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住豪宅（二）

李莫愁     2023-5-21

尚穆根和维文的房租虽然是自己掏腰包，但是这次他们住的是公家的产业，而不是自己真金白银买的。如果在取得这些庄园豪宅的过程中有猫腻，或者价格低得不敢相信，节省了大笔的产业费，是不是也算侵占公帑，要纳税人买单？

莫愁在上一篇文章里，说因为尚穆根和维文住在以英亩计的庄园豪宅，人民行动党的“人设崩了”。果不其然，《网络公民》就出了一篇文章《戳破人民行动党审慎节俭形象》(Punching a hole in the PAP’s image as prudent and frugal)，因为这苦心经营“白衣白裤”形象是他们自己吹的。

而且这种“廉洁奉公”的故事可说是随手抓来一大把：

1、有这样一个故事：新加坡的建国元勋——吴庆瑞博士在一次国外旅行中对他在伦敦海德公园酒店的分配房间感到不满。他发现房间太大，太奢华了。吴博士要求换到更简陋的房间。当他被告知英国安全部门希望他留在分配的房间里时，他才被说服留在原地。对吴博士来说，奢侈的生活令人厌恶。即使是单纯的酒店房间的大小和豪华程度也让他感到厌恶。

2、另一个故事是，吴博士在开车经过一所学校时，突然陷入沉思。他说，他在想，完成教育的人是否会有工作机会。他首先是人民的一份子，然后是一个政治家，他从骨子里感受到人民的感受，他尽力而为，但知道他没有所有的答案。

3、有人说建国元勋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一面明镜。他是一个谨慎、节俭的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到2015年去世前一直居住在欧思礼路38号的家中，很多照片都显示那里仍拥有几十年前的家具和地板，十足简陋的生活空间。

4、李光耀出国公干，自己洗内衣以节省酒店的洗衣费，他穿打补丁和修补过的衣服，他让他的员工在海外旅行时穿借来的冬装，他训练他的孩子节省水和电。

5、连总理夫人何晶对服装的奇葩品味，也被列入节俭的范畴。说她避开了设计师的东西，宁愿穿露趾凉鞋参加国事访问和官方活动，并携带自闭症患者设计的恐龙图案的小包。

6、李总理本人在一封特别信件中提醒他的同僚：”我们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7、4G领袖偶尔也来凑一脚，据说陈振声部长他满足于一辆二手日本汽车，多年来一直佩戴同一块卡西欧手表，甚至在脸书上分享他找到新表链的“快乐”。

而且执政党连同官媒对于处理这件事的压抑和沉默，让莫愁想到更多的问题：

1、为什么部长不能、不要、不会替自己辩护？部长几乎周周都要发表各式官方演讲，还有接见选民时替他们写信仗义或伸冤，为何事到临头，却不提起笔来申述一番呢？

2、几时新加坡的国会变成讨论肮脏家事的避风港？

认知作战

李莫愁     2022-11-6

至于“死刑讨论需要当地的声音”，内政部就推出一个说辞：“绝大部分新加坡人支持死刑”。其实“绝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不知道这个说法有何依据。因为问卷调查需要把问题设计得有客观性，问题与问题之间要互补，让受问者不去揣摩意思，要是问题本身就已经形成答案，这就不是好的问卷调查。所以莫愁说“认知作战”，行动党做的最多。

说白了，“认知作战”就是“洗脑”，所以是个贬义词，只用在形容对手，而不会用在自己身上。对手用“认知作战”来误导本国国民，自己出来辩白则是义正辞严地正确，所以才有“落地生根”来对应“落叶归根”之说。然而对于吃瓜群众来说，双方无非都是在“认知作战”中狗咬狗而已。

此次邀请英国亿万富豪来新辩论毒贩死刑的问题，是尚穆根的一大败笔。心水清的吃瓜群众一看就知道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不同的“异议者”有差别待遇，可谓双重标准。对于国内的异议者是穷凶恶极，稍不顺心就“泼马”侍候，让你“立锥地也无”，接着是官司缠身，sue到你脱裤。对于外国的土豪劣绅则是包吃包住，让你坐着头等舱来电视台“辩论”。

然而布朗森也不是吃素的，“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点常识还是有的。莫愁向来不喜这碧眼金发的红毛，就是一副土豪暴发户的作派——狗嘴里长不出象牙。不料他的回应，却是有理有据，背后应有高人指点。

