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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未了——“第5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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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如(怡和世纪总编辑)   2018-6-30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主任布莱德•亚当斯指出,“不经审判的拘押是一种极端措施,在国际法上很难站得住脚。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政府能证明相关人员造成直接威胁且没有其他措施足以应对,但仍须由法院或其他独立法庭进行即时和定期审查,才能避免任意拘押。”

1963年安乐岛暴动后,镇压暴动队押送岛上的拘留犯。 (Courtesy of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什么是《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第55条”?它指的是不经审判的刑事拘留权力,部长有权不经审判拘留被认为可能危害我国公共安全或社会治安的人士。这个每五年更新一次的法令,本来明年10月20日才到期,政府去年底提出修正案,扩大法令涵盖的犯罪活动,同时提前审议把法令有效期再延长五年。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于今年1月31日致函给新加坡国会议员,吁请他们否决修正案,让这个被他们认为是违反人权的法令在明年到期时自动失效。

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向国会说明保留这项法令的重要性,它主要是用来对付私会党、瓦解犯罪集团使毒品情况受控制、对付非法放贷活动和拘禁犯罪集团成员,确保证人和他们家人安全。部长强调,“新条列只不过是反映现有的做法,并不剥夺司法审查权。”2月7日国会一连三读,顺利通过了修正案。

《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叶鹏飞为文指出,“本次国会对该法令的辩论只是这场探索之旅的中途而非终站。既有的社会条件决定了当下最大的共识是延续‘第55条’,因为这符合多数人对公共利益的认知。但这不会也不应当是最终的结论,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演进,新一轮的辩论应该也必须到来。”(《仁智互见“第55条”》(《早报星期天》25-02-2018“想法”版))。笔者绝对认同叶文的观点。

“第55条”与本地政治的深层次纠结

在新加坡,不经审判的拘留权力(Detention Without Trial)起源于70年前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延续其统治而颁布的《紧急法令》。在该法令下,马来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上山展开武装斗争,法令授予警方逮捕并无限期拘禁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或嫌疑人士。《紧急法令》原须每年更新,1955年福利工潮过后,殖民政府颁布永久性的《公安法令》,引进《紧急法令》里不经审判而拘留的条款,成为对付反对殖民主义左翼人士的主要武器。当时正值人民行动党欲借助左翼势力崛起,党领袖李光耀批评法令不民主,并且三番几次在立法议院里严词抨击:

我们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民主,要是相信的话,我们必须毫无减损地断然地说,除了依据现行的法律,决不允许任何一个民主程序受到制约。你要是相信民主,你必须毫无条件地相信它。

要是在没有提供任何罪证的情形下,把一个人逮捕与拘留不算极权,那我们对法西斯政权里的一切职责,该做如何解析?要是我们要做为一个民主国家而生存,原则上我们就必须给予我们的敌人,得到我们想要的同样的宪法权利,不论我们是多么地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镇压会积久成习。听说就像做爱一样,第二次总是容易些。第一次你会有良心责备、犯罪感,一旦不断重复,你就会变得毫无忌惮的去做。

《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的最初版于1955年颁布,原来不具不经审判而拘留的权力,法令旨在为那些通过陆路或水路提供物资品给柔佛海峡对岸共产党游击分子者定罪。后来本地私会党活动猖獗,不同派别之间的血腥格斗与日俱增;殖民政府于1958年提出修正案,把不经审判的刑事拘留权力引进该法令(俗称“第55条”),目标瞄准私会党活动。政务部长在提出修正案时强调,正常的司法程序已经不足以应付局势,必须辅以行政权力。他强调法令属于暂时性措施,一旦情况好转,将予废除。

