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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盲思是李光耀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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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950

毋庸置疑,医治新加坡集体盲思的最佳良方是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其次,至少要彻底消灭李光耀的劣质政治遗产。说白了,救治新加坡的政治良方,是尽快的实行去李光耀化,以确保李光耀的幽灵不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再次的危害社会安宁。

权力会带来腐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

诚然,新加坡集体盲思的政治病态,就是李光耀留下的最显着劣质政治遗产。李光耀的绝对权力造成了绝对腐败的政治现实,而集体盲思是一个绝对腐败政治生态之最鲜明表征。

实际上,李光耀之高薪养奴的金钱利诱下,内阁成员与政府高官包括媒体高管的个人金钱利益远远优先国民利益,必然的,会造成唯命是从之奴才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当高薪利益是官僚个人所得,但国家损失则由全民分摊之际,那么,在官僚个人利益,远远超过官僚作为国民个人损失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的素质,合理,道德与成败都不会是官僚关切的事宜。这一种奴才现象是造就集体盲思的根本。说白了,集体盲思政治生态现象,就是奴才官僚现象。

按詹尼斯的说法,集体盲思是一个集体一致性做出的错误决策。这是由于群体压力导致其各个成员因为害怕他人的反对,而不愿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创意。于是群体在没有被受到挑战之共同意识情况下,达成了一个错误决策。换言之,集体盲思是通过群体商议方式,以排除个人独立意见,从而取得一致认同的治理方案,其特色是缺乏个人创意,与个人责任承担。

另外,詹尼斯的集体盲思说有八项诱发因素,可以将之形象的通过主子与奴才关系去理解。

奴才抱团取暖本性有高度群体凝聚力;奴才永不反驳所以没有必要接受外界资讯与分析;奴才全面接受主子命令式领导;奴才言听计从所以无需决策的规范条理;奴才群体成员背景和价值观皆相似;奴才害怕背叛主子的政治代价;奴才信服与崇拜主子的智慧与伟大;奴才投靠主子可以提高自尊心与身份。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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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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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1-8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7/01/144974.html

早报网搞了个《关键词》的视频节目,除了在自己的网页,也安排在星和都会台定时播出。主要就是为正在发生的时事定个“关键词”——好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官媒世界观和政治观。说穿了,就是各地媒体都在使用的“懒人包”新闻解说。三几年前台湾“反服贸”那会儿,韩咏红还语带讽刺地说:

现代人很忙,制作者打着旗号“为懒人服务”,听着就贴心,用少少时间了解复杂的时事课题,以小搏大,不好吗?于是乎,懒人包在台大行其道,举凡“乌克兰风云三分钟看懂”“旺中并购懒人包”都有,甚至还有“懒人包的懒人包”……将事实摆出来,我得到这样的结论:盲目相信懒人包无异于‘脑外包’,将思考力外包他人。

想不到自己的姐姐现在正做得不亦乐乎。

【五十步笑百步】

贫尼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唤醒铁皮屋里的沉睡人:早报不是个好东西!可惜写了好几百篇,就是没找着关键词,唉!最近,潘耀田的一篇文章《五十步笑百步?》真的是一语中的。早报的二丑们近来频频就“假新闻、假消息”发难,认为他们的就是“真新闻、真消息”,其余的都是垃圾,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幻觉呢?这应该叫做“名门正派综合征”;贫尼手机里留有梁文道的一篇文章叫做《理性》,一直不舍得删,因为梁兄真的写得太绝了。“名门正派”评论时事“理性、冷静”三句不离口,就因为他们认为邪门歪道肯定没有这号儿东西。然而,他们所谓的“理性、冷静”又经不起深究,自己正在做的事藏有很大的私心(也包括私利),从第三者看了,当然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咯。

【“星光计划”应终结】

前阵子陈振声不是说要避免本位主义(groupthink)就得依赖中立的智囊团,可是九架装甲运兵车(大约4千万新元)滞留香港,眼看两个月就要足了,这边还是一筹莫展,国防部长还要在星期一面对国会议员的询问。想不到昨天突然在邻国的《南洋商报》上看到陈俊安的关键词“星光计划应终结”,俊安兄还问:“狮城的政府,难道读不懂这信息么?”不禁拍案叫绝——这不就是中共要的保证?怎么智囊团没人提出?或者提出后没人听?党报怎么也不评论一下?为了“帮助建国”,人微言轻好歹也说一次嘛!好好一个关键词就让隔壁给说了。 阅读更多 »

政治自由化是双面刃 却是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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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杂志/黄亦筠    2016-12-21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067

图片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

二〇一一年,朋友一通电话,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吴佩松加入新加坡第二大党工人党,帮政治明星、台裔律师陈硕茂的竞选团队,负责政策研究。

大选结果,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掉了六席,显示新加坡民众对贫富差距、外来移民的不满。看著新加坡民心思变,吴佩松在一五年投入选战,以政坛新星之姿,当选工人党非选区国会议员。

“从政是为了我的孩子,为了下一代新加坡人有同等的机会,”四十三岁的吴佩松说。

身为社会历史学家,他认为新加坡正走在对的方向,即便身为反对党,仍肯定政府从教育、人才到经济政策的改革,希望将经济成长遇到瓶颈的新加坡,带往创意驱动的未来。

以下为专访摘要:

问:新加坡模式走了多年,有不错的成果,最近为何转变?

