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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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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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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8-3-25

近年来,行动党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越来越是“好皇帝情结”(做皇帝我在行,我做皇帝比人强!),很明显地为民做主。高官不断地推出新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把更多权力往自己的身上揽,美其名曰“为了你们好”。

尚穆根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外就是要攒更多的权力在自己身上,无关公义的什么事,甚至无关国家的安全。

现在我们知道,奥巴马是美国近代少见的正直、行事高尚的好总统,可是却没听说民主党人会提议修宪,好让他一直做下去;即便有人这么做,相信奥巴马夫妇也不肯。这边厢,在中国全国人大3月20日的闭幕会上,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说:“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因为在该会,几乎全体鼓掌通过修宪,让习近平无任期的任何限制。——这或许是西方和东方在政治哲学上的最大分歧。

西方重视规矩和逻辑,认为开了先例,害怕未来或无纠错机制。过度崇拜一位领袖,在中国其实殷鉴不远,不就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结果在他的晚年,给神州大陆带来十年的文革浩劫。依素素的妇人之见,不外两个因素:1、自以为是;2、好皇帝情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被称为“8•18讲话”),明确表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于是到了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明文废止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眼中并没有特别的任何人,就是说他不管你如何英明神武,到时候了就得下来,这是规定。暗合了西方“正义论”的创论者罗尔斯所说的“无知的面纱”(“veil of ignorance”)正义原则:即只有当缔约各方都对于未来无知时,制定的游戏规则才合乎公平。

罗尔斯承认人的劣根性,他认为理性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会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益。只有在“无知的面纱”作用下,才会妥协;打个比方说,在一场博弈中,只有无法掌握对方底牌和自己接下来会拿到什么牌的情况下,才会退而求其次,只求“小胜”的局面。具体来说就是: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集体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布幕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会在集体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的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即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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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三题——深层思考、质疑、久麻难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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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8-3-18

【深层思考】

黄伟曼是《联合早报》崛起的新星,备受重用,最近的《六封信》及其后续,就有点像经纪公司捧艺人的手法。好像也是报业奖学金得主,重点栽培的对象,上司韩咏梅说:“她的英语很流利,水平足以写关于西方文学方面的论文作业。”——在行动党执政下,可说政途无量。可是这回在《怡和世纪》写议论文《“公民抗命”的深层思考》,倒看不出此妞有任何“深沉”的本钱。

首先,写议论文重要在于结论部分应该发表自己的创见,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而不是像她那样,在结尾处卑鄙地用了“早报式吊诡”的写法,让读者自己去下定论,她说:“即使是‘水土不服’,或是‘不合时宜’,‘公民抗命’在任何社会是否仍然有其存在意义?我们是否能跳脱‘合不合法’的思维模式,以更哲学的方式探讨‘公民抗命’的理论和实践,以此在崭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寻求支持或反对它的更好理由?”——回避了所有的问题。

首先,公民抗命说穿了是一种哀兵政策,就是希望通过以身试法遭一点难或皮肉之苦,来引起社会大众对那个议题的关注。至于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面对无情的英殖民者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也就成了空前绝后的一次。说到这儿,读者渐渐就可以感受到:“公民抗命”其实有些条件要fulfil。黄伟曼的“深层思考”就是架空了这些条件,即便獭祭了所有的现象,依然捉不到核心。

素素认为有两个条件:1、一个守法的民主社会;2、一个愿意从犯难者的立场或者同情的立场去报道的媒体。所谓“公民抗命”基本上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通常只会犯些小小的法,比如阻碍交通、扰乱公众秩序,又或者阻差办公等。在梭罗的那个时代,至多是被该镇的警长(sheriff)捉去简陋的办公室关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训斥一番就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极权国家没有“公民抗命”运动,因为掌权者一下子就可以让你人间蒸发。所以淡米亚医生说的有点道理,要搞“公民抗命”,这里还不合时宜,不是一句“水土不服”可以搪塞的。

