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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有什么文化传统?——从拟签非遗公约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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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2017-11-28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03562

要是以新加坡一般华人现代的文化认同为取向,推崇地方戏曲,或许还不如在学校里教唱“新谣”和华语音乐剧来得踏实?通俗的文化是不断糅合而演变的,近来象野米剧团的剧作家Alfian Sa’at将《西游记》、《白蛇传》之类的民间故事题材改编成英语喜剧或音乐剧上演,都深受观众欢迎。

什么是新加坡文化?若要用打趣的口吻来说,有些人会回答:怕输、怕死。

什么意思呢?读书的,怕成绩不好以后找不到工作。工作的,怕网上随便发表意见,可能职位都不保。有家庭的,怕职位不保就供不了房子,又怕孩子小学毕业 PSLE分数不够高,上不了名校读书。生命就是这么战战兢兢地周而复始。其余什么知书达理,陶冶性情之类的话,恐怕就比较不合时宜了。

现今的社会,所谓“文化”,往往不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一种产业的概念。就此而言,新加坡是科技发达、瞬息万变的大都会,剧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比很多地方都来得好,政府给予艺术团体的资助也不少。

但一个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经过半个世纪的独立发展,是否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呢?这种品牌又应该以东方传统,还是以西方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呢?

非遗可分五大范畴

新加坡文化部长傅海燕最近宣布,政府正考虑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目前仍处于研究的阶段,拟和社群、专家等合作,设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范围包括祭奠仪式、习俗、歌曲、食物等。这是否将是一般民众采取积极行动,维护传统母语文化的大好机会呢?

根据2003年制定的公约,能够实行保护措施的非遗可属五大范畴,即(1)口头传统与相关表现方式及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及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就中国的情况,最早列入代表名录的有古琴和昆曲等传统艺术,后来也包括了书法、篆刻、剪纸,还有针灸、珠算、帆船制造的技术、妈祖的信仰习俗、二十四节气等等。印度方面,有梵文的诵经和戏剧,还有各种民间舞蹈,印尼则有Batik蜡染艺术、Keris短剑等。

列入非遗,并不等于其属于国家所有,只是显示国家重视文化保护,同时也向外界展示自身文化的一些符号,借此促进文化交流。目前马来西亚比较尴尬的情况是,Mak Yong一早就被列入名录,但这种马来戏曲在其发源地吉兰丹却至今仍被禁。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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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浪尖的艺理会 ──从《陈福财》获奖谈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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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翼仁     2017-11-29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艺理会审查通过,允诺赞助《陈福财的艺术生涯》,足见该理事会不缺眼光。若不是该书发布前临时生变,被撤销赞助,艺理会大可分享该书出版后赢得各种赞誉的快乐,何至于把自己搞成“对立面”,在各种赞誉、奖项前弄得灰头灰脸。

(Credit: Chan Shiuan)

《怡和世纪》上期发表雨石的《天降大任漫画中》,介绍了新加坡年轻漫画家刘敬贤(Sonny Liew)和他的漫画小说《陈福财的艺术生涯》(The Art of Chan Hock Chye)。不久后,该书获得美国“威尔•艾斯纳漫画奖”(Will Eisner Comic Industry Awards)2017年度的六项提名,并最终获颁三个奖项: 1. 最佳作家/画家;2. 最佳美国出版的国际题材作品—亚洲;3. 最佳书刊设计。

以美国杰出漫画家命名的“威尔•艾斯纳漫画奖”(Will Eisner Comic Industry Awards),自1988年设立以来,每年颁发,成为漫画界的盛事。简称为“艾斯纳奖”的该奖,被誉为漫画界的奥斯卡奖。

刘敬贤不但是获得该奖的首位新加坡画家,同时也是获得该奖最多提名的新加坡画家。获得“艾斯纳奖”的肯定,无疑确立了刘敬贤在漫画界的地位。

“艾斯纳奖”把“艺理会”重新推到风口浪尖

2017年度“艾斯纳奖”,7月21日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举行奖项颁布仪式。7月23日(三天后),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在它的脸书(FaceBook)贴文祝贺:“祝贺Sonny上周末赢得三个‘艾斯纳奖’。我们为新加坡人的艺术才华获得国际承认感到开心。我们期待看到Sonny的新作品,包括他将在‘艺理会’赞助的新加坡国际美术节舞台上的首次亮相。”

