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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库转型指数报告书 东南亚政缓经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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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志/编译:Yun-Ling Ko     2018-4-25
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8/04/25/aseannews20180425/

新加坡总统府(Photo Credit: HargaiNyawa @Flickr CC BY-ND 2.0)

德国智库贝图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近期发布了2018全球转型指数(Transformation Index),针对129个国家的民主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进行评比。

自2003年起,贝图斯曼基金会每两年一次出版转型指数报告,邀请各地专家依照一国的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三大范围的指标评分制订。2018年发布的报告及是自2015年至2017年间的发展作出评估,此次报告中,转型最成功的前三名分别为捷克、爱沙尼亚、台湾。

根据该报告,东南亚国家的转型情况中,新加坡因为经济转型仍名列前茅,整体排名仍为东协第一,不过新国政治转型上近年增加不少障碍。菲律宾与印尼则在东协排二、三名,而缅甸虽整体转型排在最后,但政经发展上有所进步,整体排名比前次报告上升七名。综观东协十国,政治转型相对于经济转型缓慢,呈现“政缓经快”的发展趋势。

东南亚国家的转型指数

整体排名
国家 政治转型
经济转型
政府治理
24 新加坡 69 6 30
38 菲律宾 50 33 69
45 印尼 43 51 48
53 马来西亚 78 22 54
87 泰国 110 43 95
94 越南 108 69 78
103 柬埔寨 103 96 113
106 寮国 118 86 95
111 缅甸 104 114 92


新加坡:威权倾向有所回升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自2015年李光耀逝世后的第一次大选中大获全胜以来,威权倾向有所回升。例如在2016年五月举行武吉巴督选区补选时,警察曾针对两名人士涉嫌违反“冷静日”规范进行审问。冷静日(Cooling-off Day)为选举投票日前一天,政府禁止所有政治宣传活动。警察针对两名人士在其社交软体上的贴文进行审问,分别是经营政治部落格的Roy Ngerng和政治异议者Teo Soh Lung,这是第一次有违反冷静日规定针对个人的审讯。两位皆表示,问讯时警察并未持有搜索令就前往他的住处,拿走他的笔电与硬碟、记忆卡、手机等,并历经长时间的审讯。新加坡选举局的声明则表示,自2011年规范实施以来,其实在选举中有多次违法行为,过去几起违规多是无心,所以以警告方式处理,然而这次属于严重违规,例如The Independent Singapore网站持续发布与选举有关文章,才下令警察进行调查;而为了调查需要,必须检查电子装置来查看违规者的贴文。很巧的是,这些违规网站与个人的贴文都是支持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Chee Soon Juan)。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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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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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曼      2018-3-13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即使是“水土不服”,或是“不合时宜”,“公民抗命”在任何社会是否仍然有其存在意义?我们是否能跳脱“合不合法”的思维模式,以更哲学的方式探讨“公民抗命”的理论和实践,以此在崭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寻求支持或反对它的更好理由?

不合作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印度圣雄甘地。

“公民抗命”的一般认知

在新加坡,很多人对公民不服从的概念没有太多认识,更多人则可能觉得那与自己无关,只要自己守法就好,不需要懂。在新加坡,很多人也应该不认识范国瀚。

若在网上搜索有关公民社会运动人士范国瀚(Jolovan Wham)的消息,会立即出现一张七名男女戴着眼罩,并排站在地铁车厢内的照片。他们手上拿着《1987年:新加坡马克思主义阴谋30年后》(1987: 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这本刚在今年出版的书籍,七人据知一度也翻开书本坐在车厢内阅读,针对30年前“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这起大规模逮捕事件进行无声抗议;在一些地方,民众也许很轻易地就会把这类行为归为某种表演艺术,但在这里,艺术与政治总一线之差,看到这样的照片,许多新加坡人恐怕政治敏感神经马上被挑起,第一时间就会问:“这合法吗?”

当然,“合不合法”是最直接也是合理的问题,只不过套在“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这课题上时,若只局限于这层讨论就不够全面了。然而,人民的反应却也几乎是反射性的,记得较早前在面簿个人页面分享一篇芳林公园静坐抗议的消息,朋友圈里马上有人留言问“合不合法”的问题,可见即使是面对公园演说角落这种特设的“安全空间”,大家对于言论与行为的自由表达还是抱着忐忑与不确定的心情。

在地铁车厢无声抗议行动中,范国瀚是七名参与者之一。11月29日,范国瀚因多次在无准证情况下举办集会,在公共秩序法令下被控。警方在文告中形容他“屡次公然无视法律”,并列举他至今举办非法集会的事例。这包括2017年7月13日,在面簿上召集众人参加樟宜监狱中心外的一场烛光晚会,以及2016年11月26日,召开室内公共集会,邀请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海外人士担任主讲者一事。

