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宣传，究竟是如何构成的？

作者：覃炳鑫 (P J Thum)       译者：林康      2022-4-19

选举局为什么针对“新叙事”，却不针对其他个人与机构报案，他们不也同样对符合“竞选宣传”定义的文章做推广吗？“新叙事”并未否认推送相关文章，既然如此，警方为什么还需要扣押我的手机和电脑？只为了扣押我的电脑，为什么需要动用四名警力押我回家？

2020年7月大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面对灾难性的投票结果。在新加坡国会总共93个议席中，它震撼地丢了10席；总得票率61.2%，也比上届大选滑落8.7个百分点。若是其他自由公平选举国家，上述数据本来可说是压倒性的胜利，对这个在独立观察者眼中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公平选举的国家，却是个惊人的倒退。猖獗的格里蝾螈式(gerrymandering)的选区划分，心怀畏惧的选民，覆盖面失衡的媒体报道，对在野党政治人物的骚扰，是这里选举的常态。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不间断地掌权，自1968年起至1981年，在长达十三年期间，更囊括了国会所有议席。

具体分析，造成选举不公的原因之一，是《国会选举法令》(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t)（且不说大量其他立法）赋予受委官员巨大空间，来仲裁法规是否得到遵循。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模式是，异议一方无论做什么，几乎都被判定为违反法规，而亲官方的行为，哪怕显着抵触法规也被视若无睹，或者在温和地给予警告后轻轻放过。情况既然如此，人民行动党总能说选举是严格依法进行的。

作为历史学家及东南亚独立网上媒体“新叙事”(New Naratif)的常务董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可充分证明以上所述。“新叙事”刊登分析性长文及其他，包括调查报道、研究报告、漫画、视频与音频，也举办研讨会和民主教室。“新叙事”过去屡遭行动党政府以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加以抨击。它不能注册，被禁止在新加坡运作，只好将总部设到吉隆坡去。我们关于选举的系列报道，是行动党控制下主流媒体对在野党充满偏见的相应报道的有效对照。大选过后，总理公署迅速施加报复。报复的工具，是《国会选举法令》下有关“竞选宣传”的条款。

经历三个不同时期的工人党

林恩和    2021-11-3
怡和世纪 第44期 2020年11月

2011年大选工人党后港区群众大会人山人海。

环顾新加坡政坛，工人党可说是老牌的反对党，它的党龄比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少三年。纵观工人党63年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出它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原因是这三个时期出现三个风格迥异的领导人，工人党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自然就呈现不同的色彩，这三位领导人就是马绍尔、惹耶勒南以及最近才卸下秘书长一职的刘程强。马绍尔和惹耶勒南都是属于个人色彩浓厚、性格张扬的人物。可能他们两人都是律师出身，表现出一种所谓的“律师性格”。刘程强给人的印象则比较谨言慎行、性格收敛，这与他受华文教育的背景，又是华文老师的身份有关吧。

我是新加坡的良心。 ——马绍尔

工人党的创党人是马绍尔(David Marshall)，他是犹太裔，父母来自于伊拉克的巴格达，从政之前已是一个著名的刑事案律师。马绍尔真正步入政坛是在1954年8月，虽然之前他曾短暂加入陈才清(CC Tan)领导的进步党。从政坛偃旗息鼓是在1963年8月，从政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9年。他的政治生涯始于46岁，当时已经是一个名成利就的律师，年纪不算“To young”，不能说是误闯政治丛林的小白兔。但是，给许多人的感觉就是他在政治上“Too simple, too naive”＊，包括他一生视为政敌的李光耀也是如此嘲笑他。不过，由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张扬个性和他的敢怒敢言，让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让他成为新加坡政治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人物。（*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ïve “太年轻、太简单、太天真”乃仿江泽民批评香港青年的一段名言）

从政治新贵变成政治孤鸟

1954年，面对战后风起云涌的反殖声浪，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接纳林德报告书的建议，开始实行有限度的还政于民的宪制。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把一部分的权力，下放到由一个25位民选议员和7位官委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同时也大幅度提高选民的人数。虽然林德宪制下的新加坡主要还是英国人主导，不过这让长期处于“紧急法令”下的压抑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吸引了许多商人、专业人士以及工会领袖出来组织政党。

1954年8月，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党(Singapore Socialist Party)和印裔工会领袖创办的新加坡劳工党(Singapore Labour Party)组成政党联盟，称为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邀请马绍尔出来领导，成为它的主席。在1955年4月举行的林德宪制下的第一次大选，劳工阵线取得10席，成为立法议会的最大党，并与巫统和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马绍尔得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他在一开始执政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殖形象，与殖民地总督冲突不断，并在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出宣示，承诺在其任内争取到新加坡完全的自治。之后他在议会提出动议，要求英国政府把权力移交给新加坡人民。他的动议得到全体民选议员的赞成通过，从而开启了新加坡争取自治的“默迪卡（独立）谈判”。