首先，他认为电视辩论对于死刑课题毫无帮助。莫愁认为这和“电视认罪”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七八十年代行动党政府用来对付政治犯，主要目的就是要羞辱他，并对电视机前的国人进行认知作战。这一招后来竟也给中共学了去。死刑的执行牵涉到很多道德的问题，“进退维谷”是道德的本质和体现，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

其他的三点几乎是戳到行动党政府集权统治的要害：1、死刑讨论需要当地的声音；2、新加坡需要长期的建设性对话；3、包括多元利益相关者并有理有据。

平庸的恶

李莫愁   2022-8-21

师太喜欢默乐的文字，主要是她有异于常人的文字敏感性，能读出细节中的魔鬼。面对每天如山洪般的主流党八股，她依旧每每能写出新意。

比如8月17日的帖子，虽名为“新加坡教训”，说好听是集人民行动党治国逻辑的大成，其实就是党八股。所以她的粉丝还有人赞为可替代总理的国庆日讲稿。其中两段谈及行政出错的段落，读来难免发出会心的微笑，简直太贴切了：

即使是我们的公务员有时也会搞砸，比如泄露数据、被黑客攻击或变得太聪明而无法为老年人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谈或参与官方主办的活动。不允许其他声音压倒公开的主流声音。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太小了，经不起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行对话，还要预防不被不爱国的思想所污染。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新加坡，一个所有东西都能正常运转的地方，而任何不正常的东西都会被检并加以修复。我们不责怪任何人。我们甚至不承认失败，因为总是有人为错误或技术故障。总是寻找一线希望，寻找事物光明的一面是正确的，这甚至连专家也同意。

最近行政出错的例子，莫过于“从5月29日开始，新生儿电子版出生证不再显示父母的籍贯”这项。依师太的理解，这也不能叫做行政出错，应该是“政治正确”出错。行动党政府自上台以来，仅仅用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就消灭了方言（不单只华族）。看来要消灭华语/华文，大概也不需要另两代人。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员有鉴于此，认为千禧一代的新加坡人都不会讲方言，更何况20年后的今天！因此“不再显示父母的籍贯”，应该是顺势而为，无需请示上头。但是这个虽合乎理性，却不合乎政治；行动党要推行的单英语国族，就好比“台独”那样，只可以做，而不可以说——说出来就不灵了。就好比当年大力吹捧的“双语优势”，要赶撘中国顺风车，近来也光环尽失，连他们的本党同志杨荣文也说：

“对我来说，这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群华文精英，就得依赖外来华文人才。但是过度依赖外来华文人才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在这里长大，没有受过相同的教育，对社会没有同样深入的了解。如果你有一群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华文精英，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吸引外来人才。但没有的话，就无法这么做了，还可能把我们的社会带向错误的方向。”

杨荣文在书中也直接点名南洋理工大学和义安理工学院，建议这两间学府率先转为“特选”学校。“当南洋理工大学转为特选大学时，恢复昔日校名（南洋大学）将有助于解决历史问题，让我们从更有利的位置迎向未来。”

惩戒委员会

韦春花    2021-12-19

这回看特权委员会上两个戏精：唐振辉和陈川仁，演得是七情上面，可惜戏是太过了；不外就是要强迫工人党领导层承认整个说谎都是他们策划并且默许的。并且要他们认错，当众掌嘴自己是道德有瑕疵的人，不像白衣白裤那样都是不粘锅的君子。……唐和陈通过许多“假设情境”的问题，就为了套工人党的“个资”，一旦取得之后就可以让他们“注册账号”为所欲为了。

来吧！一滴就够了。

新加坡的国会特权委员会在中港台地区，甚至日韩会被称作惩戒委员会，也就是说有人做错了，需要惩罚以示警戒。这里则延续英国佬尖头曼的风格，认为你在国会享受了特权，最后却演变成滥用，因此需要审视你被赋予的特权；所以无论辣玉莎撒谎N次，最后的结果还是被迫交出特权，逐出国会了事。至于朝野恶斗，则不在特权委员会的范围，总不能因此把工人党逐出国会吧，所以期冀的效果就是抹黑对手来“捞取政治资本，或借机绊倒反对党”。

