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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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方,城市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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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6-16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6/blog-post_16.html

对于一般移民或志不在寻找城市的内涵的人们而言,这是一座出入方便的宜居城市。如果我们从较高的思想层次出发,这不过是座流动性强的移居城市,欠缺扎根的空间。我们集体成长的年代的生活面貌流失了,陪伴我们成长的从殖民地过渡到自治的年代的历史性地标也消失了。没有了记忆,如何串联民族的根?

2016年11月13日,接受了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的邀请,在艺术之家 (The Art house) 主讲了“老地方,新大楼——城市发展与保留遗产是否必须处于对立的两端?”

出席者跟我一样,认为城市发展需要保留特殊的,集体认同的地标,保留对生活的记忆,在世代之间创造持久的纽带。城市有了自己的灵魂,才能提升人民的精神层次,独树一格。

城市记忆,城市失忆

我对城市调查报告的排名榜兴趣不浓,较关注的是受访人士的反馈。以日本Mori Memorial Foundation 城市策略研究所的调查为例(2016年10月18日),国际访客觉得新加坡跟东京一样的现代化,但跟上海一样,并没有在脑海中留下特殊的印象。相比之下,其他城市不论是感染悠久的人文气息,自由女神,浪漫风情,美食或韩流,都具有一定的文化魅力。

我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义务导览时,经常碰到来自中国的自由行访客,近期多了趁着周末多拿一两天短假,来去匆匆的年轻人。他们来新加坡散心的理由是:直航,空气好,不用戴口罩,语言没什么压力。一言蔽之,就是飞到新加坡“透气”。

综合起来,新加坡是个现代化的宜居城市,但缺乏可以“寻根”的文化底蕴。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下,许多城市都会扩建基础设施,打造宜居的环境。中长远来看,这些变化对新加坡都是警惕。

日本Mori Memorial Foundation 城市策略研究所的城市印象调查

跟去年11月在艺术之家的交流会时隔半年,代表新加坡出席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续程苏州,参与了“2017世界城市峰会”。《联合早报》2017年5月19日报道[1]

黄循财出席杰出青年领袖研讨会时说,人都有怀旧的情感,想要守住童年的成长记忆,但当城市变迁对居住环境产生影响时,个人的怀旧回忆是不是都属于文化遗产要被保留下来,有待商榷。他以东南亚常见的街边小贩比喻说,小贩们可能需要给新的城市设施建设让道,搬去另一个地方经营,但只要食谱还在、可以为老飨带来地道美食,美食文化遗产一样可以被保留、代代相传。……要想把一些人从全球化的文化认同迷失、不安全感中拉出来,文化投资是一种途径。城市应当持续保有开放的思维,与世界相联,筑牢文化的锚,扩大共享空间以分享社群共同的经历和记忆等,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

关于黄循财一席话,我觉得确实有商榷的余地。

先从科学的角度来商讨:人的头脑有一个小小的海马体,负责记忆与检索,也就是组织人的情感纽带的功能。人必须通过回忆来寄托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化为生活的动力。这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人的价值所在,也是人类伟大之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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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霜桥的故事:狮城旧市集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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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明    2017-5-4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81156

不知多少社会记忆里,深埋着的辛酸故事,有心人若要发掘出来,恐怕也要趁早了。有些历史的遗产,真的是无法标价。

此幻灯片需要JavaScript支持。

新加坡小坡三马路(即 Queen Street,奎因街)的尽头,离甘榜格南皇宫和苏丹回教堂不远,是星柔快车的起点站。那里隔着一条淡水河,就是已有八十年历史的结霜桥旧货市场。

多年以来,这是新加坡硕果仅存、无需执照的跳蚤地摊所在,不少外国游客喜欢来这里淘宝,也有某某名人白手起家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卑微的街头见到转机。

这市场说要赶搬,不知说了多少回,都侥幸逃过危机。但自从这两年建了地铁站后,警钟再度响起,眼看只剩两个月的光景了。

宛若走进时光隧道

走入跳蚤市场,感觉就像走入极度扭曲的时光隧道一样。地摊摆出来的,有旧式手表和古董钟,有似幻似真的明清“通宝”钱币,也有一大堆半旧不新的手机部件。有半个世纪前本地谐星王沙、野峰的方言唱片, 也有十多年前的S.H.E.华语专辑。原来岁月真的不饶人,怎么不想长大,人也都是会苍老的。

