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政府

当心遭滥用 学者吁监督反假新闻立法

leave a comment »

公民在线/北雁    2018-6-26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18/06/当心遭滥用学者吁监督反假新闻立法/

右起:施仁乔、华伦、普杰立、陈圣辉以及托本斯提芬,议论打击假新闻法课题。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施仁乔(Cherian George)教授,警惕领袖、公民组织都要小心监督有关打击假新闻的立法过程和法令内容,因为当权者可以假借反假新闻法,进一步钳制新闻和言论自由,打压异议分子。

施仁乔说,他更愿意称呼假新闻为错误或虚假讯息,他承认不实讯息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和损失。

假消息引发信用和道德恐慌,人们很快就下定论必须立法保障社会免受伤害。施仁乔不否认法律对于遏制假消息散布的功能,立法可以是打击假新闻的方案之一,但是他更关注法律本身一视同仁,不遭当权者滥用。

政府说谎伤害更大

针对不实消息、指控,各国都有相应的法令,但我们需要确保法令定义更清楚,不应过于模糊,给予的惩罚应合理与罪行相对应,不可能部落客不小心转贴一则假新闻,就要重罚判监他10年。

再者,有关法律应是一视同仁的,不能只是针对民众、异议分子,政府要员也不能例外。历史显示,掌握国家机器的当权政府,发布假消息造成的伤害最大、影响更广泛。 阅读更多 »

Advertisements

彰往考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护理问题

leave a comment »

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8-6-10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引言

人口老龄化乃世界趋势,问题的聚焦所在及其复杂性因各国特殊国情而异。新加坡本是一个年轻国家,由于移民社会的背景、建国过程的公共政策以及高速经济成长对生活方式与就业形态带来的影响,人口增长率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直线下降,新加坡社会无可避免地日趋老龄化。政要重话提醒严防老龄化问题演变为分化社会的银发海啸,老龄化与老年医护课题被推上了国家议事日程,一时成为牵动人心的热点议题。本文根据现有资料追述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与根源,尝试梳理政府近年来出台的有关促进人口增长率以及应对老年医护的一连串政策与措施,同时综合各方针对老龄化(特别是老年医护课题)的调研与建议。论述或许未尽完善,旨在引发各界对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居民人口变化及老龄化趋势的形成

生育、国家政策和移民,是公认影响人口结构的三大因素。

(一)人口的变化

二战以前,新加坡人口增长主要来自移民。随二战结束出现“战后婴儿潮”的生育高峰,新加坡居民人口(居民人口,在公民与永久居民体制未建立前,指在地人口)在介于1947年与1970年的二十四年期间几乎倍增。1947年至1957年,人口增长率年均达84.7%;至1970年,达90.8%。

至此,为因应高失业率、住房短缺等民生问题,国家政策于是介入。譬如1966年新加坡计划生育与人口委员会成立,1970年左右推行以“两个就够了”为主要口号的节育计划,并伴随施政理念推出与其相关的诸如组屋、学额分配公共政策等。从1970年代开始,人口的增长开始显着放缓。

1970年至1980年,人口增长率降为13.3 %;此外,1975年以降,新加坡的生育率退低至2.1%的人口替代水平以下,长期不得恢复。

下来三十余年,人口相关政策开始并陆续出现方向性逆转。1983年出台“大学毕业母亲计划”,1986年发起“三个或更多(只要能负担)”运动,2001年开始实行“婴儿花红”与“第三胎有薪产假”的奖励生育计划等;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教育普及与(从1970年代就逐渐发生的)生活方式与就业形态变迁的日益深化,进一步改变了人民对婚姻、生育、子女抚养的观念,形成迟婚、不婚或婚后节育的普遍现象。

两股力量的相互拉扯,反映在居民人口变化上,人口增长率(和1970年至1980年的低潮期比较)虽略见回升,但持续呈现相对迟缓的速度。

新加坡1990年代放宽移民政策,并一定程度开放永久居留权与国籍的申请,其影响部分体现在1990年至2000年期间居民人口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部分体现在总人口中非居民人口的增加,从1990年的10.2%逐年增加到2014年的29.3%。

(二)老龄化趋势的形成

生育率降至2.1%的人口替代率以下,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导因之一。在新加坡,1975年就是这么一个相关的转折点,促使“中位年龄”(median age)在往后逐步攀高。从1970年的19.5上升至2017年的40.5;官方根据趋势估算,截至2030年“中位年龄”将达47.0。