然而,每个政治环境下都会有些“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热血青年,过去几十年来,这里也出了好几个。可是看看他们的下场,他们遭遇的政治报复,是远比他们以身试法所犯的法多上好几十倍;以致他们失去工作、下狱、破产、被媒体抹黑、无端被牵连很多官司、接受莫名其妙的调查……落个连立锥之地也没有,最后锥也被抢走,只好夤夜逃到外国继续活下去。所以第二个条件,落井下石的官媒有多“积恶”可想而知。一语道破,这些都是黄伟曼即使知道都不敢写,有什么好“深层”的? 阅读更多 »

世界级的期待、落空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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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慧婷,王昌伟    2018-3-17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新加坡人对地铁经常失灵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正是因为他们允许政府“大权在握”,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满足人民日常生活上对便利和舒适的追求。一旦这样的期待落空,那人民自然会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无能。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算得上是世界级

十几年后重返美国麻省波士顿小住一段时间,赫然发现这里的交通并没有我们记忆中的便利。路上交通能因其中一条车道不通车,就出现严重阻塞。巴士半个小时或更久才来一趟是常有的事,但真正把我们搞得团团转的,却是这里的地铁系统。

1897年开始通车运行的波士顿地铁系统,是全美国第一个通车的地铁系统,至今已经有120多年历史。地铁车厢老旧不说,同十多年前比较,误点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当岛国人民在申诉地铁总是在上下班的巅峰时刻发生故障时,其实,麻省地铁发生故障的事件也时有所闻。

一名在麻省住了好多年的新加坡朋友告诉我们,她两岁的儿子非常喜欢新加坡的地铁,因为车厢很干净,不像波士顿地铁车厢内,有时候还能嗅到尿味。毕竟东西老旧了会坏,尤其是欠缺维修坏得更快。波士顿还因为有四季,冬季的盐分让地铁看起来非常老旧,因此经常需要长时间维修和更换部件。对于在波士顿仰赖公共交通出行的我们,当地铁出现故障,行程被延误时,心急之余,心里的不快可想而知。

在新加坡,由于地铁站离住家比较远,因此我们日常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巴士。在2012年政府出巨资为新捷运和SMRT巴士公司购买新巴士,以及支付这些巴士的燃油费、维修费及巴士司机工资等营运成本以前,巴士误点和等候时间过长的现象每周总要碰上个三四次。“有钱能使鬼推磨”, 政府介入以后,情况大有改善,现在感觉搭巴士比搭地铁更可靠。

如果纯粹根据数据来做比较,李总理其实说得没错,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确实能算得上是世界级的,那为什么新加坡人还那么不知足,经常因为行程被耽误了一下,或者车厢太拥挤而大发牢骚?美国人不见得更有修养,脾气比较好,但为什么在波士顿却甚少看到乘客对公共交通营运者群起而攻? 阅读更多 »

为何直播国会辩论这么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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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泽玮     2018-1-4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80104-1050

红蚂蚁想起了小时候听家中长辈说,工人党的惹耶勒南在1981年安顺区补选中获胜后进入国会,因为他能言善道,思辨能力强,国会辩论才开始有点小热闹。由此联想到,除了官方说的少人看之外,不全程直播国会辩论或许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执政党对自己信心不够(担心辩才不如人),二是对选民信心不足(担心素质差的选民会助长议员做秀)。

国会领袖傅海燕(左)致函工人党非选区议员贝理安(右),指他质疑新传媒蓄意剪辑国会录像一事是“扭曲事实”,要求他收回“虚假指控”,并向国会道歉。(谢静怡制图)

行动党和工人党再为国会录像剪辑不当一事过招,风波升级至一方要求另一方道歉的地步。

新年伊始,国会这么快就要上演道歉戏码啦?看来2018年不太平静。

国会录像剪辑惹风波“白衣人”和“蓝衣人”交锋

新加坡国会大厦。(路透社)

上回是通讯及新闻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大战工人党非选区议员贝理安(Leon Perera),这次轮到国会领袖傅海燕上阵,对象同样是贝理安。傅海燕指贝理安的指控“扭曲事实”,若不纠正将误导国会,傅部长还要求贝理安收回“虚假指控”,并向国会道歉。

贝理安扭曲了什么事实,又做了什么虚假指控?