不料,此文一经贴出,迅速招惹来了铺天盖地的跟帖,几乎尽是笑骂之声。有人质疑该理事会鲁钝,祝贺来得忒迟。有人讥讽道贺敷衍,贺文含糊不清,得奖人有名缺姓,得奖作品完全不提,不晓得在祝贺些什么。有人笑话该理事会厚脸皮,借祝贺之名,行自我宣传奢言赞助新加坡国际美术节之实。

网民为何如此反应?原来事出有因。

《陈福财的艺术生涯》是刘敬贤出版的首部个人漫画小说作品。小说讲述了虚构人物陈福财如何坚持漫画创作一辈子的故事。以小说主人翁陈福财的一生为经,该书从他殖民地时期的童年,一直说(或画)到他的老年。以陈福财的画作为纬,该书间歇(或阶段性)地采用“戏中戏”(即“画中画”)的方式,从陈福财视角呈现了新加坡早期的历史,以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如1954年华校中学生和平请愿遭暴力驱散的“五一三事件”,1987年所谓马克思主义阴谋的“光谱行动”等)与人物(如李光耀,林清祥等)。

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原来允诺赞助《陈福财的艺术生涯》出版经费8,000元。该书(新加坡版)定于2015年5月30日发布,艺理会在5月29日(发布前一天),忽然以该书含“敏感性内容”为由,宣布撤销原先批准给予该书的赞助。

该理事会负责人随后针对所谓“敏感性内容”作进一步说明:“作品重新讲述的新加坡历史,有败坏政府及其公共机构权威与正当性的潜能,因此和我们的资助准则有所抵触。”他另外还补充指出:“‘艺理会’的资助准则是网上的公开资料,广为艺术界周知。”补充的意思大概是,撤销赞助是申请方破坏规矩的结果,怪不得我们。 阅读更多 »

国庆日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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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     2017-8-25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7/08/25/国庆日遐想/

对于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的敏感度,既塑造了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各类社会管理政策和制度,也形成了人文意识和认知上的盲点;且受困于对这些原始情绪的畏惧而不敢突破,至今仍围绕着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打转,还没能万法归宗,凝聚有底蕴的共同身份认同。

《联合早报》交流站日前刊登一位在本地生活了20多年的新移民的来函,感叹今年的国庆气氛与往年大相径庭,因为直觉上今年居民自发在家悬挂国旗的人数最少。他猜测这现象是否与持续的经济不景气有关,或者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私宅的争议有关,还是国人越来越麻木,国家认同感越来越淡薄。

国庆期间在家悬挂国旗,不同人或许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如果因为日子不好过,或因为对公共课题不满而拒绝为之,一方面或许是缺乏与国家荣辱与共的真诚爱国情操;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认知上的错误——党国不分,误把政府与国家等同起来,把对执政党的不满发泄在国家身上。李光耀生前曾坦率地表示:“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此我毫无歉意。”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小国何尝不必如履薄冰?李光耀对于治理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的一些洞见,至今仍然颠扑不破,比如他形容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元素,犹如地壳式的社会裂缝,处理不当容易导致国家撕裂。政府修宪设立总统保留选举制度所引发的争议,就印证了其洞察力。

如果国家诚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形容的,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只有52年浅短历史的新加坡,国人的想象无疑是相当贫乏的。每当被问到对家乡的具体思念时,除了家人、朋友,旅居国外的新加坡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抛出“炒粿条、辣椒螃蟹”之类的“形而下”答案。政府在海外主办联系“侨民”活动时,免费的新加坡美食大概是最具号召力的手段。

所谓“疾风知劲草”,这种对共同身份认同的薄弱想象力,会不会在国家面对存亡挑战时,出现“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窘境,恐怕没有人敢打包票。宽容地说,这也并非全然不情有可原,毕竟集体身份认同得建立在共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新加坡的历史还缺乏厚度。当然,政府也不断想方设法去除这个软肋,比如推动各类社会运动来培养集体认同感。这些年来安排全国小学五年级学生,分批出席年度的国庆庆典彩排,现场表达爱国心,就是具体的尝试。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26, 2017 at 1:33 下午

敬业乐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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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     2017-7-31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7/07/31/敬业乐业的前提/

当前国人对工作的消极态度,是不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流行外包,而且价低者得。资深员工的经验和技术不再是资产,他们的薪资反而被视为是高成本的负担。公务员体系至今还能幸免,但是一些公共服务的廉价外包,是否也是地铁瘫痪、电梯失灵现象越来越常见的肇因?