随着“中位年龄”拉高,新加坡的“老年支持率”(old-age sup- port ratio)即工作人口(20至64岁)对老年人(65岁及以上)的比率(反映每一名老年人可获得多少名工作人口的“支持”),也相应逐步下调,从1970年的13.3降到2017年的5.1。

根据联合国新定的衡量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在人口中的占比达到7%,就意味着相关国家进入老龄化的人口结构。1999年新加坡65岁及以上人口为23.5万,占居民人口的比率达7%,开始迈进老龄化社会。另外,2013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人口白皮书》指出:“新加坡公民人口在2012年面临转捩点,第一批婴儿潮人口步入65岁;从当时到2030年,新加坡将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90万名以上婴儿潮人口(超过当时公民人口的四分之一),将成为(65岁及以上的)银发族。” 阅读更多 »

“我多么希望它真能实现”:詹姆斯•普都遮里的政经思维 vs 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神话

leave a comment »

作者:成国泉(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译者:林沛     2018-4-1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通过詹姆斯•普都遮里,回溯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的史实,开拓了探索诸如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与国家发展等理念,对本地历史上不同人物意味着什么的替代途径。……今天对普都遮里奋斗经历的挖掘,是对新加坡曾经有过可行的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提醒,那就是普都遮里曾经提出的,有别于威权“新加坡模式”的建议。

新近围绕着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史实的辩论,竟重现冷战时期的话术套路,令人纳闷。政治上备受压迫的左翼资深人士,试图说出他们那一方的故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代表政府的论者们却对他们的前“共产党”对手,按照陈旧的摩尼教式非黑即白的两分法作出指责,未免叫人讶异。好吧。在辩论时,“我”或许必然要有选择性地强调那些于“我的”历史论述有利的人与事。既然如此,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全面确认1960年代曾经有过的,来自各种不同政治光谱,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具有重大正面意义的意见,以此郑重介入有关辩论。针对冷藏行动公开进行的激烈交锋,对不曾经历过相关事故的一般读者帮助不大,这些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与马来亚人民,为什么和怎么会对他们共同的未来持有如此强烈与互不相容的观点,以及这些分歧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立足于殖民地解密档案的一组新的学术论著,针对当地与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个别人士,如何操纵冷战制裁与安全机制来达成他们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利益,已作出了相当客观的重新建构。然而,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李光耀和他的左翼对手之间的斗争,还是有所不足。而这,恰恰是新加坡社会关心的课题。李光耀和林清祥之间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根本理念的差异,譬如采用什么后殖民发展模式,国家及其政治角色,对殖民地所遗留下来的种族、语文、民族意识等问题应如何处理?当代东南亚从事社会政治工作的人,无不为这类既存问题产生纷争,经常为此斗个你死我活。事后回顾,本区域几乎所有新生国家,都曾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因这类问题的困扰而被推到战争边缘,受纠缠的跨期甚至更长更远。

在本文可容纳的篇幅内,我想重构一段介于1956年至1961年,两名新加坡顶尖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之间如何合作,及最终如何分道扬镳的鲜为人知的经历。这里说的是吴庆瑞(Goh Keng Swee)和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我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思维方面:这两人如何借鉴全球关于第三世界如何发展的理念,循此构思马来亚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的未来。吴庆瑞是大家都熟悉的,殖民地时期社会福利部官员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的政治家,以及新加坡经济的先驱建筑师。因此,本文将以普都遮里作为焦点,我在研究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Socialist Club)历史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他的有关经济思维的材料。普都遮里是该俱乐部的创会会员。有别于其他诸如和马来亚合并、工人权利或国民教育系统用语等问题,关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结构替代模式的辩论,在当下通行的历史研究中不太受到关注。

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国家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已成为如此强而有力的神话,导致我们的历史论述不太留意政治经济学上的其他替代观念。我们对成功一般作技术上的解释:归功于人民行动党领导有方,制定了健全的经济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文献倾向于强调政治事变,譬如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内部分裂,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些事变,促使政府集中力量追求建立在外来投资上的“新加坡模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本文通过审视普都遮里截至1961年人民行动党党内分裂前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理念,对上述两个“新加坡模式”的神话提出质疑。

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讨论设立共同市场,站立者为吴庆瑞,坐者右1为詹姆斯•普都遮里。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阅读更多 »

在小贩中心用餐就是“低等人”,这算不算假信息?

leave a comment »

沈泽玮     2018-3-16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80316-1282

对于政府来说,最尴尬的肯定就是,反对者老早已经认定,只有在政治上给政府造成伤害时,那些信息才最可能被认定为假信息/假新闻。要如何在立法的过程中“去政治化”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单是那十人组成的国会特选委员会,按小市民的说法,绝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政府人”了。

(谢静怡制图)

讲新式英语、在组屋区踢足球、到小贩中心吃饭。这些是不是你经常做的事?

