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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丑的膝盖反应
李莫愁 2020-4-15
说要给客工“好吃好住”，可惜转身就忘了，十多年累积下来，结果有一天“毒液”流出来了，不昧因果，要怪谁呢？精英多耽溺于高薪、位高权重，要是影响到他们的福祉，他们就会觉得痛。抗疫几天，没吃好、没睡好，就情绪激动，说没两句就落泪（哈哈）。二丑靠看主子眼色过上好生活，当开始有人投来质疑的眼神，就犹如主子中“毒箭”，哪有不心疼的？“佛系武当抗疫”和什么“黄金标准”赶紧放一旁，膝盖真会急得乱踢。
佛陀在弘法时常用“毒箭”来作比喻，而在佛经中，“毒箭”是专指“烦恼”。老吴（老番颠吴俊刚，下同）在《抗疫战到了紧要关头》所提到的故事，则出自《中阿含经》；所以这不是什么外科手术的故事，对正信佛教徒来说，是一个智慧化解的故事。佛家常云：“化烦恼为菩提”，对于开悟的人来说，更是“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如果“毒箭”等同“烦恼”，那为什么会有人害怕哩？差别就在那个“化”字。
从“化烦恼为菩提”这个角度看，的确二丑是很担忧给主子添“烦恼”，遇上“毒箭”近身，他们马上就说：人家别有用心、惟恐天下不乱、有见不得人的政治目的、是“怪罪文化”(blame culture)的滥觞。然后再辩解自己如何百密一疏，“真叫人扼腕叹息，虽不至于严重到前功尽弃，但也大大加重了抗疫难度，也暴露了一个严重的短板，并招致各方非议……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防线有各种破绽”，最后再扯上全世界：“堤坝漏水，也足以说明这个病毒是多么的刁钻、狡猾和善变。说实话，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无懈可击的防御系统。因此，一个接一个被击伤或击倒，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无一幸免，即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也被打得脸青唇肿。可以说，冠病让全体人类都出丑了。”——当然结论浅而易见：这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应该赶快救治中毒箭的人，否则将会对全新加坡不利（熟口熟面吧）。这时看官们才大致明白，他口中需要抢救的伤者其实不是新加坡人，而是他们的行动党主子。
网上流传一篇给李显龙的公开信，从名字看来是一名印裔同胞写的，名字叫做Vijay Kopite Visva：
动荡不安和暴力横行的香港，在应付新冠19大瘟疫做得比你们好。换言之，他们妥善处理了这次新冠19的危机。事实上，很多国家如台湾、新西兰、韩国等，人口比我们多，当地部长的收入远远不如你和你的部长，却能有远见地处理这次危机。在这次瘟疫中，你们赚取离谱的薪水，表现却离谱地差劲。你必须在逆境时展示本身价值，而不是在顺境时沾沾自喜。不是不允许你和政府犯错误，至少要有担当精神和愧疚之心，而不是诸多借口推卸责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只要你搞砸事情，就会自我辩护，要道歉就不要附带条件。犯错没什么大不了，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不过起码带亏欠之心勇敢地承担一次责任，并开诚布公清楚表明准备如何善后。你们常随意指责反对党，可每当一被问责立刻恼羞成怒，并报复性地反唇相讥。我为何失望和懊恼是显而易见的。你目前该做的是立刻进行现场转播道歉，承认没在在一月和二月封城是一个错误，这个歉意是你欠我们的。（原文为英文，译者：李贺）
从这篇短文来看，这支“毒箭”（烦恼）乃是卸责所致，毒液实则是自己造的。
新加坡在李光耀时代确实是实行“问责制”，所以郑章远一死了之，彭由国远走他乡。到了吴作栋时代，他改变了说法，说是“集体责任制”，莫愁那时就说这其中有诈。因为“集体”实则是要问责整个执政党，要挟人们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把他们赶下台，那么他们可以反过来勒索国人：要嘛全部我们做，要嘛我们全部都不做！——最后谁的责任也追究不上。 阅读更多 »