早在五十年代,川行至新山的绿色巴士,就已经在这一带设立车站,可想而知,这个市场的人气也是靠大马人的光顾而兴旺起来。过去全盛时期,什么五金杂货店铺都有,水道岸边还有结霜桥因而得名的一家制冰厂。 阅读更多 »

专访李楚琳:别让艺术和时尚模糊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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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琬绯     2016-8-3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大家看在经济面上,会觉得文化艺术领域还是值得开拓的。在这个前提下,对艺术的关注度提高了,投资更多了,空间更大了,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
但是这种观念当然也充满了隐藏着的局限。凡是由金钱利益带动的发展,无论是文化,或保健,或饮食,或地产,甚至经济,都有弊病的。最明显的就是这种原动力常造成短暂的潮流,一旦过时了,人的兴趣就会因而消失,明明是必须长远经营的盛事因为人的口味改变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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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位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来首位女馆长坐在国家美术馆咖啡座里做访问,从我们所在的这座最新的文化座标,谈到国家整体文化艺术的建设,可以处处感受到她在认可之余一再流露的焦虑。

对于国家美术馆,李楚琳有一种“终于等到了”的欣慰。“我们的先驱画家或第二代艺术家的作品,也许称不上世界第一流水平,但毕竟是新加坡艺术发展的代表,作为国家单位的博物馆或艺术画廊,是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有系统地呈现出来。而现在我们总算有了这么一个空间,让民众有机会多接触多了解。”

一如我国用心打造的任何庞大的建设项目一样,她强调,国家美术馆就建筑结构和硬体设施来说,绝对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从装潢格局、到家具摆设,“该做到的都点到了”。但艺术馆毕竟有别于豪华酒店,艺术和时尚之间的界线还是应该有所区分。“国家美术馆的项目其实让我有感于新加坡已渐渐意识到艺术也可以当成一种时尚来经营了。从过去觉得搞艺术不赚钱,到现在开始懂得做艺术其实也可以跟时尚结合起来,是思维上的改变。可是这终究还是停留在时尚的层面,并不是深入到生活、到文化的整个运作,来看待艺术这回事。”

李楚琳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她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的丰富研究与策展经验。在她看来,艺术馆最为重要是馆藏、展览内容与呈现方式,是不是能把丰富有价值的馆藏呈现给观众,让观众可以在舒适自我的空间里学会欣赏和珍惜展览内容。

国家美术馆策展团队的专业与用心,李楚琳是认可也是有所期待的。只不过一些细节上的疏漏,可能会对观众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影响了展览的素质,让她觉得有些遗憾。

其中一个例子是文字说明的呈现效果是不是清晰。“画作挂起来之后,必须确保展板上的文字说明也能在某种室内的灯光效果下看得到。美术馆采用的呈现方式是灰底白字,在光线不够亮的情况下会完全看不清,这就给观众在赏画的时候造成很大的不便。怎么不采取白底黑字来呈现呢?再怎么单调,也还是有它实用的价值。”

她提到的另一点,对于公众一些不适当举动如与画作靠得太近甚至用手触摸,在展厅里值勤站岗的管理员视若无睹,既达不到教育观众的目的,也无法维护对艺术作品应有的尊重。

“观众来看画,展示牌、灯光、展厅的设计应该怎么配合,很多细节都要兼顾,才能达到协助观众加深认识、提高鉴赏能力的目的。我们在硬体方面做得很好。可是软体方面,包括组织和态度,都还有待加强。

这其实也恰恰反映了整个社会对艺术的价值观:艺术是不是我们切身的问题,或者只是一种物质上的表现。我们今天经济发达、国家高度发展,以第一世界的姿态挺身而出。可是往往因为一些小细节的疏漏,就暴露了不足之处。” 阅读更多 »

试探斯巴达的边界:专访新加坡新锐导演巫俊锋(谈创作、历史、同志、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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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易叡      2016-5-13
https://www.twreporter.org/a/boo-junfeng-appren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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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Apprentice Team提供、Yew Jiajun摄

