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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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位总统宝座是霸道政治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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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5-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522

为了保住卸任后的政治权力,李光耀还设计了民选总统制以防万一。确保在必要时可以另起炉灶,通过民选总统平台夺回所有政治权力。显然的,民选总统制之所以存在,就是在霸位政治心态下产生。当然,这也是霸道政治的另一方面。

官办党报对具有新加坡社会文化特色之霸位行为给予解读与评述。

删除多余文字,《霸位不能演变成霸道》大意为:霸位之新加坡式英文为chopeing,含义比别人抢先一步把位子占下。做法非常新加坡式,以某种物件往桌上一摆,那座位别人不可染指;这桌子是我们的。一旦有人动了,或不理会,就会被当成是违反了潜规则。霸位行为具负面性并非好事,有明显弊端,难免引起误会和不快。新加坡人把霸位当作约定俗成,蔚然成风。

公共场所是否应该允许霸位?多年前,有小贩用类似方法,不让不光顾他们的顾客使用,引起公众不满。小贩局张贴公告,杜绝小贩霸位行为。但环境局表示没有限制食客霸位。照理说,公共场所不应有霸位这回事。

我们必须集体反思。新加坡人必须有意识地提升社会文明,改变一些不良积习,注重礼仪,发挥礼让,其次,小贩中心座位是共用的,有空座位的桌子,就得让人共用,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对属于弱势群体者,大家更应该表现爱心和包容心。大巴窑个案显示,部分国人的优雅与包容心仍然欠缺,形成错误的意识,使霸位进一步演变成霸道,这是很要不得的。

我们谈建设优雅社会已经很久,但进展并不深入人心。建设包容社会,始于李显龙总理,则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个案提醒我们提升社会文明度,仍是不能忽略的社会议程。

简言之,官媒要求社会大众反思霸位的不当行为,认为如果不加以阻止,霸位会恶化成霸道,不利新加坡成为优雅与包容社会。因此,提升社会文明度是不能忽略的社会议程。

这一种认知与判断是头疼看头的庸医问诊。霸道和霸位是一个恶性循环成就彼此的共生史实。此外,新加坡始终成就不了优雅与包容社会,正是李光耀政治遗产的结果。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五月 9, 2017 at 12:11 下午

保母国家新加坡:嚼口香糖,真的会被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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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3-24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362826

都市传说:新加坡到底能不能吃口香糖?图/Shutterstock

都市传说:新加坡到底能不能吃口香糖?图/Shutterstock

在新加坡的几百个日子里头,有个名为“算命先生说我会在新加坡发光发热”的脸书粉丝专页总能让我捧腹大笑,经营专页的是个在新加坡脸书公司上班的台湾女生。有一次,她拍了一张她从台湾带了大批口香糖进狮城的照片,让网友们感到相当震惊——

新加坡不是不能吃口香糖吗?

根据李光耀的回忆录,当他还是总理时他发现口香糖造成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有人会用嚼过的口香糖去粘住信箱口、钥匙孔,甚至是电梯按钮,那时候是1980年代,新加坡正大量兴建高层组屋,口香糖这种东西的特性,让原本象征新加坡走向现代化与完美国家的工程,变得骯脏不堪。甚至在地下铁系统启用时,也曾发生过零星几次有人将口香糖粘在车厢门的感应处,造成地铁公司需要支付高昂的修复成本。

1992年1月,时任总理吴作栋遂而公布禁令——全国禁止贩售口香糖,也不得进出口口香糖。如果违法贩售口香糖,根据《食品贩售法》(SALE OF FOOD ACT)第283章第56-1节,得处以两千元新币以下的罚款,相当于四万八千元台币;而若违法进出口,则可能被判二或三年以下的牢狱,或是罚款十万(两百四十万台币)或二十万(四百八十万台币)以下的罚款,视详细情况违反哪条细项而定。

1999年美国与新加坡展开贸易谈判,直至2003年的最后阶段,两项仍待解决的议题就是伊拉克战争与口香糖禁令。最终,新加坡允许开放医疗用途的口香糖进口,在符合医药法规的规范下,由牙医师或药师提供给病人。

换言之,新加坡从来没有禁止过在其境内嚼食口香糖。而通常小量携进新加坡的个人用途口香糖,也不会被海关禁止携带。

根据李光耀的回忆录,当他还是总理时他发现口香糖造成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口香糖...