1956年4月马绍尔率领一个13人的各政党代表团到伦敦进行“默迪卡谈判”，由于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全面自治的问题上已经划定底线，马绍尔也不是他们属意的未来新加坡领导人，加上各个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各唱各调，甚至马绍尔自己的阵营内部也没有共识，谈判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马绍尔只好在1956年6月实践承诺，辞去首席部长职务，由林有福接任，背后的原因是他无法取得政府同僚的同意，作出总辞的决定。转为后座议员的马绍尔，接着又面对党内的周瑞麒挑战他党主席的职位，成为政治孤鸟的他在1957年4月愤而退出劳工阵线。

新加坡政治大洗牌

工人党成立前夕新加坡政坛刚好酝酿一场大洗牌，事因林有福带团到伦敦进行第二次“默迪卡谈判”带回的成果，附带一个特别条款，禁止政治扣留者参与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前的首次选举。作为行动党代表的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暧昧的态度，引起行动党基层的不满，筹组新政党和争取在行动党中央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想法开始浮现，市面也传出李光耀将与林有福结盟的消息，他们结盟的念头得到英国当局的大力支持。（见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CIA-RDP7900927A001400030001-4, Approved for Release 2007/10/23）

在1957年8月4日举行的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发生所谓的“夺权事件”，6位被视为左派的行动党党员中选为中央委员，其中5人旋即被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也在这个时候，拥有4万多会员的三军雇员工会，以及商行雇员联合会、银行雇员联合会等，相继恫言退出职总，响应马绍尔筹组工人党。面对危机，亲林有福的职总寻求左派卅二工团的合作，商讨合并的计划。与此同时，陆军平民雇员联合会主席奈尔(N.S.N Nair)，以工人党发起人身份，也致信卅二工团征求他们有关筹组工人党的意见。8月22日卅二工团举行会议，会上议决反对加入职总，反而提议协助马绍尔筹组工人党，原因是职总表明不接受他们提出修改章程的提议。就在当天卅二工团开会的时候，林有福政府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了工团的主要领袖。

事后新加坡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明采取逮捕行动是要阻止左派接管行动党和职总。根据澳洲解密档案，林有福说这些都是他引蛇出洞的计划，目的是帮助李光耀清党和找出幕后控制左派工会的人物。（见澳洲解密档案NAAA1838, 3024/1/7 Part 1）

政治策略一大调整 行动党暂停在反对党选区接见居民安排

红蚂蚁/侯佩瑜    2021-7-13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10713-5328

以往，行动党和工人党每周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在后港单选区举行接见选民活动。图左是行动党基层顾问李宏壮接见选民的地点，图右是该区议员方荣发的地点。(Rice Media)

过去在大选期间，一些反对党人告诉选民：你投反对党一票，等于买一送二，因为即使行动党输了，它还是会留在选区内照顾选民，每周定期接见选民，替你解决问题。如此安排，岂不美哉？

现在看来，这样的良辰美景已成过去。行动党学乖了？

据网络媒体Rice报道，人民行动党在去年7月大选后，“静悄悄”地暂停了在反对党选区每周接见居民的做法。

这跟过去的做法不同。从前，住在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单选区的居民，既能得到反对党议员的服务，也能得到人民行动党的基层领袖照顾。

只不过，在这些选区，行动党的安排英文称作“meet-the-residents”而不是惯用的“Meet-The-People sessions”，但性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设法为每周前来求助的居民解决各种生活问题。

投反对党不再买一送二去年2月，后港单选区区内的公告牌上，会有人民行动党关于接见选民的信息。(Rice media)

投反对党不再买一送二去年2月，后港单选区区内的公告牌上，会有人民行动党关于接见选民的信息。(Rice media)

去年大选期间，竞逐马林百列集选区的工人党候选人陈俊元就曾指出，行动党候选人即使输了，仍能以基层顾问的身份在选区保持活动，为居民服务。毫无疑问的，陈俊元是告诉群众，敢敢投反对党一票，行动党不敢舍弃你。

一些居民显然对此心动，但很多居民不以为然。其中，一位26岁盛港居民Robin说。“你投了谁的票，你就应该让谁为你服务。你不会投票给反对党，指望人民行动党为你服务。买一送一的概念是有缺陷的。”

这些居民这么想，行动党自然也学乖了。

行动党发言人向媒体证实，

已暂停了在反对党选区的实体接见居民活动，并表示但行动党仍通过许多其他方式继续和那里的居民联系接触。

发言人也重申，

接见选民活动是由当选的议员主持的，而居民应通过这类活动寻求当选议员的协助。接见选民活动上，能够让选民直接和议员商讨需要帮助的事宜，而且也可提供其他方面的协助，例如辅导。阅读全文»