问题是辣玉莎已经在国会上承认说谎，随后也退党，因此丧失国会议员的资格，这惩戒委员会宣布最终惩戒措施的时候，岂不成了马后炮？

叶鹏飞说：

与女儿聊天时得悉，在辣玉莎承认对国会撒谎后，本地年轻人集中的几个社交平台就有留言形容，她是本地第一位“觉醒文化政治人物”，并对她的滑铁卢感到惋惜。也有人认为撒谎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她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正义，要为遭遇性侵的受害者发声。但也有清醒者反讽她是“社会正义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公不义，为弱势群体伸张社会正义，当然值得肯定。但如果手段不正当，动机不单纯，一边高喊还受害者正义，另一边却自演受害者，就犹如伊索寓言里的牧童一样，最终害人害己。

果然义正辞严，正能量满满。却让春花想起“维文撒谎5月”时，有个南洋理工大学汪炳华教授的话，形容维文的“两难”是“对与对的抉择”：缓解用户对隐私的担忧、提高“合力追踪”使用率以避免冠病感染群形成，是对的。但保护大众免受罪案伤害、解救被绑架的孩子，也是对的。这个新闻官媒都有大量报道，为何当时叶鹏飞没跳出来高喊：如果手段不正当，动机不单纯，一边高喊还受害者正义，另一边却自演受害者，就犹如伊索寓言里的牧童一样，最终害人害己。《红蚂蚁》有篇柳晓烁写的文章也说：“辣玉莎话不属实，反而伤害到她想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老鸨不是说他们的话不对，而是觉得是双标，文字之造恶，可见一斑。

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

韦春花   2021-10-3

防止外来干预法案(FICA)和内安法以及POFMA一样是条恶法，国会授权之后，就是玩弄在内长手上的一套双截棍，无需证据，只需心证。对付外人，春花认为他未必有这样的能耐，对付自己人则绰绰有余。

最近两个新闻报道突显了《联合早报》不接地气的事实，严重脱离它所要服务的群众，感受不到地面的脉动。一是有关国大决定关闭耶鲁—国大学院；韩咏梅韩总在第一时间认为“少了耶鲁光环的博雅教育”仍可以“发粪涂墙”，以为一切都是水过鸭背，最后顺理成章。哪知道却引起该院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弹，后来国大的校友也加入谴责的行列，在野党也追究到国会去。反而是教育部招架无力，给了很多互相矛盾的理由，最后也顾不得身段落荒而逃。二是“防止外来干预法案”，以为只要他们二丑帮着敲敲边鼓，写些官样文章大家就得接受，可惜的是在野有两党（前进党和工人党）却颇有微词，陈清木说：“必须特别关注的是这法案将赋予部长广泛的执行权力。这种权力可能因为许多的定义含糊不清，导致部长可以单凭一己怀疑而随意采取法律行动，滥用权力。与 POFMA （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相比，FICA似乎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和起诉自由。”——有滥权之嫌，难免导致冤假错。加上科技巨擘谷歌也打脸新加坡政府，说“脸书在全球范围内检测到更多的‘秘密影响行动’，但在新加坡却没有发现由外国引导的行动”，不管你对这家美国科技公司有何看法，不过至少得承认大数据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绝不是无的放矢。

二丑的努力计有严孟达、叶鹏飞和林任君的三篇文章，大喊“安啦！防止外来干预，五十年如一日”，天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外加一篇社论，还有“邀请”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出席9月20日在《联合早报》和zaobao.sg举办的对话会，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意信息宣传散播迅速且擅长走漏洞，防止外来干预法如果没有赋予内政部长一定权力来及时遏制这类行为，实际上起不到有效作用。”——这里我们说“邀请”，还不如说是党报“做球”给执政党的部长，好为这条法令顺利通过护航。作为座谈会主人的早报评论员吴汉均说了这段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你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时，会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如果你只相信一种意见、自己喜欢的意见时，往往你的思想、你的想法就会偏向一边，极端化。/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最好是多看自己不喜欢的意见。然后确保自己随时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也就是多看报纸，多看不同媒体的新闻。”——可是让人不明白的是，三位受邀嘉宾，一个是执政党的部长，两个分别是：1、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孙婉婷博士；2、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洪正君先生——咦！这两家研究所不就是政府的智囊团，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说不定这个“防止外来干预法案”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难道会说什么坏话不成？如果真如所谓的开诚布公、兼听则明，为什么不邀请那些已经在网上发言的在野党领袖、网红，甚至Nathaniel Gleicher先生——脸书安全政策主管呢？

