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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操作及其效果——新加坡选举史中的不和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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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黄奕维(国立政治大学)      2017-6-29
原载于《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
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publication/quarterly/TDQ1402004.pdf

如果宪法修改是因为某个人,这对新加坡人来说将是可悲的。

—陈清木,2016年9月17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在2016年9月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国民支持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担任总理。由于在总理李显龙昏倒后不久发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视,当事人也急于澄清无意愿。在这个议题上,李显龙虽未反对非华人总理,但将懂华文设为条件。约在 Yahoo Singapore 发表民调的同时,李显龙也宣称少数民族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故推动改革总统选制以保障其当选机会。修法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2017年9月将选出少数民族担任总统。

Yahoo Singapore 的民调和李显龙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民在选举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诠释。前者以数据显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选民成熟、族群和谐的象征,后者则暗示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选民受限于族群思维,倾向支持华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须透过修法来补强族群和谐。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谐的程度为何?为何民众支持的少数民族政治明星担任总理,需要以说华文为条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数族群知名,就总统选举的位阶而言,应早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为何此时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担任总统的机会?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族群为核心,回顾新加坡选举史。不但有助解释新加坡官民间视角的差异,也能探讨族群与选举考量衍生的问题,更能检视即将来临的2017年总统选举。

文献回顾

一、族群与记忆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总结各说,将其定义为“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简言之,就是主观认定或被认定有共同传统的一群人。惟正如 Eric Hobsbawm所批评,许多所谓古老的传统,常是最近被编造的(invented),而族群构成就是很好的应用,因为牵渉到复杂的主观认知。学者们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构是一连串的“记忆、遗忘、诠释与编造”(remembering, for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而 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叙述者的目的。例如许多历史上的杀戮,为了符合当今民族建构需求,而出现选择性记忆以定位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族群的记忆建构最关键的叙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 Carter A. Wilson认为政治是影响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与政策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然而法律与政策亦可迅速改变白人优越的地位,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员因而常透过参与政治竞争,担任政府机构的代表,取得资源分配与诠释政策的权力。Sniderman、Crosby 与 Howell就指出,种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竞争性选举压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辖的多元族群社会格外引人重视。其多元种族政策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藉族群政策达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加强种族分类的同时,也藉此将自己塑造为族群和谐制造者,并以此寻求其执政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父权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而族群与其执政模式的关联则如 Carl Trocki所指出,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权式管理社会的借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

要做到父权式管理,必定要能压制反对的声音。Kevin Tan形容执政党对付反对者的弹药库(arsenal)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谐。James Jesudason则以1997年选举为实例,指出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律师,被形容为威胁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汉沙文主义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这仅是由于他批评了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最后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谐要成为压制的理由,必然基于族群和谐必要性的历史记忆,因此如何塑造这种记忆至为重要。种族不和谐多源自社会中少数族群的长期不满,但最后会爆发社会冲突,关键在于该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团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组织与动员,因为菁英会定义、创造与操纵相关不满与矛盾。菁英操作族群关系必定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以前述新加坡政府巩固支持的策略为例,Stephan Ortmann就指出其长期在身份认同上操弄危机意识,刻意强调自己身处“敌人(马来人)领土”(enemy territory),因此记载历史时十分强调族群冲突。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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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学历在新加坡就是一个学听话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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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7-7-1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x756.html

现在李显龙如果退下来,连一个合适的接班人都没有,一群漂亮的笨蛋高官只会跟着老大听话吹捧,看不到一个有主见有魄力的人才,人才都被小六会考、小四分流给打下去了,然而大多数孩子在这个年龄头脑还没有开窍呢,除非自己有钱出国留学,如徐顺全博士那样,但最后却搞成反对党。

在新加坡凡事都要讲学历,尤其是进入高级政府部门工作几乎个个都是奖学金得主,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事实上学历学历在新加坡就是一个学听话的历程。

挑选听话的人,新加坡从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开始严格筛选了,小学四年级开始第一次筛选,小六再进行第二次筛选,从此人生的道路就出现了天各一方的巨大差距。

小学阶段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往往都取决于父母的态度,只要父母抓的紧,那么外加孩子听话就基本上都能取得好成绩,按照老师教的父母准备的,补习老师加料的就够了。然而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孩子的个性必须顺从老实听话,顽皮的孩子即使再聪明也会在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全局来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似乎这样的人接受高教育是危险的。

事实上,中规中矩形式的学习对思想活跃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恶梦,但新加坡的教育方式好像就是需要挑选这样中规中矩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看到内阁一大批漂亮的笨蛋,没有几个能够做事实的,只会考试拿奖学金,这些人连每天闹毛病的地铁也治不了,还怎么治国呢?

