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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将卸任 曾是“外国代理人”黄靖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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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泽玮      2017-11-6
http://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171106-733

据媒体报道,马凯硕在写给学院的一封信中说,他退休后的计划是,“拿九个月的学术长假,以扩大和深化我的研究和写作领域”。马凯硕也说,他将“把重心放在新事业上,花更多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以便把写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级”。如果马凯硕所言属实,他只会话更多、写得更多,粉丝不用担心他从此封口封笔。

(每日新闻)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将在今年底退休。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今年新闻较多。马凯硕退休不算大新闻,最具爆炸性的是,该院的外国籍学者黄靖在8月间被指为是试图影响本地舆论的外国代理人(agent of influence)而被迫离境,永久不得入境。

年底卸任院长一职 2019年完全退休

据早报网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在今天(6日)下午发文告宣布,69岁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将在今年12月31日卸下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一职,他担任院长已有13年之久。国大将开始物色新院长人选,并从明年1月1日起委任代院长。另据《海峡时报》报道,马凯硕会继续担任国大教员,直到2019年完全退休。

马凯硕为新加坡外交服务33年后,于2004年8月受委担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他为新加坡外交服务期间,曾被派驻柬埔寨、马来西亚、华盛顿等地,并二度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以及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

马凯硕和他所领导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今年两度分别因为“小国外交姿态”和“外国学者涉‘间谍疑云’”而成为城中热门话题。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8月爆出外国学者涉“间谍疑云”

8月初,该院特聘讲座教授黄靖被指是一名试图影响本地舆论的外国代理人(agent of influence),曾参与损害新加坡国家利益的活动,他和妻子杨秀萍的永久居民身份都被取消,必须在限定时间内离开新加坡,且永久不得入境。因为上诉失败,黄靖和妻子在9月6日的期限之前,已经收拾包袱离开新加坡。

黄靖原籍中国,毕业自四川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拥有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和太太都是美国公民。

黄靖将“保密信息”提供给学院“一名资深成员”

黄靖被指有意识在暗地里推进另一个国家的议程,包括提供“保密信息”给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一名资深成员”,希望后者将信息转达新加坡政府。内政部没有说明,黄靖是为哪一国充当“代理人”,也没有说明“保密信息”到底是给了哪一位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资深成员。这两道谜题外界一直都在猜,但估计那些爱当神探的网民已经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拼凑出自己心中的答案。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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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7, 2017 at 11:58 上午

【少年林俊辉涉嫌非礼后坠楼案】家属网上筹款 计划起诉教育部及警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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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媒8频道新闻    2017-10-12
http://www.channel8news.sg/news8/latestnews/20171012-sg-benjamin-lim-crowdfund/3853108.html

涉嫌非礼女童后坠楼的14岁男生林俊辉。(照片:Give.asia)

本地14岁男生林俊辉涉嫌非礼女童后坠楼的案件发生至今已超过一年半,林俊辉的家属现在计划起诉教育部和新加坡警察部队,并正通过众筹网站筹集律师费。

林俊辉的家属在众筹网站Give.asia写道,他们“希望为林俊辉讨回公道”。他们表示,已经聘请一名律师并为案件筹集了约1万5000元。不过他们相信案件非常棘手,最终费用可能高达数十万元,因此希望寻求公众的支持。

“我们收到意见,指这起案件提出了许多令人困扰的问题,例如学校在照顾学生上的义务,以及警方所应给予公众的照顾等。因此我们促请那些关注事件的市民支持我们。”

众筹活动的筹款目标是20万元,目前筹得约1900元。

事件回顾

林俊辉是在去年1月26日坠楼身亡。他因涉嫌非礼一名11岁的女生,而从学校被带到警局接受问话。他下午回到家后就坠楼身亡。

这起事件在我国引起了广泛关注。民众对校方和警方在处理未成年人罪案时所采取的程序,提出许多疑问。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12, 2017 at 7:18 下午

陈清木:尚穆根关于民选总统的发言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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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木医生     2017-10-7
https://www.facebook.com/TanChengBock/posts/1618730661534796

10月3日,林瑞莲议员在国会辩论中的动议,我的观察和意见

对于林议员很好的动议,我有二个观察意见。

首先,尚穆根部长在回复林议员的提问时作出以下声明:

“……我被问的问题是‘假如连续五届民选总统都没有一位是来自某个种族,何时能启动保留选举制?’我的回复是什么?最直接的答案是‘政府可以决定。当我们提出修改民选总统法时,我们可以说从何时算起。这是一个政策决定。’亚洲新闻网(CNA)报道过,是有记录的……我曾被报道说,我不介意人们出示我发言的其他部份……我说话时是十分清楚与小心的。对我可能说过的其他东西我乐意面对质问。”

部长引用亚洲新闻网于2016年9月16日的新闻报道(记者Linette Lim题为《有关陈清木,混合种族的候选人:新加坡人对于民选总统制的检讨发出严厉的询问》的报道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on-tan-cheng-bock-mixed-race-candidates-singaporeans-ask-tough-q-7788466

既然部长乐意接受质问,我就把当时部长在亚洲新闻网报道的其他谈话重复一遍:

“但是其中还有一些有关民选总统制的法律问题及定义等,所以我们咨询过总检察长的意见。我们一旦收到意见,就会发放出去。肯定的,当修正案提交国会时,也就是10月份,相信到时我们就会有定案,并且会对外宣布。目前有几个法律问题……包括修改后的条例是否与宪法中有关种族平等的条款保持一致,如何起草,是否所有总统都算在一起,还是从民选总统算起,然后决定谁是第一位民选总统——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的。”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9, 2017 at 12:11 上午

那年花开月正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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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7-10-8

陈清木说,这个“咨询总检察署”的说法既然由总理提出的,就不该由律政部长来回答。目前的闪躲策略,大概内阁和二丑们都一样,都当没事发生,大家闷声大发财,留待时间沉淀,你又奈我何?在野党议员质疑政府诚信,原来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么神奇。

【那】人为了2017年的民选总统大费周章,竟来修宪!总理公署委任九人宪法委员会,从制定民选总统资格标准、总统顾问理事会职权,以及确保少数种族有机会定期获选为总统这三方面做出调整,结果弄出了个空前绝后的保留制选举。目的就是为了让身为“华人”的陈清木,连选都没得选。老实说,选个权力都被架空的所谓“民选总统”照说是小菜一碟,退一百步说,要是真的让陈医生选上了,难道整个内阁斗不过一个小总统?加上行动党占国会绝大多数,要弹劾或者罢免不过是弹指间事。从另一方面讲,陈清木以前是他们“家己人”,有可能选前一个样,选后又是另一个样呢?怕什么小……

【年】中以后,哈莉玛的族裔牵扯出问题,父亲原来是个印族穆斯林。可是今天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不是马来人,也是个政治决定,要遵循“教父原则”——老大说了算。果不其然,9月13如期中选,民间开始流行一段顺口溜:

华族选民不高兴,因为陈清木没得选。

马来选民不高兴,因为为他们选出一个印度总统。

印族选民不高兴,因为把他们的人叫做马来总统。

全民不高兴,因为9月23没放假。

【花】了22万,哈莉玛什么都没做就当选了。她所定制总值19万8000多元的竞选宣传材料,包括1万多张海报、200个布条、以及T恤、徽章和雨伞,最后还需花1800元把这些东西烧掉。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就民主程序来说,这些钱就花得不值得。民主程序有得到贯彻吗?民众的抉择政府有尊重吗?

【开】罪了所有选民,所为何事?当然就是为了私利。最好笑的是,这个“九人宪法委员会”也够好玩的,竟定出一个五届没人当选就保留给那个种族的游戏规则,Why!? 根据素素的妇人之见,大概这“九人宪法委员会”也要做好人,让2017年的总统选举不会是个“种族选举”年,六年后那已是别人家的事了(就像建议部长加薪,总理总是避嫌,自个不加薪N年)。可惜那人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哪有功夫等五届?于是就动用自己的公权力。把四届硬拗成像五届;那!就是那人不够聪明的地方,因为“九人”报告书必须得到总理公署的接纳,工作才算完成。只要继续不接纳,直到他们悟出其中的真谛(就像当年吕德耀前后两次不接纳公共交通理事会的建议,让他们回去再议,因为两次都没提到加车资),他们自然就会把五届改成四届,让他们做不了君子。到时就两手干净,不会授人以柄了。 阅读更多 »

首任民选总统是谁?林瑞莲质疑政府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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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乙      2017-10-4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004-522

“主权在国会”符合新加坡的宪政精神,也是强有力的论据。只是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修宪辩论时不强调这一点就好?政府拿出“听取总检察署建议”的说法,会让国人产生决定黄金辉为首任民选总统是个法律定义问题的印象。

