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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党要准备成为替代政府 新加坡有可能实现两党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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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擎天    2017-11-9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109-746

两党制的民主机制无法凭空运行,它不是靠选举一人一票就可以达成,而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换一个说法,行动党在执政以来,特别是李光耀时代,已经奠定了一党独大体制的基础,遏制反对力量的壮大。只要一党独大体制继续,两党制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性。

谢静怡制图

配合工人党成立60年出版的《与新加坡同行》,讲述工人党1957年创党至今的发展历程,当中收录了秘书长刘程强的访谈,其中他多次使用了“替代政府”一词。

刘程强说:“我们已成功建立一个人才基础,让党采取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组成潜在替代政府的阶段。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党若要成立一个替代政府,首先必须拥有组织能力。你必须拥有以团队为基础的运作模式,一个人们可以运作的体系。这就是基础,而我认为我们具有这样的组织基础,让人们了解运作。我们有扩大规模的潜力,但这也取决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动党变得腐败,否则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所以我们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替代政府,我不敢肯定。”

“副驾驶”策略奏效 获选民青睐

刘程强所领导的工人党之所以能够获得选民青睐,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副驾驶”策略,摆明工人党无意取代人民行动党,仅在国会扮演监督制衡的角色。他在访谈中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这个判断是否继续有效,是决定工人党能否在他明年卸任后走出一条新路的关键。

新加坡不具备实现两党制条件 行动党控制社会重要资源

我认为领导工人党16年的刘程强的政治嗅觉还是敏锐的,新加坡人并不要行动党下台,除非它变得腐败。要取而代之,工人党首先必须先在国会赢得至少20席,能够提出不同于行动党的政策论述,并且推出影子内阁名单。唯有这些条件具备,才算是有了两党制的雏形,也才能讨论替代政府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新加坡并不具备实现两党制的条件。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尽管地铁丑闻开始暴露出体制的某些弊病,但行动党在长期策划和有效执行方面的实力还是有的。只要这个不变,新加坡人就没有要推翻它的动机。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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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民选总统是谁?林瑞莲质疑政府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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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乙      2017-10-4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004-522

“主权在国会”符合新加坡的宪政精神,也是强有力的论据。只是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修宪辩论时不强调这一点就好?政府拿出“听取总检察署建议”的说法,会让国人产生决定黄金辉为首任民选总统是个法律定义问题的印象。

(谢静怡制图)

我一个从事房地产中介的朋友喜欢引述业内的一句谚语: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misrepresentation,意思是警告经纪别为了完成交易而信口开河,最终因为陈述不实而惹上官非。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在国会提出名为《从黄金辉总统或王鼎昌总统算起,是政策决定还是法律问题?》的休会动议,引发她与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之间的激辩,让我想起了这句话。

林瑞莲:政府称“听取总检察署意见”有误导国会和国人之嫌

林瑞莲质疑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推动民选总统保留选举机制的修宪辩论时,有误导国会和国人之嫌。她表示,李显龙总理在解释为何首任民选总统从没有被国人投票选出的黄金辉算起,而不是由第一次选举所选出的王鼎昌时,提到了政府听取总检察署的意见后,决定将启动保留选举机制的日期从黄金辉任期算起。但是,当在2011年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陈清木入禀最高法院,挑战政府把黄金辉作为首任民选总统,因而得以在2017年总统选举启动保留选举机制的合法性时,副总检察长哈里古玛却在庭上表示“总检察长无权告诉政府应从什么时候算起”,而总检察署的建议也与案件“无关”。

她指出,既然哈里古玛在法庭上明确表示,“总检察长无权告诉政府应从什么时候算起”,而总检察署的建议也与案件“无关”,那么政府在国会修宪辩论时,所提到的“政府听取总检察署的意见后”决定以黄金辉为首任民选总统,是具有误导性的。换言之,首任民选总统到底是黄金辉还是王鼎昌,根本就不是貌似具有客观意义的法律定义,而是充满主观认定的政治决定。

尚穆根:主权在国会国会才有权决定谁是首任民选总统

尚穆根强烈反对林瑞莲的指责,极力表明“主权在国会”的立场,也就是说只有国会才有权力决定到底谁才是首任民选总统,连法庭也同意这个立场,所以才判决陈清木败诉。既然“主权在国会”,总检察署的建议当然也就无关紧要了;政府咨询总检察长听取意见,只是要确保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尚穆根还刻意引述李显龙总理当时对国会的陈述,来总结他对林瑞莲的反驳:“我们听取了(taken) 总检察长的意见。我们将从第一个行使民选总统权力的总统算起,换言之,是黄金辉总统。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第五届民选总统了。我们也必须定义迄今为止所有民选总统的种族身份。这实际上不存在疑问,但作为法律问题,我们必须做出定义。”

修宪辩论时为何不强调“主权在国会”?