有异于他在1955年高声反对《公安法令》那样,李光耀在1958年全力支持把不经审判的拘留权力带进《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1959年上台后,行动党政府进一步把法令有效期延长5年,然后引用《公安法令》与“第55条”左右开弓,确保行动党政府在政治上的持续稳定。由英、新、马三方组成的内部治安委员会继续行使《公安法令》的职权以钳制左翼势力,而对于三番五次在选举期间介入政党活动(特别是干扰行动党基层)的私会党分子,新政府引用“第55条”大举扫荡,并把他们送到安乐岛的集中营去。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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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么希望它真能实现”:詹姆斯•普都遮里的政经思维 vs 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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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国泉(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译者:林沛     2018-4-1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通过詹姆斯•普都遮里,回溯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的史实,开拓了探索诸如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与国家发展等理念,对本地历史上不同人物意味着什么的替代途径。……今天对普都遮里奋斗经历的挖掘,是对新加坡曾经有过可行的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提醒,那就是普都遮里曾经提出的,有别于威权“新加坡模式”的建议。

新近围绕着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史实的辩论,竟重现冷战时期的话术套路,令人纳闷。政治上备受压迫的左翼资深人士,试图说出他们那一方的故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代表政府的论者们却对他们的前“共产党”对手,按照陈旧的摩尼教式非黑即白的两分法作出指责,未免叫人讶异。好吧。在辩论时,“我”或许必然要有选择性地强调那些于“我的”历史论述有利的人与事。既然如此,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全面确认1960年代曾经有过的,来自各种不同政治光谱,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具有重大正面意义的意见,以此郑重介入有关辩论。针对冷藏行动公开进行的激烈交锋,对不曾经历过相关事故的一般读者帮助不大,这些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与马来亚人民,为什么和怎么会对他们共同的未来持有如此强烈与互不相容的观点,以及这些分歧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立足于殖民地解密档案的一组新的学术论著,针对当地与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个别人士,如何操纵冷战制裁与安全机制来达成他们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利益,已作出了相当客观的重新建构。然而,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李光耀和他的左翼对手之间的斗争,还是有所不足。而这,恰恰是新加坡社会关心的课题。李光耀和林清祥之间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根本理念的差异,譬如采用什么后殖民发展模式,国家及其政治角色,对殖民地所遗留下来的种族、语文、民族意识等问题应如何处理?当代东南亚从事社会政治工作的人,无不为这类既存问题产生纷争,经常为此斗个你死我活。事后回顾,本区域几乎所有新生国家,都曾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因这类问题的困扰而被推到战争边缘,受纠缠的跨期甚至更长更远。

在本文可容纳的篇幅内,我想重构一段介于1956年至1961年,两名新加坡顶尖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之间如何合作,及最终如何分道扬镳的鲜为人知的经历。这里说的是吴庆瑞(Goh Keng Swee)和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我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思维方面:这两人如何借鉴全球关于第三世界如何发展的理念,循此构思马来亚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的未来。吴庆瑞是大家都熟悉的,殖民地时期社会福利部官员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的政治家,以及新加坡经济的先驱建筑师。因此,本文将以普都遮里作为焦点,我在研究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Socialist Club)历史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他的有关经济思维的材料。普都遮里是该俱乐部的创会会员。有别于其他诸如和马来亚合并、工人权利或国民教育系统用语等问题,关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结构替代模式的辩论,在当下通行的历史研究中不太受到关注。

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国家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已成为如此强而有力的神话,导致我们的历史论述不太留意政治经济学上的其他替代观念。我们对成功一般作技术上的解释:归功于人民行动党领导有方,制定了健全的经济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文献倾向于强调政治事变,譬如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内部分裂,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些事变,促使政府集中力量追求建立在外来投资上的“新加坡模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本文通过审视普都遮里截至1961年人民行动党党内分裂前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理念,对上述两个“新加坡模式”的神话提出质疑。

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讨论设立共同市场,站立者为吴庆瑞,坐者右1为詹姆斯•普都遮里。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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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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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俐颖(Kirsten Han),汤姆怀特(Tom White),覃炳鑫(Thum Ping Tjin)    2018-3-12
https://pnn.pts.org.tw/main/2018/03/12/新加坡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
英文原文: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remembering-coldstore-singapores-former-detainees-speak/