事与愿违
李莫愁 2019-10-27
今天新加坡华人有71%在家用英语交谈，这个结果是行动党有心造成，因为他们希望拉惹勒南的单语国族早日实现。否则“讲华语运动”搞了40年，越搞越倒退，有可能吗？这障眼法好好用，父传子之后，要子传孙吧。
人一生当中难免会遇上“事与愿违”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两个：1、主观努力不够，结局不如想象；2、形势比人强，不敌外在力量，兵败如山倒。然而，“事与愿违”落到政治操弄(spin)手里，却可以拿来卸责，甚至还可以让人觉得威权政治这回变得可爱和容易亲近。
大选接近了，忽然公家/政联机构“亏钱”的消息多了起来。2019年10月24日，报纸说：“建屋局的2018/19财政年常年报告显示，经盈余抵消，上财年的净赤字达19亿8600万元，比前一个财年的17亿1700万元高出15.7％。由于组屋以低于成本价售予国人，加上政府为屋主提供购屋津贴，并拨款翻新，因此建屋局的财务状况向来呈净亏损。”许文远最近说“为了提升地铁的可靠性，地铁营运业者和政府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首先，为了提高地铁效率，地铁营运业者必须提高他们的营运和维修品质：2016年至2017年间，运行整个地铁系统的总支出增加了2亿7000万元。由于乘客所支付的车资并不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各地铁公司其实都在亏本经营。其中，SMRT亏损了8600万元，新捷运(SBS)的地铁部门也亏损了数千万元。政府预计将在接下来5年提供45亿元的津贴，平均一年津贴近10亿元，而这还不包括政府未来建造新地铁线相关土木基础设施所准备砸下的250亿元。”
过去政府教育我们：公共服务部门要能够赚钱才能“永续经营”；所以起价是常态，使用者付费是必然。可是面对选票压力下，他们突然“事与愿违”起来，是不是让大爷您出了一口鸟气？ 阅读更多 »
外包 (Outsourcing)
从夜暮到黎明 2019-8-2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9/08/outsourcing.html
照顾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是政府的责任，外包不论得当与不当，都会对民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三十年前颠覆国际的“核心竞争力理论”有必要调整，譬如增加第五项“社会责任与良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昌伟的〈把公共服务与管理外包的迷思〉发表于《怡和世纪》第38期2019年1月，文中提到：“记得二十几年前刚上大学时，正值政府开始把一些公共服务私营化，并打出“全民拥股”的口号，让国民拥有新电信的股票。当时在上一门经济学的课，教授首先问一个问题：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教授列出好几个可能性，包括通过私营化增加效率等等。在和学生经过一番讨论后，教授又通过各种数据推翻这些假设。最后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让全民拥股，人民和政府就形成一命运共同体，到了大选的时刻，人民在打算投反对票的时候，就会更为谨慎。”
纵观这些年来的社会变化与政策U转，公共交通外包对民生的影响最大。选票是双面刃，一方面可以通过“人民和政府命运共同体”来争取选票，另一方面也可以因共同体正在沉没中而流失选票。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最终不得不重新接管沉沦中的公交，动用公众资源来提升公交的可靠性，结果确实看到情况在改善中，地铁南北线追上台北与香港的水平。
公共服务外包
公共服务从开始崇尚外包(outsource)到进入高峰期的时代，我都在公共机构工作。直到炒老板鱿鱼时，参与过外包项目，领导过外包项目，也到一些企业公司考察后取消拟议中的外包，对“私营化”的内部考量有些认识。细节属于“商业机密”，但谈谈大方向应该是没有碰触到底线的。