“主权在国会”符合新加坡的宪政精神,也是强有力的论据。只是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修宪辩论时不强调这一点就好?政府拿出“听取总检察署建议”的说法,会让国人产生决定黄金辉为首任民选总统是个法律定义问题的印象。事实是国会多数党组织政府,国会的决定也就是政府的决定,所以这是个主观的政治判断。况且,总检察长到底具体建议了什么,建议书至今还没有向国人公布。

尽管法庭已经就陈清木起诉案判政府胜诉,林瑞莲的休会动议所引发的辩论,恐怕会继续在司法以外的社会舆论延烧。在司法上,“主权在国会”不容挑战,但在政治上,政府在表明决定启动保留选举机制时所给的陈述是否有不尽不实之嫌,或许就见仁见智了。阅读全文»

说好的法治呢?新加坡李家纠纷背后的政权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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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城(自由撰稿人)    2017-8-1
http://initium-analytics.initiumlab.com/article/20170801-opinion-leung-singapore/

这宗事件透露了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一大败笔──一旦面对高层政治领导涉嫌触犯权限、越权、滥权、利益回避和利益输送等议题时,便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纵容。

今年六、七月间,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子女,为了父亲故居的保留和拆除,在脸书上爆发了一场公开纠纷。这宗事件透露了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一大败笔──新加坡政治制度虽然在控制民众和一般官员方面,有相当大的作用,不过一旦面对高层政治领导涉嫌触犯权限、越权、滥权、利益回避和利益输送等议题时,却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纵容。

这一切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其实相当讽刺。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向来标榜自己以严刑厉法,确保施政的清廉和效率,奠定新加坡的长期稳定发展。在面对“专制”、“软性威权”等批评时,行动党经常会强调自己是“依法治国”,法律大于个人或个别团体利益。李氏家庭争议却意味着,这套做法一旦碰到权贵核心,恐怕有突然失效的可能。

对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和行动党而言,这次无意中揭发的权限和利益回避议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面对当前的社会氛围、经济环境和外在压力,掌权者很容易为了一时的政治考量,陷入集权的诱惑,强化对社会、资讯和政治的控制,削弱对自己权力的约束。这样的举动,虽然可能有助于一时摆平异议,但整体而言,对国家的长期发展却带着负面影响。

以上所提的举动,可能会提高政治胜负的代价,包括在行动党内部,使政治斗争更加严峻,甚至还可能渗透社会其他层面。在政治人物缺乏广大社会支持的时候,更是如此。更进一步的政治控制,也可能缩减新加坡社会的弹性,让国家更难因应经济、外交和其他冲击。新加坡因为资源、人口都十分有限,在面对当前的诸多挑战,比以往更不能缺少灵活。

李光耀的故居,欧思礼路38号。

李光耀的故居,欧思礼路38号。摄:Wallace Woon/EPA

李氏家族争议与官员介入

据李光耀幼子李显扬的脸书发文和总理李显龙的几次回应,李家长子李显龙与弟妹的严重分歧起源于2015年,李光耀逝世之后,李显龙不满最后遗嘱内要求李光耀后人,在李光耀次女李玮玲搬出欧思礼路38号故居后,拆除建筑物。遗嘱虽然把故居留给李显龙,不过李显龙后来又以市价一倍半的价格,把资产转让给李显扬。

今年6月中,李玮玲和李显扬在脸书贴文,指控李显龙为了借用父亲的威望、巩固势力、扶持其次子李鸿毅进入政坛,而企图违反李光耀遗嘱,利用国家机器强行保留李光耀故居。二人还称李显龙因为不满他们坚持父命,要求拆除故居,而使用总理职权动用国家机器,监控他们本人、家属和亲友人。李显龙及资深律政部政务部长英兰妮(Indranee Rajah)则回应质疑李光耀最后遗嘱的正当性,和李显扬妻子林学芬参与撰写遗嘱的角色。 阅读更多 »

谁的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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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7-12

何惜薇的《走出故居遗愿的罗生门》,谓此“门”很“罗生”,到底谁是造门者呢?哦,原来就是报业控股。

7月4日,开国会的隔天,《联合早报》的头版头条是这样:

这段话说得毫没道理,老福建要说这是“横柴拿进灶”,就像当年李光耀和李显龙经常重复的调调儿:“要不是小李是老李的儿子,他会有更早、更大的成就。”——这段话早就被社会学研究所否定;在布笛和桑德尔那里,他们认为家长的社会资产就是孩子日后成功的要素之一。而李显龙确实如此,要不是老李遗下的“政治”赏饭吃,他能去到哪儿?所以才有“造神”—“需要故居来巩固政权”一说。

何版《罗生门》是这样的:

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去留问题所牵扯出的滥权指控,何尝不是罗生门再现?