如果是,那不好意思,你要被归类为“低等人”了。

最近,本地一个中三课外辅助本的内容这么写道:经济社会地位“低等”的人一般上会说新式英语、在组屋区踢球或打篮球、在小贩中心或家里吃饭、为了补贴家用而需要打工。

辅导书内容截图。(面簿)

新加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住在组屋,这样的信息肯定引起公愤。这到底是什么人、出版的什么书啊?

据媒体报道,这本社会知识(social studies)辅助课本针对中三快捷和普通(学术)源流学生编写,作者名为“Rowan Luc”。根据封面上印有的作者信息,他拥有教育学硕士、历史学荣誉学士、社会知识高级专科文凭,以及教育专业文凭(中学)。

这本书和教育部有关联吗?没有。教育部很快就撇清关系说,这本书属商业学习书籍,并非教育部批准的课本,“若是教育部批准的商业学习书本,封面或内页会印有教育部徽章。”

Rowan Luc是谁,我们不知道。

不完全对,不完全错

但这位大哥或大姐给大家出了个难题。你能说他写错了吗?好像不完全错。你说他对吗?好像也不太对。

作者概括地反映社会现象,乍听之下是有几分真的。

你想想看,英语讲得很标准,又不在组屋区活动,不到小贩中心吃饭,这样的人不就像是住在武吉知马大洋房、出入高级餐馆用膳、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英语又讲得很溜的“高等人”吗?

虽然用生活面向的表征来划分“高等人”与“低等人”的做法显得以偏概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阶级有差别,人的生活圈子和活动范围自然就不一样,也自然产生“精英”与“平民”之分,“私人住宅”与“组屋区”之分,作者确实一语道破新加坡阶层现状。

那作者就对了吗?也不完全。

过分概括而显得粗暴

致命错误是过分概括而显得粗暴,硬生生把人分成高低两种,这种“二分化”的作法肯定引发巨大争议。该书作者没见过一些上了年纪的头家吗?他们不讲英语,有的可能连Singlish都讲不好,可是银行里的钱多到你数不完。他们可以到高级餐馆大快朵颐,也可以出入小贩中心享受美食。喜欢的话,他随时可以去乡村俱乐部打打高尔夫球。你能说他们不高等吗?这一群人恐怕还比那些西装笔挺、讲一口标准英语的珊顿道高薪一族还要“高等”呢。

辅导书过于粗暴地将人分成高低两种,这样的信息传播,是不是含有潜在分化社会的可能?特别是当它作为课外辅导教材,不只没有起到教育的正面意义,还加深精英与平民分化的印象,这种偏面的信息是否会误导下一代?试想想,孩子读了辅导书,心里说不定会被阴影笼罩:我是住组屋的,父母英语都讲得不标准,我假期都得外出打工,我就是个低等人。

这让红蚂蚁联想到了近来炒得很火的议题:假新闻/假消息。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16, 2018 at 5:06 下午

“公民抗命”的深层思考

with one comment

黄伟曼      2018-3-13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即使是“水土不服”,或是“不合时宜”,“公民抗命”在任何社会是否仍然有其存在意义?我们是否能跳脱“合不合法”的思维模式,以更哲学的方式探讨“公民抗命”的理论和实践,以此在崭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寻求支持或反对它的更好理由?

不合作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印度圣雄甘地。

“公民抗命”的一般认知

在新加坡,很多人对公民不服从的概念没有太多认识,更多人则可能觉得那与自己无关,只要自己守法就好,不需要懂。在新加坡,很多人也应该不认识范国瀚。

若在网上搜索有关公民社会运动人士范国瀚(Jolovan Wham)的消息,会立即出现一张七名男女戴着眼罩,并排站在地铁车厢内的照片。他们手上拿着《1987年:新加坡马克思主义阴谋30年后》(1987: 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这本刚在今年出版的书籍,七人据知一度也翻开书本坐在车厢内阅读,针对30年前“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这起大规模逮捕事件进行无声抗议;在一些地方,民众也许很轻易地就会把这类行为归为某种表演艺术,但在这里,艺术与政治总一线之差,看到这样的照片,许多新加坡人恐怕政治敏感神经马上被挑起,第一时间就会问:“这合法吗?”

