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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市镇理事会的政治考量,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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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     2017-4-1
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7/04/blog-post.html

人民行动党政府已经做好司法程序,可以在模棱两可“莫须有”的理由下,接管市镇理事会。国会已经通过《市镇理事会修正案》,一旦市镇理事会的管理出现所谓的状况,国家发展部长便可以顺理成章的、名而言顺的把民选市镇理事会的管理工作接管过来。

这里的市镇理事会,当然是指工人党管理的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行动党没有傻到接管自己的市镇理事会。修改后的司法程序能够让行动党政府,合法合理的在符合新加坡法律的条文下,明目张胆的把一个民选的市镇理事会收归到自己的管理之下。就像民选总统那样,明目张胆的修改选举制度,否定一些人的参选资格。

新加坡人又能说些什么?又敢做些什么?就像陈清木昨天的记者会,他除了对总统选举制度的变更表示不满外,他还能说什么?就是这么简单,轻描淡写的回答:

行动党和李显龙总理,就是看准了,看透了新加坡人的心理,表明这是司法程序,在法庭、在法律上,行动党政府都不会被打败。那些敢于挑战法律的人,在新加坡的短短50多年的建国历史中,下场都是以悲剧结束。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加坡最年轻的政治犯余澎杉在美国的遭遇。同样一个人,不同的国情,命运也不一样。阅读全文»

惹耶勒南见证李光耀的司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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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3-1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281

惹耶勒南

英国广播公司的HARDtalk主持Stephen Sackur 专访李显龙的问答中,有两段被华文报章删除而没有报道的对话:

Sackur:让我们花点时间想想新加坡的价值观,那是民主,我想你必定会为自己的民主感到骄傲,但是,实际上,那只是一党专政,你父亲建立的党,他向来都是其核心。自新加坡独立以来就是一党专政。对许多西方人士而言,一个具真实活力的成功民主,必然要有一个能够成为替代政权的强大反对党。你并没有这一事实。

李显龙:我不认为是一党专政。政府是属于一个政党,但是,新加坡有多个政党。竞选有着激烈的竞争。

Sackur:我相信你必然就如我所知道的一样。在国会里的反对党议员只是几个人,事实上,你必须通过立法以确保他们在国会里有一定的数额,要不如此,那就不会有反对党议员。

李显龙:现在有6位民选议员,3位非民选议员。我们会把数目增加到至少12位。但是,这正是我们的民主制度运作。人民投票,他们选择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组织的政府有信心,相信政府会提供好的服务。能够维持这一种情况,国会的现状就会是如此。一旦政府不再能够运作,或者说,如果我有一位议员不能够胜任他的工作,失去支持者的信任,而我却继续委任他,那,情况是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是开放的。

Stephen Sackur 是在议论新加坡言论与媒体自由的语境下提问,而这两段不过只是就事论事的一般性讲话,虽然总理公署的英文稿件照实报道,却竟然会被华文报章删除。不巧的,华文报章的这一种报道诚信,职业道德,专业素质,却是新加坡社会之民主意识的最佳写照。

从整个访谈内容来看,内部安全法令与对异议者采取法律行动的政治干预,是政府钳制社会言论自由,进而打压政党政治竞争,从而形成一党专政的最根本因素。

诚然,李光耀确实是通过内部安全法令很彻底的清除了反对党的竞争。同样的,李光耀亦毫不犹豫的使用法律行动来阻止反对势力的抬头。历史上,惹耶勒南做为一名反对党人士的不幸遭遇,正是见证司法惩罚的新加坡史实。

Chris Lydgate,于2003年出版之《李氏法律:新加坡如何摧毁异议者》记录与分析了惹耶勒南的政治官司之来龙去脉,此书是在得到当事者,当事者家人,以及其他对此类官司有所认识的人士的协助下完成。从书作者整理的一份司法诉讼清单,可以一目了然李光耀的司法惩罚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1971年9月,惹耶勒南在工人党总部召开了第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从此刻开始,惹耶勒南做为李光耀的政治挑战者,很彻底的改变了个人的人生际遇。从一名有事业,有洋房,有车夫,娶英国人太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成功律师,最终沦落为名誉丧尽,一无所有的破产者,晚年时,蜗居在一间小旅馆的小房间里生活。阅读全文»

关键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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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1-8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7/01/144974.html

早报网搞了个《关键词》的视频节目,除了在自己的网页,也安排在星和都会台定时播出。主要就是为正在发生的时事定个“关键词”——好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官媒世界观和政治观。说穿了,就是各地媒体都在使用的“懒人包”新闻解说。三几年前台湾“反服贸”那会儿,韩咏红还语带讽刺地说:

现代人很忙,制作者打着旗号“为懒人服务”,听着就贴心,用少少时间了解复杂的时事课题,以小搏大,不好吗?于是乎,懒人包在台大行其道,举凡“乌克兰风云三分钟看懂”“旺中并购懒人包”都有,甚至还有“懒人包的懒人包”……将事实摆出来,我得到这样的结论:盲目相信懒人包无异于‘脑外包’,将思考力外包他人。

想不到自己的姐姐现在正做得不亦乐乎。

【五十步笑百步】

贫尼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唤醒铁皮屋里的沉睡人:早报不是个好东西!可惜写了好几百篇,就是没找着关键词,唉!最近,潘耀田的一篇文章《五十步笑百步?》真的是一语中的。早报的二丑们近来频频就“假新闻、假消息”发难,认为他们的就是“真新闻、真消息”,其余的都是垃圾,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幻觉呢?这应该叫做“名门正派综合征”;贫尼手机里留有梁文道的一篇文章叫做《理性》,一直不舍得删,因为梁兄真的写得太绝了。“名门正派”评论时事“理性、冷静”三句不离口,就因为他们认为邪门歪道肯定没有这号儿东西。然而,他们所谓的“理性、冷静”又经不起深究,自己正在做的事藏有很大的私心(也包括私利),从第三者看了,当然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咯。

【“星光计划”应终结】

前阵子陈振声不是说要避免本位主义(groupthink)就得依赖中立的智囊团,可是九架装甲运兵车(大约4千万新元)滞留香港,眼看两个月就要足了,这边还是一筹莫展,国防部长还要在星期一面对国会议员的询问。想不到昨天突然在邻国的《南洋商报》上看到陈俊安的关键词“星光计划应终结”,俊安兄还问:“狮城的政府,难道读不懂这信息么?”不禁拍案叫绝——这不就是中共要的保证?怎么智囊团没人提出?或者提出后没人听?党报怎么也不评论一下?为了“帮助建国”,人微言轻好歹也说一次嘛!好好一个关键词就让隔壁给说了。 阅读更多 »

政治自由化是双面刃 却是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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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杂志/黄亦筠    2016-12-21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067

图片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

二〇一一年,朋友一通电话,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吴佩松加入新加坡第二大党工人党,帮政治明星、台裔律师陈硕茂的竞选团队,负责政策研究。

大选结果,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掉了六席,显示新加坡民众对贫富差距、外来移民的不满。看著新加坡民心思变,吴佩松在一五年投入选战,以政坛新星之姿,当选工人党非选区国会议员。

“从政是为了我的孩子,为了下一代新加坡人有同等的机会,”四十三岁的吴佩松说。

身为社会历史学家,他认为新加坡正走在对的方向,即便身为反对党,仍肯定政府从教育、人才到经济政策的改革,希望将经济成长遇到瓶颈的新加坡,带往创意驱动的未来。

以下为专访摘要:

问:新加坡模式走了多年,有不错的成果,最近为何转变?

答:确实。最近政府变了,持续了解社会的需求。例如,来和我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接触,希望做社会研究、持续了解社会的需求。

政府想了解,为什么人们变成这样?为什么人们觉得是这样?人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行为?政府开始感觉这是一个有机的社会,不能只著重在发展和工程结构,有更多组成和内涵需要重视。

问:为什么政府有这样的自觉?

答:因为意识到经济迈入成熟期,成长已到天花板。高科技产业进来,但没有持续带动创新。新加坡以高人力素质、勤奋和生产力闻名。但生产力并非高价值的生产力,也并非带动创新的生产力。

执行创新驱动经济的变革概念,来自于现任副总理尚达曼。他认为文化是经济建设及发展背后的重点,而不只是将经济发展视为社会工程的唯一指标。他任教育部长时将创新引入教材,希望从人才人力培育改变起,之后推动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产业策略。 阅读更多 »

揣着聪明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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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6-11-11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6/11/144833.html

说到这儿,就不难看出就如集选区制度那样,虽然打着种族和谐的金字招牌,其实是把更多的独裁往自己身上揽。这次匆忙推出的戏码,摆明是要阻挡陈清木成为民选总统候选人。除了高门槛之外,执政者还可以通过种种理由拒绝一些人参选,保留一切诠释的权力,这本是民主制度所不允许的,却变得不得不如此,够高招了吧!

