着相反的历史背景。 阅读更多 »

托盘的酸臭、隐忍和默许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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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丽珊     2017-11-1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101-698

以小见大,小事苟且,敷衍,得过且过,大事我们还会做得好吗?我们当然不能奢望新加坡事事可以媲美其他国家,但是我们起码不能比过去更糟,在原地踏步而不自知、不自觉,甚至自满的后知后觉。而最可怕的还是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的普遍性漠然、视而不见,事不关己的态度。

(联合早报)

曾几何时我们对细节就那么不在意?这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吗?我们真要滑落到更低的水平才恍然大悟吗?就像我“发现”原来台湾托盘那张纸的存在吗?我们还可以退让多少?

当见怪成不怪,不怪成习惯,习惯会成为自然。

都不是大事,就是去小贩中心吃个饭,自然接受“酸臭”的托盘;上班下班自然接受可能因地铁经常性故障而导致拖延。地铁,好吧,是大事,庶民不懂,暂且放一边,我们说托盘。

托盘一个月洗一次?

一切都从那个向报章爆料的读者说起,据报道总理选区宏茂桥的小贩中心的托盘有着一股难以忍受的臭味,而受询负责人的答复是一个月洗一次。答案令人咋舌,线上线下公众读者一片哗然。矛头一会儿直指政府拿下最低标价导致,一会儿认为承包商敷衍了事。更多读者更表示,是臭啊,早知道啊,避开不用不就好了。这样的态度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态度,包括我自己。

其实忍受的人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曾问自己能不能接受?

其实我们不能,也不想,但是我们习惯性的漠视,隐忍,然后默默看着公共卫生水平渐渐的滑落,或者更正确的说,维持现状,跟几十年前一样,没有改进。

几十年,我们当然赶不上亚洲版图内以清洁为国民大业的东瀛国,我甚至认为我们其实跟台湾和泰国都比不上。

多一张餐纸体验大不同

“酸臭”新闻刊登第三天,我刚好回到台湾,这里是我曾经上大学和目前选择创业的地方。我一直认为台北是非常宜居的城市,不拥挤,公共设施完善;尤其是对不开车的我,从来没有碰过在新加坡在路上等不到德士,呼叫也叫不到的窘境。

言归正传。一连两天,我进了不同的餐厅。第一个是我居住北投温泉区最普通的一家自助餐餐厅,就像我们的杂菜饭摊一样。我们排队拿着托盘点菜,员工将菜肴放在我们的托盘上,结账时还可以拿一杯免费的汤。托盘是跟我们小贩中心完全一样的托盘,只是上面还铺上一张洁白的餐纸,这大大改善用餐的体验。

如果没有新闻的报道,我可能还不会留意托盘加纸张的细腻心思。没过几天我去桃园中正机场送朋友,台湾食品老字号义美进军餐饮业,在机场开设餐厅,用餐地点是公共食阁般的桌椅。我再次看到托盘上白色的餐纸,蛤蜊浓汤配香烤面包,味道很好,感受更好。

托盘上铺着白色餐纸,蛤蜊浓汤配香烤面包,味道很好,感受更好。(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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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6, 2017 at 9:1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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