当然,“合不合法”是最直接也是合理的问题,只不过套在“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这课题上时,若只局限于这层讨论就不够全面了。然而,人民的反应却也几乎是反射性的,记得较早前在面簿个人页面分享一篇芳林公园静坐抗议的消息,朋友圈里马上有人留言问“合不合法”的问题,可见即使是面对公园演说角落这种特设的“安全空间”,大家对于言论与行为的自由表达还是抱着忐忑与不确定的心情。

在地铁车厢无声抗议行动中,范国瀚是七名参与者之一。11月29日,范国瀚因多次在无准证情况下举办集会,在公共秩序法令下被控。警方在文告中形容他“屡次公然无视法律”,并列举他至今举办非法集会的事例。这包括2017年7月13日,在面簿上召集众人参加樟宜监狱中心外的一场烛光晚会,以及2016年11月26日,召开室内公共集会,邀请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海外人士担任主讲者一事。

另一边厢,香港《南华早报》在起诉事件后随即做了跟进报道,以耸动的标题给范国瀚贴上“徐顺全二号”的标签,探讨他会不会是继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领导人徐顺全后“另一根必须被拔起的刺”,以显示新加坡法律对公民不服从行为的不容忍,以儆效尤。 阅读更多 »

文化创意产业在新加坡

with one comment

怡和世纪    2017-12-25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引言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各政府部门从创意经济角度出发,就已经接受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基于“要让文化带动资本创建‘亚洲门户’”的城市发展策略,政府于2000年宣布了一个为期15年的文艺复兴计划。在此计划带动下,新加坡文化艺术领域的生态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成立了泰勒版画研究院,2006年新加坡博物馆重新开放,同年由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双年展诞生,2010年新加坡自由港开放,2011年第一届“艺术登陆新加坡”成功举办,2012年吉门营房当代艺术区建成,2015年花了10年时间筹建的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落成等等。

第一个15年计划期满后,人们久等不见第二个计划出炉。2016年1月政府成立了未来经济委员会,今年2月委员会发表了它的报告书,篇幅长达108面的报告书居然对人文与艺术的推动毫无着墨。或许有人要问,难道我们在文化艺术的漫漫长路上已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毅力与耐心?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2017年5月19日开幕时,19位活跃于本地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创意人,呈献了以“新‧创艺”(Creativity in Pulses)为主题的华族文化展览。与此同时,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也宣布与中心联合推出“早报文创空间”,定期在中心与大家见面,以“探索本地文创话题,营造文创氛围,建立文创产业”。一切有关文化创意的活动随即再成了媒体的热点新闻。

借助华族文化中心开幕时拍出的节奏,《怡和世纪》本期以“文化创意产业在新加坡”为专题,通过各方人士的相互交流,尝试探讨新加坡文创事业的现状与前景,特别是民间力量在推动文创方面所能做的贡献。

以下为今年7月23日《怡和世纪》在怡和轩主催的一个沙龙的实录:

《怡和世纪》沙龙

主持:陈迎竹
出席者:林仁余、李楚琳、刘夏宗、林清如、陆锦坤、林少彬、南治国、谢声群、林沛、郑钧如
记录:邹文学

陈迎竹:按照大家同意的提纲,我们今天谈何谓文化创意产业、新加坡文创产业现状、面对的局限与不足、民间力量能如何推动文创等等。先请仁余谈谈何谓文创产业?为什么文创产业越来越成为现在许多国家发展经济的重点?

文创基本上是国家主导的经济手段

林仁余:我们讨论的文化创产业,也有人讲成创意产业,那是Creative Industry 或者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的翻译,这个名词最早可能是英国政府在1989年提出,希望以文化产品来创造财富,不过,在英国使用“文化”这个字眼是敏感的,会被人认为政府要操纵文化,于是提出创意产业这说法。提出这概念,是因为看到美国在文化产业方面创造了巨大财富。那之前有所谓无烟囱工业,进入新时代,当政者要寻找新的经济引擎。以美国为例,有好莱坞、迪斯尼、流行音乐、博物馆、快餐文化等,英国政府也提出,文化活动应该成为一种产品,让它产生经济效益。他们建议从三方面去拓展:一是教育培训,二是扶持个人创意,三是提倡创意生活。