白衣人和蓝衣人一来一往,口水多过茶。快快讲就是,贝理安去年2月20日电邮新传媒询问,为何找不到2月间国会辩论总统选举修正法案的部分录像。(潜台词是,为何电视台漏播部分国会辩论画面。)新传媒在同天回复他,解释是“技术故障”影响了录像,并称完整录像已在2月18日上载到网上,即贝理安发出电邮的两天前。但是,贝理安不知怎么的,去年11月7日在国会上却说,新传媒是在接获他的信函之后,才“改正并上传不同的录像”。

所以,争议点是:新传媒是主动修正,还是被动修正?新传媒是自己发现录像不完整,于是赶紧主动修正,然后再发出完整录像。还是说,新传媒是接获贝理安的信函之后,发现不妥才被动地去修正?

红蚂蚁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暗藏什么玄机,但如果单纯地看,未必如网民猜想得那么复杂。一个合理猜测是,贝理安在2月18日之前,就看到新传媒发出的录像,发现有部分片段没有播出,心里有些不满,但他没有马上给新传媒发电邮。新传媒发现录像不完整,自己修正了,并在2月18日将完整录像上载到网上,但是贝理安没有发现修正版已上网,2月20日还给新传媒发信函。

2月18日是一个什么神奇日子呢?

红蚂蚁查了一下,2月18日是一个星期六啦。因为是周末,大家都休息了,但电视台一年365天都在工作,工作人员也就在这神奇的星期六悄悄地将完整录像挂上网。但贝理安没有发现,还在两天后给新传媒写信。然后呢?然后就掀起了2018年国会第一场骂战。

网络舆论分成两派

在面簿上扫过一圈,果然就分成两派声音。行动党支持者要工人党勇于认错,不要整天只想着歪曲事实,捞取政治资本。工人党支持者反咬行动党企图模糊焦点,因为工人党议员将在1月8日国会复会时针对吉宝岸外与海事公司贿赂案提问,所以行动党搬出陈年往事来反制。

新传媒、工人党、人民行动党三方都应好好解答网民心中的疑问。新传媒不妨清楚说明,所谓“技术故障”是什么故障?这种故障虽然没有地铁故障那么扰民,但已经严重到足以掀起政治骂战,那拜托讲清楚。贝理安如果记性不好,就麻烦去查一查记录,自己到底是哪一天发信函给新传媒,如果真搞错了,请在国会上清楚交代来龙去脉,然后道个歉。政府也请说清楚,为何就是坚持不做国会直播呢?到底是避忌什么东西?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4, 2018 at 9:26 下午

工人党要准备成为替代政府 新加坡有可能实现两党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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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擎天    2017-11-9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109-746

两党制的民主机制无法凭空运行,它不是靠选举一人一票就可以达成,而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换一个说法,行动党在执政以来,特别是李光耀时代,已经奠定了一党独大体制的基础,遏制反对力量的壮大。只要一党独大体制继续,两党制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性。

谢静怡制图

配合工人党成立60年出版的《与新加坡同行》,讲述工人党1957年创党至今的发展历程,当中收录了秘书长刘程强的访谈,其中他多次使用了“替代政府”一词。

刘程强说:“我们已成功建立一个人才基础,让党采取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组成潜在替代政府的阶段。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党若要成立一个替代政府,首先必须拥有组织能力。你必须拥有以团队为基础的运作模式,一个人们可以运作的体系。这就是基础,而我认为我们具有这样的组织基础,让人们了解运作。我们有扩大规模的潜力,但这也取决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动党变得腐败,否则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所以我们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替代政府,我不敢肯定。”