庄米雪对国人得过且过的工作心态感到不解。

本地艺人庄米雪日前在社交媒体贴文,批评国人对工作得过且过的心态。她说:“他们不检查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做出来的结果如何,不会费心去精益求精,不愿意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一副‘关我何事?我又不是为此拿高薪’,或‘干嘛多付出?也没有给我加薪’的态度。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或不会犯错,但为何不对我们的工作多一些自豪感呢?”

贴文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同意她的观点,并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碰到的情形,无论是工作上遇到不上心的同事,或者作为消费者“遇人不淑”,所购买的服务或商品货不对办。一些更质疑为何国人无法像日本人那样敬业乐业,如德国人那样精益求精。地铁最近继续频频误点,组屋电梯操作失常甚至致死乘客的新闻,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所带来的恶果。

但是也有人不完全赞同庄米雪的说法,特别是她说:“因为这不应该完全是为了钱,对吧?金钱上的回报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更明白当观众喜欢我们为他们所准备的节目,我就有成就感。”有批评者指出,庄米雪认为金钱回报不重要,似乎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她那么幸运,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多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工作,无法奢谈工作成就感。

庄米雪所反映的国人对工作缺乏责任心的现象,尽管不应该以偏概全,但是说它不普遍,好像也不尽正确。如果认为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要问的当然是原因何在;而答案必然就见仁见智了。就如很多人赞同庄米雪的抱怨,但也有人持保留意见一样,对于国人工作伦理的流失,恐怕不易简单概括。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新加坡人不为工作感到自豪?庄米雪贴文疯传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15, 2017 at 4:04 下午

无语羞问天:沉默不能,呐喊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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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韦材    2017-7-1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语文是一种浸濡式教育,必须与生活行为密切互动才能具有成效,这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就如所有婴儿也都是通过自己生活中的自然需求来学习母语。语文的群众推广,也只有让语文润物无声地通过其文化进入民间生活才能有望成为良性影响。倘若还是抱着一日和尚一日经地敷衍,难保又会像近日“光复”方言那样,弄成俗不可耐的搞笑闹剧,只会弄巧反拙让人失望而已。

众声喧哗中华文颓势不止

这些年来纵然当局依旧循例作出各类鼓励华语的活动,但我们的华文书写水平却从“日渐浅白”到“日渐苍白”已是不争事实。

以新加坡为非单一种族所组成的背景来看,除非个别种族对自己母文化拥有正确的尊重及价值认同,如若不然,在长年累月多元生活交流里要保养母文化亦不容易。加上新加坡经济模式为了生存必须朝向国际化,社会语境自然也就以英文为主,这环境下要保养单一民族的母语及文化,就比单一种族社会来得困难。

新加坡自十九世纪起其实就已是个多元文化汇聚地,对各族文化及语言的磨合我们其实不乏经验,两百年的历史也让我们拥有南洋岛国语言的风格成果,这些过去的经验同时也印证了母语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除了各有其位同时也各有其独立价值,新加坡要继续成为一个成功多元社会,采取海纳百川共存共化的原则必须延续,才能培养出具有本土真味的人文气候来。

谈到新加坡的华文,其实早在战前及战后廿余年都有过坚实的水平。尤其60年代新马华文文坛一片蓬勃,华文文字媒体几乎就是当时华人的精神粮食,而在那些时代里,就读华校的学生也没遇过所谓学习母语的困扰。既是华人,用华语,书华文,是极其自然的事。再说那时要认的汉字,甚至还是繁体。

但这样的社会语境如今早已不再了。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所听到的多是各种变相华语,书写方面则更教人尴尬,年轻一代似乎连认字都有问题,能真正书写的也就益发稀罕。

没有母语语言环境的华文教学堪忧

在华文教学方面,情况更今非昔比,70年代教育改制之后,传统华校正式消失,华文教学从早期透过各科目的通识式教学,沦为教学中的一项语文科目,而很多中学另辟高级华文,看似鼓励,其实是为方便那些已跟不上学习华文的新一代而分流。

笔者于2010至2012年曾受教育部邀派为驻校作家,进驻过10所中学及3所初级学院,来参与写作训练的基本是高华班学生,即使如此,交上的作文十有八九一看就是模式化美文格式,可想平日华文教学是何种模式,而模式美文毕竟还算通顺文字,遗憾是更多本地学生的书写能力就连通顺都说不上。

从几所学校的中二、三生交流里,发现他们对华文的态度是“其它更重要的学业功课繁重紧逼,就算很喜欢也无暇付出热情”的,这种反应让我明白其实华文在今天教学里纵有各类增益性活动,但在学生心里并不看重华文。