答:确实。最近政府变了,持续了解社会的需求。例如,来和我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接触,希望做社会研究、持续了解社会的需求。

政府想了解,为什么人们变成这样?为什么人们觉得是这样?人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行为?政府开始感觉这是一个有机的社会,不能只著重在发展和工程结构,有更多组成和内涵需要重视。

问:为什么政府有这样的自觉?

答:因为意识到经济迈入成熟期,成长已到天花板。高科技产业进来,但没有持续带动创新。新加坡以高人力素质、勤奋和生产力闻名。但生产力并非高价值的生产力,也并非带动创新的生产力。

执行创新驱动经济的变革概念,来自于现任副总理尚达曼。他认为文化是经济建设及发展背后的重点,而不只是将经济发展视为社会工程的唯一指标。他任教育部长时将创新引入教材,希望从人才人力培育改变起,之后推动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产业策略。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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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作者)    2016-10-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872#ccode=iosaction

虽然中国与新加坡关系降温,但集西方制衡制度和东方威权于一体的“新加坡模式”,对中国远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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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1978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1997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 (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为何中国政府将新加坡视为可学习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阅读更多 »

当国家求生“恐惧”不再,何为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核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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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6-9-27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49978

近年的转变,反映执政党的认受公式效用已不如以往,社会中各种共有“恐惧”正在淡化、国家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开始受到质疑。
民众或则认为国家经年未来发展,像共产主义思想盛行、种族冲突的威胁已今非昔比,对社会的控制可以松绑;或则认同国家生存基础薄弱、恐怖袭击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慢慢地多了人认为威权政治不是唯一出路。

位于新加坡的莱佛士像。Photo Credit: corbisimages/达志影像

自1966年起,每年新加坡总理都会在8月国庆期间发表政治演说,述说国家未来发展要点,这已成为新加坡的政治传统。在1990年退任新加坡总理之位前,李光耀历年的演说都有几个共通点:

第一,提及各种经济发展策略,包括如何吸引外国人才、重整国家经济结构、提高国家生产力、参考其他国家例子增加国家优势(例如1982年提到,工业学习日本,国防学习瑞士)、管理新加坡工资水平、新加坡值得发展的行业(如造船业)等,这都旨在提升新加坡在世界中的位置与价值。

第二,不断提醒国民世界没有免费午餐,不能松懈与任意冒险、要律己奋斗与具适应力、降低生活期望,否则新加坡难以生存;分析国际形势对新加坡的意义,例如1990年演说,用上大篇幅分析波斯湾危机对世界局势与新加坡的意义。

第三,解释为何政府需要有发展主导角色,例如1974年与1985年的演说分别解释,为何政府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原因是如果新加坡人自愿储蓄、而不是透过公积金制度被强制储蓄,他们就会如香港工人一样,“手头上有很多现款可花,这造成长期的消费。他们租赁狭小的房子,要给房东缴付高昂的租金。他们拼命购买大量衣物、鞋子、家具、电视机……他们没有重要的或永久性的资产可以展示”。公积金既方便新加坡人成为屋主,政府亦可利用公积金投资,增加国家财富,减轻外围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

李光耀亦不时提及香港,以对照新加坡的发展状况。例如早在1967年,李光耀便提到“香港的人口密度虽然比我们多……可是生活水准比我们低了一半”;1988年李光耀解释政府语言政策时,指新加坡的危险,在于“有太多以西方的英文为第一语言的东西……但若是个伪西方社会,那就如同一个假货,那就是一场灾难了”。香港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原因是“在香港,英国的西方影响只在表面。香港上层人士懂英文说英语,但是香港仍是一个说中文与说广东话的中国价值观的社会……他们不必担心被西方文化淹没,也不必担心原本的文化会被取代。”

这些演说,反映李光耀信奉的是实用主义;1965年,在宣布星马分家、新加坡独立的记者会中,李光耀如此解说实用主义:“‘那么,不管新加坡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府或其他,是非共或反共政府,它必须与魔鬼贸易为其人民谋生计以求生存’。为了生存,甚而与魔鬼贸易也在所不计。这就是现实,这是我的见解”。

Commuters pass by a signboard displaying a tribute to the late first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in a train station at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n Singapore