根据李光耀的回忆录,当他还是总理时他发现口香糖造成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口香糖这种东西的特性,也让原本象征新加坡走向现代化与完美国家的工程,变得骯脏不堪。图/Shutterstock

新加坡允许开放医疗用途的口香糖进口,在符合医药法规的规范下,由牙医师或药师提供给...

新加坡允许开放医疗用途的口香糖进口,在符合医药法规的规范下,由牙医师或药师提供给病人。图/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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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新加坡民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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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3-1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312

除了一党专政之外,新加坡还出现了一人政党的现实。事实是,国会立法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说了算,而支配国会的人民行动党则是李光耀一个人说了算。这一个有违民主意义与精神的政治现象,并不是一个虚无的理论分析结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新加坡史实。

多年前,William Safire《纽约时报》记者称李光耀为独裁者。李光耀回应说:你可以按自己的观点来称呼我,但是,这不表示我就是如你所言,我可以轻易赢得大选,我何必如此?按李光耀的定义,独裁与民主的区别,取决于政府是否举行国会选举。换言之,选举与否决定一个政体属性。因此,由于李光耀赢得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历届大选,所以新加坡是一个民主政体。

近日,李显龙在与英国广播电台的访问中,重申了这一个李光耀对民主政治的定义。李显龙说:新加坡人很开心,他们选择了这个政府。基于选民选了我和我的政党,所以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民主政体。

当然,国会选举是衡量民主政体的一个标准,但是,选举结果却并非衡量民主的唯一准绳,因为选举过程的正当性,决定选举结果的正当性。偷鸡摸狗的选举过程本身,就已经自我否定了选举结果的正当性。明显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国会选举,充满了极具争议的投机取巧。

除了选举之外,三权分立的政体结构也是衡量政体属性的一个准则。三权分立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监督以制衡。因此,一个能够满足三权分立之约束条件的政体结构,可以界定为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然而,实际运作上,要达到三权分立的相互监督以制衡,另有一个内在的基本条件:适当的政党竞争力度与相对均衡的政党实力对峙,也就是,英国广播电台访问中所指出的:国会有一个可以成为替代政府之反对党的存在。

理由是,三权分立有赖于相互监督机制的实质性存在,因为唯有近乎势均力敌的政局下,三权才有彼此制约的可能性。在这一个层面上,新加坡一党专政的现实,根本上质疑了新加坡存在一个三权分立体制的可能性。阅读全文»

惹耶勒南见证李光耀的司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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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3-1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281

惹耶勒南

英国广播公司的HARDtalk主持Stephen Sackur 专访李显龙的问答中,有两段被华文报章删除而没有报道的对话:

Sackur:让我们花点时间想想新加坡的价值观,那是民主,我想你必定会为自己的民主感到骄傲,但是,实际上,那只是一党专政,你父亲建立的党,他向来都是其核心。自新加坡独立以来就是一党专政。对许多西方人士而言,一个具真实活力的成功民主,必然要有一个能够成为替代政权的强大反对党。你并没有这一事实。

李显龙:我不认为是一党专政。政府是属于一个政党,但是,新加坡有多个政党。竞选有着激烈的竞争。

Sackur:我相信你必然就如我所知道的一样。在国会里的反对党议员只是几个人,事实上,你必须通过立法以确保他们在国会里有一定的数额,要不如此,那就不会有反对党议员。

李显龙:现在有6位民选议员,3位非民选议员。我们会把数目增加到至少12位。但是,这正是我们的民主制度运作。人民投票,他们选择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组织的政府有信心,相信政府会提供好的服务。能够维持这一种情况,国会的现状就会是如此。一旦政府不再能够运作,或者说,如果我有一位议员不能够胜任他的工作,失去支持者的信任,而我却继续委任他,那,情况是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是开放的。