向一些学校负责老师提及这情形,他们答案也几乎充满无奈,大部分学校之内的语境其实也就以英文为主,课室外食堂内此起彼落的学生生活语言也就是本地化的Singlish。至此我不仅深感到学校变了,其实早前那个华人华语的环境也早就变了。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所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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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6-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657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虚有其表,和华人民族文化没有实质性的关系,纯粹是一个政治符号。

2016年10月21日,许通美针对日益恶化的新中关系,撰文《中国对新加坡的四项误解》指出: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意思是,双方关系恶化是因为中国误解新加坡是华人国家;也就是说,新加坡没有错,犯错的是中国。

如果许通美的观点正确无误,那么,2015年6月7日,王赓武发表的《中国的崛起与新加坡华人困境》,肯定是一道伪命题,因为不是华人国家的新加坡,何来会有新加坡华人?没有华人的新加坡,又何来会有华人困境之政治现实?看来,王赓武又是在胡说八道。

因此,基于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也完全没有新加坡华人困境的社会现实,那么,官方为何要大肆张扬的耗资1亿元打造一个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其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新加坡政治现实里头的,一个意图迷惑全球华人社会的假象。

一,李光耀对华人社会的核心政策思维,是造就华人去华人意识的社会现实。李光耀的政治手段是在教育源头上,连根拔起新加坡华人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上的族群意识。历史上,李光耀先是绝对管控华人报业传媒,在确保没有华社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彻底消灭百年老号的传统华人教育体系,关闭华人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兼且禁止华人方言的使用。

二,李光耀将之美其名为华英双语的教育政策,是一个温水煮熟青蛙伎俩,让华人语言文化在感觉良好之无自我意识环境下,慢慢退化,悄悄死亡。终于,成就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之文化浮萍现象。

三,政治上,李光耀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但是,文化上,李光耀不仅仅摧毁占人口多数的华人语言文化应有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华人无法靠华文生存。在此,如果政府确实相信华人文化不符多元种族社会精神,那么,政府是很有必要解散华社自助理事会,华人宗乡会馆等等的以民族为单位的社会文化组织。依据种族平等思维,新加坡应该打造一个多元的新加坡文化中心,而不是一个单元的华族文化中心。阅读全文»

搜神记•新加坡篇——新华铭刻搜集与文化寻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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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源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    2017-5-19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丁荷生教授和我编写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前缘和内容自然不如干宝和《搜神记》一般地诡异离奇,但书内所拍摄和记录的每一尊神明、每一块石碑,以及每一则楹联等等,都承载着当年我们的华人祖辈们,究竟是如何从华南闽、粤沿海省份漂洋过海,历经九死一生,抵达新加坡后落地生根的历史记忆。

中国当代著名的“华南学派”专家们,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田野调查口号:“进村找庙,进庙找碑”1。他们认为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庙宇石碑,以及家里的族谱、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书信、日记等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来反映华人社会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这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研究思路与田调方法,其实也非常适用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

绪言:田野调查发现福建庙宇与东南亚华社的密切关系

按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郑振满教授的解释,过去研究中国(包括华人移民社群)的社科研究概念体系,大多是属于外来的视角与思维,所以很多是脱离实际的华人民间生活,无法正确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重新解读,不能完全从官方的大一统视角来诠释历史,而需走出校园,深入民间,从本土(地方性)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切合实际的基本概念。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在于,结合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分别从事几个主要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考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了一些本土性的历史观点。换言之,“华南学派”所重视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了世代相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依然如此迅速,正因为老百姓还保留着这些民间文献。关于“华南学派”的研究思维与方向,我们在近几年来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中开始看到一些相似的发展和轨迹。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时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系主任的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携手合作,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做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计划,并将调查中所发现的庙宇石碑编辑成册,是为《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1998)、《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三册(2004)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四册(将出版)。从这些珍贵的碑文记载中,两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福建省内的多座庙宇与东南亚华社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例如,上世纪40年代由莆田人宋湖民从西天尾镇白杜村移运至城关,安置在元妙观三清殿里的《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不但反映了早在南宋年间,莆田海上贸易已达繁盛,碑文中所提到的“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者”,以及“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也显示了当时由船主朱纺领队的远洋航行规模庞大的运输货物船队,因崇拜祥应庙神明的灵验而来莆田瞻拜,所携带的莆田丰富外销货物更已远销到“三佛齐”(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和东南亚等地,互通有无,来往密切,比现代所谓的环球化贸易活动还要早了八、九百年。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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