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至今已经55年了。在这场大规模逮捕行动中,有超过110人被捕,当中包括活跃参与反对英殖民统治的人士、职工运动者、学生和党派人士。

逮捕行动以“反共”的名义,严重打击新加坡左翼反殖民运动,并摧残了当时的主要在野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当年在立法议会的51席位中占有13席。由时任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占有25席)。在行动中被捕的人士当中,有些从未经过司法程序,被扣押长达10余年之久。“冷藏行动”仍是新加坡史上最大一场逮捕和拘留行动。

在过去数十年,有关左翼分子的活动事迹,在新加坡官方叙述中大部分被遮掩或磨灭。根据2015年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是最被新加坡人遗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新加坡老左异仍然牢记着这段历史:每年的农历新年,“老左”都会举行团聚午餐会。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聚餐会是与战友相聚和回顾当年的场合。

今年 New Naratif 在新加坡“老左”的农历新年聚餐会上,借机采访了一些前政治拘留者,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并附上他们的照片。在访谈文章里我们同时并列了政治部,也就是当年“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Singapor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的档案资料评注。该会当时由7人组成: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和2名高级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包括李光耀在内的3名行动党政要,及马来亚联合邦内政安全部长,敦・伊斯迈尔医生 Tun Dr. Ismail。“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就是负责政治逮捕行动和拘留的决策机构。New Naratif 提供的政治部解密资料取自英国国家档案馆

蔡炜伴

蔡炜伴被拘留时仅23岁,当年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会员。(Tom White)

他们要我签署文件“背弃”共产主义;他们说(政治部)如果拒签,就不会释放我。

我当时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的成员。我被监禁大约10年。我在不同的监狱里待过。其中包括樟宜监狱、女皇镇监狱、中央警署、樟宜明月湾中心(一所设在樟宜监狱内、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拘留所。现在已经关闭)。我并没有受虐待;但是,我被单独监禁了3个月。

英国档案资料

保密级别:涉嫌为共产主义份子

最先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中正中学求学期间,后来是新加坡中学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1956年新加坡中学联被封禁时,由于涉及学校的亲共活动而被开除。

于1959年第一次进入纺织工友联合会成为受薪秘书。或许是按照马来亚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在1959年大选时,由于行动党领导层出现分裂,主张亲共工会领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大选的推动者之一。但不知何故,虽然已经敲定一些候选人,不过终究没有提名参选。

1960年6月,他在亲共的泛星职工联合会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负责该工会《泛星报》刊物的出版工作,同时特别积极地训练工会干部,灌输共产主义理论。1961年11月,他担任新加坡书报印务 阅读更多 »

冷藏行动——一个有虐待狂的政治精神病患者的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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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2018-2-2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128451363957927&set=a.187144434755296.44973.100003792230386&type=3
原文: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8/02/02/the-hands-of-a-sadistic-political-psychopath-behind-operation-coldstore/

作为政客,李光耀是老奸巨滑的。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有虐待狂的政治精神病患者,因为他无缘由并刻意地摧毁了许多人的一生。

2018年2月2日是新加坡冷藏行动55周年纪念日。1963年2月2日凌晨,新加坡内部安全委员会(ISC)未经审讯,命令逮捕107名左翼反对党领袖、民间组织领袖、工会会员和学生。这个所谓的“保安”行动为李光耀巩固自己的权力铺平道路,因为人民行动党当时面对来自左翼政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的巨大挑战。

尽管左翼力量被“冷藏行动”摧毁,社阵和被拘留者被指为亲共分子,在1963年9月22日的大选中,他们仍然在51个席位中赢得了可观的13席。

1963年2月2日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就在接下来的五年,新加坡成为了一党专政国家,一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正如《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李光耀企图否认必须对冷藏行动负责,并将一切责任归咎于马来亚首相和英国人。当时他们与新加坡共同组成内部安全委员会(这是1959年新加坡取得内部自治的宪制安排)。

