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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党要准备成为替代政府 新加坡有可能实现两党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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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擎天    2017-11-9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109-746

两党制的民主机制无法凭空运行,它不是靠选举一人一票就可以达成,而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换一个说法,行动党在执政以来,特别是李光耀时代,已经奠定了一党独大体制的基础,遏制反对力量的壮大。只要一党独大体制继续,两党制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性。

谢静怡制图

配合工人党成立60年出版的《与新加坡同行》,讲述工人党1957年创党至今的发展历程,当中收录了秘书长刘程强的访谈,其中他多次使用了“替代政府”一词。

刘程强说:“我们已成功建立一个人才基础,让党采取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组成潜在替代政府的阶段。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党若要成立一个替代政府,首先必须拥有组织能力。你必须拥有以团队为基础的运作模式,一个人们可以运作的体系。这就是基础,而我认为我们具有这样的组织基础,让人们了解运作。我们有扩大规模的潜力,但这也取决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动党变得腐败,否则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所以我们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替代政府,我不敢肯定。”

“副驾驶”策略奏效 获选民青睐

刘程强所领导的工人党之所以能够获得选民青睐,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副驾驶”策略,摆明工人党无意取代人民行动党,仅在国会扮演监督制衡的角色。他在访谈中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这个判断是否继续有效,是决定工人党能否在他明年卸任后走出一条新路的关键。

新加坡不具备实现两党制条件 行动党控制社会重要资源

我认为领导工人党16年的刘程强的政治嗅觉还是敏锐的,新加坡人并不要行动党下台,除非它变得腐败。要取而代之,工人党首先必须先在国会赢得至少20席,能够提出不同于行动党的政策论述,并且推出影子内阁名单。唯有这些条件具备,才算是有了两党制的雏形,也才能讨论替代政府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新加坡并不具备实现两党制的条件。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尽管地铁丑闻开始暴露出体制的某些弊病,但行动党在长期策划和有效执行方面的实力还是有的。只要这个不变,新加坡人就没有要推翻它的动机。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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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操作及其效果——新加坡选举史中的不和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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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黄奕维(国立政治大学)      2017-6-29
原载于《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
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publication/quarterly/TDQ1402004.pdf

如果宪法修改是因为某个人,这对新加坡人来说将是可悲的。

—陈清木,2016年9月17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在2016年9月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国民支持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担任总理。由于在总理李显龙昏倒后不久发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视,当事人也急于澄清无意愿。在这个议题上,李显龙虽未反对非华人总理,但将懂华文设为条件。约在 Yahoo Singapore 发表民调的同时,李显龙也宣称少数民族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故推动改革总统选制以保障其当选机会。修法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2017年9月将选出少数民族担任总统。

Yahoo Singapore 的民调和李显龙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民在选举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诠释。前者以数据显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选民成熟、族群和谐的象征,后者则暗示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选民受限于族群思维,倾向支持华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须透过修法来补强族群和谐。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谐的程度为何?为何民众支持的少数民族政治明星担任总理,需要以说华文为条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数族群知名,就总统选举的位阶而言,应早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为何此时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担任总统的机会?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族群为核心,回顾新加坡选举史。不但有助解释新加坡官民间视角的差异,也能探讨族群与选举考量衍生的问题,更能检视即将来临的2017年总统选举。

文献回顾

一、族群与记忆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总结各说,将其定义为“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简言之,就是主观认定或被认定有共同传统的一群人。惟正如 Eric Hobsbawm所批评,许多所谓古老的传统,常是最近被编造的(invented),而族群构成就是很好的应用,因为牵渉到复杂的主观认知。学者们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构是一连串的“记忆、遗忘、诠释与编造”(remembering, for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而 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叙述者的目的。例如许多历史上的杀戮,为了符合当今民族建构需求,而出现选择性记忆以定位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族群的记忆建构最关键的叙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 Carter A. Wilson认为政治是影响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与政策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然而法律与政策亦可迅速改变白人优越的地位,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员因而常透过参与政治竞争,担任政府机构的代表,取得资源分配与诠释政策的权力。Sniderman、Crosby 与 Howell就指出,种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竞争性选举压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辖的多元族群社会格外引人重视。其多元种族政策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藉族群政策达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加强种族分类的同时,也藉此将自己塑造为族群和谐制造者,并以此寻求其执政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父权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而族群与其执政模式的关联则如 Carl Trocki所指出,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权式管理社会的借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

要做到父权式管理,必定要能压制反对的声音。Kevin Tan形容执政党对付反对者的弹药库(arsenal)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谐。James Jesudason则以1997年选举为实例,指出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律师,被形容为威胁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汉沙文主义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这仅是由于他批评了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最后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谐要成为压制的理由,必然基于族群和谐必要性的历史记忆,因此如何塑造这种记忆至为重要。种族不和谐多源自社会中少数族群的长期不满,但最后会爆发社会冲突,关键在于该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团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组织与动员,因为菁英会定义、创造与操纵相关不满与矛盾。菁英操作族群关系必定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以前述新加坡政府巩固支持的策略为例,Stephan Ortmann就指出其长期在身份认同上操弄危机意识,刻意强调自己身处“敌人(马来人)领土”(enemy territory),因此记载历史时十分强调族群冲突。 阅读更多 »