“揣着聪明装糊涂”绝对是一种厚黑学。

“揣着聪明装糊涂”七个字是我们这些祖先来自大陆南端的南洋小子不会用的,盖因这是北方人的语法结构,就好像我们说“惹上麻烦”而不说“摊上麻烦”;然而这七字却很传神地表达那种情境的心理状况。

“民选总统”对上了年纪的新加坡人来说,都知道是行动党为了永续执政而丢出来的撒手锏。明明是要搞“第二权力中心”,却昧着良心说不是“第二权力中心”,这种选举奥步差别在于是他们当政或者不是他们当政。回溯1981年安顺补选送工人党惹耶勒南进入国会,在野党取得零的突破,那时起,行动党大佬们就深谋远虑生怕将来有一天,一个不小心让在野党取得政权。于是需要设计一个机制让他们可以扳回一局;国会的任期4年,民选总统6年的错开……并且以李光耀为麻豆的构想就开始酝酿。先搞定了集选区制度,10年之后修改了宪法搞了个民选总统制出来。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李光耀不当却给王鼎昌当了。而这个王鼎昌辞去党籍之后,天真地以为要当一回真正的全民总统,提出要查政府的账,杀行动党大佬们一个措手不及,飙出一身冷汗。之后终于把王鼎昌弄下台,这回就学乖了,找了个听话的“之子”纳丹来让权,于是练就一身盖树胶印的本领,把原本要留给李光耀掣肘的狠招都改了回来。这些谁没看见,只是大多数揣着聪明装糊涂罢了。

2011年民选总统选举,原本以为很冷门的竞选却出现了“Tan Tan Tan Tan!”式的命运敲门。四个Tan都来自体制,特别是前议员陈清木仅以7000票的落差败给陈庆炎。而执政党嘱意的候选人——陈庆炎也赢得不漂亮,只得36.2%的选票。到了2015年,陈清木听说李显龙又要改宪,赶紧放话说他来届一定要选,于是李显龙殚精竭虑想了个连陈清木“都不能拒绝的理由”。这些谁没看见,只是大多数揣着聪明装糊涂罢了。 阅读更多 »

刘程强:行动党徇私修改民选总统制 改革应由全民公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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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程强(阿裕尼集选区国会议员/工人党秘书长)    2016-11-8
http://www.wp.sg/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singapore-amendments-bill-speech-by-low-thia-khiang/

这次通过修改宪法,变更民选总统制令人不安,其背后的动机是,进一步确保行动党就算在国会里失去绝大多数议席,也可利用民选总统来牵制新政府的运作。

刘程强11月8日在国会辩论修改民选总统制度时的发言全文:

总统是我国的元首,代表新加坡,是国家和人民的象征。工人党认为,总统的尊贵身份和地位,不会因为是通过国会委任产生而打折扣。

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工人党就极力反对民选总统制。这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国家有总统,而是因为这整个机制背后的动机会造成对国家不良的深远影响。很显然的,候选人所必须具备的严格条件,都是为了保证最后能胜出成为总统的,是一名亲人民行动党人士。这名亲行动党的总统,就可在行动党万一落选的情况下,阻挠一个非人民行动党政府有效执政。为什么行动党在1981年安顺区补选和1984年大选失去波东巴西以后,才想到要推行民选总统制呢?

从开国以来,行动党通过国会所推选出来的总统,有那一个不受人民尊重?再说自1991年开始推行民选总统制后,行动党也不曾讨论这个体制出问题。现在为什么突然出现问题,大费周章成立宪法委员会探讨,并且大事修改宪法呢?

2011年的总统选举让行动党寝食难安,那是自从民选总统制实施以来,第一次出现四名候选人角逐总统席位,又不是行动党属意的人选,而且最后当选总统的候选人只以不超过1巴仙的多数票胜出,机关算尽,行动党还是差点栽在自己的如意算盘之下,所以这一次才会急急如律令地,想要强行通过这个修正法案,不允许下次总统选举又出现让他们吓破胆的情况。

修改民选总统制真的是为了维护少数种族代表性吗?

新加坡从英国继承过来的政治制度是议会民主制,由人民选出他们的代议士,然后由在国会里获得最多席位的政党组织政府。所有的部长都是民选的,这让内阁有获得人民直接委托的合法性,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国的元首,无论是女皇或者是总统,都没有行政权力。

在过去实行总统委任制的时候,根本就不必顾虑总统的职位会被某一种族长期垄断,所以如果要确保总统的任命能反映我国多元种族社会的需要,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再回到委任制。这次修改民选总统制,难道真的是为了保障少数族群的利益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行动党在过去二十多年来都不提这个问题?一直到2011年,行动党差点跌入自己所设计的民选总统选举阵法,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所以行动党才赶快提出这个修正动议。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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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作者)    2016-10-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872#ccode=iosaction

虽然中国与新加坡关系降温,但集西方制衡制度和东方威权于一体的“新加坡模式”,对中国远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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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1978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1997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 (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为何中国政府将新加坡视为可学习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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