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官方语言

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with 16 comments

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Advertisements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with 36 comments

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7

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新加坡人是怎么说英语的

with one comment

作者:魏俐瑞    译者:陈亦亭  2016-5-18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0518/c18sui/zh-hant/

政府对新加坡式英语发起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吗?我们的这种古怪而抑扬顿挫的混合语,看上去可能像是岛上四种官方语言的穷亲戚,但官方数年的打压却让它兴盛了起来。如今,连政界人士和官员都在用新加坡式英语。

正流行的说法是“ownself check ownself”(自己查自己)。让它广泛流传起来的是反对党工人党(Workers’ Party)的议员毕丹星(Pritam Singh)。他藉此嘲笑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的说法,即政府足够廉洁诚信,可以充当自己的监护人。

新加坡式英语是一种东拼西凑的方言,结合了新加坡官方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以及闽南语、粤语、孟加拉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其句法部分来自中文,部分来自南亚的语言。

“Steady poon pee pee”来自闽南语,意思是非常镇定,值得接受欢呼。“yaya papaya”是形容一个人骄傲自大,yaya可能源自yang-yang(古马来语中指众神之神)或jâjâ(古爪哇语中父亲的意思),加上“papaya”(木瓜)是因为它押韵,并且有一种嘲讽的味道。“Blur like sotong”的意思是一无所知:Sotong是马来语中鱿鱼的意思。

新加坡式英语灵活、实用、多变,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影响它。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它在半个世纪前还像个非殖民化副产品一样默默无闻,多年后却成了新加坡最具政治意味的语言。 阅读更多 »

大势已去

with 2 comments

李莫愁      2014-1-5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4/01/141196.html

尚穆根的逻辑就是认为“单一种族和单一文化”的“新加坡族”已然形成,我们就像美国社会那样是个“大熔炉”(melting pot),英语是社会的强势语言,所以外来者都要掌握英文英语。这当然也被英文精英,像王爱仁等人所吸收内化。深究起来,除非行动党修改宪法,否则这种说法根本就违宪。

新传媒在岁末短短几天内就遇上两次麻烦,第一次是“电视50年展览”。作为中文节目一枝独秀的电视台,在博物院的展品只有英文而没有中文说明;“阳过”至今还没有改成“杨过”,被中文报和读者所诟病。第二次是2014跨年晚会,想要亡羊补牢,来个“罗惹式”的节目,却被英文剧场工作者王爱仁(Ivan Heng)评为“so cheena”(太支那),以为他看的是第八波道或者中国央视。

早报高层根本不懂“国是”和“政治正确”的区别,却也搞了一个“国是论坛”,好死不死却也捅出一个篓子,牵拖出尚穆根向马来报纸《每日新闻》举例:“《联合早报》举行的‘国是论坛’上,数名与会者在问答时段里对本地华文水平下降表示遗憾,并希望了解政府如何强化华文华语和华族文化。”的一段是非来。

为什么两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文化机构,原本在语文问题的驾驭上应该驾轻就熟,毕竟是贯彻执政党语文方针几十年,却也双双出丑呢?主要就是主子的语文政策自相矛盾、神经错乱,且渐渐露出本心。

我们的“信约”出自拉惹勒南的手,最后由李光耀定稿,我依稀记得有篇文章说,拉惹勒南比较急进,想要建设一个单一语文和单一文化的新加坡族,但李光耀当时认为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目标,所以“信约”里才会有“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的字眼来标示同等对待。所以建国那会儿,行动党说“国家要进步,经济奔小康”就要学习两种语文,并没有说孰轻孰重或者顺序。后来又加了分轻重的“第一和第二语文”。再后来其他语文小学都被消灭,南洋大学也关闭,所以“第一”就成了“英语”,“第二”就沦为“母语”。这些都在“教育改革”幌子下进行的根本改变,有跟国民商量过吗?其实没有。 阅读更多 »

共商国是非向政府施压

with 4 comments

王永炳       2013-12-20
联合早报

“国是论坛”举行之前,李显龙总理曾明确保证,这论坛是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地把意见发表出来的场所,论点不论是对是错,目的是在广集民意。如今把论坛上所言视为向政府施压,岂不是与总理所认为的“国是论坛”原意南辕北辙?

身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社会的一分子,国人对于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接受《每日新闻》专访中,强调“不同社群提诉求,政府须求取平衡”的说法(《联合早报》,2013年12月15日),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但在部长的讲解中,却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于理解的疑惑,令人感到不安。

他认为,仍有部分华社向政府施压时举例说,在《联合早报》上月22日举行的“国是论坛”上,数名与会者在问答时段里,对本地华文水平下降表示遗憾,并希望了解政府如何强化华文华语和华族文化。

在当晚的论坛上,自由撰稿人林琬绯担心新加坡日趋英语单语化,失去多语的精彩;一名学生认为随着不少欧美人士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英语灵光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新加坡人会失去双语优势;广告人林少芬则从自身经验出发,表示本地双文化人,面对能说流利英语的中国年轻人的激烈竞争。 阅读更多 »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