谈到公共服务外包，就不能不回溯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个流动通讯冒起的年代，Disruptive Technology和 Disruptive Innovation是惯用的江湖术语，中文可译为颠覆性技术，颠覆性创新或者破坏性创新。Harvard Business Review常发表哈佛学者的“引导世界潮流”的文章，通过成功的个例来推动颠覆性的工商管理模式革新。新加坡的高官大多会到哈佛取经，浸濡于世界顶尖的商业脑袋几个月。
那个时候正是“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 global citizen)冒起的年代，人才的流动性特别大，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四海为家处处家。人才对家国的观念模糊，金钱回报往往成为人生的首要考量，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硅谷(Silicon Valley)是其中一个做发财梦的例子。在那个全世界掀起移民狂潮的时代，企业往往面对人手不足的困境，随之而起的自然是“留住人才”(talent retention)的一大套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以本地来说，整个市场都缺人手，政府部门首当其冲。追究其因，虽然部长的薪金跟最高薪人士挂钩，但薪金模式并没有贯彻到下层，造成行内“贫富悬殊”的局面。公共部门行政工作繁琐，员工的薪金架构比不上跨国企业，调整的步伐过慢，不像现在高薪加花红，令许多私人企业员工眼红。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哈佛模式可谓及时雨，理论上将公共部门的工作外包，便可以腾出人手(free up resources)来思考为国人开创新机会，做些高增值的事情。阅读全文»
一句“没有差劲的士兵，只有差劲的领袖”，梁建鸿比郭木财有担当多了
沈广业 2018-11-19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81119-2139
这件事情给新加坡人的教训是：我们的用人唯才制度，必须是真正唯才方任用，而不是根据18岁A水准的那张文凭。只有不断克服难关，立下功劳，或者有效完成工作指标的人，才能一步步晋升，而不是认定要晋升才给予表现机会，倒果为因。从这两位将军的表现说明一个事实：我们的制度的确可以锻造人才，却也可以捧起庸才甚至蠢材。
都是三军总长，梁建鸿（左）今年8月1日正式取代郭木财（右），担任SMRT总裁兼首席执行长。（曾庆祥制图）
没有差劲的士兵，只有差劲的领袖。
(There are no poor soldiers, only poor leaders)
这句话出自一位曾经的三军总长口中，你应该相信这位统帅是懂得打仗的人。上周末看新闻看到这句话，令人忽然有种感动，感觉新加坡的地铁似乎遇到救星了。
11月16日，SMRT集团首席执行长梁建鸿在金泉车厂与媒体会面，分享他上任三个月来对公司的观察，以及公司的改组计划。（海峡时报）
上星期本地媒体报道新任SMRT总裁梁建鸿的访问，仿佛让人看到了一点信心――嗯，有一点就不错了啦。
上任三个月 梁建鸿勤跑前线
话说这位8月才上任的新总裁，为了履行新职务，不但把汽车卖了，还特地搬家到接近地铁站的地方，就是为了天天搭地铁上班。
根据新闻报道，他上班时间不好好呆在冷气办公室，却天天跑去不同的地铁站视察，亲自掌握前线作业的情况和问题，了解工作人员的辛劳和想法，包括每个礼拜两三个晚上探视也督促大夜班工人的工作，慢慢越来越了解实际的问题，例如晚上在隧道里面不能开大风扇，因为声音太大居民会投诉。
而天天搭地铁也让他体会到搭客投诉的各种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例如有臭味啦，有杂音啦，闷热啦。他讲得出这些问题，你几乎可以相信他真的搭过很多次地铁。
梁建鸿：我不同意有‘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这件事
然后他说，经常到前线的经验非常重要，在办公室里讨论（运作和维修）问题没有意义。他说，他从前线人员的眼神里感觉到，员工都非常热忱，非常勤奋，对工作提出很多改善建议，都希望把工作做好，“我们的人都想把工作做好，我个人相信这点。我不同意有‘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这件事，因为这不是我在前线接触的经验”。