看起来依旧孩子气,其实才30出头的巫俊锋,今年要出第二部长片了。其实6年前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沙城》(Sandcastle),早已获邀参加坎城影展的国际影评人周。但相较于在台湾夺下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爸妈不在家》)的陈哲艺,巫俊锋镜头下的故事,不论在议题设定和叙事手法上,因为都带点在新加坡脉络下的禁忌成分,不容易成为热门院线。

俊锋的谈吐温吞而朴拙,但观察和说故事的功力却细腻而犀利。曾经在西班牙参加侯孝贤导演工作坊的他,自认受到侯导的启发颇大。作品不断探索集体和个人记忆的交迭、世代正义在不同时空里的冲突。像《沙城》是透过一位失智症阿嬷的记忆,重现了被国家建构史观所遮蔽的华校抗争史;在6年前的新加坡,是少数愿意深刻处理这段历史的大众艺术作品。

作为执镜者,巫俊锋对于主题的选择、角度的设定无疑都是大胆而尖锐的。然而他却能透过镜头,让影中人从不同角度阐述观点,透过情绪的碰撞激起观众的共鸣或思辩。在思想和言论控制严格的新加坡,一部电影要能够兼顾议题性和美感,的确存在着技术上的难度,但巫俊锋的作品往往能够突破两者的限制,在胶卷 (reel) 上用虚构的故事,叙述出平行于国家建构话语的真实 (real) 世界。

2016年,俊锋的第二部长片即将上映了。由5个不同国家单位出资拍摄的《学徒》(Apprentice),描绘了一位在监狱任职的年轻公务员的职涯挣扎。主角的亲人曾经因犯罪而被判死刑,自己却即将成为死刑执行官的接班人。

千禧年之前,新加坡是每年死刑的执行数与总人口数相除,全球比率最高的国家,每百万人口执行13.57宗死刑。2000年后虽然执行的数量锐减(近几年,每年的执行人数都为个位数),司法上对于可判决死刑的犯罪定义却仍然不变,方式依然是古老的绞刑。《学徒》企图呈现的,是这个世代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有趣的是,巫俊锋说,《学徒》所选择的议题虽然看似就要挑战新加坡电检制度的底线,他最后还是得到了该国媒体发展管理局的资助,原因在于巫俊锋虽然自己反对死刑,但这部片却不是拿来宣扬自己理念的金木口舌,他利用了一个两难情境,让观众自己去探索何谓正义。在严刑峻法依旧的类斯巴达城邦,和仍然以应报理论作为正义基础的新加坡社会,这部片会带起什么样的讨论,的确让人翘首以待。

《学徒》描绘了一位在监狱任职的年轻公务员的职涯挣扎,企图呈现这个世代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影片提供:Apprentice)

以下是与巫俊锋的访谈内容:

吴:什么情况下让你想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巫:或许又天真又傻。我15岁就想当个电影制作人。其实我在高中时成绩并不好。也因此我就说服了父母,说我无法在一般学校继续就读。他们也同意了我可以去读个理工学校学拍片。我开始读电影之后,成绩也好了起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冒了个险并去做我喜爱的事情。用这比较传统的方式来说服父母这是我想做的事,同时也可以用学业来说服周边的人。

吴:有哪些艺术工作者或是电影导演、演员对你的拍片经历产生过什么影响吗?

巫:在人生中不同阶段都会受影响。作为一个电影学的学生,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电影制作人来启发、影响。有时候你会模仿他们。比如在2005年我去参加亚洲电影学院,当时侯孝贤是院长,所以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他让我大开眼界,在导演上、故事叙述上,而这对我第一部电影《沙城》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喜欢任何好的电影,而没有特定哪些导演。当然,我还是一直在追踪我所佩服的导演,如韩国的李沧东,日本的是枝裕和。

吴:你刚提到讲故事,想藉由电影说什么故事?