另一边厢,香港《南华早报》在起诉事件后随即做了跟进报道,以耸动的标题给范国瀚贴上“徐顺全二号”的标签,探讨他会不会是继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领导人徐顺全后“另一根必须被拔起的刺”,以显示新加坡法律对公民不服从行为的不容忍,以儆效尤。 阅读更多 »

工人党要准备成为替代政府 新加坡有可能实现两党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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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擎天    2017-11-9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109-746

两党制的民主机制无法凭空运行,它不是靠选举一人一票就可以达成,而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换一个说法,行动党在执政以来,特别是李光耀时代,已经奠定了一党独大体制的基础,遏制反对力量的壮大。只要一党独大体制继续,两党制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性。

谢静怡制图

配合工人党成立60年出版的《与新加坡同行》,讲述工人党1957年创党至今的发展历程,当中收录了秘书长刘程强的访谈,其中他多次使用了“替代政府”一词。

刘程强说:“我们已成功建立一个人才基础,让党采取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组成潜在替代政府的阶段。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党若要成立一个替代政府,首先必须拥有组织能力。你必须拥有以团队为基础的运作模式,一个人们可以运作的体系。这就是基础,而我认为我们具有这样的组织基础,让人们了解运作。我们有扩大规模的潜力,但这也取决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动党变得腐败,否则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所以我们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替代政府,我不敢肯定。”

“副驾驶”策略奏效 获选民青睐

刘程强所领导的工人党之所以能够获得选民青睐,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副驾驶”策略,摆明工人党无意取代人民行动党,仅在国会扮演监督制衡的角色。他在访谈中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这个判断是否继续有效,是决定工人党能否在他明年卸任后走出一条新路的关键。

新加坡不具备实现两党制条件 行动党控制社会重要资源

我认为领导工人党16年的刘程强的政治嗅觉还是敏锐的,新加坡人并不要行动党下台,除非它变得腐败。要取而代之,工人党首先必须先在国会赢得至少20席,能够提出不同于行动党的政策论述,并且推出影子内阁名单。唯有这些条件具备,才算是有了两党制的雏形,也才能讨论替代政府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新加坡并不具备实现两党制的条件。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尽管地铁丑闻开始暴露出体制的某些弊病,但行动党在长期策划和有效执行方面的实力还是有的。只要这个不变,新加坡人就没有要推翻它的动机。 阅读更多 »

族群操作及其效果——新加坡选举史中的不和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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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黄奕维(国立政治大学)      2017-6-29
原载于《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
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publication/quarterly/TDQ1402004.pdf

如果宪法修改是因为某个人,这对新加坡人来说将是可悲的。

—陈清木,2016年9月17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在2016年9月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国民支持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担任总理。由于在总理李显龙昏倒后不久发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视,当事人也急于澄清无意愿。在这个议题上,李显龙虽未反对非华人总理,但将懂华文设为条件。约在 Yahoo Singapore 发表民调的同时,李显龙也宣称少数民族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故推动改革总统选制以保障其当选机会。修法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2017年9月将选出少数民族担任总统。

Yahoo Singapore 的民调和李显龙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民在选举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诠释。前者以数据显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选民成熟、族群和谐的象征,后者则暗示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选民受限于族群思维,倾向支持华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须透过修法来补强族群和谐。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谐的程度为何?为何民众支持的少数民族政治明星担任总理,需要以说华文为条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数族群知名,就总统选举的位阶而言,应早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为何此时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担任总统的机会?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族群为核心,回顾新加坡选举史。不但有助解释新加坡官民间视角的差异,也能探讨族群与选举考量衍生的问题,更能检视即将来临的2017年总统选举。

文献回顾

一、族群与记忆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总结各说,将其定义为“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简言之,就是主观认定或被认定有共同传统的一群人。惟正如 Eric Hobsbawm所批评,许多所谓古老的传统,常是最近被编造的(invented),而族群构成就是很好的应用,因为牵渉到复杂的主观认知。学者们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构是一连串的“记忆、遗忘、诠释与编造”(remembering, for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而 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叙述者的目的。例如许多历史上的杀戮,为了符合当今民族建构需求,而出现选择性记忆以定位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族群的记忆建构最关键的叙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 Carter A. Wilson认为政治是影响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与政策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然而法律与政策亦可迅速改变白人优越的地位,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员因而常透过参与政治竞争,担任政府机构的代表,取得资源分配与诠释政策的权力。Sniderman、Crosby 与 Howell就指出,种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竞争性选举压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辖的多元族群社会格外引人重视。其多元种族政策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藉族群政策达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加强种族分类的同时,也藉此将自己塑造为族群和谐制造者,并以此寻求其执政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父权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而族群与其执政模式的关联则如 Carl Trocki所指出,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权式管理社会的借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

