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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不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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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7-21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7/blog-post_21.html

中文被边缘化是本地大环境的格局,使用中文的人士普遍认为本地中文顶多只剩黄金十年,当最后一群能够自信地驾驭中文的华校生老了,没有太多精力了,就到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时刻。结局是否如此,十年后我们若能相逢,再把酒追探昔日事。

读是个常用字,渎则是个贬义字。(图片来源:互联网)

2017年度华语运动开锣,活动宣导的大标语“听说读写”的读,竟然变成为亵渎的“渎”,活动主宾傅海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被安排站在“渎”后,非常戏剧化。

“读”是个简单的中文字,可是精英们竟然无法分辨“读”与“渎”,除了凸显中文程度惨不忍睹,审查机制严重疏漏外,社群网络纷纷热议,认为这项失误等于是在亵渎华人文化。这类一年一度的中文活动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更何况用错了这么普通的文字的,正是鼓励国人使用标准华语的单位。

国会“仪”员的笑话。(图片来源:互联网)

眼尖的网民传阅了另一则盛港西国会议员蓝彬明访问选区的告示,蓝彬明的身份为国会“仪”员,有人讽刺国会需要殡仪员,将中文送入火化场;有人认为新加坡已经失去对中文的尊重,需要一名“礼仪员”来指导等。

这些事件使我想起2013年9月所发表过的心声,对本地使用中文的人士不受尊重,表达了个人看法。当时本地中文媒体都跟进了,多个国际平台亦转载了相关讯息。政府当然必须摆出架势,多名部长出面,说要提高中文与翻译水平等,轰轰烈烈地推出一系列宏观的“补救措施”。舆论压力过去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这是过去数十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生态。

南大初建时

爱过才知情重,这种情意结不是“精英”所能理解的。

一群印刷工友到兴建中的南洋大学参观,背景为文学院。1955

我在个人收藏中找到了一张颇具时代意义的旧照,照片中的印刷工友来自水仙门禧街(Hill Street)的德盛印刷所,以及中华总商会对面禧街与陆佑街(Loke Yew Street)交界的中南印务所。背景为南大文学院。

其中一位尚健在的老人家说,工友们对使用中文的东南亚第一所中文大学充满期待。民间创建的南大的泥潭多过建筑物的时候,已经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并为贡献了自己微薄的薪水而深感自豪。

如今,照片中多人已不在人间,如果知道当下的南大食阁与超市禁用中文,不准播放贺年歌曲,是否会从某处跳出来?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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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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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振义     2017-7-16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opinions/story20170716-779437?xtor=CS2-8

如果华语教学程度设得不高,学习不多,基础不实,到了社会上之后,再去强调“华文华语,多用就可以”,恐怕只是治标而已。

日前,讲华语运动推介会错用“听说‘渎’写”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抨击者有之,嘲笑者有之,心痛者有之,坦言“多少年没碰华文了,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是别字”者,亦有之。笔者倒是欣赏后者的坦诚和直率。

究竟因何出此纰漏,想必各种因素有之。就像许多意外空难,起因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小至一颗螺丝帽,但是,在“墨菲定律”下,偏偏就是让一根稻草压死一头骆驼——尤其如果这头骆驼看似健壮,实际羸弱多病。

“听说‘渎’写”,责任固然在主办者,折射的却是宏观的母语境况问题。母语在我国的境况,或许堪比一头外强中干的骆驼。笔者曾从事新闻公关和翻译工作多年,从业内人士口中获悉,不仅华文境况如此,马来文、淡米尔文的境况也不甚乐观。

1979年公布的《吴庆瑞报告书》提出双语教育政策,同年,政府推出“讲华语运动”,都是新加坡华人语言史上的重大事件。

《吴庆瑞报告书》提出了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双语教育调整比重的政策。经此定调之后,英文成为了我国所有学生的第一语文。随着华校收生人数逐年减少,最后一所华校于1986年底关闭。从此,除了少数特选课程的学生之外,绝大部分学生都不再以第一语文的要求选读华文。

《吴庆瑞报告书》指出:“我们现在(1959年到1978年)的教育制度非常不合规律,绝大多数的学校是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教导学生,而85%的学生在家里说的却是方言。”学生到学校上课花70%的时间学英语,30%的时间学华语,回到家却全部时间和家长、兄弟姐妹、朋友和邻居用方言交谈。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中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华语是没有办法学习好的,于是,必须以华语代替方言,成为华族国人的共同母语。