学历学历在新加坡就是一个学听话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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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7-7-1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x756.html

现在李显龙如果退下来,连一个合适的接班人都没有,一群漂亮的笨蛋高官只会跟着老大听话吹捧,看不到一个有主见有魄力的人才,人才都被小六会考、小四分流给打下去了,然而大多数孩子在这个年龄头脑还没有开窍呢,除非自己有钱出国留学,如徐顺全博士那样,但最后却搞成反对党。

在新加坡凡事都要讲学历,尤其是进入高级政府部门工作几乎个个都是奖学金得主,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事实上学历学历在新加坡就是一个学听话的历程。

挑选听话的人,新加坡从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开始严格筛选了,小学四年级开始第一次筛选,小六再进行第二次筛选,从此人生的道路就出现了天各一方的巨大差距。

小学阶段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往往都取决于父母的态度,只要父母抓的紧,那么外加孩子听话就基本上都能取得好成绩,按照老师教的父母准备的,补习老师加料的就够了。然而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孩子的个性必须顺从老实听话,顽皮的孩子即使再聪明也会在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全局来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似乎这样的人接受高教育是危险的。

事实上,中规中矩形式的学习对思想活跃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恶梦,但新加坡的教育方式好像就是需要挑选这样中规中矩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看到内阁一大批漂亮的笨蛋,没有几个能够做事实的,只会考试拿奖学金,这些人连每天闹毛病的地铁也治不了,还怎么治国呢?

大家熟悉的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可以成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谈谈。他在新加坡读书阶段一向成绩平平,之后连大学也考不上,但到了美国后,他却能够出类拔萃并取得博士学位,难道是说美国人都太笨?这样一来,新加坡那么多比徐顺全考试成绩好的人,岂不是新加坡早就可以统治全球了乎?乎乎乎?

其实这就很清楚的说明了新加坡教育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这不是说中规中矩的学子不好,社会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人,但教育的目的是启发培养全面人才,而不是只挑自己要的然后抑制其余的。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18, 2017 at 3:35 下午

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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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    2017-4-7
https://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余澎杉、鄞义林、韩慧慧

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Amos Yee)早前获美国芝加哥移民法院批出政治庇护,虽然随即迎来美国政府当局的上诉,令他是否能成功获得庇护添上不确定因素;然而,早年的特首称香港可以参考“新加坡模式”的言论言犹在耳,如今新加坡的一位青年却因为发表意见而要申请政治庇护,令人忧虑,那“新加坡模式”用在香港,香港人的表达自由又是那些光景?

新加坡的“那些”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均于早年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其城市发展度和规模相若,不少人均不其然将两者比较;诚然,新加坡政府于保障市民适足住屋权等方面或许比香港政府稍胜一筹,然而,对于表达自由,新加坡政府却重重设限。

余澎杉被控以“意图伤害宗教感情”等八项控罪只是一个比较为人熟悉的例子,然而,新加坡已不同法例起诉异见人士,已屡见不鲜;早年,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因多次批评执政人民行动党而被控诽谤;2006年他因为从事“无准证演讲”而被罚款,后来因难以缴款而面临入狱。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7, 2017 at 9:35 下午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高薪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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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1-16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吗?事实上它更像一家企业,而且是家族企业。作为董事长的李光耀聘请来的各部门主管和企业职工,当然不允许腐败发生。李光耀不无骄傲地举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李光耀自己也知道“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新加坡的廉洁是李光耀最为得意的政绩,行动党人和媒体反复炖着这个永恒不变的锅底料,是不能诋毁的政绩之歌。在回忆录中,李光耀“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但是,在炫耀行动党的“纯洁廉明”的同时,李光耀“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些行动党人贪得无厌。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

“1975年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

至于1990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奈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入狱3个月,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1995年,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崔汉添因收取1390万元回扣,被判处14年徒刑;199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自政府机关共诈得逾1250万元等案件,李光耀就绝口不提了。不但不提这些有损于新加坡廉洁的声誉,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俗话说,打不完的苍蝇,捉不完的贼。无论李光耀如何铁腕反腐,克制了中下层公务员的贪婪,新加坡的贪腐事件仍层出不穷,禁而不绝,权色交易、行贿受贿、挪移公款、失信等腐败在警界、商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各个阶层领域发生,甚至在大专学府,也有学生牺牲色相,换得一纸毕业文凭。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掌控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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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1-7

正当言论被封锁,社会舆论被封杀,不同意见被禁音,这就是新加坡的言论现状。行动党人很热衷于世界排名,几乎样样都名列前茅,唯独不见官方公布新闻自由排名。“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的排名为第149位,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是同属一类档次。这种不文明的丢脸排名,是政治思维的必然结果。