行动党不喜欢输 集选区制成维持政治优势便利工具

网络公民    2021-6-28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1/06/28/行动党不喜欢输 集选区制成维持政治优势便利工具

余振忠早前提醒，如今集选区制度也成了行动党的双刃剑，一旦在野党团队更为强大，有关集选区就成了在野党堡垒区，行动党不容易夺回。

上周，财政部长黄循财在一项线上论坛演说，捍卫集选区制度，声称目前我们还未达到“后族群”的境界，重申集选区制确保国会有一定的少数族裔代表。

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需要集选区制度，“最高兴的会是人民行动党的历代领导。”

他的说辞立即被工人党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一语道破：集选区制度长期来被当今政府的政治考量所荫庇，也服务于更重要的附带目的。

工人党前非选区议员余振忠，也在脸书点评：行动党“不喜欢输”，即便是输掉单选区。只有当行动党自独立以来首次尝败绩之后，他们才提出族群代表的概念。至于在野党，则以少数族群候选人首次拿下选区。

他认为，一开始原本为推动族群代表，集选区制度却成了维持政治优势的便利工具。

回溯1982年，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首次提出“双选区”(twin constituencies)，配合其他候选人引进少数族群代表。不过在1988年选举，被三人集选区制度取而代之。

上述变动，是当行动党自独立以来首次失利（1981年安顺补选），行动党派出的华裔候选人遭到已故惹耶勒南挫败。阅读全文»

最新调查：人民行动党在年轻选民心中公信力不如工人党

红蚂蚁/李国豪     2020-10-1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01001-4470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工人党在21岁至29岁群体同样取得了不俗的进步。五年过去后，不排除这些“老了五岁”的选民，依旧在公信力方面给工人党投下赞成票。今年工人党在调查中也在25至34岁群体领先行动党，在年轻族群部分已奠定了优势。这对行动党而言或许是一项警讯。

调查显示工人党的选民公信力已逐渐与行动党拉近。（海峡时报）

今年7月的全国大选很有可能是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反对党破天荒同时夺下了两个集选区，政府也首次正式任命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在选后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某种程度上挫败的人民行动党在我国丕变的政治环境中，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一共有4027名超过21岁的新加坡公民参与了政策研究所的这项调查，透过电话、手机及线上方式进行，参与调查的人士年龄也经过加权，以符合新加坡的人口特征比例。

调查发现，行动党依然是本地最具公信力的政党，不过相较2015年的调查结果，该党在所有年龄层的公信力都全数下滑。

相反的，工人党则在各年龄层得到更高的公信力。

整体而言，行动党的公信力评分与2006年相关调查首次进行时的4.1持平。工人党的评分则从当年的3.6，提升至今年的3.9。

若仔细分析，就会看到今年的调查中，只有86%的受访者同意行动党是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党，和2015年的93%相比，下滑了七个百分点。

紧随其后的工人党则取得长足的进步。79%的受访者在今年选后认同工人党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党，较2015年的71%上升了八个百分点。

两党在公信力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近。

工人党本届大选在选民结构相对年轻的盛港集选区取得零的突破。（海峡时报）

行动党在年轻人心中公信力不如工人党

整体而言，行动党的公信力依旧高于工人党。

但若从年龄、学历、收入及种族等条件切入，值得执政党警惕的信号明显不少。

其中，行动党在25岁至34岁年轻选民心中的公信力显然已经落后于工人党。

在25岁至29岁年龄层，有约86%认为工人党具有公信力，相反的，只有约81%觉得行动党有公信力。

在30岁至34岁年龄层，有近88%受访者认同工人党具有公信力，而认为行动党具有公信力的受访者则有大约85%。阅读全文»

《新叙事》覃炳鑫接受警方盘问 手机电脑均被扣押

网络公民     2020-9-22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0/09/《新叙事》覃炳鑫接受警方盘问 手机电脑均被扣押/

“人民行动党在选举论战中失利，而总理李显龙也承诺放低身段。然而，总理公署却选择报复异议者和独立媒体。他们滥用国会选举法令，使用惯用的旧策略，犹如2015年和2016年选举之后，对异议者展开调查。”——覃炳鑫博士