Stephen Sackur 是在议论新加坡言论与媒体自由的语境下提问,而这两段不过只是就事论事的一般性讲话,虽然总理公署的英文稿件照实报道,却竟然会被华文报章删除。不巧的,华文报章的这一种报道诚信,职业道德,专业素质,却是新加坡社会之民主意识的最佳写照。

从整个访谈内容来看,内部安全法令与对异议者采取法律行动的政治干预,是政府钳制社会言论自由,进而打压政党政治竞争,从而形成一党专政的最根本因素。

诚然,李光耀确实是通过内部安全法令很彻底的清除了反对党的竞争。同样的,李光耀亦毫不犹豫的使用法律行动来阻止反对势力的抬头。历史上,惹耶勒南做为一名反对党人士的不幸遭遇,正是见证司法惩罚的新加坡史实。

Chris Lydgate,于2003年出版之《李氏法律:新加坡如何摧毁异议者》记录与分析了惹耶勒南的政治官司之来龙去脉,此书是在得到当事者,当事者家人,以及其他对此类官司有所认识的人士的协助下完成。从书作者整理的一份司法诉讼清单,可以一目了然李光耀的司法惩罚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1971年9月,惹耶勒南在工人党总部召开了第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从此刻开始,惹耶勒南做为李光耀的政治挑战者,很彻底的改变了个人的人生际遇。从一名有事业,有洋房,有车夫,娶英国人太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成功律师,最终沦落为名誉丧尽,一无所有的破产者,晚年时,蜗居在一间小旅馆的小房间里生活。阅读全文»

有识之士拒绝发声,新加坡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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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     2017-3-4
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7/03/blog-post.html

新加坡的精英、有识之士、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拒绝对国家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评论,分享,分析他们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这种情形在李显龙出任总理后,每况愈下,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新加坡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国家继续前进的绊脚石。

最近,李显龙和他的一群高级顾问,不约而同的呼吁有识之士出来,提供意见,对国家各方面建设,提供不同版本的建议。

李显龙说,他尝试不让身边只有只说“对”的人。如果,整天被唯命是从的人围着,那将是一种灾难。言外之意,就是说领袖必须接受批评,承认错误。#1

李显龙的高级顾问更进一步。他们说新加坡需要说“不对”的人。他们要更多不同的意见,反对的声音,甚至悲观的声音。他们认为新加坡需要更多(公务员)人出来挑战当局。最重要的,他们认为有识之士对政策的发声,能够让新加坡未来50年更加美好。

这种呼吁,呼应要求有识之士出来发声,提供反对意见似乎是一种哀求。有识之士的反对意见有助国家未来更加美好?为何立国以来,从来就没有如此哀求过?可见,事情已经失控,有识之士已经意兴阑珊,提不起兴趣。他们翻看历史,提供反对意见的人,尤其是反对党的有识之士,下场如何?阅读全文»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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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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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高薪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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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1-16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吗?事实上它更像一家企业,而且是家族企业。作为董事长的李光耀聘请来的各部门主管和企业职工,当然不允许腐败发生。李光耀不无骄傲地举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李光耀自己也知道“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新加坡的廉洁是李光耀最为得意的政绩,行动党人和媒体反复炖着这个永恒不变的锅底料,是不能诋毁的政绩之歌。在回忆录中,李光耀“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但是,在炫耀行动党的“纯洁廉明”的同时,李光耀“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些行动党人贪得无厌。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

“1975年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

至于1990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奈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入狱3个月,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1995年,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崔汉添因收取1390万元回扣,被判处14年徒刑;199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自政府机关共诈得逾1250万元等案件,李光耀就绝口不提了。不但不提这些有损于新加坡廉洁的声誉,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俗话说,打不完的苍蝇,捉不完的贼。无论李光耀如何铁腕反腐,克制了中下层公务员的贪婪,新加坡的贪腐事件仍层出不穷,禁而不绝,权色交易、行贿受贿、挪移公款、失信等腐败在警界、商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各个阶层领域发生,甚至在大专学府,也有学生牺牲色相,换得一纸毕业文凭。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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