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国家图书馆

燃烧吧!砖窑

leave a comment »

从夜暮到黎明      2017-10-27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10/brick-kiln.html

比莱路(Pillai Road)

巴耶利峇有一条比莱路,比莱(Naraina Pillai)可能是正史记载的第一位登陆新加坡的印度人。比莱是一名东印度公司的职员,1819年初随莱佛士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后来从商。比莱为本地的印度社群作出许多杰出的贡献,例如在大坡大马路(桥南路)买地兴建马里安曼印度庙 (1827),今天这座庙宇依旧香火鼎盛。他也是当时的淡米尔族群领袖,为在本地生活的同胞排难解忧。

1822年,第一份莱佛士市镇规划报告书出炉,指令采用永久性的建筑材料来建设新加坡,这些永久性的建筑材料包括了砖块。比莱下海从商后,在丹戎巴葛建立起被公认为本地最早的砖窑,为城市建设提供材料,先分一杯羹。

造砖

19世纪的加冷河畔,等待运输的砖块。摄自万山福德祠文物馆

19世纪就已经在梧槽河与加冷河一带立足的华人砖窑,制砖除了动用人工之外,还使用“牛工”。这些砖块称为“牛踏砖”,先由牛只践踏粘土浆,然后放入砖块模具烘烤而成。

砖块的需求量跟着社会建设的步伐日益增加。英殖民地政府为了确保砖块的供应与品质,在1858年设立了“官窑”。这个创建砖窑的好地点,就是有充足的加冷河水源和粘土供应的实龙岗路。

为了节省成本,政府甚至动用来自印度的罪犯劳工来制砖,表现良好的罪犯都可以从良。未几,政府的制砖方法走向机器化。由于砖块的质地优良,生产力又数一数二,监狱长还在国际建筑商展上荣获奖章呢!

万山福德祠是造砖工人的避风港

1885年的新加坡地图清楚注明Whampoa Garden和Brick Field的地段

1885年的新加坡地图上清楚注明“Whampoa Garden”和“Brick Field”两个地段。“Whampoa Garden”是广东富豪胡亚基在实龙岗路的南生花园,而南生花园旁那一大片“Brick Field”,显然是颇具规模的砖窑的所在地。在砖窑旁的“CHINESE TEMPLE”,可能就是万山福德祠原址。

万山福德祠是早期加冷河流域的华人苦力的避风港,也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土地庙之一,庙内供奉了较少见的金花娘娘和保生大帝。

万山港指的就是百年前的加冷河流域。根据吕世聪、洪毅翰等人的考究(发表在《投桃之报》),加冷河流域两岸除了工厂林立外,也搭建了许多亚答屋供工人住宿。马来人称这些工人宿舍为Bangsal,当时的华人将它译为万山,因此得名。

蔡炳南:19世纪中叶的加冷河畔已经有广东人的砖厂

万山福德祠的副总务蔡炳南表示:“19世纪中叶的加冷河畔已经有广东人的砖厂,这群广东人在1870年代创建了万山福德祠。1901年,庙宇搬迁到芽笼17巷,保留了粤式传统建筑风格。梅兰乐在附近的Kallang Pudding拥有砖窑和皮革厂等,扩充庙宇的时候,捐献了这块土地。”

梅兰乐是广东台山端芬人,跟新加坡最悠久的宁阳会馆(1822)的创办人曹亚志同乡。据新加坡与槟城两地的记载,曹亚志是一名木匠,在槟城随着莱佛士的船队来到新加坡。日后,抵岸的台山人日多,从事建筑相关行业,俗称“泥水匠”。从梅兰乐与曹亚志的故事,可以一窥早期本地华人地缘业缘的社会凝聚力。

上世纪80年代的加冷河畔(kampong Bugis)还有废置的砖厂。图片取自新加坡档案局

蔡炳南进一步解释:“加冷一带属于新加坡初期工业区,有造砖厂、锯木厂和造船厂等,雇用许多广东和客家劳工,他们成为前来万山福德祠拜神祈福的主要群体。加冷河畔有一条Nam Lock Street就是以梅兰乐命名的。不过,兰乐街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消失了。”

后期的地理调查显示,女皇镇和裕廊一带的粘土质地更好,大型的砖窑才逐渐西迁。上世纪80年代路经加冷河畔的kampong Bugis,还可见到废置的砖厂。阅读全文»

Advertisements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31, 2017 at 11:29 下午

被拆掉的52年,新加坡快变“新假坡”?

leave a comment »

沈泽玮    2017-8-10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0810-126

往后,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只能在博物馆才找得到?