清零或共存

韦春花      2021-9-26

酝酿经年的《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本月13日终于在国会提出一读，难免又引起一些人质疑政府的动机。向来对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没有好感的西方媒体，迟早又要指责这个国家越来越不自由了，但率先发难的还是长期敌视新加坡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带头在23日发表文告，对这项法案表示震惊，形容它为“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畸形法律(legal monstrosity)。/但对于熟悉新加坡政治的人来说，这个发展并不令人意外，政府对外来干预如临大敌的戒备心态是一脉相承、有迹可循的，可以一直追溯到50年前。/因此，新加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忧患意识，它已经转化为这个小红点的生存基因。对各种形式、性质和渠道的外来干预未雨绸缪，严防死守，防患于未然，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本能体现。”

上面这段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最新的伟论，和之前叶鹏飞及严孟达的文章，三位一体地代表了二丑们的立场，读来令人侧面；看到威权政府假国安之名，不断权力加身，行舆论清零之实，同为新闻从业，难道不生起兔死狐悲之情怀吗？就说你敢怒而不敢言，静默其实也是一种态度，然而却是举双脚赞成，鼓掌欢呼，难怪古人说：“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此三人真的有够变态。

《联合晚报》那位下标题的编辑该打50大板。这个标题虽然演化自颜金勇的讲话（“我国冠病本土病例逐日上升，确诊病例即将达到1600起，照这样下去，不排除下周每日确诊病例将达到3200起或更多，而当局将开始为每天能应付5000起新病例做准备。”），与其说是“深具前瞻性”，还不如说是“把丑话说在前”的卸责；因为如果下周的每日染病人数翻倍至3200例，甚至直追5000例的高峰时，他们可以说：看！我都说了。那么请问：这个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的责任在哪里？又，国家传染病中心梁玉心教授说的百分之两百的努力在哪里？所以就甭说什么“清零”或“共存”，你们啥也没做到。

此外，大家对3200和5000有怎样的概念？即使是那些国土面积和国民人数比我们大几倍或十几倍的国家，日增3200新冠病患也是大事一件，国家都要进入紧急状况了。更何况小国寡民的新加坡，之前的抗疫成绩清零了吗？抗疫模范生转去放牛班了吗？

官大学问大

韦春花     2021-9-19

制定《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最后躺枪的多是本地非主流媒体，集体噤声、闭嘴，这正是逐渐成形的新加坡国安法。“法案中的条款不适用于国人表达他们对政治课题的看法，除非他们是外来干预者的代理人”——这句话要反过来解读：那么要制止国人对行动党政府的非议和质疑，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说成是“里通外国”的“新奸”得了。

“官大学问大”是个贬义词，它不是说官越做越大，学问自会随着增长；而是说，“自以为”的“官大”之后，连放个屁都是真理。

人民行动党4G领袖就是这之中的佼佼者。建国初期，人们看到李光耀铁腕治国，都替他开脱，说这是乱世用重典，有其非不得已的理由。后来暖席者吴作栋上来，国家基本已步入轨道，于是就采用与人民协商式的政治，走向开明。再后来储君已经长大，要正式继位时，那时早报的二丑们欣喜若狂，打出标题，说“以前的不可以，将来都有可能可以”，谁知道……朗里个朗了。到了这批他亲自传道、授业、解惑的第四代“领袖”，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摆着“官大学问大”的架子，用两句话就可以总结：1、“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XX要求道歉”；2、“我让XX终止/停办，新模式将让更多人受益”。

最近《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在国会一读，党报二丑们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写文章，还制作了一个4分钟的视频来阐述这件事。匿名社论是这样讲的：

新法案的作用是防范于未然，要防堵外国势力的潜在干预，而且将涉及者的范围清楚划出，包括担任政治职务者、国会议员、政党，以及选举候选人和他们的代理。内政部发言人说，其他组织若举办有政治目的活动，也有可能被归纳为有政治影响力的组织。/因为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关系，外国总会试图影响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这一趋势已日益明显。外国势力的介入有可能分化国人，造成社会甚至族群的对立，新法案也要阻止这种情况出现。

