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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升评王赓武回忆录——侨居与定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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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升(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2020-2-1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901432

王赓武的自传也揭示,“南洋”并非一个整体,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历史不同,华人的经历也各异,应该将华人放回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尽管华人在不同国家的遭遇不同,但在王赓武看来,所有海外华人都需要和居住国的其他国民一起,重写该国的历史,建构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论述。

《此处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澳]王赓武著,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216页,24.00新加坡元

为何讲述?

2018年,海外华人研究中国历史最富成果、同年出生的两位学者余英时和王赓武先生都出版了回忆录。余先生因为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再加上回忆录为中文著作,出版后洛阳纸贵,台北的书店一度脱销。王赓武在新加坡出版的英文回忆录《此处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则相对少人关注。王赓武的回忆录主要关于自己从出生到十九岁之前的成长经历。作者交代,写作此书的初衷,意在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使子女们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同时以此纪念已经往生的作者父母。后来,王赓武受到了一些积极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人士的启发,认识到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其实是“偏颇”的:他对过去的理解受到欧洲史以及儒家观念的影响,但对当事人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的所思所感却注意不够。因此,他决定将这一为子女而写的回忆文字修改出版,留下一份当事人对于过去的个人化记录,以此鼓励更多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

王赓武

王赓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学识渊博,对五代史、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海洋史、世界史,以及海外华人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如今尽管年事已高,仍然学术成果不断。最近几年,王赓武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英文书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后翻译成中文在内地出版,书名为《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另一本为《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因为传记只涉及年少的时光,对于那些试图了解他的研究和行政生涯,一窥其史学研究的门径,或学术圈恩怨的读者,难免失望。据该书的编辑透露,王赓武先生目前也并无续写自传的计划,这部书很有可能就是他留给世界唯一的回忆录。然而,如果将这部自传放入民国史和东南亚史的背景中来解读,却是了解民国时期一个中国家庭在南洋的生活经历,一些华人的国族认同如何发生改变的珍贵记录。王赓武先生一直主张,“海外华人应该被置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背景下进行研究,需要摆脱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心论”。因此,该回忆录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这一视角与他个人经历的关联。

《更新中国》和《王赓武谈世界史》

怡保与南京

王赓武十九岁前曾住过三个国家,荷属印尼、英属马来亚和中华民国。他坦言,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马来亚的怡保,另一个是南京。他于1930年出生于荷属印尼的泗水,父亲王宓文当时担任泗水华侨中学校长。王宓文生于1903年,祖籍江苏泰州。少时在家读四书五经,“五四”运动后,入新学堂学数理与英文,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等师范学校。他爱好文学,又想提高英语,选择了英国文学为专业。毕业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南洋华校招聘中文教师,王宓文因中英皆通,被聘用。他先后在印尼、新加坡多所中学担任教师或校长。1931年他担任英属马来亚霹雳州华校视学官,二战后升任马来亚教育总长华校总视学官,退休后曾出任某中学校长,一生致力于新马华校的教育。王宓文工于书法、音韵学与旧体诗,留下不少作品,收入2002年王赓武编辑出版的《王宓文纪念集》中。但王宓文毕竟不同于旧时的儒生,他国学有根基,同时也受过英文教育,并服务英属马来亚联邦教育行政官署多年。据师友回忆,他英语流利,仿佛英校出身,连走路姿势都很像英国人,但谈吐、举止、风度,甚至思想作风等,仍是儒者风度。 阅读更多 »

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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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国族认同的几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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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9-2017
http://www.sgwritings.com/112902/viewspace_158911.html

我相信就像梁文福1990年代与2015年两个版本《新加坡派》中所展现的小我与大我,其中历史的沉淀与集体记忆,才是真正新加坡国族认同的核心所在。

国族认同这一概念在社会学界有不同的界定方式与内涵外延,就民族主义的立场而言,则一般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制度性架构与实体性组织,它起到了维护具有国民特质的共同文化、生活方式,并实现物质与精神目标的作用。

因此,作为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就有一定义务认清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以获得合力并从中获得具体或抽象的利益,而国族认同也就在此过程中产生。

而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国家是契约形成以保护其中个体私利,以防止其利益受到侵犯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认同就是一种利益置换,即以国家能满足群体需要为前提,来认可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就是说,这种认同是以民主选举制为具体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意志选择的结果。

然而,由于现代社会崇尚多元化带来的必然利益区隔,因此自由派又会强调相互妥协、利益共享与求同存异,以此维护国族延续的共同体。在此并不强调文化、民族、宗教等共有属性,而是将遵守宪法与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与公共道德,作为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从上面可以看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规约的形式推行一个国族共同的认同底线。

就历史而言,新加坡的国族认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形成过程。新加坡本身绵长的英属殖民地史,加上主体为移民社会的性质,更因为旧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所以长期以来本地居民的本地化国族归属意识本就淡薄。 阅读更多 »

英国公投之新加坡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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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6-7-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6725

李光耀举行的公投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必要的政治程序,而不是为了要在一个有公正平等意识的环境下,征询社会意愿。也就是说,李光耀追求的并非是民意,而是一个设定的政治结果。

官方媒体刊登了一篇牵强撮合,不知所云的应时文字拼图。

文中提及之新加坡的现实意义,那是什么?是所谓的:新加坡国族认同的身份一旦在短期内,受到外来的强大冲击,反弹在所难免?