讲华语运动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推出的。早期讲华语运动的预期目标有两个:一、在五年内,所有新加坡华族年轻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及刚离开学校的毕业生,都放弃方言,以华语为华族的共同语;二、在十年内,在咖啡店、小贩中心、商店、戏院等公共场合推广华语。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17, 2017 at 2:58 下午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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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10-12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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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做账最常用它。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38年商务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试求赔款总数:

年代 1842 1858 1860 1895 1901
约名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国别 英法 英法 日本 英日俄法
意奥德美
赔款 两千一百万 四百万 一千六百万 二万万 四万五千万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阅读更多 »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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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10-8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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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近邻高调谴责。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衙自是兴趣缺缺。 阅读更多 »

末代华校的黄昏岁月(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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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5-10-9
怡和世纪 2015年6月–9月号 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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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瑞报告书》的精神

1978年8月,吴庆瑞副总理领导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探讨新加坡教育制度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半年后,《吴庆瑞报告书》发表了,指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三点不足。一是高等教育的严重浪费;二是现存双语制度效果不彰;三是学生读写能力低下。

《吴庆瑞报告书》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建议统一新加坡学校的语文源流,规定母语只作为单科学习,其他科目全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吴报告书》明示:“今后几年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占显着地位,而母语程度稍有降低的制度”。

《吴报告书》出炉后,吴庆瑞副总理被委兼任教育部长。他带着一组名重一时的系统工程师入主教育部,部署于各大部门,展开雷厉风行的改革行动。许多高管瞬间被迅速调离教育部,或遣往学校任教,或安插在次要部门;有人连贬数级,一夜之间灰白了头发。强势的行事作风,让府衙内一时间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阵人事上的大风吹,被调离教育部的各品官员,人数之多,实为少见。斯情斯景,走过那段岁月的圈内人必然印象深刻,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句点终究是要画上的。进入八十年代,华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向消亡。数年之间,多数华文小学因报读者寥落星辰,陆续拉上了校门。步入1984年,曾经学生数以万计的华校,仅仅招得学生23名。何其荒凉啊!社会以罕见的沉寂,回应这段太阳落山的岁月。华校终于水源枯竭,政府决定让已在籍的学生继续华小课程,并宣布自1987年起,新加坡不再有不同语文源流学校的划分。

末代华校教师与学生的际遇

末代华校教师与华校生最后一段岁月的苦涩心情,不易对人说清楚讲明白。华校终结的棘手问题之一,是后期华校高中与南大毕业生受训为华文教师的机会因华校的衰败而大受影响。1974年以后,南大中文系普通学位毕业生申请进入教育学院受训成为华文教师的机率很低,其他院系毕业生的录取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了。

1977年,教育学院停办了华文源流“非大学文凭班”课程,意味着华校高中毕业生当华文教师的通路已遭切断。那一年,教育学院只开办了华文“大学文凭班”,录取了区区十来名大学中文系荣誉班毕业生受训为华文老师,普通学位的申请者则全军覆没,其原因与正规学校的华文教师过剩有关。直到1981年,教育学院才再度开办华文大学文凭班,破天荒招收了一百多名学员,华文教师的香火始得以为继。这时间点正是南洋大学关闭后的一年,许多当时已年过三十,在社会各角落沉默生活着的历届南大毕业生,赶上了这趟特殊的招生列车。

教育学院中断华文教师培训,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华文教师队伍出现了高龄化现象。当时华文教师的平均年龄约在50以上,30左右的华文教师可说是凤毛麟角。

华校系统的没落,不仅造成华文教师岁数偏高的问题,也出现华文教师严重的冗员现象。八十年代华文教师过剩,是华校大面积萎缩造成供过于求的局面。教员大量过剩致使人心惶惶、情绪低落,形成低气压。为了安排过剩的华文教师,教育部鼓励学校接受开办“华文补救教学计划”的建议,只要推行这个计划,教育部便增派额外的华文老师前往执教。

华校萎缩致使人员过剩,受影响的不仅是华文老师,数理史地等科目的华校教师一样受到强波冲击。面对着前所未有何去何从的局面,路在何方?这群教师内心忐忑,心理上极其压抑,精神上不免消极,这是华校走向消亡的末代岁月,很少受外人感知的情感挫败。当时华校数理与史地教员如果要继续教学原来的科目,便得面对英语教学的挑战。教学媒介语的改变对许多华校教师而言是严峻的考验,教育部的解决之道是提供短期英语速成班,协助这群教师提升英文水平,以应付新环境。急就章式的短期课程效用毕竟有限,有人一开始便选择放弃,有人尝试接受,但经过层层心理煎熬,最终多数人放弃教学原有的科目,选择使用自己熟悉的母语改教华文(第二语文)。这批非语文科背景的华校教师转教语文科,同样必须越过重新受训的门槛,也是个压力不小的调整过程。毕竟教学内容与方式天壤有别,由理转文,尤其是面对第二语文水平的华文科,心理上必须重新适应,挫折感在所难免。 阅读更多 »