同事在梳理引发李家争端的事件簿时就发现,难以纯粹用一条直线去阐明前因后果,而是必须呈现不同人对在单一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的诠释,才能清楚看出争议所在。举个例子,2011年7月21日,李光耀应李显龙总理邀请与内阁见面,商讨如何处置房子的问题。一般的认知是,李光耀向内阁表明了拆房子的意愿,但内阁一致认为不应该拆除房子。

李玮玲医生日前在面簿上称父亲回返住家时,“痛苦和失望”地对她说不应该听李总理的话去见内阁,并对李总理反对他拆房子的要求感到痛心。她的说法不禁让人怀疑内阁当时是否曾向李光耀施压,导致他极度不开心?

曾担任李光耀首席私人秘书,2011年5月大选后进入内阁的财政部长王瑞杰,在7月4日于国会上回应时说,李光耀并没有用本身的资历和建国总理的身份,在会议上坚持己见,而是专心聆听内阁成员的看法。

李光耀一直到2011年12月才致函内阁。王瑞杰相信,这说明李光耀在仔细考虑问题后,认为把他的想法告诉政府是恰当和重要的,而他已准备好要考虑政府或许决定不拆房子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单是2011年7月21日李光耀见内阁后究竟是否不悦,就至少有两个不同版本,更别说是证明李光耀后来究竟有没有认真考虑不拆房子的可能性了。

何惜薇真的很认真,认真到令人发笑。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人可不可以改变主意?接着就是:内阁对李光耀先生2013年第七版本的遗嘱是怎么看?要是行动党内阁严重质疑最后一份遗嘱,那么可以是李显龙以长兄身份(遗产受益人之一),或者以总理对古迹保留的角度把李玮玲和李显扬两姐弟控上法庭,说他们在遗嘱上造假,以寻求公平的判决。要不然李光耀之前的反反覆覆只能视为人之常情,多说无谓。

张志贤作为这场国会表演的编导之一,实在难辞其咎,整场演出是失败的,外地报道甚至称之为“丑闻”或“闹剧”。赌球的朋友都知道,主场优势不可小觑,而张志贤竟然利用国会这个主场,拉拢来吴作栋和英兰妮,还有那个李美花来攻击李玮玲和李显扬,节外生枝指控他们要颠覆政权,让国民觉得很“卸衰”。 阅读更多 »

李家纷争真能私下和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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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伟随笔    2017-7-8
http://anchorvalecove.blogspot.sg/2017/07/blog-post_8.html

在这样谁都不让步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成和解的,说句不好听的,他们李家不过是在玩弄政治手腕,既不说出实情又不敢上法庭面对考验,只是把球踢来踢去,把国人当傻瓜罢了。

左起:李显龙、李玮玲、李显扬

日前,李显扬和李玮玲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哥哥李显龙总理在7月4日表明私下解决纷争的意愿,并表示只要他们和父亲的意愿不被攻击或扭曲,他们将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更多证据。看来,李家纷争似乎出现了转机,有望停火和解。

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围绕在李显龙身边的部长们,心想你们李家的家事儿无缘无故的把我们拖下水当打手,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天下太平喽!副总理张志贤马上发表声明表示,与大多数国人一样,他欢迎这个正面的发展。希望大家能携手合作,把精力投入在让新加坡向前迈进的事务上。

然而,李家纷争真的能实现停火和解吗?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首先,李家三兄妹都继承了父亲性格的遗传基因,即好胜、不妥协、不让步。李显扬和李玮玲的联合声明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腕,这是说给不明就里的国人听的,顺便把球丢给李显龙罢了,他们真有让步吗?没有!

李显扬和李玮玲在提出私下和解的同时分别在各自的Facebook专页上,就欧思礼路38号纷争,发布了一份长达七页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在国会表达看法。李显龙总理的政党基本上在国会里掌控大部分议席,议员根本无法有效地向总理提问。没有独立调查员搜集证据,没有同其他证人面谈,或发传票要求交出政府的记录。就如他们之前所指出的,国会并不是调查这类事件的合适平台。在国会上,很多议员都在重复李显龙总理对于李光耀遗嘱和对他们的攻击,这证明了,李显龙的下属受制于他,不能公正地就他们的上司做出判断。

李显扬和李玮玲也认为,在社交媒体进一步发布更多证据,只会模糊事实,并让政府机构面对为李总理找借口的压力,如果有真正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查核证据,欢迎委员们来提问。他们也认为,无需再向目前的委员会做进一步的陈述,目前,只要他们和他们父亲的意愿不再被攻击或扭曲,他们会停止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更多证据,他们不希望看见新加坡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公开争执。最终,政府和新加坡人民必须决定,是否以及要如何让李显龙对事件负责。

据说他们过后还附上条件,就是要求李显龙取消国会辩论、解散部长委员会,以及不回应他们的指控。哈哈哈!这样的声明这样的条件可能达成和解吗?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9, 2017 at 2:21 下午