近年来不少引用英国档案馆资料的著作暴露了李光耀是一个玩弄政治的两面人。在政治上,他不希望被视为参与了压迫左翼的行动,以及在不经审讯下监禁具代表性和有超凡魅力,得到公众大力支持的林清祥。李光耀恐怕失去选民的支持,在1963年2月4日《海峡时报》的一篇报导中他说:“如果要由新加坡政府采取这项行动,我们是想都不会想的。”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2, 2018 at 1:38 下午

寻找“老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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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12-1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12/blog-post.html

回顾1970年代一些左倾思想青年的抉择,主要是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无法抗拒的思潮。接触过的人士都清楚,那时候的运作模式是通过关怀“小弟弟小妹妹”、团友和工友开始,熟络后进入“谈心”、“捉思想”的阶段,剖析社会动态,学习思想主义等,决意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国家。经过“骨干”的辅导与观察,获得“领导”的信任后,才根据各人的能力,赋予各项任务。有些文青发觉被当局监视,甚至到家中搜查,心里一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跟着前人的步履,收拾细软进山了。

“东方红,太阳升”

谈到过去激昂澎湃、理想与遗憾相互交织的反殖与对抗的年代,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黎上增提起上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一位 Chua XX(蔡某某)的军官同僚,为了理想而放弃读大学的机会。黎兄表示该同僚选择以“自我激进”的方式翻阅红书,献身改革社会洪流,加入马共,后来就不知所踪了。由于时日已久,拼写出来的名字可能会有出入。

马共被官方视为破坏社会和平的武装份子,“山老鼠”、“恐怖分子”等成为民间反共人士对他们惯用的标签。

民主灭亡:马来西亚当代艺术家对“五一三”的反思。摄于加坡国家美术馆

随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别于1957年与1965年独立,马共原来的反殖,争取新马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正面对着何去何从的困境。1969年发生在吉隆坡的“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为马共提供了新动力。

当时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党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阵的前身)。由于受到选区划分的局限,反对党虽然得到多数票,但只取得36%的席位。5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庆祝胜利游行,惹怒了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举行反示威。5月13日,两派人马在文良港街头短兵相接,演变成流血大暴动。

根据官方数据,这场持续数月的种族冲突造成196人死亡(华族143人、马来族24人、印族13人,另外16人无法辨认),439人受伤(其中18人枪伤),9143人被捕(华族5126人、马来族2077人、印族1874人,其馀为外国人,包括巴基斯坦、欧洲、泰国、新加坡等),警方相信被捕者当中,有93人为马共。此外,221辆车及753栋房屋被毁。

“五一三”在没有酝酿的情况下发生,并且蔓延至新加坡,并不是马共或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值得注意的是“五一三”并不包含民族解放的斗争或反共的意识,而是牵涉到种族利害关系。事后,马来西亚全国行动理事会发表了《五一三悲剧》白皮书,把事件的根源归咎于种族经济的悬差与族群分化,并通过宪法确定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这样的后续让马共找到新的动力,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采取“新的武装动向,主要目的在于制止吉隆坡当局继续执行英国余留下来的殖民地战争政策,以争取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方山,《马泰边境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新时期•新方针》)。马共利用紧张的局势来扩大活动,争取对种族肤色深感不安的民心,使马共党员增长了一倍。

1970年代的新马华人圈兴起一股独特的思潮,由于社会贫富悬殊,本地有好些年轻人接触了倾左的书籍册子,以及暗地里传阅《燎原》、《东方红》等马共出版的“进步刊物”。他们怀着“民主主义”理想,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后来因各种原因,有些“进山”参与马共斗争,有些被内安局扣留了。

当时我带着弟妹们到住家附近的社阵幼儿园读书,坐在课室后面,学会了红卫兵的造型,也跟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只觉年少的心也飞扬起来。至于一脸正气的年轻老师,换了一批又一批,每三几个月后就不知所踪了。多年以后,多认识了一些当年的左翼青年,往事如烟,对过去已经放下的一组人,坦然地回忆那段年轻的经历。