国家剧场。(资料图)

“拆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形容神州大地不停拆这拆那的景象,像一个停不下来的推土机,永远在工地里干活。

新加坡还不至于拆这拆那,但在我们52年的建国历程中,已经把一些传统的标志性建筑物拆得所剩无几。

国家图书馆、国家剧场、旧国家体育馆、水族馆、咖啡山(武吉布朗)部分坟场、丹戎巴葛火车站月台不见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终,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最早的华校之一的萃英书院(创立于1854年)只剩下正门一面墙。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拆除建筑物和老街是为了国家发展和城市重建所需,民众即使不高兴,顶多也只是发发牢骚,大家都知道,政府决定拆的,最终还是会拆。因为社会上下布满“务实”“理性”这对双胞胎DNA,我们的人文历史在国家发展的宏大目标下愈发显得渺小,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快丢失掉。

今年六月,涉及政治遗产问题的李光耀故居拆或不拆惊动了国会辩论。两相对照,更突显结霜桥旧货市场在民间不舍声中结束的无奈。往后,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只能在博物馆才找得到?我们就不懂得欣赏旧的气质和韵味,只一味向往人工翻新所带来的青春快感?

讽刺的是,我们一面拆掉现实生活中的“真旧”东西,又一面制造供人欣赏的“假旧”事物,莫非真要成为“新假坡”?例如,《新明日报》报道称,樟宜机场新大厦设置了固定的传统文化区,展示19世纪80年代至上世纪50年代的店屋外观,就连厕所也采用了娘惹地砖与南洋式吊灯,充满本土娘惹特色与英殖民地风格。

位于当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相信是每个“70后”心中永远的记忆。念中学时,每当学校有小组作业时,我经常与同学到国家图书馆去讨论分工、采集资料。在记忆中,这幢建于1954年的红砖建筑就像个不说话的老师,很严肃、超厉害,什么资料都有。1999年,当国家图书馆要让路给公路隧道的计划公布时,引起民间很大反弹,但终究难敌公路建设的“圣旨”。回头看,国家图书馆被拆,仅是为了一条500公尺不到的福康宁隧道,到底值不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15, 2017 at 4:00 下午

保护新加坡文化资产人人有责

with one comment

新加坡文献馆      2017-7-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899

一个国家丢失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物,就如同丢失了国家文化内涵的压舱石,必将沦落为一个没有文化方向之迷失人性的国家社会。这可不就是当下新加坡的文化困境?

事不过三。李显龙霉运当头祸殃新加坡,岛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几件看似无关,却有共通性的反社会现象。一是,李光耀旧居的去留,二是,南洋理工大学之中文招牌的去留,三是,结霜桥旧货市场的去留。四是,新加坡华人文化历史文物的去留。这四件事的内容全然不同,而共同之处却是历史认知,历史保留,和历史文物去留的问题。

此时此刻,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之际,新加坡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并且反省本土人文文化根基,以便在即将快速降临的新国际格局下,重新设定新加坡国家内涵。新加坡唯有立即重新自我定位,否则将会丧失做为一个国

家的存活空间。这是燃眉之急,并非危言耸听之说。

有创见,有自信,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学者,正在积极构建中国模式框架下的世界话语权,在一带一路的大时代背景下,向全世界讲述由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故事。在全新世界格局的现实压力下,原本高高在上的西方学者正尽快修整自己的理论,寻求一套既能够解释为何中国崛起,也同时解释为何西方衰败之新的国际政治论说,来配合中国快速发展的新趋势,以便保留一席之地,有足够话语能力继续的参与到国际事务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模式的王道政治哲学,正在全力挑战支配世界的西方霸道政治思维。一个崇尚仁义公正反对强权暴力的新世界观,必然会彻底颠覆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实质上,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是一个缺乏生命力的虚构假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形象的说,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如同一盆盆栽,是靠铁线和剪刀,用强力规范和大力修剪而成。盆栽毕竟是盆栽,只能形似自然界的古树参天。

2017年6月14日,将会被历史界定为新加坡政治发展里程碑上的单一最大拐点,那,不是后李光耀时代的结束,而是后人民行动党时代的开始。李显龙传承的人民行动党政权,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重大打击下分化。最终,极度僵化的人民行动党,必将逐步的自我瓦解。

