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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黑白脸,行动党双簧戏:一手搞族群分裂,一手吁社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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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    2017-9-29
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7/09/blog-post.html

李显龙在总统直通车选举前,利用保留选举,国会/法庭推诿责任的方式,撕裂新加坡各种族间的和谐。直通车一过,李显龙就变脸,高声呼吁国人团结一致。这种迷惑新加坡人的套数,已经是一种惯例,屡见不鲜。

当然,演戏也要演全套。李显龙除了落力演出外,人民行动党的要员也要参加,一起唱双簧,这样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因此,除了李显龙外,吴作栋和尚达曼也一起呼吁国人,团结的重要性。即使直通车上任总统,虽然有争议,但是新加坡人应该抛弃成见,我们现在和以前比较,有更多自由,害怕也减少。

这套双簧的黑白脸,表面上告诉国人,行动党是具有自我监督的能力。行动党党内,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因为,有些领袖也承认,总统选举制度的不完美,有争议。达曼说他并不认同,他同僚的每一个策略。更有部长说,这有风险和政治代价。

假自我监督,真集体迷思

但是,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一党独大。正如吴作栋说的,告不告,取决于是否有兄弟情。既然大家都是行动党同志,目标当然一致。什么自我监督,其实就是建立在集体思维上。不论,意见是否同步,大家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继续一党独大。

而表面的自我监督,就是要迷惑选民,误导新加坡人,双簧戏里,行动党内部的确具有制衡的力量:最高领袖,也要听取其他领袖的不同意见。但是,说白了,所有的领袖,不论赞成还是反对,还是有些意见,最后,同志们还是集体迷失,集体迷思,有时唱双簧,有时扮演黑白脸,迷惑国人。

偏偏新加坡人看了双簧,见了变脸,还是依然相信,行动党精彩的一党独大演出。甚至,也跟主流媒体一样,参与演出。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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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9, 2017 at 7:40 下午

族群操作及其效果——新加坡选举史中的不和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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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黄奕维(国立政治大学)      2017-6-29
原载于《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
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publication/quarterly/TDQ1402004.pdf

如果宪法修改是因为某个人,这对新加坡人来说将是可悲的。

—陈清木,2016年9月17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在2016年9月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国民支持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担任总理。由于在总理李显龙昏倒后不久发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视,当事人也急于澄清无意愿。在这个议题上,李显龙虽未反对非华人总理,但将懂华文设为条件。约在 Yahoo Singapore 发表民调的同时,李显龙也宣称少数民族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故推动改革总统选制以保障其当选机会。修法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2017年9月将选出少数民族担任总统。

Yahoo Singapore 的民调和李显龙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民在选举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诠释。前者以数据显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选民成熟、族群和谐的象征,后者则暗示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选民受限于族群思维,倾向支持华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须透过修法来补强族群和谐。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谐的程度为何?为何民众支持的少数民族政治明星担任总理,需要以说华文为条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数族群知名,就总统选举的位阶而言,应早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为何此时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担任总统的机会?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族群为核心,回顾新加坡选举史。不但有助解释新加坡官民间视角的差异,也能探讨族群与选举考量衍生的问题,更能检视即将来临的2017年总统选举。

文献回顾

一、族群与记忆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总结各说,将其定义为“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简言之,就是主观认定或被认定有共同传统的一群人。惟正如 Eric Hobsbawm所批评,许多所谓古老的传统,常是最近被编造的(invented),而族群构成就是很好的应用,因为牵渉到复杂的主观认知。学者们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构是一连串的“记忆、遗忘、诠释与编造”(remembering, for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而 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叙述者的目的。例如许多历史上的杀戮,为了符合当今民族建构需求,而出现选择性记忆以定位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族群的记忆建构最关键的叙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 Carter A. Wilson认为政治是影响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与政策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然而法律与政策亦可迅速改变白人优越的地位,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员因而常透过参与政治竞争,担任政府机构的代表,取得资源分配与诠释政策的权力。Sniderman、Crosby 与 Howell就指出,种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竞争性选举压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辖的多元族群社会格外引人重视。其多元种族政策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藉族群政策达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加强种族分类的同时,也藉此将自己塑造为族群和谐制造者,并以此寻求其执政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父权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而族群与其执政模式的关联则如 Carl Trocki所指出,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权式管理社会的借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