巫:我对不理解的人物感兴趣。我喜欢用写作、研究过程、工作坊来理解我们读到或是听过人物背后的人性。好比说我最新的电影《学徒》,就是有关一个死刑执行官和他的助手。当我开始这部电影的工作时,根据我所读到的和研究的,在我脑海中就对人物有了印象。我试图挖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人性。这让我学到了很多人性的种种层面,以及我们如何定义它的各种方式。这使让漫长的制作过程中不会让人觉得无聊。我想挑战所有这些不同的主题和人物,并探讨他们不同的面相。 阅读更多 »

从前的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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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3-10-25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3/10/blog-post.html

咖啡店没有特别营造的灯光,也没有怀旧的音乐,有的是呀呀的吊扇声,但对普罗大众来说却具备了悠闲的格调,吃喝是形式,联谊是内涵,拍拖都可以拍到咖啡店里头去,是个典型的情感联络站。

祖母爱喝咖啡乌,我就提着这种咖啡唛,跟头手买了一毛钱苦咖啡

水仙门度过了童年的少年的19个春秋岁月,我的家在骑楼上,楼下是个好地方,50米外有两家咖啡店,一家叫芳园,是琼籍人士开的,镶着金牙穿着汗衫睡裤的肥老板掌管铺面,坐在门口柜台后面,中气十足,跟算钱的伙计一唱一和。

肥老板也负责一整个的面包和糕点的门市生意,收钱后用回那双沾满铜臭味的双手拿面包切面包,我们就这样吃着面包长大,肥老板就这样衰老。祖母爱喝咖啡乌,我就提着咖啡唛(容器)走到咖啡店后面的厨房,跟头手买了一毛钱苦咖啡,回家自己加糖,够我们两人喝了。后来芳园在竞争压力下求变,租了五分一的店面给海南鸡饭摊,黄澄澄带油的海南鸡飘出诱人的芬香,也带旺了传统咖啡店。

大华肉挫面的发源地

另外一家叫大华的咖啡店刚好就在新加坡河边,大华肉挫面和郑金泉潮州卤鸭是两大亮点,午餐时间人头涌涌。大华的老板本是琼州人,但因赌马而倾家荡产,将咖啡店卖了给人,新老板是琼州人还是后来取代海南人咖啡店的福州人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我们还记得大华是唯一的一间让街坊借电话的商店,在那个电话号码还是五位数,电话还不普遍的年代打造了一丝丝的人情味。

至于郑金泉潮州卤鸭,父亲记得当年他还在附近印刷馆当学徒,跟几位师傅一起用餐,卤鸭是贵货,他们吃不起,有时卤鸭摊的老板还会斩几块免费鸭肉给他们加料。今天的大华肉挫面还闹双胞,叔侄俩为了大华的金字招牌甚至对簿公堂。

新加坡河边大华咖啡店的郑金泉潮州卤鸭(前)和大华肉挫面(后)是美食的亮点。NAS c19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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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26, 2013 at 9:00 上午

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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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夜到黎明……        2012-8-10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08/great-world.html

我们过去所没有的,都不想对孩子们有亏欠。旅游是一个例子。过去的年代,所谓旅游就是在新加坡,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一群年轻朋友能乘船到圣约翰岛(St. John Island,棋璋山)郊游更是不得了。

现在不出国门不叫旅游,到邻国去也只说是放个短假,旅游两个字也不好意思说出口。

迪斯尼乐园(Disney Land)与环球电影城(Universal Studios)是小朋友的梦想,不过家长必须付得起钱。迪斯尼乐园有个“小小世界”,小船在水中流荡,经过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唱着同一首歌,传播着一个博爱的讯息,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或许更应该到此一游的是崇尚纷争,制造战乱的权力分子。

(环球电影城。2007)

(迪斯尼乐园,“小小世界”外。2007)

环球电影城同样通过高消费来制造欢乐与笑声,打的是环球牌,把世界的概念带到某个地球村,希望在玩过笑过之余,同样记得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在我们成长的年代,世界上某个充满商机的角落已经有迪斯尼乐园,若要飞到迪斯尼乐园去,就得做个美国梦。不过那个年代很容易满足,斗蜘蛛(Spider)、玩石子(five stone)、跳飞机、捉迷藏、荡秋千、跷跷板都可以消磨童年时光,输了就哭,擦干眼泪又是一条好汉。那个年代如果可以环游“世界”,梦中也会笑。

不要小看那个年代,小小的新加坡就像容纳各地移民一样,容下三个“世界”:金声路(Kim Seng Road)的大世界,Jalan Bersar的新世界,芽笼的繁华世界。大世界和新世界还有游乐场,除了亲子活动外,还是拍拖、相亲、结婚、娱乐、购物的最佳选择,在那个没有购物中心的年代,集吃喝玩乐于一炉,霓虹灯大光灯照耀一夜的繁华。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10, 2012 at 2:0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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