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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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个人之间――谈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宅的去留和建国元勋纪念馆的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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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伟    2016-6-15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由于纪念馆的设置,不关乎选民最关注的切身问题,可以预见的是,最后谁有资格名列其中,必然是由现任政府说了算。政府可能在一些比较次要的方面,例如地点的选择,或者纪念的形式等等,采取从善如流的态度,但在最关键的,涉及执政党当初取得政权的过程与合理性的方面,很难想象政府会同样采取开放的态度。最后,能名列纪念馆的,必然就只会是“亲(执政)党“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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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辞世,国丧期间新加坡人的表现,充分说明李先生在国人心中无可取代的地位。李先生辞世当天,我在北京开会,与会者只要知道我来自新加坡,一定会跟我谈起他们对李先生的景仰。我是直到那一刻,才算是真正理解李先生的国际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关于建立李光耀纪念馆的提议和建馆的波折

所以,当部分国人出于对李先生的感恩之心与追思,向政府提议建立一座李光耀纪念馆,我是十分赞成的。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在搞个人崇拜,但如果我们是以纪念一位本国历史上的伟人的方式去筹建这样的一座纪念馆,自然就能理直气壮。毕竟,无论褒贬,李先生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

当然,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眼光和胸襟,真正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过去的人与事。

俗话说,盖棺论定,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论”,是会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过去一直流传着有关周恩来的一则轶事:据说在1970年代,曾经有人问周恩来,法国大革命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周恩来的回答竟然是,现在下定论还太早。当然,当年周恩来是否真的曾经这么回答,已经无法证实,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个答案其实是相当睿智的,因为人们对发生在大约两百年以前的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至今都还未定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肯定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对李先生的历史地位的认知,应该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纪念馆的设立,不必以评论李先生的是非功过为前提,而应该采取历史的态度,首先尽量客观如实地把史实呈现出来,然后秉持开放的精神,允许多视角与多层次的诠释。

纪念一名历史伟人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去把他塑造为圣人或者先知,而应该是呈现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复杂性。唯有如此,才能把李先生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历史遗产完全继承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好随时根据时代的变化、新材料的发现,以及社会文化观点的改变,而对诠释做出调整的准备。换言之,我们也应该把纪念馆的建立和发展,视为一历史的过程而不是终点,摒弃“盖棺论定”的思维,让纪念馆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流动。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对李光耀纪念馆的建立,我是乐见其成的。

问题是,因为李先生生前个人的坚持,让这个原本可以相对单纯的决定,平添波折。事缘李先生生前一再强调他反对个人崇拜,尤其是对他的崇拜,而现任总理又是他的长子,自然必须“不改父之道”。但身为总理,李显龙先生又不得不认真看待主流民意,谨慎处理民间普遍要求建立纪念馆的诉求。

更让李总理为难的是,有许多民众希望政府能把李光耀位于欧思礼路38号的故宅列为国家保护单位,甚至改建为纪念馆,但李先生在生前却有明确的指示,说明他希望房子能在其长女搬离后拆除。人民的意愿与建国总理的意愿之间,政府的决策与个人的决定之间,分寸应该如何拿捏,是一门考验李总理的智慧的大学问。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民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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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木医生(2011年总统选举候选人)     20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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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cheng bock-small当我们选择总统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

总统并不是一位国会议员。他是国家元首。他有如你的守护者,他守护着你的储蓄(新加坡储备金),他也委任优秀的官员来照顾这笔储蓄。

他并不参与人民衣食住行的问题,例如巴士车费、卫生事务、生活费。这些都是民选议员的责任。然而,一个好的总统应该关注影响你生活的政策,并提供意见给政府,在必要时改进政策。

总统不能违背国会的决定。但他若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拒绝批准在国会通过的法案。因此,他将确保法案在他批准之前都经过深入的辩论。

然而,总统也不能够与政府对抗,否则国家将受到损害。因此,总统不能够找茬,而是必须赢得所有新加坡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信任,相信他是有理与公平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团结国家的人。

但是,如果他发现政府没有仔细考虑,就试图动用我们的储备金来挽救失败的企业,或者把我们的钱借给其他国家,那么他就有责任阻止这样的企图,并要交求当时的政府向新加坡人做出交待。

此外,如果他认为在委任政府或法定机构高层官员的过程中,有不透明的地方,他也可以阻止任命。

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总统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执政党的利益之上。

要做到这一点,总统决不能接受政府的恩惠。他的职责是监察政府是否犯错。

这就是为什么总统不能被人认为与执政党走的太靠近。

最重要的,总统必须是公义,独立和无畏的,做什么事情都以新加坡人利益为先。他必须不分种族与宗教,同不一样社会与经济背景的新加坡人打成一片。他会是什么样的总统并不取决于他属于哪一个种族。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17, 2016 at 10:1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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