在这一种划时代背景下,新加坡国民有必要认真反思在新政治格局下,未来国家的人文内涵,因为国家人文界定国家的未来大方向。在有什么样输入就会有什么样结果的定律下,什么样的新加坡人文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新加坡国家。阅读全文»

藏书架 “From the Stacks”

leave a comment »

从夜幕到黎明      2016-6-17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6/06/from-stacks.html

2016年6月4日细雨纷飞的早晨,应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之约,出席了由策展员钟尚宏 (Chung Sang Hong)导览的“书库珍品”展(From the Stacks: Highligh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钟尚宏也是国家图书馆展览与策展部助理处长。

如常,在这个特展上遇见了博客老友Jerome和Icemoon等人。

From the Stacks的中文译名为“书库珍品”。根据图书馆行家的定义,如果图书馆的资料源自于“from the stacks”,意义为“不开放给公众的书架”,此外图书馆也称书架为书库。

这个已经公开展示在大家面前的“书架”或“书库”,所陈列的是逾百件文物,年份从1701年延伸至1960年代,让我们了解新加坡早期社会与商贸发展,并领略个别社群在不同阶段的生活与精神面貌。我觉得众文物中有三样宝贝可以让文史爱好者开心一下。

歌功颂德的“颂词”

说到先民下南洋,19世纪的历史离不开码头苦力,大街上的拉车夫,种植园的园丘工人以及其他各行各业艰苦环境中生活的南洋客,他们付出的劳动缔造了新加坡的繁华。不过土生华人与富裕的华人商贾对英国殖民地政府歌功颂德的一面大家或许比较陌生。“书架”中有一本用丝绸和沉香木制成,并可折成书的颂词,文字以金粉书写,中英对照。背面是一幅鸟瞰直落亚逸市区的绘图。

由79名华商献给维多利亚女皇的次子的颂词。1869年。图片来源:National Library Board

颂词背页是美丽的直落亚逸绘图。图片来源:National Library Board

这本1869年的颂词记载着79名华商的名字,著名的先驱人物如陈金钟(陈笃生长子,土生华人)、胡亚基(广东人)、佘有进(潮州人)及章芳林(福建人)等都在其中,反映了华人领袖与英殖民政府的密切友好关系。

这本颂词是献给到访新加坡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次子阿尔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 Duke of Edinburgh),内容表达了对维多利亚女皇的赞颂,反映华商与英国政府搞好关系的务实心态,同时凸显自己显赫的社会地位。他们凭着对社会公益的贡献,一方面获得殖民地政府赐封为太平局绅,另一方面向中国清朝政府捐官,获取各级官位,甚至追封数代。

颂词是这样写的:

新加坡诸唐商暨众民等同虔诚谨拜禀上

大英国二殿下必宁亚富勒禄意陵勿乐尊前伏以民等素住宇下乐业安居以处雍熙之世实感上化之恩而戴德政之布所由致也然惟感恩戴德而瞻拜末由申敬莫致无不抱慊于怀今幸

殿下车驾降临是邦得遂瞻拜书院素愿以申诚敬积忱士民莫不欢庆市井咸皆讴歌壮山川之秀色开天地之和风洵千载之嘉会际泰运之昌期者也伏惟

殿下芳声足以被于四海鸿号可以光于无穷是则民等之所忻忻然敬为拜颂者良由上有善政之隆也云尔

同治八年岁次己巳十月二十二日
英咭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奴民末月二十五日

新加坡诸唐商等
陈金钟 胡亚基 畲有进 陈明水 吕干 陈成宝 章芳林 ……

来自唐山的“伏民”,在英女皇的戴天之德下过着有如康熙雍正管理下的太平盛世的日子。众人感受到英女皇的善政隆恩,感恩瞻拜。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份将近150年前的文件,或许会全身起鸡皮疙瘩,但是对发迹的商人来说,新加坡确实是个金矿,而且比在中国的生活民主自由多了,因此齐齐歌颂维多利亚女皇“壮山川之秀色,开天地之和风,洵千载之嘉会,际泰运之昌期”。

这本民间赠送给王室的颂词竟然保留了百多年,看起来完好无损,无疑是个奇迹。奇中奇的是它竟然流落到德国民间,2009年由民间收藏家Geoffrey Edwards捐献给国家图书馆。这本颂词是在德国的跳蚤市场之类的地方寻获的,后来被识货之人拿出来拍卖。