前些年,李光耀言之凿凿的指出,新加坡国不为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新加坡才会有一个共同的社群意识。除非是李光耀的判断出现错误,要不然,何来会有新加坡国族的认同身份?

从一个没有现实存在的纯属虚构之新加坡国族的论述概念,来谈论英国公投对新加坡政治的启示,能得出一个什么有意义的结果?这一种假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一个逆来顺受的驯服社会,对外来冲击,比如,移民问题,岂有抗拒之力?一个被折腰的社群,何以会有在所难免的反弹?

竹林七贤是一则历史。而当下的报章空谈却不仅内耗社会资源,也是对珍贵纸张的平白浪费,进而破坏了绿色环保意识。

前车之鉴。李光耀的一位新闻官在退休之际,向媒体传达了追随总理多年的心得:没有做好功课,就没有发言权力。确实,这是一个来自亲身经历的肺腑之言。

此君何以有此一说?答案应该可以向澳洲学者James Minchin请教。当年Minchin访问李光耀一事,就是通过此一官员的安排。Minchin的书是新加坡禁书;非官方李光耀传记一书的作者,数年前,在接受了民主党的访问,畅谈新加坡政治状况之后,被政府列为不受欢迎人士,遭拒绝入境新加坡。

诚然,对新加坡历史所知不多,甚至于,一无所知,兼且好为人师的外来人士,是不是应该先做好功课,熟悉新加坡的发展历史,认识社会制度变迁过程的来龙去脉,之后,才使用发言权力,去教导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要如何应对外来的强大冲击?

回顾历史,今天的英国脱欧公投,对当年李光耀执行的新马合拼公投,却是一个莫大的历史讽刺,因为很不幸的,两者对比之下,李光耀践踏民意的非民主政治模式,在此处得以原形毕露。

新马合并的历史事件,坊间有大批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

简单扼要的来说,英国脱欧公投是在正反两方都处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政治平台上进行民主角力,各自公平的去争取民意支持。

反观新马合并公投,却是一个在李光耀全面垄断政治资源的格局之下进行。李光耀除了享有铺天盖地的新闻媒体宣传之外,还得以通过电台广播12篇讲话深入社会,扭曲事实,模糊人民对历史的认知,利用无所根据的共产党威胁论,来误导人民对合并公投的选票。另一方面,反对者除了背负被拘捕的威胁之外,还得在全然没有公共传媒资源可以利用的大局限之下,面对李光耀的恶意指控,而无法给予必要的回应。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3, 2016 at 2:40 下午

杨荣文:后李光耀时代 必须向年轻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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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杂志/吴迎春(总编辑)      2015-10-13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1562

前新加坡外交部长、嘉理集团副主席杨荣文离开政治圈四年,却注定是个不会被忘记的人。

五月,他在新加坡办《榕树下的沉思:杨荣文言论集》新书发表会,支持者挤满了会场。新加坡政坛与媒体圈也很关切:明年,这位人气王会不会重回政坛,出马竞选新加坡总统。

他到底有什么魅力?他是军人,同时是工程师与MBA。他是受洗过的梵谛冈委员,印度总理莫迪却托他重建玄奘法师讲学过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盛赞他是“当代最优秀的社会思想家与政治家”。

他在新加坡的高人气,部份来自他不唯诺称是。李光耀内阁资政时代,他就把新加坡比喻为一棵榕树,直陈当时“榕树下寸草不生”,国家机构无所不在,公民社会不足,呼吁集权与放权要有适当平衡。那年他三十六岁,刚成为新加坡最年轻的部长。

在新加坡执政党刚刚大选获胜的时间点,他接受《天下》专访,谈他对当代政治的看法。

问:新加坡跟五十年前有什么不同?你怎么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

答:李光耀带领我们走过困难的年代。人民不见得总是幸福,也有抱怨,但他们接受李光耀的领导。五十年后,我们终于走到应许之地,我在他的告别式,看到人民真切的悲伤,他们真的感念他的领导。

面对未来,我们必须找出自己的新目标。新加坡五十岁,我们应写出新篇章。我很乐观──亚洲快速变动、中国快速进步,人类文明也因此受益,连印度都有了有趣的发展。我们身处在百花齐放的世界地区。

回头看新加坡历史,从一八一九年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加尔各达至棉兰的贸易站,一路到香港、上海,是十九世纪西方往中国贸易之路。

二十一世纪,新的中国贸易之路比以往更宽广,沿途所有的城市都受惠。新的中国贸易之路跟以往不一样,以前是靠武力,但在这个新的中国贸易时代,既是建立在网路规则上,也建立在传统丝绸之路上。

“一带一路”对我来说,不是建立在议会上、也不是在托管区的洋规矩上,而是在利益共同体(alignment of interests)上,需要合作。

这是operating system(作业系统):像Android、iOS或其他系统,彼此相容,就可以参加。如果参加的条件是必须改变,那改变也会是渐进的、被说服的,是软性介入,不是靠武力。

新加坡非常适合这条新丝路,位置非常好,但其中挑战是转为“内视”,觉得新加坡应该更被保护。

这也自然,因为过去开放得太多、太快,而招致“反感”,我们必须让这股情绪冷静下来。当人民觉得安全及舒适时,必定会再次对外打开大门,这是必经的阶段。

要谈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五十周年,就看是否能安定新加坡人心。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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