(谢静怡制图)

我一个从事房地产中介的朋友喜欢引述业内的一句谚语: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misrepresentation,意思是警告经纪别为了完成交易而信口开河,最终因为陈述不实而惹上官非。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在国会提出名为《从黄金辉总统或王鼎昌总统算起,是政策决定还是法律问题?》的休会动议,引发她与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之间的激辩,让我想起了这句话。

林瑞莲:政府称“听取总检察署意见”有误导国会和国人之嫌

林瑞莲质疑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推动民选总统保留选举机制的修宪辩论时,有误导国会和国人之嫌。她表示,李显龙总理在解释为何首任民选总统从没有被国人投票选出的黄金辉算起,而不是由第一次选举所选出的王鼎昌时,提到了政府听取总检察署的意见后,决定将启动保留选举机制的日期从黄金辉任期算起。但是,当在2011年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陈清木入禀最高法院,挑战政府把黄金辉作为首任民选总统,因而得以在2017年总统选举启动保留选举机制的合法性时,副总检察长哈里古玛却在庭上表示“总检察长无权告诉政府应从什么时候算起”,而总检察署的建议也与案件“无关”。

她指出,既然哈里古玛在法庭上明确表示,“总检察长无权告诉政府应从什么时候算起”,而总检察署的建议也与案件“无关”,那么政府在国会修宪辩论时,所提到的“政府听取总检察署的意见后”决定以黄金辉为首任民选总统,是具有误导性的。换言之,首任民选总统到底是黄金辉还是王鼎昌,根本就不是貌似具有客观意义的法律定义,而是充满主观认定的政治决定。

尚穆根:主权在国会国会才有权决定谁是首任民选总统

尚穆根强烈反对林瑞莲的指责,极力表明“主权在国会”的立场,也就是说只有国会才有权力决定到底谁才是首任民选总统,连法庭也同意这个立场,所以才判决陈清木败诉。既然“主权在国会”,总检察署的建议当然也就无关紧要了;政府咨询总检察长听取意见,只是要确保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尚穆根还刻意引述李显龙总理当时对国会的陈述,来总结他对林瑞莲的反驳:“我们听取了(taken) 总检察长的意见。我们将从第一个行使民选总统权力的总统算起,换言之,是黄金辉总统。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第五届民选总统了。我们也必须定义迄今为止所有民选总统的种族身份。这实际上不存在疑问,但作为法律问题,我们必须做出定义。”

修宪辩论时为何不强调“主权在国会”?

“主权在国会”符合新加坡的宪政精神,也是强有力的论据。只是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修宪辩论时不强调这一点就好?政府拿出“听取总检察署建议”的说法,会让国人产生决定黄金辉为首任民选总统是个法律定义问题的印象。事实是国会多数党组织政府,国会的决定也就是政府的决定,所以这是个主观的政治判断。况且,总检察长到底具体建议了什么,建议书至今还没有向国人公布。

尽管法庭已经就陈清木起诉案判政府胜诉,林瑞莲的休会动议所引发的辩论,恐怕会继续在司法以外的社会舆论延烧。在司法上,“主权在国会”不容挑战,但在政治上,政府在表明决定启动保留选举机制时所给的陈述是否有不尽不实之嫌,或许就见仁见智了。阅读全文»

新加坡“小国大外交”的坚守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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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7-9-28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4500

李显龙9月访华之旅非常清晰地印上了新加坡“小国大外交”的传统色彩,即在中美之间游走,发挥特殊作用。

2015年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去世的时候,笔者曾撰文论述新加坡“小国大外交”模式的基本特点,及其在后李光耀时代可能面临的困惑和挑战。在该文中笔者断言,“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依然会坚持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在具体方向上,也许会进入一段困惑时期,最主要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新加坡在地区和国际上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难以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也不能轻易决定站在哪一边”。

过去两年来围绕新加坡外交所发生的风波和争论,基本上没有背离笔者当初的判断。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外交政策很快驶入了一个风高浪急的未知水域,高烈度地考验新加坡领导人对新的复杂局面的应对能力。这个考验主要是针对两个论题:第一,新加坡如何在大国博弈中——尤其是在中美之间——自处?第二,在更广泛地意义上,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在这个仍具有丛林性质的世界上如何展现自身的外交姿态?