追究其因,维多利亚女皇的夫婿阿尔伯特亲王(Albert, Prince Consort)是一名德国人,留着多个欧洲王室的血液。因此,英国王室可能在德国拥有自己的产业。或许在某次大扫除时,某个家族成员误将宝物当作野草般扔掉了。正因如此,古文物才会辗转地流回来它的起源地。阅读全文»

落木萧萧 中文藏书命蹇时乖(二之二)

with one comment

周维介    2016-2-5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诸君脑醒之际,不妨花点心思把值得留世的书籍、文人墨客鱼雁往来函件整理妥当,为它安个好出路。有些书,背后承载着一段暖心的故事,或烙上沧桑的印记,都可能就此丰富它保存的意义。宝剑无须隐藏晦暗的深山,在当下时空,雾霾漫布,将之献出,让它到明媚的去处,不论驻足岛国,或漂泊别个国度,当能使更多心灵分享精神的阳光。

出走长堤彼岸的藏书

社会的中文氛围低迷、空间萎缩、土壤贫瘠,藏书终究是要出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加坡中文藏书陆续走出国门,目的地主要是马来西亚,其次是香港与中国。马来西亚的民办华文学府与较具规模的成熟社团,是新加坡藏书者优先考虑的捐献对象。这些年,柔佛的南方大学学院、雪兰莪的新纪元学院、槟城的韩江学院和各类华人研究组织都接收了不少新加坡文化人的大批藏书。

2000年,南方大学学院原中文系主任安焕然博士在《新加坡朋友的赠书》一文中透露,这些年来,新加坡藏书人先后捐给南方学院的中文书刊约有一万五千册,占了当时南方图书馆的过半藏书。他把近年来新加坡人将藏书捐赠长堤彼岸的做法视为一种“文化移情”现象,捐赠者心理上期盼的是所捐书刊能持续发挥功能,并从中得到文化慰藉。这些年来,把藏书捐往南方学院的本地文化人为数不少,包括李星可、冯列山、彭松涛、杨善才、林清吉、李炯才、王赓武、陈松沾、方桂香等人。

1992年,曾任新加坡平仪中学校长,也是《中华文选》增订本编者的杜连孙(笔名杜门)辞世后,翌年他女儿杜青把他的藏书整理,捐给了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文龙中学。2011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原中文系副主任王慷鼎把一万多本藏书捐给了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那年11月,某日我到樟宜机场送行,在闸口偶遇轮椅上的王老师,我俯身与他寒暄,他一脸倦容,告知是要到广州治病。匆匆道别,几天后报上便传来他谢世的消息。2007年,名噪一时的儿童剧社掌门人程茂德病故,4年后,家属把他的三千多本藏书捐往新山宽柔中学。斯人远去,藏书寄身彼岸,仍得以在世间让人含英咀华。

14441875033385-p30-39-000一年多前,为了撰写半世纪前本地风行学习马来文盛况的小文章,我走访年过八十的马来文专家杨贵谊老人,得知他的藏书已经外捐。捐献前,他曾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商讨,权衡之后,2012年他把上万册藏书捐赠给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该中心为此成立了“杨贵谊藏书与资料研究室”。杨老告知,选择吉隆坡是因为它与新加坡之间交通方便,他日后北上与自己的藏书打交道问题不大。

今年五月,报上传来消息,已故本地文学史家方修的8500册藏书、书信、笔记、剪稿和手稿等文物也离开了这块土地,到吉隆坡加影的新纪元学院安家。这批藏书原本有意留住本土,国家图书馆也表达了强烈的接收意愿,双方积极谈商沟通,但藏书最终北上新纪元。新纪元学院的陈六使图书馆为这批赠书设立了“方修文库”专室。 阅读更多 »

落木萧萧 中文藏书命蹇时乖(二之一)

with one comment

周维介    2016-2-2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有价值的本地中文藏书留存本土,当然是最美的结局,尤其是重量级文化人的珍刊宝册,更不该让它轻易走失。捐献与接纳是双向交通,国内图书馆得有持续执行这种任务的强烈意志,文化人也应有让藏品长留斯土的意愿,共识凝聚,方有撞击火花的可能,后人才有近距离分享本土文化芳华的福气。