“副驾驶”策略奏效 获选民青睐

刘程强所领导的工人党之所以能够获得选民青睐,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副驾驶”策略,摆明工人党无意取代人民行动党,仅在国会扮演监督制衡的角色。他在访谈中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这个判断是否继续有效,是决定工人党能否在他明年卸任后走出一条新路的关键。

新加坡不具备实现两党制条件 行动党控制社会重要资源

我认为领导工人党16年的刘程强的政治嗅觉还是敏锐的,新加坡人并不要行动党下台,除非它变得腐败。要取而代之,工人党首先必须先在国会赢得至少20席,能够提出不同于行动党的政策论述,并且推出影子内阁名单。唯有这些条件具备,才算是有了两党制的雏形,也才能讨论替代政府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新加坡并不具备实现两党制的条件。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尽管地铁丑闻开始暴露出体制的某些弊病,但行动党在长期策划和有效执行方面的实力还是有的。只要这个不变,新加坡人就没有要推翻它的动机。 阅读更多 »

首任民选总统是谁?林瑞莲质疑政府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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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乙      2017-10-4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004-522

“主权在国会”符合新加坡的宪政精神,也是强有力的论据。只是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修宪辩论时不强调这一点就好?政府拿出“听取总检察署建议”的说法,会让国人产生决定黄金辉为首任民选总统是个法律定义问题的印象。

(谢静怡制图)

我一个从事房地产中介的朋友喜欢引述业内的一句谚语: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misrepresentation,意思是警告经纪别为了完成交易而信口开河,最终因为陈述不实而惹上官非。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在国会提出名为《从黄金辉总统或王鼎昌总统算起,是政策决定还是法律问题?》的休会动议,引发她与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之间的激辩,让我想起了这句话。

林瑞莲:政府称“听取总检察署意见”有误导国会和国人之嫌

林瑞莲质疑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推动民选总统保留选举机制的修宪辩论时,有误导国会和国人之嫌。她表示,李显龙总理在解释为何首任民选总统从没有被国人投票选出的黄金辉算起,而不是由第一次选举所选出的王鼎昌时,提到了政府听取总检察署的意见后,决定将启动保留选举机制的日期从黄金辉任期算起。但是,当在2011年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陈清木入禀最高法院,挑战政府把黄金辉作为首任民选总统,因而得以在2017年总统选举启动保留选举机制的合法性时,副总检察长哈里古玛却在庭上表示“总检察长无权告诉政府应从什么时候算起”,而总检察署的建议也与案件“无关”。

她指出,既然哈里古玛在法庭上明确表示,“总检察长无权告诉政府应从什么时候算起”,而总检察署的建议也与案件“无关”,那么政府在国会修宪辩论时,所提到的“政府听取总检察署的意见后”决定以黄金辉为首任民选总统,是具有误导性的。换言之,首任民选总统到底是黄金辉还是王鼎昌,根本就不是貌似具有客观意义的法律定义,而是充满主观认定的政治决定。

尚穆根:主权在国会国会才有权决定谁是首任民选总统

尚穆根强烈反对林瑞莲的指责,极力表明“主权在国会”的立场,也就是说只有国会才有权力决定到底谁才是首任民选总统,连法庭也同意这个立场,所以才判决陈清木败诉。既然“主权在国会”,总检察署的建议当然也就无关紧要了;政府咨询总检察长听取意见,只是要确保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尚穆根还刻意引述李显龙总理当时对国会的陈述,来总结他对林瑞莲的反驳:“我们听取了(taken) 总检察长的意见。我们将从第一个行使民选总统权力的总统算起,换言之,是黄金辉总统。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第五届民选总统了。我们也必须定义迄今为止所有民选总统的种族身份。这实际上不存在疑问,但作为法律问题,我们必须做出定义。”

修宪辩论时为何不强调“主权在国会”?