媒体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广泛和深刻,成为官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渠道。李光耀深谙谁掌控了媒体,谁就控制了民众的思想,民众就会自觉的去认同官方的认识,用新闻来洗人们的脑子是非常有效的道理。官方的认知,就成了民众的认知。谁掌控了民意,谁就掌控了操纵政治权力的资格,掌控了历史解释权。因为这件媒体神器可以决定信息的走向,也可以操控人民的情感,能够操控媒体就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并把自己目的强加给他们,或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其他主体类似信息的影响。

1959年9月16日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设宴请李光耀演讲。“他言辞滔滔地说:‘我要把新加坡造成一个‘没有新闻’的地方……我如果能够减少岛内的一些危机或一些不祥事情,那么驻在本地的外国通讯员就会没事可做了。对我们则是‘没有新闻就是好事。’”(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在李光耀上台之前,警告《海峡时报》“我公开表示要同该报对抗,并恫言行动党倘若在该报处处作对的情况下仍旧获胜,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

开宗明义,李光耀要牢牢控制媒体了。

新闻自由,是李光耀执政前的主张,执政之后就立马否定自己了。陈加昌说:“李光耀登上总理高位之前与后,对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所发表的公开谈话,显示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前后有极端的差别。而且,他后来对媒体报界应该在建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也和一般上人们认为媒体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肩负的督促施政、反映民意的第四权的任务,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人忘了国情不同),各种思想自由交流的构想也成了空谈。”

“早在行动党尚未成为执政党时,李光耀公开表明:‘言论自由是不应受限制的’。”“李光耀第一次当选为立法议员后不久,作为反对党议员,他曾多次主张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等自由。当时马共和左翼份子还在滋事,李光耀强力主张废除‘紧急法令’,鼓吹自由交流,百花齐放。”

“在同年(1959年)的5月18日,距离大选还有12天,他似乎已经肯定自己那天以后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会赢得政权。于是他说,他的政府‘在5月30日之后,任何报馆如果破环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关系,包括合并取得独立的政策,或者使两岸关系紧张,将要面对颠覆罪,任何编辑、评论员或记者如果追随这种媒体的路线,在政府维护公安法令条例下,我们将会扣留他和关禁他。’”(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里外都是理,反正都正确,你能咋滴?

记者陈加昌是“知道”李光耀的。“我清楚记得,5月大选到来前几天……我趁此难遇的‘一对一’机会问他:‘若人民行动党执政,会不会自己来办一份报纸(现有的《行动报》不在内)?意气风发的李光耀冷笑着说:‘哈,哈!到时的报纸都是我们的,我们不会蠢到自己来办报。’”“以李光耀的性格与霸气……他的话不可能是随便讲讲”。“星马两地此时也已经独立建国。新闻采访没有英国殖民地时期灵活有弹性了。”(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 阅读更多 »

星洲网红少年投奔美国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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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萧墙      2017年1月8日第31卷2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82983547101&docissue=2017-02

因网络言论遭新加坡法庭两度判监的少年博客余澎杉,入境美国时申请政治庇护,他要证明回国可能遭政府以种族、宗教、政见理由起诉。余曾是儿童演员,自学一口流利美式英语。

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图:欧新社)

多次因网络言论遭法庭判处监禁的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在圣诞假日前再度传出新闻,他因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而遭拘留在芝加哥麦亨利县接受审查。据报道,在美国的新加坡社运人士在与他接触后指出,余澎杉是在十二月十六日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但在入境时向海关表示要申请政治庇护,海关于是将他拘留,等待庭审。

余澎杉不是第一个寻求外国政治庇护的新加坡人,但一九九八年出生的他肯定是最年轻的一个。由于按照新加坡法律,他已届服兵役的年龄,因此也有舆论认为他是为了逃避兵役。

新加坡资深传媒人巴吉向香港《南华早报》表示,新加坡政府不希望事情被渲染或(对余被拘留)提出抗议。余不是新加坡通缉犯,他已经为过去所做的事付出代价,如果他要住在美国而且获得庇护,那是他的人权。

但事情未必那么简单。

已经入籍美国、执律师业、前反对党人戈巴兰·奈尔,几年前在一个叫“新加坡异议者”(Singapore Dissident)的网站上为文指出,一些新加坡人想要以“难民”身份在西方国家寻求庇护,是不可能的事,虽然新加坡政治钳制与言论管制举世皆知,但如果仅以自己无法表达政治观点为由,也很难被西方国家接纳。拒绝服兵役也不可能被接受为理由。

奈尔专长美国移民法与刑法。他说,如果以“寻求庇护者”(asylum applicant)的身份到西方国家后,再证明自己害怕回国可能遭遇政府以种种理由(包括种族、宗教、政见和社团)的起诉,加上具体案例,那就比较有可能成功。

他以自己的例子说明。他毕业自新加坡顶尖的莱佛士书院,在英国读法律后回国投入当时惹耶勒南领导下的工人党,一九八八年和九一年两度参选国会议员落败。他写道,八十年代自己写信给当时的总检察长陈文德,询问既然英国枢密院已经宣判惹耶勒南无罪,为什么总检察长要劝喻新加坡总统不赦免他。奈尔指称自己为此而被禁止执业两年。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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