黎兄口中的蔡先生,我素昧平生。“寻人”的过程中,获得贵人提供其他资讯,让我串联了过去文章中提过的一些小故事,补充了理想年代的部分轮廓。

1961年社阵发起人合影。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青盟与六突

通过勿洞和平村、友谊村、前马共等渠道询问有关蔡先生的行踪,都说此人应该没有上到边区。根据他身为武装部队军官的背景,很可能被纳入为突击队员,下场不外是:(1)中途脱离队伍,隐居某处;(2)游击战中被击毙了;(3)被内部处置了。至于是否会有第四个可能性,易名后继续留在和平村呢?他们都说机率不高,因为组织保留着所有同志的记录。

据行内人士透露,1970年代初,新加坡有一支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新青盟,Malayan New Democratic Youth League)的马共外围组织,本地有近百名成员。1974年,新青盟跟第六突击队(六突)的司令员张佐取得联系,为日后安排成员进山铺下渠道。新青盟进去的,几位牺牲了,一位被内部枪毙,一些留在和平村。和平村有一个叫做泰和联的组织,是泰国和平联合会的简称,包括合艾和平联谊会、苏基琳和平村、勿洞和平村。

新青盟的主要活动是吸纳新成员、搞学习、捐赠金钱、军用品、云南白药,以及安排成员进山。那时候有些组屋的信箱会莫名其妙地收到批判马列主义的传单,这可能是新青盟和其他外围组织于夜半三更所进行的活动。新青盟的传单跟70年代初脱离马共中央的马列派和革命派对证,可以肯定新青盟隶属中央派。

张佐的回忆录谈到1975年在淡不灵山林召开了第一次新青盟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共七人,其中三人来自新加坡(阿良、哲明、X新),从各人的汇报中得知,新青盟成员共约170人。

搞工作必须“捉思想”,因此会议上张佐排解了与会者人事间的矛盾、不能谅解和团结的问题,以及个别干部对斗争的信心动摇、行事消极等现象。至于阿良、哲明、X新,显然都是化名。

根据《马•南洋商报》(2015年4月7日),1973年,六突于金马仑成立时,只有约三四十人。发展到全盛时期,拥有140余名战士。不过这是一场缺乏武器的武装革命,有些新兵在分不到一支手枪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来完成革命的字面意义。六突前后共损失了168名成员,单是死在保安部队枪下的就有将近一半。1987年底,张佐潜入吉隆坡,进行城市统战工作,1988年3月2日被捕。不久之后,彭亨森林里的六突战士全被诱俘,当时部队有89人。这支半岛境内最后一支,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突击队最后以和平方式瓦解了。

初步推测蔡先生可能加入了六突。阅读全文»

纪念林福寿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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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2-18

(本文为作者在《坚贞的人民英雄》导读会上的发言)