1990年代末,本地也加入提倡艺术教育。当时我还在报馆工作,访问艺术理事会请来的一名英国艺术教育专家,他们主张艺术教育应该包含在创意产业里,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创意行业,包括广告、古董及艺术品拍卖、工艺、服装设计、平面设计、广告设计、影视、广播,甚至包括电脑软件服务、音乐表演、出版等,这些都包括在创意产业里。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在九十年代也努力要推动创意产业,最先是推动电影工业,接下来是动漫产业。所以,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以上是简单介绍一下文创,作为大家讨论的背景。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谈论创意产业,日本动漫和韩国的影视都显示了文化产品的力量。 阅读更多 »

MRT整天坏GST又要起 行动党下届大选有多少票?

with one comment

沈泽玮      2017-11-21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120-793

如果说,老天爷在上一届大选帮人民行动党创造一个好的吸票时机,那么下一届选举要如何在战略和战术上扩大优势,就要看行动党的政治智慧和判断,以及党内部能有多团结,能否上下一条心“做好政治”了。

李显龙总理在行动党大会上以秘书长身份出席并演讲。(联合早报)

终于,李显龙总理在11月发表了一场迟来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

8月份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以糖尿病、学前教育和无现金交易为三大主题,让许多关心时政的新加坡人大跌眼镜。总理昨天(19日)在人民行动党两年一度的党大会上大谈国家大事,这一场的内容才更符合国庆群众大会演说的格局,红蚂蚁和大家一样,有一种走入时光隧道的错觉。

李显龙总理与夫人何晶在大会上与工会成员合影。(海峡时报)

总理也是行动党秘书长,他从外交到内政谈了六大点,有两点最抢眼,一个是首谈闹得民怨沸腾的地铁故障;另一个是明示将增加税收,一个可能是增加消费税(GST)。

MRT和GST将成“票房毒药”

在红蚂蚁看来,这两项是彻头彻尾的“票房毒药”。要不要打赌?民众骂完MRT整天坏之后,接着一定大骂政府是吸血鬼,加完水价,现在又要增加GST,简直是夭寿啦,PAP不愧是Pay & Pay。所以头脑简单、四肢不发达的蚁族大胆预测,下一届大选不会那么快来,至少明年不会来,大家不用猜,蚂蚁肯定对。《联合早报》的报道也说,总理以华语致辞时说,距离下届全国大选仍有两三年时间,但“努力的时间是现在”。

下一届全国大选最迟必须2021年初举行。GST越快提高对政府越有利,没有一个政府会傻到在选举年或选举之前的一年增税。假设政府明年提高GST,那么“白衣白裤人”还有大约两年的时间去消化GST的冲击。MRT + GST,蜡烛两头烧,大选估计要拖到最后阶段才举行,然后选前的惯用伎俩是,给选民一些回扣之类的甜头,看看能不能安抚情绪。

《海峡时报》一篇分析稿认为,总理把演说重点放在“信任”两字。文章进一步分析指出,信任很重要,因为只有人民信任政府,才能减轻不受欢迎的政策如增加税收对政府所造成的冲击。《联合早报》则转述总理的话说,“行动党几经艰苦才赢取人民的信任,不能把人民的信任视为理所当然,或把它挥霍掉”,要同时落实几项政策,就必须“做好政治”,让人民能支持和信任行动党,“知道行动党关心他们,竭力改善他们的生活。”

做好政治!有信任才有票

传统媒体喜欢这些“高大上”的内容和“九曲十三弯”式的表达手法。在红蚂蚁听来,总理说了一大堆,其实就想问一问在场的2000名党员:“选民在下届大选中还投不投票给行动党?”什么信任不信任只是华丽的辞藻,只是外衣,脱掉外衣,内在核心就是,有没有票?信任了会怎么样?信任就投票给PAP啊,不信任就不投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总理向党员疾呼:“做好政治!”精英不能与民众脱节,主流政党必须代表普罗大众的利益。

行动党在下一届选举会有多少票呢?这个问题问得还太早,但我们不妨先看看总理昨天晾晒的“中期考”成绩单,有哪些是加分,哪些减分?

总理谈的六大要点:

一、地铁事故不应发生须彻底纠正

总理表示,上个月碧山地铁隧道积水和几天前两地铁列车在裕群站碰撞的事故不应发生,各方必须从事件中汲取教训,“追根究底、彻底纠正”。总理还说,数据显示,地铁延误和失灵的情况其实已有改善,但他能明白民众感观不同的原因。“一个理由是,在公众的意识中,像碧山积水和裕群碰撞事故是严重的问题,深刻破坏了他们的信心。

11月15日上午8点20分,两列地铁在裕群站发生碰撞事故,导致36人受伤。(海峡时报)

阅读全文»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