选举局18日发文指责，本地网络媒体《新叙事》(New Naratif)在未经授权下发布与选举相关的付费广告，助理选举官就此事报警。

《新叙事》创办人兼执行总经理覃炳鑫博士，21日下午在金文泰警局接受盘问后，其手机和手提电脑均被警方扣押，相信是作调查用途。

选举局表示，《新叙事》并未获得获得任何候选人或选举代理人的授权，因此在竞选期间的7月3日、7日和8日，要求新叙事撤下在该专页的五则付费广告。

在昨日的调查，警方前往覃炳鑫住处，扣押其手提电脑。

根据国会选举法令，任何选举活动，都需要得到相关候选人或其代理的书面授权。否则形同非法进行竞选活动，抵触国会选举法令。

未经授权下进行竞选活动，若罪名成立，可罚款最高2000元或坐牢12个月，或两者兼施。

覃炳鑫事后录制视频，感谢支持者候在警局外给予他支持。

精英、防卫性思维却自夸“务实” 陈思贤叹行动党陷入“衰败”

网络公民    2020-9-18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0/09/精英、防卫性思维却自夸“务实” 陈思贤叹行动党陷入“衰败”/

盛极必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陈思贤认为，当今人民行动党已达到“成就的巅峰”(the zenith of its achievements)在极速增长中精疲力竭，陷入“衰败”（decadent)。

本月11日，悉尼大学澳洲新马社会研究中心(Malaysia and Singapore Society of Australia)举办一场网络座谈会，题为：《新加坡2020年大选：真正的分水岭？》

参与分享看法的陈思贤，尽管认同“分水岭”这个形容此次选举的用词，但他也提及行动党往往在选举后进行许多“灵魂探索”(soul-searching)，特别是当选举结果不太理想的时候。

陈思贤认为，行动党可能会做重新振兴该党的举动，不过在很多方面，今日它无法自我革新。

长期执政下，后殖民时期开国领袖，在那个豪情时代原来的家长式和专制主义，到今天就显得少了气魄、缺乏变革，而“技术官僚”(technocracy)也显得不够鼓舞人心。

行动党执政日久，陷入“精英权利、防护性的思维、棘手的人格以及教条式主义”的形式，却仍胆敢自称是务实的。

陈思贤认为，行动党议员也意识到，他们全面政策和政治抱负中面对的局限。要在行动党的强硬路线内生存，他们只得和“玻璃天花板”（无形、人为的困难）和复杂的“OB”标记网抗衡。阅读全文»

老吴变戏法

殷素素    2020-9-11

行动党的“非选区议员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无非是要安抚反对党支持者的情绪，随便丢个鸡肋；还是就是这些职务都是行动党施舍的，他们操生杀大权，主动权在他们手上而不是全国人民。

吴俊刚

老吴（老番颠吴俊刚，下同）的《高风险的“战术性投票”》实在是难得一见的奇文——这样的硬拗也可以！莫非是白士德附身。

事情是这样起的：总理引述了国务资政张志贤在竞选最后第二天告诉他的一件事。有位女选民问张志贤，她的友人告诉她，投票给反对党无妨，因为政府照旧，而你还是会得到政府答应做的东西，如地铁、组屋翻新、诊疗所等等，所以不必担心，到时还会有两个人（指当选的反对党议员和落选的行动党候选人）替你服务……

这位女选民为什么会萌生“搭便车”的念头——老吴想过没有？主要还不是对人民行动党的“服务”不够满意，觉得应该挫挫它的霸气，不然谁说得动她？

至于“战策”，则连老吴自己也说不通：

1、所谓战术性投票，指的是有些选民以为人民行动党必然会重新执政，因此放心把票投给反对党，希望借此对行动党政府产生制衡作用，有点像是讨别人便宜的搭便车行为。

2、这就是所谓的战术性投票行为。它基于一个重要的假定前提，即行动党还是会重新执政。这显然是一种风险极高的假定，因为如果有这种假定的选民多起来，甚或超过半数，行动党政府就可能在一夜之间倒台。一个或数个家庭的成员，也许可以事前经过协商，“战术性”地把票分别投给行动党和反对党，但一个选区里的所有选民，以及全岛93个选区的选民却不可能在投票前都约好做这样的安排。因此，投票的结果必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潜藏巨大的风险，一些人玩战术的结果很可能就意外地玩出祸事。

3、所谓战术性投票，实际上变成了高风险的豪赌，这绝对是不可取的。大选的最大目的是选贤任能，要选出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来治理国家大事，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把票投给最有执政能力的政党和候选人。我们常说，每个人手中掌握的是神圣的一票，绝对不可拿这一票来赌博，因为搞不好可能会赌掉整个身家。

要达到让行动党继续当政，而又有更多反对党进入国会，要怎么办？首先，以目前最标准的一家四口来讲，如果开家庭会议事先安排好，也有四种操作：

1、三个投行动党，一个投反对党。

2、两个投行动党，两个投反对党。

3、一个投反对党，三个投行动党。

4、四个皆投反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