SMRT前任总裁郭木财。（联合早报）
看到这里，加上前面那句“没有差劲的士兵”，大家一定明白他言下之意，根本是针对SMRT前任总裁、被社会骂到臭头才肯离开的郭木财。
一年多前，郭木财针对地铁频繁的故障问题，跟社会交代的理由重点就包括公司内部有“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很多人为错误，需要时间去处理。阅读全文»
听殷阿姨讲故事
殷素素 2018-4-22
所以说“全球遴选”根本是谎言一句，你这个“老人会所”不收“老人”收谁？“同属军人背景纯属巧合”更是睁眼说瞎话；许文远都公开赞扬过港铁和台北捷运，为什么不去那里猎人头（以郭木财的薪金为基准，恐怕大家挤破头都要来），却去找个管理经验等于〇的丘八？呸……
上个星期官媒上出现的假新闻要数这两则：《佘文民谈SMRT新总裁：梁建鸿具领导才能且有心服务》和《新总裁同属军人背景郭木财：纯属巧合》。SMRT主席佘文民说：“经过全球搜寻及严格的遴选过程，我们决定把公司总裁的工作，交给一个具备很强领导能力、又很有心服务SMRT和乘客的新加坡人。”结果《红蚂蚁》的卢凌之搞了张《道听图说》，题目是《“全球”找总裁，结果是这样……》，正所谓“不比不知道，比了吓一跳”。而这边厢郭木财则辟谣说：新总裁同属军人背景纯属巧合——为什么一个路人皆知的事实，他们要假装“纯属巧合”呢？
主流媒体也摆出一副很不解的姿态，到底是做给读者看，还是给上头看的呢？这里就让殷阿姨说个故事给大家听。
话说武装部队奖学金得主，有一种叫做双轨制的职业规划。也就是说在他们军人生涯的下半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武装部队，过去行政部门服务，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比如最新的准SMRT总裁梁建鸿原本在军中担任三军总长，于2013年退伍任教育部常秘，之后转任国防部常秘，再来才是SMRT的总裁。
最早的三军总长朱维良中将，命没那么好，混了几年外交官的生涯，最后才当上公积金局副主席，油水当然没那么滋润。
那之后几任的三军总长/海陆空总长的足迹，就可以看出这种“犒赏”传统的延续。主要是这些军事高官知道的机密忒多，要他们从最高位置退下来，若不是“老有所养”薪水越来越多的话，恐怕会起贰心转投敌营，对执政者是不利的。所以一些国营大机构就成了这类的“老人会所”。他们的去向主要是两种：一等的转向政治，出来当部长高官（如陈振声、黄志明）；二等的转向企业，做很少事拿很高薪。比如去海皇、新传媒、报业控股、SMRT等。 阅读更多 »
SMRT总裁换人 “全球猎人”后选定前三军总长梁建鸿
卢凌之 2018-4-18
http://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180418-1396
遴选的范围如果已经扩大到天边那么远，最终却选定一位和现任总裁背景相似，又没有实际地铁经营经验的高级公务员，着实让人感到诧异和怀疑。毕竟工程专业出身，并不等于能经营地铁公司。
梁建鸿(Neo Kian Hong，右二）将从今年8月1日起，接替辞职的郭木财（左），担任SMRT总裁兼首席执行长一职。图为梁建鸿在2010年4月1日，从郭木财手中接过武装部队军旗，正式接替郭木财出任新加坡武装部队三军总长。（资料图）
从前三军总长，换成另一位前三军总长。
SMRT今天上午发文告证实，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长郭木财辞职。从今年8月1日起，郭木财的职务将由现任国防部常任秘书（国防发展）梁建鸿(Neo Kian Hong)接替。
郭木财辞职的消息昨晚经由各大报传出时，坊间反应并不让人惊讶。毕竟在大家看来，经历近两年一系列“天灾人祸”后，SMRT总裁辞职，不是“要不要”的事，而已经成了“迟早的事”。
据本地媒体报道，郭木财早在今年初就向SMRT董事会口头提出辞职。但在今年1月传出相关消息时，郭木财回应媒体“纯属揣测”。
曾是昔日媒体追逐的焦点，郭木财一夕之间沦为“明日黄花”。倒是将要走马上任的梁建鸿，引起网络热议。
梁建鸿是谁？
现年54岁的梁建鸿是武装部队海外奖学金得主，毕业自英国伦敦大学电机与电子工程系，也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技术管理）。