要做到父权式管理,必定要能压制反对的声音。Kevin Tan形容执政党对付反对者的弹药库(arsenal)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谐。James Jesudason则以1997年选举为实例,指出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律师,被形容为威胁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汉沙文主义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这仅是由于他批评了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最后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谐要成为压制的理由,必然基于族群和谐必要性的历史记忆,因此如何塑造这种记忆至为重要。种族不和谐多源自社会中少数族群的长期不满,但最后会爆发社会冲突,关键在于该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团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组织与动员,因为菁英会定义、创造与操纵相关不满与矛盾。菁英操作族群关系必定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以前述新加坡政府巩固支持的策略为例,Stephan Ortmann就指出其长期在身份认同上操弄危机意识,刻意强调自己身处“敌人(马来人)领土”(enemy territory),因此记载历史时十分强调族群冲突。 阅读更多 »

李显龙的幻象:新加坡人对他的dishonorable行为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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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     2017-9-7
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7/09/dishonorable.html

李显龙的焦虑,最近特别的明显。焦虑后的行动决策,如,总统选举,李光耀孙子李绳武事件,议长人选,都显示他的幻象。他认为,新加坡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国人心里虽然不满,但是,在高压和照顾既得利益者的背景下,新加坡依然可以保持稳定,经济继续成长,政治上没有改变。

李显龙当然有焦虑,正如他的妹妹和弟弟对他的指责:Dishonorable son。李显龙害怕人们对他的诚信起疑心,因此,在国会搞了一个自辩。既然国会没有提出相关资料证明他的诚信有问题,那李显龙就是清白了。

同时,李显龙也明白,自己的清白,只是国会里才站住脚。在国会外,当然有不同的解读。李显龙还不至于把英国广播公司BBC给关掉,因此,英美的广播和新闻,还是,可以对新加坡政治发展做出评论。李绳武在脸书上对纽约时报对新加坡司法的评论文章,就让李显龙焦虑不已。通过私人管道,进入李绳武的私人脸书部分,焦虑的把私人空间,公开化并且告上法庭。李显龙不顾个人隐私,既然为了个人的焦虑,不惜进入别人的个人空间,这简直就是内安法恐吓手段的升级版。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9, 2017 at 9:13 下午

锻打智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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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7-9-3

弱势族群在这个社会里不断的被异化、抛弃、边缘化……虽然每项政策推出的当儿,都会有部长出来打包票,保证这儿、保证那儿,后来都证明只是表面文章。这群人似乎都活在没有明日的当下,自己的文化、传统、语文、生活方式说变就变,且是在极不愿意的情况下。前车之鉴,年轻人看了会不怕吗?

《联合早报》二丑们对于发展无现金智慧国的刍议,从开始时的关心弱势,如社论《无现金社会仍需加强宣导》《打造智慧国不可顾此失彼》、严孟达的《傻瓜智慧国》和吴新慧的《半杯水里的智慧国》,到这个星期天的韩咏梅和黄伟曼,舆论的势头似乎开始转向。从之前的温馨,到如今的质问:打造智慧国“居然”还要理由吗?——“改变人的习惯,难度不在新事物,而在观念。我们应该谨慎避免自己变得保守起来,遇到需要改变时,不要先想到改变的过程有多困难,而应该想:‘现在不改变,以后会更困难。’这才是一个智慧的小国迈向智慧国应该做的事。”

还有就是:“你觉得这种‘集体焦虑’和中国有关吗?”——“从这样的脉络上看,当新加坡社会有人提出‘难道无现金支付就代表先进?’的质疑时,这啧声中也许也存在‘难道学中国就代表先进?’的一种不悦。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让改革开放初期曾是中国学习对象的新加坡领导人很服气,但说不定却让人民有些不安。”

的确,要打造智慧国,素素都能举出更多的理由,而小女子本身也很热情拥抱新科技。问题是,打造智慧国这个命题,如果按照咱们百万年薪部长的能耐,应该早就建成了,何必要在后头苦苦追赶?其中的原因就太不堪了,且让素素细说从头:

当年李光耀借用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逻辑,向国民阐述了另一套“新加坡例外论”;意思大概就是新加坡是上帝(看他所膜拜的对象)特别恩宠的子民,因为限于地小人少,所以祂所赐下的皆是精英(软件),不多也不少,就300个。吴作栋打蛇随棍上,就弄出一个百万年薪的部长薪金(李显龙降薪之后仍是奥巴马的4倍)。当时早报的吴俊刚还弄了一个很steady 的文言文“高薪养廉”口号,虽然近年来早报都极力否认。在这种情境之下,新加坡人还真的被洗脑,以为只要有这些圣贤在,我们永远都走在时代的尖端,所以新加坡的部长可以去中国大陆指导他们怎么建立工业园…… 阅读更多 »

新加坡两代总理同日讲话:李显龙聊糖尿病,吴作栋谈下代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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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高行     2017-8-21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69900

8月20日,新加坡举行国庆群众大会和一系列庆祝活动。现任总理李显龙和前总理、荣誉内阁资政吴作栋分别发表讲话。在本届政府任期过半,且李显龙曾经宣布的退休年限——2020年即将到来之际,“未来”成为新加坡的两代领导人不约而同关注的主题。

不过,与李显龙主要关注教育、科技及国民健康等主题不同,吴作栋则谈及新加坡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的问题。

一位在新加坡居住的华人告诉澎湃新闻,尽管新加坡法定的国庆日是每年的8月9日,但按照惯例,9日当天举行的一般都是庆祝性质的活动和仪式。而较为正式的、旨在阐述下一步政策的领导人讲话则选择在8月20日左右举行的群众大会和庆祝活动上发表。

李显龙演讲被指“大题小做”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在演讲中,李显龙把发展学前教育、发展智能科技、建设“智慧国”和对抗糖尿病作为主题。

李显龙表示,未来5年,新加坡政府将把用于推动学前教育发展方面的经费翻一番,达到17亿新元(约合人民币83亿元),并争取在2023年之前,让每三个学前儿童中就会有两个在政府或政府支持的学前教育中心就读。此外,专为5岁和6岁幼儿提供平价优质教育的教育部幼儿园将从15所增至50所。

在谈及建设“智慧国”时,李显龙表示,所谓“智慧国”不仅仅意味着电脑、高科技等“年轻人的玩意儿”,而是意味着要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从新科技的发展中受益,并充分利用信息科技的发展去制造就业机会、创造新商机、提高生产力等。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22, 2017 at 5:13 下午

说好的法治呢?新加坡李家纠纷背后的政权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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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城(自由撰稿人)    2017-8-1
http://initium-analytics.initiumlab.com/article/20170801-opinion-leung-singapore/

这宗事件透露了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一大败笔──一旦面对高层政治领导涉嫌触犯权限、越权、滥权、利益回避和利益输送等议题时,便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纵容。

今年六、七月间,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子女,为了父亲故居的保留和拆除,在脸书上爆发了一场公开纠纷。这宗事件透露了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一大败笔──新加坡政治制度虽然在控制民众和一般官员方面,有相当大的作用,不过一旦面对高层政治领导涉嫌触犯权限、越权、滥权、利益回避和利益输送等议题时,却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纵容。

这一切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其实相当讽刺。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向来标榜自己以严刑厉法,确保施政的清廉和效率,奠定新加坡的长期稳定发展。在面对“专制”、“软性威权”等批评时,行动党经常会强调自己是“依法治国”,法律大于个人或个别团体利益。李氏家庭争议却意味着,这套做法一旦碰到权贵核心,恐怕有突然失效的可能。

对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和行动党而言,这次无意中揭发的权限和利益回避议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面对当前的社会氛围、经济环境和外在压力,掌权者很容易为了一时的政治考量,陷入集权的诱惑,强化对社会、资讯和政治的控制,削弱对自己权力的约束。这样的举动,虽然可能有助于一时摆平异议,但整体而言,对国家的长期发展却带着负面影响。

以上所提的举动,可能会提高政治胜负的代价,包括在行动党内部,使政治斗争更加严峻,甚至还可能渗透社会其他层面。在政治人物缺乏广大社会支持的时候,更是如此。更进一步的政治控制,也可能缩减新加坡社会的弹性,让国家更难因应经济、外交和其他冲击。新加坡因为资源、人口都十分有限,在面对当前的诸多挑战,比以往更不能缺少灵活。