大家熟悉的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可以成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谈谈。他在新加坡读书阶段一向成绩平平,之后连大学也考不上,但到了美国后,他却能够出类拔萃并取得博士学位,难道是说美国人都太笨?这样一来,新加坡那么多比徐顺全考试成绩好的人,岂不是新加坡早就可以统治全球了乎?乎乎乎?

其实这就很清楚的说明了新加坡教育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这不是说中规中矩的学子不好,社会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人,但教育的目的是启发培养全面人才,而不是只挑自己要的然后抑制其余的。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18, 2017 at 3:35 下午

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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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    2017-4-7
https://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余澎杉、鄞义林、韩慧慧

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Amos Yee)早前获美国芝加哥移民法院批出政治庇护,虽然随即迎来美国政府当局的上诉,令他是否能成功获得庇护添上不确定因素;然而,早年的特首称香港可以参考“新加坡模式”的言论言犹在耳,如今新加坡的一位青年却因为发表意见而要申请政治庇护,令人忧虑,那“新加坡模式”用在香港,香港人的表达自由又是那些光景?

新加坡的“那些”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均于早年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其城市发展度和规模相若,不少人均不其然将两者比较;诚然,新加坡政府于保障市民适足住屋权等方面或许比香港政府稍胜一筹,然而,对于表达自由,新加坡政府却重重设限。

余澎杉被控以“意图伤害宗教感情”等八项控罪只是一个比较为人熟悉的例子,然而,新加坡已不同法例起诉异见人士,已屡见不鲜;早年,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因多次批评执政人民行动党而被控诽谤;2006年他因为从事“无准证演讲”而被罚款,后来因难以缴款而面临入狱。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7, 2017 at 9:35 下午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高薪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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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1-16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吗?事实上它更像一家企业,而且是家族企业。作为董事长的李光耀聘请来的各部门主管和企业职工,当然不允许腐败发生。李光耀不无骄傲地举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李光耀自己也知道“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新加坡的廉洁是李光耀最为得意的政绩,行动党人和媒体反复炖着这个永恒不变的锅底料,是不能诋毁的政绩之歌。在回忆录中,李光耀“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但是,在炫耀行动党的“纯洁廉明”的同时,李光耀“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些行动党人贪得无厌。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

“1975年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

至于1990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奈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入狱3个月,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1995年,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崔汉添因收取1390万元回扣,被判处14年徒刑;199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自政府机关共诈得逾1250万元等案件,李光耀就绝口不提了。不但不提这些有损于新加坡廉洁的声誉,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俗话说,打不完的苍蝇,捉不完的贼。无论李光耀如何铁腕反腐,克制了中下层公务员的贪婪,新加坡的贪腐事件仍层出不穷,禁而不绝,权色交易、行贿受贿、挪移公款、失信等腐败在警界、商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各个阶层领域发生,甚至在大专学府,也有学生牺牲色相,换得一纸毕业文凭。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掌控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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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1-7

正当言论被封锁,社会舆论被封杀,不同意见被禁音,这就是新加坡的言论现状。行动党人很热衷于世界排名,几乎样样都名列前茅,唯独不见官方公布新闻自由排名。“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的排名为第149位,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是同属一类档次。这种不文明的丢脸排名,是政治思维的必然结果。

媒体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广泛和深刻,成为官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渠道。李光耀深谙谁掌控了媒体,谁就控制了民众的思想,民众就会自觉的去认同官方的认识,用新闻来洗人们的脑子是非常有效的道理。官方的认知,就成了民众的认知。谁掌控了民意,谁就掌控了操纵政治权力的资格,掌控了历史解释权。因为这件媒体神器可以决定信息的走向,也可以操控人民的情感,能够操控媒体就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并把自己目的强加给他们,或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其他主体类似信息的影响。