他在1983年加入武装部队，2010年至2013年出任三军总长。他在2013年加入行政服务，受委为教育部常任秘书（发展），并在去年中担任国防部常任秘书（国防发展）至今。
作为参照，三军总长出身的郭木财同样拥有工程学背景，他是在2012年9月卸下环境及水源部常任秘书的职位，隔月正式加入SMRT，接替在2011年底南北线大瘫痪后备受批评而辞职的苏碧华。
郭木财梁建鸿背景相似
郭木财（左）与梁建鸿。（海峡时报）
翻看新旧总裁的履历表，梁建鸿和郭木财有着相似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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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专业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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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三军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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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战SMRT前任政府部门常任秘书；
更有趣的是，这并不是梁建鸿首次从郭木财手中接过重任。梁建鸿曾在2007年3月接替郭木财出任陆军总长，又在2010年4月从郭木财手中接过武装部队三军总长的棒子。
之前军队交班，如今SMRT交班。加上梁建鸿已是SMRT委任的第四位有武装部队背景的总裁，不禁让一些人质疑，为什么三军总长过后，又是一位三军总长，就不能找一位长期耕耘在地铁行业的专家？
类似的评论还有不少，红蚂蚁从中选取两则，供蚁粉们参考。阅读全文»
世界级的期待、落空和愤怒
龚慧婷，王昌伟 2018-3-17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新加坡人对地铁经常失灵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正是因为他们允许政府“大权在握”，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满足人民日常生活上对便利和舒适的追求。一旦这样的期待落空，那人民自然会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无能。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算得上是世界级
十几年后重返美国麻省波士顿小住一段时间，赫然发现这里的交通并没有我们记忆中的便利。路上交通能因其中一条车道不通车，就出现严重阻塞。巴士半个小时或更久才来一趟是常有的事，但真正把我们搞得团团转的，却是这里的地铁系统。
1897年开始通车运行的波士顿地铁系统，是全美国第一个通车的地铁系统，至今已经有120多年历史。地铁车厢老旧不说，同十多年前比较，误点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当岛国人民在申诉地铁总是在上下班的巅峰时刻发生故障时，其实，麻省地铁发生故障的事件也时有所闻。
一名在麻省住了好多年的新加坡朋友告诉我们，她两岁的儿子非常喜欢新加坡的地铁，因为车厢很干净，不像波士顿地铁车厢内，有时候还能嗅到尿味。毕竟东西老旧了会坏，尤其是欠缺维修坏得更快。波士顿还因为有四季，冬季的盐分让地铁看起来非常老旧，因此经常需要长时间维修和更换部件。对于在波士顿仰赖公共交通出行的我们，当地铁出现故障，行程被延误时，心急之余，心里的不快可想而知。
在新加坡，由于地铁站离住家比较远，因此我们日常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巴士。在2012年政府出巨资为新捷运和SMRT巴士公司购买新巴士，以及支付这些巴士的燃油费、维修费及巴士司机工资等营运成本以前，巴士误点和等候时间过长的现象每周总要碰上个三四次。“有钱能使鬼推磨”， 政府介入以后，情况大有改善，现在感觉搭巴士比搭地铁更可靠。