古人读书,有境界的追求。潜心书海,喧闹不惊,“门外市声三日雨,帘前风色一床书”,低回着读书之乐乐无穷的自得;“细雨潇潇欲晓天,半床花雨伴书眠”,流淌了沉浸文字世界甘之如饴的自足。爱书人因惜书而藏书,青壮岁月埋首耕作书田,冬雪岁暮才醒悟还有未了的传接责任――都因新加坡语文生态特殊,形势比人强啊,日薄西山,年老的中文藏书人不得不为自己长期积累的那点存粮,琢磨着,寻思如何,掌灯过渡……

从一本书的流浪说起——《鲁迅杂文集》

14441875033385-p30-39-002五月天,夏日炎炎,我和朋友坐在门外的凳子上聊天,换了几个话题,还是回到书事。不旋踵,朋友转身进屋,回身向我出示了一本旧书。书被套在一个半透明的塑料袋里,隐隐约约,仿佛半透着它的命运。朋友把书交给我,打开塑料袋,书名《鲁迅杂文集》,未名书屋印行,1953年8月香港首版。书本内页的纸张已经泛黄,书面与书背完好无损,封面戳上三个或圆或方的印章,不经意地记录了一段文化情感的行程。第一个印章注明“上海书局敬赠”,年代未详;第二个透露它的主人是“新加坡书业公会图书馆”;第三个显示着繁体字的“国家图书馆”字样。朋友娓娓道来,还原着它“浪迹天涯”的行脚:上世纪五十年代,本地华文书市风光明媚,上海书局把这本书赠送给“新加坡华人书业公会”;1960年,书业公会把一批藏书送给了国家图书馆,《鲁迅杂文集》错身其中;40年后,朋友在国家图书馆的常年图书交换活动中发现此书,爱不释手,把它带回,套上了塑料袋。一甲子以来,这本泛黄的《鲁迅杂文集》蹲过几个机关组织的角落,最终流落个体户爱书人手中,它是幸运的。它封皮上的戳记,悄悄释放了一个社会阅读风气由盛转衰、一种语文印刷品在新加坡辗转的信息。

一批书的“流浪记”——许云樵藏书的际遇

一本书的周游,让人联想及一批书的浪迹。1981年春节过后,3月6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发表了社论《从老学人藏书出让谈起》,使华文读书界陷入沉思。当时尊庚79的新马知名史学家许云樵在新加坡宣布,他将以15万元(货币名称未详)的价格把一生所有的三万册藏书售卖给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消息一上街,文化界小小错愕。

许老告知媒体,出让藏书是“因为需要一笔钱来医病和养老”,又“希望他的藏书的新主人,不要离开他住的地方太远,万一他的健康好了,他还可以到新的地方研究”,所以吉隆坡是它的理想去处。《星洲日报》社论有感发声:“文人卖书,的确是一件万不得已和令人痛心的事,但珍贵藏书无法在本地找到市场,却不仅令人悲叹,而且也发人深省。”星洲肺腑之言,对许氏藏书无法根留狮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阅读更多 »

新加坡的“紫禁城”

leave a comment »

柯木林    2015-6-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2vkq3.html

旅游者来新加坡,不是看现代高楼大厦,而是看具有本地特色的建筑。因此,保护与修复古迹,是尊重自身的历史,是一种责任,更是智慧的表征。

独立桥

独立桥

记得1973年,我与数位同道友好勘察了25处新加坡华人历史古迹,之后出版《石叻古迹》一书(1975年4月,由南洋学会出版)。13年后(1986年),当我们再次回到古迹现场时,一切都变了: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终;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被拆除重建。而如今:恒山亭毁于火、社公庙中“反清复明义士”牌位下落不明、萃英书院改为餐馆、武吉布朗(Bukit Brown)部分坟场受道路工程影响而“让路”……岁月不仅使人事翻新,连古迹也历尽沧桑!

过去50年,新加坡社会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挂帅,城市发展的大前题下,古建筑物首当其冲。成功的背后,有历史文化的代价,这是无法以金钱成本来衡量的。的确,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是一对很难协调的矛盾,两者要取得平衡,很不容易。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古迹的概念,更何况这种概念须要长时间培养,并非一蹴而就。

古迹保存局(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时称古迹保存委员会)在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五年后的1971年1月成立,虽然也挽回与援救了一些古建筑文物,但整体而言,国人对古迹保护的意识并不强烈,于是有了古迹负责人与古迹保存局因修复问题而对簿公堂的案例。 阅读更多 »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