南海、国际法和中美博弈

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是新加坡与中国之间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将新加坡这个岛国置于建国以来少见的需要选边站的艰难而尴尬的情势之中。在这之前,新加坡与中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基于友好合作的密切关系,中间虽偶有龃龉,但都算是昙花一现的矛盾。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作为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选择在新加坡会面(即所谓的“习马会“),代表中新友好互信的一个高峰。习马会面,其中既有内战历史旧痕,又有国家统一的当下问题,完全是中国内部事务,而双方领导人同意在陆台之外的第三地新加坡见面,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毫无疑问彰显了中国官民各界对新加坡非同寻常的信任和认可。

但一年之后两国关系就有了风云突变的迹象。2016年7月12日,设立于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的一个仲裁庭就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纠纷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最终裁决。中国对这个仲裁案的立场向来非常明确,即“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裁决出来后,相关各国但表态为各方所关注。作为南海非声索国的新加坡,通过其访美的总理李显龙称裁决对各国但主权声索作了“强而有力”的定义,新加坡外交部也敦促各方充分尊重相关的法律和外交过程,但并没有强烈要求中国执行裁决。不管怎样,新加坡的声音在中国社会引发了极大的不满,这也是中新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转向紧张的主要原因。 阅读更多 »

族群操作及其效果——新加坡选举史中的不和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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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黄奕维(国立政治大学)      2017-6-29
原载于《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
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publication/quarterly/TDQ1402004.pdf

如果宪法修改是因为某个人,这对新加坡人来说将是可悲的。

—陈清木,2016年9月17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在2016年9月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国民支持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担任总理。由于在总理李显龙昏倒后不久发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视,当事人也急于澄清无意愿。在这个议题上,李显龙虽未反对非华人总理,但将懂华文设为条件。约在 Yahoo Singapore 发表民调的同时,李显龙也宣称少数民族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故推动改革总统选制以保障其当选机会。修法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2017年9月将选出少数民族担任总统。

Yahoo Singapore 的民调和李显龙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民在选举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诠释。前者以数据显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选民成熟、族群和谐的象征,后者则暗示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选民受限于族群思维,倾向支持华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须透过修法来补强族群和谐。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谐的程度为何?为何民众支持的少数民族政治明星担任总理,需要以说华文为条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数族群知名,就总统选举的位阶而言,应早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为何此时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担任总统的机会?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族群为核心,回顾新加坡选举史。不但有助解释新加坡官民间视角的差异,也能探讨族群与选举考量衍生的问题,更能检视即将来临的2017年总统选举。

文献回顾

一、族群与记忆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总结各说,将其定义为“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简言之,就是主观认定或被认定有共同传统的一群人。惟正如 Eric Hobsbawm所批评,许多所谓古老的传统,常是最近被编造的(invented),而族群构成就是很好的应用,因为牵渉到复杂的主观认知。学者们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构是一连串的“记忆、遗忘、诠释与编造”(remembering, for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而 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叙述者的目的。例如许多历史上的杀戮,为了符合当今民族建构需求,而出现选择性记忆以定位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族群的记忆建构最关键的叙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 Carter A. Wilson认为政治是影响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与政策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然而法律与政策亦可迅速改变白人优越的地位,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员因而常透过参与政治竞争,担任政府机构的代表,取得资源分配与诠释政策的权力。Sniderman、Crosby 与 Howell就指出,种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竞争性选举压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辖的多元族群社会格外引人重视。其多元种族政策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藉族群政策达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加强种族分类的同时,也藉此将自己塑造为族群和谐制造者,并以此寻求其执政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父权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而族群与其执政模式的关联则如 Carl Trocki所指出,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权式管理社会的借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

要做到父权式管理,必定要能压制反对的声音。Kevin Tan形容执政党对付反对者的弹药库(arsenal)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谐。James Jesudason则以1997年选举为实例,指出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律师,被形容为威胁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汉沙文主义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这仅是由于他批评了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最后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谐要成为压制的理由,必然基于族群和谐必要性的历史记忆,因此如何塑造这种记忆至为重要。种族不和谐多源自社会中少数族群的长期不满,但最后会爆发社会冲突,关键在于该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团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组织与动员,因为菁英会定义、创造与操纵相关不满与矛盾。菁英操作族群关系必定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以前述新加坡政府巩固支持的策略为例,Stephan Ortmann就指出其长期在身份认同上操弄危机意识,刻意强调自己身处“敌人(马来人)领土”(enemy territory),因此记载历史时十分强调族群冲突。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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