1959年9月16日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设宴请李光耀演讲。“他言辞滔滔地说:‘我要把新加坡造成一个‘没有新闻’的地方……我如果能够减少岛内的一些危机或一些不祥事情,那么驻在本地的外国通讯员就会没事可做了。对我们则是‘没有新闻就是好事。’”(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在李光耀上台之前,警告《海峡时报》“我公开表示要同该报对抗,并恫言行动党倘若在该报处处作对的情况下仍旧获胜,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

开宗明义,李光耀要牢牢控制媒体了。

新闻自由,是李光耀执政前的主张,执政之后就立马否定自己了。陈加昌说:“李光耀登上总理高位之前与后,对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所发表的公开谈话,显示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前后有极端的差别。而且,他后来对媒体报界应该在建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也和一般上人们认为媒体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肩负的督促施政、反映民意的第四权的任务,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人忘了国情不同),各种思想自由交流的构想也成了空谈。”

“早在行动党尚未成为执政党时,李光耀公开表明:‘言论自由是不应受限制的’。”“李光耀第一次当选为立法议员后不久,作为反对党议员,他曾多次主张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等自由。当时马共和左翼份子还在滋事,李光耀强力主张废除‘紧急法令’,鼓吹自由交流,百花齐放。”

“在同年(1959年)的5月18日,距离大选还有12天,他似乎已经肯定自己那天以后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会赢得政权。于是他说,他的政府‘在5月30日之后,任何报馆如果破环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关系,包括合并取得独立的政策,或者使两岸关系紧张,将要面对颠覆罪,任何编辑、评论员或记者如果追随这种媒体的路线,在政府维护公安法令条例下,我们将会扣留他和关禁他。’”(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里外都是理,反正都正确,你能咋滴?

记者陈加昌是“知道”李光耀的。“我清楚记得,5月大选到来前几天……我趁此难遇的‘一对一’机会问他:‘若人民行动党执政,会不会自己来办一份报纸(现有的《行动报》不在内)?意气风发的李光耀冷笑着说:‘哈,哈!到时的报纸都是我们的,我们不会蠢到自己来办报。’”“以李光耀的性格与霸气……他的话不可能是随便讲讲”。“星马两地此时也已经独立建国。新闻采访没有英国殖民地时期灵活有弹性了。”(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阅读更多 »

星洲网红少年投奔美国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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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萧墙      2017年1月8日第31卷2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82983547101&docissue=2017-02

因网络言论遭新加坡法庭两度判监的少年博客余澎杉,入境美国时申请政治庇护,他要证明回国可能遭政府以种族、宗教、政见理由起诉。余曾是儿童演员,自学一口流利美式英语。

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图:欧新社)

多次因网络言论遭法庭判处监禁的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在圣诞假日前再度传出新闻,他因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而遭拘留在芝加哥麦亨利县接受审查。据报道,在美国的新加坡社运人士在与他接触后指出,余澎杉是在十二月十六日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但在入境时向海关表示要申请政治庇护,海关于是将他拘留,等待庭审。

余澎杉不是第一个寻求外国政治庇护的新加坡人,但一九九八年出生的他肯定是最年轻的一个。由于按照新加坡法律,他已届服兵役的年龄,因此也有舆论认为他是为了逃避兵役。

新加坡资深传媒人巴吉向香港《南华早报》表示,新加坡政府不希望事情被渲染或(对余被拘留)提出抗议。余不是新加坡通缉犯,他已经为过去所做的事付出代价,如果他要住在美国而且获得庇护,那是他的人权。

但事情未必那么简单。

已经入籍美国、执律师业、前反对党人戈巴兰·奈尔,几年前在一个叫“新加坡异议者”(Singapore Dissident)的网站上为文指出,一些新加坡人想要以“难民”身份在西方国家寻求庇护,是不可能的事,虽然新加坡政治钳制与言论管制举世皆知,但如果仅以自己无法表达政治观点为由,也很难被西方国家接纳。拒绝服兵役也不可能被接受为理由。

奈尔专长美国移民法与刑法。他说,如果以“寻求庇护者”(asylum applicant)的身份到西方国家后,再证明自己害怕回国可能遭遇政府以种种理由(包括种族、宗教、政见和社团)的起诉,加上具体案例,那就比较有可能成功。