末代华校的黄昏岁月(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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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5-10-8
怡和世纪 2015年6月–9月号 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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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曾经是新加坡教育的一面鲜明旗帜。它像缚不住的波浪,逆境里幡扬文化浪条,沁凉了海岛千万华人的心田。百多年来,不论是殖民地统治或独立建国阶段,华校在新加坡的发展都受到不同形式的阻力。二战以前,殖民地当局把华校视为方言学校,吝于发放津贴,任由华校自生自灭。战争结束后,殖民地政府一反常态,颁布了许多条例管制华校,同时加大扶持英校的力度,使英校人口迅速增长,扭转了劣势。独立以后,民选政府定调了英文作为工作语文的地位,现实利益成功发酵,有效收缩了华校的生存空间,华校陷入了花谢果凋的宿命里。

殖民地时代华校的生存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殖民地政府不鼓励不支持也不禁止的态度,迫使华校逆境求存,竟也开出灿烂的花朵,创造了一段辉煌—当时华校学生人口高达七成左右,大比重超越英校生人数。战后,世界格局生变,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左右着全球政治生态,殖民地当局意识到所受的威胁,于是加码管制华校。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权易帜,国民党退守台湾,英国殖民地政府推出了法令,想方设法遏制华校的发展。

2015-26-p46-53-0021950年,殖民地当局推出《十年教育发展计划》,不久后更以“华人喜爱英语”为由,出台了《五年教育补充计划》。执行该计划的殖民地官员菲士比 (Frisby) 自此积极发展英校,扩大宣传、提高英校的津贴金额。当时政府计划平均每年兴建14所英校,地点扩展至全岛郊区,甚至直接在华校附近创办英文学堂,比邻竞争,给华校的生存制造压力。由于财力悬殊,政府英校的钢骨水泥建筑让华校的板屋建筑相形见绌,草场的质量与设备的完善也形成明显的反差。以裕廊乡村区为例,当时孺廊学校一篱之隔,是设施完善的文礼英校;醒南学校旁侧,是钢骨水泥的裕廊英校。

二战后华校学生人数虽有增长,但速度却不及英校。1950至59这8年间,英校人口从不及5万人跃升至14万3733人。1954年,英校学生人数首次超越华校,多出2027人,领先了一个百分点。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华校人数开始以超过10%的幅度落后于英校,这正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踏入社会的年头。自此以后,这个差距迅速扩大,华校正式进入了风飘雨摇的阶段。 阅读更多 »

李光耀为何要消灭华人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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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4-11-1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3159

要彻底铲除整体华人社会团体的总政治动员能力,是有必要连华人的基层组织也一并摧毁。多讲华语少讲方言,就是一个温水煮熟青蛙的伎俩,让方言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死去。

要理解李光耀为何要消灭华人方言,应该先从官方指责华人方言的理据,认识排挤华人方言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后,回头再看看李光耀绝口不提之去华人方言的真正政治目的。

《吴庆瑞报告书》是去华人方言的理据根源,所以还得从源头理解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报告书?目的何在?按官方说辞,吴庆瑞的目的是检讨现有教育制度的问题,和提出新教育方案以配合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报告书总结了政府自1959年以来的,20年教育政策结果:高教育耗损,低读写能力,低成效的双语教育。在此,报告书把教育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华人方言的使用。

教育失败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工人的教育程度低,读写能力差,语文沟通能力薄弱,所以很难接受适当的职业培训。因此,工人素质无法应对工业经济的人力需求。

华人方言有罪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否有其科学调查的客观性根据,外人不得而知。不过,华人方言有罪论作为政策失败的代罪羔羊,却成为了李光耀政治清算的目标。然而,社会现实并不支持这一种华人方言有罪的观点。事实上,在制度上以英校取代华校才是造成教育恶果的主因。

如果华人方言确实是工人素质低劣的罪魁祸首,那么,理论上,不使用华人方言的马来,印度,欧亚籍的工人应该都是高素质的工人,但是,在现实上,追求利益极大化的外资厂商,包括日商在内,却是更乐意雇佣华籍职员和工人。

此外,从下药必须对症的治理角度来看,作为新教育方案的小学分流教育,却和被视为教育问题的华人方言毫无关系。也就是说,吴庆瑞报告书的主要目的是推行教育分流。这和治理语文教育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必然关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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