要做到父权式管理,必定要能压制反对的声音。Kevin Tan形容执政党对付反对者的弹药库(arsenal)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谐。James Jesudason则以1997年选举为实例,指出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律师,被形容为威胁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汉沙文主义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这仅是由于他批评了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最后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谐要成为压制的理由,必然基于族群和谐必要性的历史记忆,因此如何塑造这种记忆至为重要。种族不和谐多源自社会中少数族群的长期不满,但最后会爆发社会冲突,关键在于该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团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组织与动员,因为菁英会定义、创造与操纵相关不满与矛盾。菁英操作族群关系必定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以前述新加坡政府巩固支持的策略为例,Stephan Ortmann就指出其长期在身份认同上操弄危机意识,刻意强调自己身处“敌人(马来人)领土”(enemy territory),因此记载历史时十分强调族群冲突。 阅读更多 »

学历学历在新加坡就是一个学听话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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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7-7-1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x756.html

现在李显龙如果退下来,连一个合适的接班人都没有,一群漂亮的笨蛋高官只会跟着老大听话吹捧,看不到一个有主见有魄力的人才,人才都被小六会考、小四分流给打下去了,然而大多数孩子在这个年龄头脑还没有开窍呢,除非自己有钱出国留学,如徐顺全博士那样,但最后却搞成反对党。

在新加坡凡事都要讲学历,尤其是进入高级政府部门工作几乎个个都是奖学金得主,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事实上学历学历在新加坡就是一个学听话的历程。

挑选听话的人,新加坡从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开始严格筛选了,小学四年级开始第一次筛选,小六再进行第二次筛选,从此人生的道路就出现了天各一方的巨大差距。

小学阶段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往往都取决于父母的态度,只要父母抓的紧,那么外加孩子听话就基本上都能取得好成绩,按照老师教的父母准备的,补习老师加料的就够了。然而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孩子的个性必须顺从老实听话,顽皮的孩子即使再聪明也会在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全局来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似乎这样的人接受高教育是危险的。

事实上,中规中矩形式的学习对思想活跃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恶梦,但新加坡的教育方式好像就是需要挑选这样中规中矩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看到内阁一大批漂亮的笨蛋,没有几个能够做事实的,只会考试拿奖学金,这些人连每天闹毛病的地铁也治不了,还怎么治国呢?

大家熟悉的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可以成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谈谈。他在新加坡读书阶段一向成绩平平,之后连大学也考不上,但到了美国后,他却能够出类拔萃并取得博士学位,难道是说美国人都太笨?这样一来,新加坡那么多比徐顺全考试成绩好的人,岂不是新加坡早就可以统治全球了乎?乎乎乎?

其实这就很清楚的说明了新加坡教育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这不是说中规中矩的学子不好,社会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人,但教育的目的是启发培养全面人才,而不是只挑自己要的然后抑制其余的。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18, 2017 at 3:35 下午

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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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    2017-4-7
https://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余澎杉、鄞义林、韩慧慧

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Amos Yee)早前获美国芝加哥移民法院批出政治庇护,虽然随即迎来美国政府当局的上诉,令他是否能成功获得庇护添上不确定因素;然而,早年的特首称香港可以参考“新加坡模式”的言论言犹在耳,如今新加坡的一位青年却因为发表意见而要申请政治庇护,令人忧虑,那“新加坡模式”用在香港,香港人的表达自由又是那些光景?

新加坡的“那些”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均于早年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其城市发展度和规模相若,不少人均不其然将两者比较;诚然,新加坡政府于保障市民适足住屋权等方面或许比香港政府稍胜一筹,然而,对于表达自由,新加坡政府却重重设限。

余澎杉被控以“意图伤害宗教感情”等八项控罪只是一个比较为人熟悉的例子,然而,新加坡已不同法例起诉异见人士,已屡见不鲜;早年,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因多次批评执政人民行动党而被控诽谤;2006年他因为从事“无准证演讲”而被罚款,后来因难以缴款而面临入狱。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7, 2017 at 9:35 下午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高薪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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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1-16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吗?事实上它更像一家企业,而且是家族企业。作为董事长的李光耀聘请来的各部门主管和企业职工,当然不允许腐败发生。李光耀不无骄傲地举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李光耀自己也知道“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新加坡的廉洁是李光耀最为得意的政绩,行动党人和媒体反复炖着这个永恒不变的锅底料,是不能诋毁的政绩之歌。在回忆录中,李光耀“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但是,在炫耀行动党的“纯洁廉明”的同时,李光耀“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些行动党人贪得无厌。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

“1975年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

至于1990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奈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入狱3个月,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1995年,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崔汉添因收取1390万元回扣,被判处14年徒刑;199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自政府机关共诈得逾1250万元等案件,李光耀就绝口不提了。不但不提这些有损于新加坡廉洁的声誉,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俗话说,打不完的苍蝇,捉不完的贼。无论李光耀如何铁腕反腐,克制了中下层公务员的贪婪,新加坡的贪腐事件仍层出不穷,禁而不绝,权色交易、行贿受贿、挪移公款、失信等腐败在警界、商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各个阶层领域发生,甚至在大专学府,也有学生牺牲色相,换得一纸毕业文凭。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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