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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法治呢?新加坡李家纠纷背后的政权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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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城(自由撰稿人)    2017-8-1
http://initium-analytics.initiumlab.com/article/20170801-opinion-leung-singapore/

这宗事件透露了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一大败笔──一旦面对高层政治领导涉嫌触犯权限、越权、滥权、利益回避和利益输送等议题时,便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纵容。

今年六、七月间,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子女,为了父亲故居的保留和拆除,在脸书上爆发了一场公开纠纷。这宗事件透露了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一大败笔──新加坡政治制度虽然在控制民众和一般官员方面,有相当大的作用,不过一旦面对高层政治领导涉嫌触犯权限、越权、滥权、利益回避和利益输送等议题时,却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纵容。

这一切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其实相当讽刺。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向来标榜自己以严刑厉法,确保施政的清廉和效率,奠定新加坡的长期稳定发展。在面对“专制”、“软性威权”等批评时,行动党经常会强调自己是“依法治国”,法律大于个人或个别团体利益。李氏家庭争议却意味着,这套做法一旦碰到权贵核心,恐怕有突然失效的可能。

对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和行动党而言,这次无意中揭发的权限和利益回避议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面对当前的社会氛围、经济环境和外在压力,掌权者很容易为了一时的政治考量,陷入集权的诱惑,强化对社会、资讯和政治的控制,削弱对自己权力的约束。这样的举动,虽然可能有助于一时摆平异议,但整体而言,对国家的长期发展却带着负面影响。

以上所提的举动,可能会提高政治胜负的代价,包括在行动党内部,使政治斗争更加严峻,甚至还可能渗透社会其他层面。在政治人物缺乏广大社会支持的时候,更是如此。更进一步的政治控制,也可能缩减新加坡社会的弹性,让国家更难因应经济、外交和其他冲击。新加坡因为资源、人口都十分有限,在面对当前的诸多挑战,比以往更不能缺少灵活。

李光耀的故居,欧思礼路38号。

李光耀的故居,欧思礼路38号。摄:Wallace Woon/EPA

李氏家族争议与官员介入

据李光耀幼子李显扬的脸书发文和总理李显龙的几次回应,李家长子李显龙与弟妹的严重分歧起源于2015年,李光耀逝世之后,李显龙不满最后遗嘱内要求李光耀后人,在李光耀次女李玮玲搬出欧思礼路38号故居后,拆除建筑物。遗嘱虽然把故居留给李显龙,不过李显龙后来又以市价一倍半的价格,把资产转让给李显扬。

今年6月中,李玮玲和李显扬在脸书贴文,指控李显龙为了借用父亲的威望、巩固势力、扶持其次子李鸿毅进入政坛,而企图违反李光耀遗嘱,利用国家机器强行保留李光耀故居。二人还称李显龙因为不满他们坚持父命,要求拆除故居,而使用总理职权动用国家机器,监控他们本人、家属和亲友人。李显龙及资深律政部政务部长英兰妮(Indranee Rajah)则回应质疑李光耀最后遗嘱的正当性,和李显扬妻子林学芬参与撰写遗嘱的角色。 阅读更多 »

官话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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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5-1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all.pl?board=luntan&records=145239&mesgdir=messages&year=2017&month=05

官话,顾名思义就是做官的说的话,是不是可信、可听?看下去就知道……

【壹】

先说一个听来的故事,话说丘吉尔有一次乘车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由于时间紧迫,于是叮嘱司机开快一点,哪知道半道就被一名警察拦截了。司机下车去和警察理论,并暗示他车上坐着一位重要人士。可是小警察不予理会,坚持一定要开罚单。丘吉尔听了之后不怒反倒频频点头,会议之后还特地写了一封信给警察总长,告诉他培养了一名正直的下属,并建议擢升这名警员。警察总长的回信也十分客气,但是断然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认为大英帝国的警察不能因为做了份内的事而获得提升。

可是李显龙的新加坡却十分不同,近年来,凡有行动党元老归天,总是动用所有官媒大肆吹捧一番,要所有国民感恩戴德——没这个人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果然不出他老妹所料,他要行的是帝制。按照民主制的平常心,干政治的和卖煎饼的没什么两样,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而已。而这些幸运混球在位时享受荣华富贵——百万年薪,退休时勋章挂满胸前,死后还要极尽哀荣,送进宗庙或忠烈祠!?