他以自己的例子说明。他毕业自新加坡顶尖的莱佛士书院,在英国读法律后回国投入当时惹耶勒南领导下的工人党,一九八八年和九一年两度参选国会议员落败。他写道,八十年代自己写信给当时的总检察长陈文德,询问既然英国枢密院已经宣判惹耶勒南无罪,为什么总检察长要劝喻新加坡总统不赦免他。奈尔指称自己为此而被禁止执业两年。 阅读更多 »

访问傅树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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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员:韩莉颖(Kirsten Han)     受访者:傅树介医生    2016-5-25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5/25/采访傅树介医生-an-interview-with-dr-poh-soo-kai/

2016年2月13日,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发布会是在一个拥挤的会场举行。我和负责摄影的Tom White在(星期二)傍晚和傅树介医生见面了。我们谈及了有关他出版的这本书、被监禁期间的事以及对新加坡的看法。这一篇摘要访谈是经过编辑的。它刊登在4月份的《Southeast Asia Globe》刊物最后一页里。现在全文刊登这次访谈的内容。

我没有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及时全部输入——因为我不是机器,我无法快速的输入——我在过程中对某些词句进行修饰让大家便于阅读。

问:经过这么冗长的时间,是什么动机促使您撰写这本回忆录?

答:事实上,我很早就想撰写我的回忆录里。当我在监禁在牢内时就是想过要撰写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当我释放出来时想过的。——后来我赚了一些钱——我决定去英国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

事实上,这是他们把我监禁在牢里的理由之一,我不是在接受他们的条件下释放出来。因为,假设我是接受他们的条件出来的话,那么,我所说的一切是无法令人置信的。

问:在您准备出版这本书之前时间已经流失了许多了啊!

答:哦!是的。首先,我是在很早的时候搜集资料的。那时我去了伦敦,我搜集资料是在1994年。但是,当时我却不知从哪儿开始下笔。我完全没有构思过如何撰写这本书。

事实上,当我搜集后把它把带回来,我告诉了陈仁贵。但是,他却说,“你所搜集的资料都没有注明日期!”

我们没有资料,我只是搜集了一些没有注明日期的资料。这样情况下我是不可能撰写任何东西的。我是从这儿开始学习搜集资料了。

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在仁贵的协助下完成的。这本书名叫《华惹风云年代》(The Fajar Generation)。仁贵在逝世前告诉我,我必须撰写更多有关冷藏行动的书籍。在孔丽莎博士协助下,我撰写的内容改进了很多了。我从中知道一本书的完成所要经过的过程。

华惹一代

在《在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50周年》这本书出版后,我已经有了要出版一本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的概念了。你必须知道文章的索引和资料引自何处。但是我还是没有什么信心。这一切还是在后来,大约在4年后吧,在FUNCTION 8的成员一直说服我“你必须写”下,我才真正的实现。

冷藏行动中文版

但是,我始终一直在拖延着。我并不是不要撰写,而是我延后了一些时间。我确实有一点懒散。

在开始撰写的哪一刻,我开始感觉到兴趣来了。但是,我要讲述一些事件时却苦于没有事实的依据。例如,我要谈到(关于林有福政府指责林清祥号召)“打警察 (pah mata闽南语)”的事件时。您知道有关“打警察 (pah mata闽南语)”的事件吗?这是林清祥在1960年和一起回家的路上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说过这句话。这是他们(指林有福政府)自己说的,他根本就没有用过这些字眼。但是,我要如何推翻他们指(林清祥)说过这句话呢?

每当他举行任何记者会时,例如他接受Melanie Chew的采访时,他说了。Melanie Chew也在自己出版的书籍里提到这件事了。她说,“清祥说,他没有说过“打警察 (pah mata闽南语)”。但是,在这远远不足于让我说明清祥没有说过“打警察 (pah mata闽南语)这句话。因为指控他这句话的人是一名部长。他是在立法议会做出这项指控的。当时李光耀本人是出席立法议会的。因为当时林清祥发表演讲时李光耀也出席了那场竞选群众大会。他应该知道清祥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就造成了我很难下笔。我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叙述这起事件。就在这个时候,谭柄鑫博士发现了一份(解密)资料,进而扫除了这个障碍,就此解决了这个难题。

还有其他的问题造成了我的延误撰写这本书。否则,它可能很早就面世了。我感到非常幸运,它最终是出版了。因为它拥有了更多的资料。你有了各种想法、你可以分析各种问题,但是,这一切都缺乏事实,具有铁一般的可以驳斥的事实啊!