的确令人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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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懋濂     2017-7-7
http://www.sgwritings.com/24917/viewspace_158521.html

前天(7月4日)傍晚,在ASS (All Singapore Stuff)网站上,看到一则短文,题为《一位公民在国会里大开眼界》(A Citizen’s Eye Opening Experience in Parliament)。文章作者对于2017年7月3日国会开会情况,感到十分费解、吃惊。他或她很清楚地报道以下目睹情况:国会在上午11时准时开会,但在11时05分出席的议员(含部长?)还不到三分之一;有一些人在11时30分后才陆续进来。很多议员在12时20分前亮相,不过有位部长在下午3时30分才出现呢。总理是在12时25分左右抵达,并按时在12时30分发表演说。

除了以上场景,文章还提到同样令人大开眼界的情节:会议进行过程中,总是有人在发言,但议员们似乎并不感兴趣,并不专心聆听他人发言。有人在专心阅读,有人在滑动手机,有人在看网上杂志,还有人在……。此外,对于有议员穿着牛仔裤出席,很不得体,那位选民也颇有微词、意见。

以上两种情况,如果出现在那些由部落组成的非洲国家,也许不足为奇、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毕竟属于第一世界,继承了享誉全球的英式议会民主,所以似乎值得深思反省吧?

众所周知,国会是个庄严神圣的立法殿堂,所有法律都在那里诞生;国会议员是人民代议士,准时出席会议不仅是他们的特权(privilege),更是他们必须履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任何国会议员——包括总理、部长们在内,如果无故迟到、早退、缺席,或者国会开会时不严肃认真、不聚精会神、不积极发言,是否也属于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行为乃至于另类“政治腐败”?相信大家心中有数,老朽愚钝,不敢妄下结论。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7, 2017 at 9:2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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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纷争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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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伟随笔    2017-7-5
http://anchorvalecove.blogspot.sg/2017/07/blog-post.html

李家的纷争最恰当的解决地方就是法庭。李总理如果坚信自己在这起事件中没有不对的行为,就应该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旦胜诉的话,不但能重新建立国人对他和国家体制的信心,同时也能挽回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

李总理召开的“国会辩论”

国会针对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故居处置问题所引发现任总理李显龙和弟妹的失和,以及妹妹李玮玲医生和弟弟李显扬对哥哥李总理滥权的指控所进行的国会“辩论”终于落幕了。

其实,这不能说是国会辩论,只有正方陈词没有反方辩驳,又怎能称之为辩论呢?这顶多只能说是一场“说明会”,自说自的,就算对天发誓自己所讲的都是真话,也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实情,因为,真正知道实情的人(玲、扬)不在国会现场。所以,用两天的时间在国会召开“说明会”老实说是有点浪费时间和资源,而国会议员们应该还有很多重要的事儿要做,倒不如把要说明的讲话录成视频向全国广播,并通过各大报章、传媒加以宣传,这样应该会更省时省事,也好让议员们能好好的在家休息,不必在国会里“闭目养神”。

李氏三兄妹,左起:显龙、玮玲、显扬

总的来说,说明会分两个部分——家事和国事。家事嘛就是李氏兄妹对父亲留下的房子如何处置意见分歧。国事嘛就是总理的弟妹指控当总理的哥哥在处理父亲故居的问题上滥用职权。指控一国最高的领导人滥用权力是很严重的事儿,如果没有足够确实的证据证明,是可以构成严重的诽谤罪的。

看了听了两天的国会说明,我个人还是觉得整个事件疑点重重,好像阅读没有结局的悬疑小说一样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除了李家的人外,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有人可以确定到目前为止到底谁说实话谁撒谎。老实说,国人更关心柴米油盐和日益高涨的生活费所带来的压力,没有人对李家的家事有太大的兴趣。而关心国事的国人比较关注的,主要是李总理弟妹对总理涉嫌滥用职权的指控,这样的指控不只对李总理本人及双亲的名声造成损害,也让国家在国际社会里的声誉遭受打击。

工人党议员刘程强提问

许多国人包括在野党议员都认为李总理应该诉诸法律行动,来向国人及国际社会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是在国会里自说自话的开说明会。李总理到目前为止还是犹豫不决,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对弟妹采取法律行动,理由是这会对双亲的声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就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借口,总理双亲的声誉在事件一开始就已经受到伤害了,现在应该是“国誉”比“家誉”更为重要。李玮玲和李显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身居高位多年,应该知道指控一国总理滥权所将面对的法律后果,这不排除他们背后有很强的律师团为后盾,而总理不提控弟妹是因为有所顾忌,不知道弟妹手里还有什么底牌没亮出来,因此不敢打没把握的仗。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6, 2017 at 1:09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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