李光耀的故居,欧思礼路38号。

李光耀的故居,欧思礼路38号。摄:Wallace Woon/EPA

李氏家族争议与官员介入

据李光耀幼子李显扬的脸书发文和总理李显龙的几次回应,李家长子李显龙与弟妹的严重分歧起源于2015年,李光耀逝世之后,李显龙不满最后遗嘱内要求李光耀后人,在李光耀次女李玮玲搬出欧思礼路38号故居后,拆除建筑物。遗嘱虽然把故居留给李显龙,不过李显龙后来又以市价一倍半的价格,把资产转让给李显扬。

今年6月中,李玮玲和李显扬在脸书贴文,指控李显龙为了借用父亲的威望、巩固势力、扶持其次子李鸿毅进入政坛,而企图违反李光耀遗嘱,利用国家机器强行保留李光耀故居。二人还称李显龙因为不满他们坚持父命,要求拆除故居,而使用总理职权动用国家机器,监控他们本人、家属和亲友人。李显龙及资深律政部政务部长英兰妮(Indranee Rajah)则回应质疑李光耀最后遗嘱的正当性,和李显扬妻子林学芬参与撰写遗嘱的角色。 阅读更多 »

谁的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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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7-12

何惜薇的《走出故居遗愿的罗生门》,谓此“门”很“罗生”,到底谁是造门者呢?哦,原来就是报业控股。

7月4日,开国会的隔天,《联合早报》的头版头条是这样:

这段话说得毫没道理,老福建要说这是“横柴拿进灶”,就像当年李光耀和李显龙经常重复的调调儿:“要不是小李是老李的儿子,他会有更早、更大的成就。”——这段话早就被社会学研究所否定;在布笛和桑德尔那里,他们认为家长的社会资产就是孩子日后成功的要素之一。而李显龙确实如此,要不是老李遗下的“政治”赏饭吃,他能去到哪儿?所以才有“造神”—“需要故居来巩固政权”一说。

何版《罗生门》是这样的:

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去留问题所牵扯出的滥权指控,何尝不是罗生门再现?

同事在梳理引发李家争端的事件簿时就发现,难以纯粹用一条直线去阐明前因后果,而是必须呈现不同人对在单一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的诠释,才能清楚看出争议所在。举个例子,2011年7月21日,李光耀应李显龙总理邀请与内阁见面,商讨如何处置房子的问题。一般的认知是,李光耀向内阁表明了拆房子的意愿,但内阁一致认为不应该拆除房子。

李玮玲医生日前在面簿上称父亲回返住家时,“痛苦和失望”地对她说不应该听李总理的话去见内阁,并对李总理反对他拆房子的要求感到痛心。她的说法不禁让人怀疑内阁当时是否曾向李光耀施压,导致他极度不开心?

曾担任李光耀首席私人秘书,2011年5月大选后进入内阁的财政部长王瑞杰,在7月4日于国会上回应时说,李光耀并没有用本身的资历和建国总理的身份,在会议上坚持己见,而是专心聆听内阁成员的看法。

李光耀一直到2011年12月才致函内阁。王瑞杰相信,这说明李光耀在仔细考虑问题后,认为把他的想法告诉政府是恰当和重要的,而他已准备好要考虑政府或许决定不拆房子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单是2011年7月21日李光耀见内阁后究竟是否不悦,就至少有两个不同版本,更别说是证明李光耀后来究竟有没有认真考虑不拆房子的可能性了。

何惜薇真的很认真,认真到令人发笑。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人可不可以改变主意?接着就是:内阁对李光耀先生2013年第七版本的遗嘱是怎么看?要是行动党内阁严重质疑最后一份遗嘱,那么可以是李显龙以长兄身份(遗产受益人之一),或者以总理对古迹保留的角度把李玮玲和李显扬两姐弟控上法庭,说他们在遗嘱上造假,以寻求公平的判决。要不然李光耀之前的反反覆覆只能视为人之常情,多说无谓。

张志贤作为这场国会表演的编导之一,实在难辞其咎,整场演出是失败的,外地报道甚至称之为“丑闻”或“闹剧”。赌球的朋友都知道,主场优势不可小觑,而张志贤竟然利用国会这个主场,拉拢来吴作栋和英兰妮,还有那个李美花来攻击李玮玲和李显扬,节外生枝指控他们要颠覆政权,让国民觉得很“卸衰”。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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