问:您认为,我们会看到新加坡政府解密他们的档案资料吗?

答:我不认为新加坡政府会这么做,因为这些资料太敏感了,除非他们把其中一部分资料内容删除掉。新加坡的档案馆并没有全部的文件。例如,关于伊登园的资料就不在了。我想,他们或许已经销毁了……一些历史学者去找过,但是,他们说并不在哪儿。

因为这将带来一个问题是否……或者为什么谢尔克要邀请我们?英国人没有否认邀请我们这件事。谢尔克没有否认邀请我们!他只是说,詹姆士·普都查理打电话和他约定茶会的时间,这一切都是事实。詹姆士·普都查理切实给他打了电话。是我们让詹姆士·普督查理回复他的邀请的。我们并没有要求谢尔克接见我们。因此,我认为,我们将远远不会拿到这些详细资料。

问:很多人要求设立调查庭。

答:是的。调查有关逮捕行动的问题。因为这是非常困难的……假设像林清祥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立法议员都可以被安上一个“打警察”(‘pah mata’闽南语)罪名,那么,您认为对其他人又怎么不可以呢?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所以这是相当困难的。

同时,他们是在谈论到有关使用(有关法令)……是极其严格的。这样他们的《防止公共安全法令》(Prese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简称PPSO) 不会被滥用。在英国人时代开始直到1959年取得政权为止。英国人就一直实施这条法律。你的案件时可以在一个委员会里进行检讨的。他们把这个委员会成为检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权利超越由上级委员会的决定,自行决定是否要释放你或者继续扣留。在行动党取得政权后,他们更改了法令。他们设立了谘询委员会取代了原有的检讨委员会。这个谘询委员会没有实质的权利。我在1967年获得谘询委员会决定释放,但是,政府却取消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问:谁被委任进入咨询委员会?

答:谘询委员会的委员是大法官和其他两位陪审法官。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被委任的。我的案件是由Winslow法官、杨锦成教授和一位不知道其职位的林先生。我曾经和杨锦成教授一起工作过。

问:您是如何为这本书命名的?

答:我给这本书命名为《生活在欺瞒的年代》。那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都是生活在欺瞒的日子里。谢尔克就是经常使用这个字眼的。他说,“我们将不会参与这个欺瞒。”他说的这句话是指李光耀在失去芳林补选后,他要内部安全委员会取消他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他说,他不会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行动党上台前时是要求释放所有被监禁在牢内的政治犯。但是,李光耀要谢尔克越权做出这个决定。但是,不管是谢尔克或是东姑都不会这么做。谢尔克把李光耀的这个要求形容为欺瞒。所以我也把这本书命名这个名字。

李光耀在处理人民是事情就是欺瞒。在法律第30条下,这就是一种欺瞒行为。在法律第30条项下有关被扣留者……那些拘留者不允许参与1959年大选。这是林德宪制有关大选的法律。拘留者不允许参与大选。

对于这个想法,我是在后来从李光耀哪儿发现的。他告诉英国人和林有福必须做。英国人一开始是感到不高兴。因为他们担心将成为先例,因为身为政治拘留者,我们是拥有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我们不是刑事犯。但是,李光耀说服了他们。

后来我知道了。他就是那个说服英国人的人。他是在个别情况下说服英国人和林有福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同时和两个人谈。这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行为。因为当周瑞琪(林有福时期的教育部长)提到立法议会上时,林有福说,“你在耍弄肮脏手段,我们也耍弄肮脏手段”。这就是说。你在谈有关周瑞琪的事情案件,那我将会谈第30条法令。

李光耀跳起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谎言。”从技术上而言,因为林有福说,“我们同时见了英国人”。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一齐见了英国人”。他们没有同时与英国殖民官员交谈。他们是个别与英国殖民官员交谈的。所以,在技术上李光耀是对的。

问:您认为我们仍然还在欺瞒的年代?

答:我想,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年代。今天我不是太了解现在的政府。您必须去问一问今天政治家。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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