林医生身上闪烁的正是最璀璨的人性之光,他的精神是永恒的,他的精神境界是一切善良的热爱真理的人的精神家园。他代表了一段历史,而且还是一段复杂与辉煌共存的历史。

lim hock siew

林福寿医生

林福寿是一个医生,按一般人的观点,医生是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假如医术高明,可以名利双收;假如投入执政党阵营,或许就是部长。但是,林福寿医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摈弃世俗,在中学时期,就开始阅读大量书籍,有了政治觉悟,萌生了社会主义思想,学会了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在大学时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活动,是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是学生刊物的编委;大学毕业后,是人民行动党创党人之一,是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创党人之一,担任中央委员,党报主编。一个杰出的左翼领导人就此诞生,当时只有30岁。同年辞去政府医院工作,甩开铁饭碗,与同为左翼领导人的傅树介医生开办人民药房,实实在在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为什么林医生偏偏不能理解人对物质的需求,放着世俗之人认为有着光明前途的大道不走,却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反殖民主义统治的洪流中去?就因为林医生有一颗毫无利己之心,把人民的事业当作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殖民地社会中,完全没有奴颜媚骨,没有分毫私心,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我们今天纪念林福寿医生,就是要学习和继承他这种毫不利己,一心为人民的崇高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追寻生命的意义,就能领悟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什么样的生命才有价值,怎样让生命的价值最大化。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25, 2017 at 11:06 下午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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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22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虽然华校最终水源枯竭,但华校生继续在逆境中隐忍磨砺。沉默的一代,悄然应付生活,悄然回避荆缠藤绕,默默挥洒各自的生活山水。痛,并快乐着。花开花谢数十年,求存意志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已然是华校人隐存心中的座右铭。

华校生的职场境遇

说起职场上的际遇,老华校心中五味杂陈。我近期与不同年代的华校生交流往事,从耄耋耆老,到双鬓渐白的半百翁,忆述当年的职场点滴,都流露共同的饭碗情结。不论是初中、高中或南大毕业生,与英校生相比,华校人的觅职难度都高出许多。除了人浮于事、僧多粥少,华校生遭职场歧视的肇因,总是绕着英文不灵光、文凭不被承认以及政治黑名单问题旋转。二战后的三十年里,华校生工作没着落,便捷的解决之道就是教补习,这是临时性的、免于阮囊羞涩的权宜之计,但也有人搭上了这条船,就此航行一生。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即便“山没向你走来,你依然向山走去”,满怀希望投寄了一封又一封申请书,却绝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是许多华校生一生难忘的经历。当年的“人浮于事”,多少与“出生不好”挂上了钩。那年头英校九号(初中)毕业,在职场上已经十分拉风。英校生觅职无门、孤街伫立喝西北风的事,较少听闻。五六十年代,在众人心中,“读红毛册”就是出路的最佳保证。那年头,念了英校,男生当“财副”(书记),女生当“米西”(护士),已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高尚职业。至于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至尊专业,更是英校生的专利,华校生在这些行业里简直凤毛麟角。会计,是南大唯一的专业科系,也是经过几番风雨几番挣扎,十余年后才得到认同。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路人甲,七十年代中文系毕业,在英语面试时被要求说讲荀子的哲学思想,他当下如坐针毡,支吾以对。这道考验没过关,他回家懊恼异常。同是中文系,路人乙面试时,被问及日后若有子女,让不让念中文系?路人丙接到提问:“读这么多中文对社会有何用?请细细道来。”这些试题,是歧视刁难,还是试探反应,界线相当模糊,反正沉不住气便砸了锅。上述资料,并非电影对白,而是当年华校生在职场面试遭遇的现实。烟消了,云散去,沉淀了几十年,画面仍然偶会显影心头。

某日与路人丁吃粥闲聊。他说多年以前,一名政府部门退休高管透露,华校生来面试时英语不灵光,给面试官楞头楞脑的印象。后来他为一些大型计划组织人才时,才发现这些冷门行业里有专业认识的,好多是默默伏案的华校生。他坦言,这些人英语多半不灵光,但专业能力强,给他们机会,都有精彩的发挥。

英语不足之外,文凭不被承认是华校生职场道上的一块挡路石。议论文凭斤两,不得不提点台湾的大学文凭不被新加坡承认的往事。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马学子到台湾深造成了新选项。自那时起,每年都有若干华校生到台湾上大学,以修读中文与体育者居多。这些打算以教育为业的留学生返新后,都面对学位不受承认的烦恼。他们在中学里觅得教职,领取的却是非大学毕业生的俸禄。几经争取,却不如愿。八十年代开始,政府与台湾达成学生互换协议,每年派送若干学生到台大就读,毕业后学位都被承认,支领大学毕业生薪水。那些自费前往台湾,念的是同所大学同个科系,但回国后待遇却有所差异,是职场上难得一见的一国两制。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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