如果纯粹根据数据来做比较，李总理其实说得没错，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确实能算得上是世界级的，那为什么新加坡人还那么不知足，经常因为行程被耽误了一下，或者车厢太拥挤而大发牢骚？美国人不见得更有修养，脾气比较好，但为什么在波士顿却甚少看到乘客对公共交通营运者群起而攻？ 阅读更多 »
洋专家：地铁信号系统故障 肯定有人工作时在睡觉
张丽苹 2018-3-14
http://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180314-1273
地铁信号系统拖延更替并非什么天大秘密。这次比较不同的是，当年参与地铁设计与策划的一位洋专家亲口确认了这件事，分量就不一样了。
82岁的布鲁诺1984年加入地铁管理局建造67公里长的南北与东西地铁线路。最先竣工的路段就是他身后的大巴窑站至杨厝港站之间的轨道。（海峡时报）
新加坡地铁信号系统近年老发生故障，乘客一直纳闷究竟怎么回事，这个星期终于知道答案。
原来该信号系统是在1987年地铁建成时开始启用，服务寿命是15年，2002年必须更换成新的信号系统。不知何故，地铁公司迟迟未付诸行动，直至2016年才决定替换信号系统，足足拖延了至少14年。
这也难怪乘客会经常无缘无故遇见“姑丈”。原来我们都错怪了地铁信号系统，不是它闹脾气罢工，是它已经被迫超时工作约14年，早已风烛残年。
曾参与我国地铁线路建设规划的资深交通顾问布鲁诺(Bruno Wildermuth)，近日向《海峡时报》反馈如何简化本地易通卡的无现金充值做法时，爆出了关于地铁信号系统当年的内幕。该报道于本月12日（周一）刊出。
82岁的布鲁诺说：“当年我们设计地铁系统时，就已经明确说明信号系统必须在15年后替换。”对于新的地铁信号系统一直到2016年才开始更换，今年（2018年）中才能替换完毕的做法，布鲁诺只总结出一句话：
肯定有人工作时在睡觉。(Someone must have been sleeping on the job.)
“在睡觉”其实是比较文雅的说法。老先生的意思其实是指有人在偷懒，明明该做的事情却没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bo zo gang”。（没做工）
有本地社交媒体非常敏锐地揪出了这个深埋在文章中的内幕消息，用醒目赚人眼球的标题写道：“肯定有人工作时在睡觉”——说服李光耀兴建地铁线路的专家爆料，信号系统早该在2002年升级”。
虽然目前仍不清楚布鲁诺老先生所说的“工作时在睡觉的人”是谁？对方已经睡醒了吗？但红蚂蚁判断，如果是布鲁诺老先生所爆的料，那应该是可靠的。
其实，本地中英文报章过去几年也曾以不同方式，或暗示或引述或总结，先后提及地铁信号系统已超时工作，却迟迟未更换的情况。
《联合早报》2015年底曾引述工人党传媒组副主席严燕松的话，将地铁故障问题归咎于老旧的地铁资产的更替有所拖延。严燕松说，根据地铁公司网站的资料，“地铁信号系统使用期为10年，但现在却已超出10年。供电轨是经常导致地铁故障的缘由，而它的使用期限是30年，期限快到了。”
《海峡时报》交通专线高级记者Christopher Tan去年11月撰写的一篇题为“MRT可以从纽约地铁得到的教训”的评论里也提及：1997年曾宣布要提升地铁信号系统，并在2002年完成。但这个项目到了去年才开始、2018年中才能完成，足足晚了16年。
可见，地铁信号系统拖延更替并非什么天大秘密。这次比较不同的是，当年参与地铁设计与策划的一位洋专家亲口确认了这件事，分量就不一样了。
当年说服建国总理建地铁的就是布鲁诺
据报道，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地铁系统其实是这名瑞士工程师据理力争后才说服建国总理李光耀同意兴建地铁。否则80年代末，我们就坐不到地铁了。
目前是新加坡永久居民的布鲁诺1972年来到新加坡为地铁系统的建立进行可行性分析。当时，我国政府正在探讨是否该兴建地铁系统来改善交通状况。布鲁诺于是向政府提议建造一个贯穿全岛、四通八达的地铁交通线路。
布鲁诺当年为建造地铁展开辩论时的电视转播。（海峡时报）
新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