“主权在国会”符合新加坡的宪政精神,也是强有力的论据。只是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修宪辩论时不强调这一点就好?政府拿出“听取总检察署建议”的说法,会让国人产生决定黄金辉为首任民选总统是个法律定义问题的印象。事实是国会多数党组织政府,国会的决定也就是政府的决定,所以这是个主观的政治判断。况且,总检察长到底具体建议了什么,建议书至今还没有向国人公布。

尽管法庭已经就陈清木起诉案判政府胜诉,林瑞莲的休会动议所引发的辩论,恐怕会继续在司法以外的社会舆论延烧。在司法上,“主权在国会”不容挑战,但在政治上,政府在表明决定启动保留选举机制时所给的陈述是否有不尽不实之嫌,或许就见仁见智了。阅读全文»

说好的法治呢?新加坡李家纠纷背后的政权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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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城(自由撰稿人)    2017-8-1
http://initium-analytics.initiumlab.com/article/20170801-opinion-leung-singapore/

这宗事件透露了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一大败笔──一旦面对高层政治领导涉嫌触犯权限、越权、滥权、利益回避和利益输送等议题时,便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纵容。

今年六、七月间,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子女,为了父亲故居的保留和拆除,在脸书上爆发了一场公开纠纷。这宗事件透露了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一大败笔──新加坡政治制度虽然在控制民众和一般官员方面,有相当大的作用,不过一旦面对高层政治领导涉嫌触犯权限、越权、滥权、利益回避和利益输送等议题时,却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纵容。

这一切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其实相当讽刺。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向来标榜自己以严刑厉法,确保施政的清廉和效率,奠定新加坡的长期稳定发展。在面对“专制”、“软性威权”等批评时,行动党经常会强调自己是“依法治国”,法律大于个人或个别团体利益。李氏家庭争议却意味着,这套做法一旦碰到权贵核心,恐怕有突然失效的可能。

对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和行动党而言,这次无意中揭发的权限和利益回避议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面对当前的社会氛围、经济环境和外在压力,掌权者很容易为了一时的政治考量,陷入集权的诱惑,强化对社会、资讯和政治的控制,削弱对自己权力的约束。这样的举动,虽然可能有助于一时摆平异议,但整体而言,对国家的长期发展却带着负面影响。

以上所提的举动,可能会提高政治胜负的代价,包括在行动党内部,使政治斗争更加严峻,甚至还可能渗透社会其他层面。在政治人物缺乏广大社会支持的时候,更是如此。更进一步的政治控制,也可能缩减新加坡社会的弹性,让国家更难因应经济、外交和其他冲击。新加坡因为资源、人口都十分有限,在面对当前的诸多挑战,比以往更不能缺少灵活。

李光耀的故居,欧思礼路38号。

李光耀的故居,欧思礼路38号。摄:Wallace Woon/EPA

李氏家族争议与官员介入

据李光耀幼子李显扬的脸书发文和总理李显龙的几次回应,李家长子李显龙与弟妹的严重分歧起源于2015年,李光耀逝世之后,李显龙不满最后遗嘱内要求李光耀后人,在李光耀次女李玮玲搬出欧思礼路38号故居后,拆除建筑物。遗嘱虽然把故居留给李显龙,不过李显龙后来又以市价一倍半的价格,把资产转让给李显扬。

今年6月中,李玮玲和李显扬在脸书贴文,指控李显龙为了借用父亲的威望、巩固势力、扶持其次子李鸿毅进入政坛,而企图违反李光耀遗嘱,利用国家机器强行保留李光耀故居。二人还称李显龙因为不满他们坚持父命,要求拆除故居,而使用总理职权动用国家机器,监控他们本人、家属和亲友人。李显龙及资深律政部政务部长英兰妮(Indranee Rajah)则回应质疑李光耀最后遗嘱的正当性,和李显扬妻子林学芬参与撰写遗嘱的角色。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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