要如何防范于“未然”呢？当然是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心证）下先发制人，所以要“授权部长向公司或个人发出技术协助指示，要求他们提供资料，以便调查敌意信息和宣传活动是否由外来干预者或代理策划。但政府也强调，法案中的条款不适用于国人表达他们对政治课题的看法，除非他们是外来干预者的代理人。”——这和“泼马”如出一辙，就是单靠部长的自由心证就可以行事，被怀疑者要自证清白。所以以下的但书有说等于没说：

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人们有不同看法本属正常，但最终决定国家道路和命运的应该是本国人，不能让外国个人和组织通过敌意信息来左右。

本周叶鹏飞和严孟达搜尽枯肠、殚精竭虑也只给我们举了三个例子：

1、2017年8月，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被驱逐出境。

2、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曾因为美国使馆一名外交官介入本地政治，而下逐客令。

3、在2017年5月，我国政府因应时局，对“外来干预”出招，在《公共秩序修正法令》下，外国人不能参与在芳林公园举行的公共集会，受影响的是任何政治和社会运动。自2009年开始，国际“粉红点集会”（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权益运动）常年在本地举行，外国机构和公司通过赞助表达支持的途径也被禁止。

平行世界4

殷素素    2021-7-18

说“讨论敏感课题目的手段心态须合一”“维护社会和谐不能流于表面须从内心出发”“不要让偏见走向极端”“强调责任以落实权利”，其实都是回避问题和制止讨论的撒手锏，因为“散漫不理性”可是个天大的罪名。

王昌伟和叶鹏飞的“讨论”印证了素素有关“平行世界”的譬喻。

叶大爷把华校生定性为独善其身、息事宁人，“抵抗西方歪风”只会找《四书五经》的窝囊废——因为学校走廊和楼梯转角处，挂满了训育主任用粉笔苍劲写上的各类修身警句，“满遭损，谦受益”“礼多人不怪”“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课文和课外读物均是“孔融让梨”“人心不足蛇吞象”之类的道德故事，以及“静坐当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为人处世的教诲。而王教授则认为：

叶先生的这个观察，和我对历史和现状的认知相差太远。我完全不否认前南大生有许多确实能逆流而上，发光发热，可是难道他们就没有控诉受到“系统性歧视”？只要我们认真倾听老一辈华校生的心声，他们对如何在一个以英语至上的社会遭受到系统性的排斥的感受，我们岂能没留意到？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因为政治环境的关系，他们的声音无法集中性地在媒体上爆发，但并不表示不存在。

所以说叶鹏飞和王昌伟的世界是平行的。在叶鹏飞的世界里，那些出现在他工作职场的同侪，或许都如他所形容的那样：夹着尾巴做人；虽然很不幸地在英语世界选择了华文，却能成为统治者钳制华社的工具，所以能够吃好穿好，靠华文吃饭，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而王教授却从历史的研究中，发现华校生也有“造次亦如是，颠沛亦如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先行改革者。然而，王教授也还得感谢叶总的恩赐；要不是那篇社论，在讨论种族问题时无理无据的情况下，诋毁了“”批判式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搞不好飞少就是那篇的执笔人），引起学者们的反弹，以至于吴新迪要出来圆谎，说什么“广开言路、海纳百川”，才会有蔡永兴就“强制归还托盘是精神文明范畴吗？”与老吴（老番癫吴俊刚）商榷。接着是王昌伟与叶鹏飞商榷。要不然联合早报言论版的一言堂早已是老太婆的旧棉被——盖有年矣！

为什么会有截然的不同理解呢？这不免又要回到鱼与水的观察。根据CRT的洞见Permanence of Racism（种族歧视的永久性）：“这个世界上没有non-racist（非种族歧视者），只有racist（种族歧视者）和anti-racist（反种族歧视者）。有人认为自己不是种族歧视者，或者没觉得有什么系统性歧视，那是因为歧视太过结构化以致于人们习惯了或者没觉察出来。就像鱼在水中，无时不刻不在吞吐着水，但不一定觉察到水的存在。”要是某些人在社会生活里爬上高层，快乐得如鱼得水，久而感觉不到水的存在，他不免要说“不若相忘于江湖”。反之，要是人活得憋屈、压抑，就只好“相濡以沫”来抱团取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