礼拜天的《早报》头条差点害莫愁晕倒,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目前的“部长”很多都没在独当一面咯。老实说,自李显龙上台开始,政治职务可说是架屋叠牀(还记得对“资政”的多项发明吗?),部长还分第一、第二,要搞出个第三也顺理成章。政务部长更是花样百出,懒得去参照英文,也不知道华文报是怎么翻译出来的。单单一个总理公署里面,辅佐他的就有多位公署部长,“东革”多得不得了。其实,按照心水清的莫愁旁观,李显龙不过是拿着纳税人的钱来购买阁员对他的向心力;新加坡的部长不是全世界最高薪的一组人么?要让更多人进入百万圆桌俱乐部,当然职衔就要脑洞大开,如康希对好莱坞制片人所说的:The sky’s the limit。

【贰】

尚穆根在政治上的蛮横街知巷闻,简直是李显龙的打手/疯狗,按照老福建的说法就是“横柴拿进灶”。城中最忌讳高调谈论审理中的案件,惟独他一人可以例外。最近《今日报》访问尚穆根,他忘情地大谈“执法心得”,结果被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刘浩典找着破绽,并写道“依靠公众舆论来制定法律是推崇民粹主义,公众可能会对刚发生的事件印象深刻,而产生一些不理智或冲动的情绪、导致舆论变得无知、不合逻辑,也缺乏代表性。拟定公共政策同样的也不能根据公众的喜好而定,罪案的刑法也不能只参考公众的看法。如果刑法是为了反映公众舆论,那为何还需要法官判刑?在判决前举办民意调查就行了。” 阅读更多 »

究竟有多少政府部门自行干涉中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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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达人      2013-8-18
http://blog.omy.sg/tech/archives/6346

电视台只知道在中文频道举办捐款活动能筹集比英文频道更多的善款,拿到钱的政府组织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不需要用到钱的时候,中文群体什么时候不被忽略?

国庆日后,母语Facebook转载梁文福博士的早报文章《小小麻雀担竹枝》,几天内竟然有9千多人传阅,而3天后,早报读者卓梅华的《“失语”的岁月》,也有超过5千人传阅。这种比平时高出几倍的传阅有它的意义,看不懂这个资料的人会不知道为何我需要强调,看得懂的人应该也不明白为何我需要强调,所以,看得懂也未必表示会看得明白,知道为何我这么说的人应该不会明白。

这其实意味着新媒体的网民多数是没阅读早报的内容,也意味着与通俗娱乐相关的某些语言文化的话题会引起更广泛的留意,年龄层涵盖面比严肃的文化话题更广。

早报今天媒体记者们所谈的没有中文招牌的小贩中心和教育工作者不太敢说话的事实,则是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

母语Facebook的网民其实有许多是本地的华文老师,但他们都很少留言说话,与我们传统的认知一样 – 他们是受高标准自我监控的一群。

通过一些资料分析与媒体资料表面的推测,我们其实会发现到,在前总理李光耀卸任后多年,到后来他说他是一直直接掌控与干涉本地的华文教育的谈话之后,本地政府部门与他谈话不相配的介入与钳制中文的使用的许多痕迹很让人不得不留意究竟哪样与推广华语应用有关。

目前,许多政府部门、半官方或私人机构的主力年轻双语工作人员,似乎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中港台的占较低的比例,这是这十年来明显出现的趋势,所以,我才断定,没有了他们,新加坡本土人早已出现超过10年的惊人华文“工作能力”断层,单靠本地人,许多公司与机构根本就无法维持中文部门的运作,这不是危言耸听。那些要我拿出证据的人,请先找一面坚固的墙壁,然后用头胸腹膝盖的同步位置—去撞墙。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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