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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日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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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     2017-8-25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7/08/25/国庆日遐想/

对于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的敏感度,既塑造了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各类社会管理政策和制度,也形成了人文意识和认知上的盲点;且受困于对这些原始情绪的畏惧而不敢突破,至今仍围绕着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打转,还没能万法归宗,凝聚有底蕴的共同身份认同。

《联合早报》交流站日前刊登一位在本地生活了20多年的新移民的来函,感叹今年的国庆气氛与往年大相径庭,因为直觉上今年居民自发在家悬挂国旗的人数最少。他猜测这现象是否与持续的经济不景气有关,或者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私宅的争议有关,还是国人越来越麻木,国家认同感越来越淡薄。

国庆期间在家悬挂国旗,不同人或许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如果因为日子不好过,或因为对公共课题不满而拒绝为之,一方面或许是缺乏与国家荣辱与共的真诚爱国情操;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认知上的错误——党国不分,误把政府与国家等同起来,把对执政党的不满发泄在国家身上。李光耀生前曾坦率地表示:“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此我毫无歉意。”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小国何尝不必如履薄冰?李光耀对于治理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的一些洞见,至今仍然颠扑不破,比如他形容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元素,犹如地壳式的社会裂缝,处理不当容易导致国家撕裂。政府修宪设立总统保留选举制度所引发的争议,就印证了其洞察力。

如果国家诚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形容的,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只有52年浅短历史的新加坡,国人的想象无疑是相当贫乏的。每当被问到对家乡的具体思念时,除了家人、朋友,旅居国外的新加坡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抛出“炒粿条、辣椒螃蟹”之类的“形而下”答案。政府在海外主办联系“侨民”活动时,免费的新加坡美食大概是最具号召力的手段。

所谓“疾风知劲草”,这种对共同身份认同的薄弱想象力,会不会在国家面对存亡挑战时,出现“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窘境,恐怕没有人敢打包票。宽容地说,这也并非全然不情有可原,毕竟集体身份认同得建立在共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新加坡的历史还缺乏厚度。当然,政府也不断想方设法去除这个软肋,比如推动各类社会运动来培养集体认同感。这些年来安排全国小学五年级学生,分批出席年度的国庆庆典彩排,现场表达爱国心,就是具体的尝试。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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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26, 2017 at 1:33 下午

敬业乐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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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     2017-7-31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7/07/31/敬业乐业的前提/

当前国人对工作的消极态度,是不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流行外包,而且价低者得。资深员工的经验和技术不再是资产,他们的薪资反而被视为是高成本的负担。公务员体系至今还能幸免,但是一些公共服务的廉价外包,是否也是地铁瘫痪、电梯失灵现象越来越常见的肇因?

庄米雪对国人得过且过的工作心态感到不解。

本地艺人庄米雪日前在社交媒体贴文,批评国人对工作得过且过的心态。她说:“他们不检查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做出来的结果如何,不会费心去精益求精,不愿意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一副‘关我何事?我又不是为此拿高薪’,或‘干嘛多付出?也没有给我加薪’的态度。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或不会犯错,但为何不对我们的工作多一些自豪感呢?”

贴文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同意她的观点,并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碰到的情形,无论是工作上遇到不上心的同事,或者作为消费者“遇人不淑”,所购买的服务或商品货不对办。一些更质疑为何国人无法像日本人那样敬业乐业,如德国人那样精益求精。地铁最近继续频频误点,组屋电梯操作失常甚至致死乘客的新闻,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所带来的恶果。

但是也有人不完全赞同庄米雪的说法,特别是她说:“因为这不应该完全是为了钱,对吧?金钱上的回报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更明白当观众喜欢我们为他们所准备的节目,我就有成就感。”有批评者指出,庄米雪认为金钱回报不重要,似乎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她那么幸运,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多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工作,无法奢谈工作成就感。

庄米雪所反映的国人对工作缺乏责任心的现象,尽管不应该以偏概全,但是说它不普遍,好像也不尽正确。如果认为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要问的当然是原因何在;而答案必然就见仁见智了。就如很多人赞同庄米雪的抱怨,但也有人持保留意见一样,对于国人工作伦理的流失,恐怕不易简单概括。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新加坡人不为工作感到自豪?庄米雪贴文疯传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15, 2017 at 4:04 下午

无语羞问天:沉默不能,呐喊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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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韦材    2017-7-1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语文是一种浸濡式教育,必须与生活行为密切互动才能具有成效,这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就如所有婴儿也都是通过自己生活中的自然需求来学习母语。语文的群众推广,也只有让语文润物无声地通过其文化进入民间生活才能有望成为良性影响。倘若还是抱着一日和尚一日经地敷衍,难保又会像近日“光复”方言那样,弄成俗不可耐的搞笑闹剧,只会弄巧反拙让人失望而已。

众声喧哗中华文颓势不止

这些年来纵然当局依旧循例作出各类鼓励华语的活动,但我们的华文书写水平却从“日渐浅白”到“日渐苍白”已是不争事实。

以新加坡为非单一种族所组成的背景来看,除非个别种族对自己母文化拥有正确的尊重及价值认同,如若不然,在长年累月多元生活交流里要保养母文化亦不容易。加上新加坡经济模式为了生存必须朝向国际化,社会语境自然也就以英文为主,这环境下要保养单一民族的母语及文化,就比单一种族社会来得困难。

新加坡自十九世纪起其实就已是个多元文化汇聚地,对各族文化及语言的磨合我们其实不乏经验,两百年的历史也让我们拥有南洋岛国语言的风格成果,这些过去的经验同时也印证了母语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除了各有其位同时也各有其独立价值,新加坡要继续成为一个成功多元社会,采取海纳百川共存共化的原则必须延续,才能培养出具有本土真味的人文气候来。

谈到新加坡的华文,其实早在战前及战后廿余年都有过坚实的水平。尤其60年代新马华文文坛一片蓬勃,华文文字媒体几乎就是当时华人的精神粮食,而在那些时代里,就读华校的学生也没遇过所谓学习母语的困扰。既是华人,用华语,书华文,是极其自然的事。再说那时要认的汉字,甚至还是繁体。

但这样的社会语境如今早已不再了。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所听到的多是各种变相华语,书写方面则更教人尴尬,年轻一代似乎连认字都有问题,能真正书写的也就益发稀罕。

没有母语语言环境的华文教学堪忧

在华文教学方面,情况更今非昔比,70年代教育改制之后,传统华校正式消失,华文教学从早期透过各科目的通识式教学,沦为教学中的一项语文科目,而很多中学另辟高级华文,看似鼓励,其实是为方便那些已跟不上学习华文的新一代而分流。

笔者于2010至2012年曾受教育部邀派为驻校作家,进驻过10所中学及3所初级学院,来参与写作训练的基本是高华班学生,即使如此,交上的作文十有八九一看就是模式化美文格式,可想平日华文教学是何种模式,而模式美文毕竟还算通顺文字,遗憾是更多本地学生的书写能力就连通顺都说不上。

从几所学校的中二、三生交流里,发现他们对华文的态度是“其它更重要的学业功课繁重紧逼,就算很喜欢也无暇付出热情”的,这种反应让我明白其实华文在今天教学里纵有各类增益性活动,但在学生心里并不看重华文。

向一些学校负责老师提及这情形,他们答案也几乎充满无奈,大部分学校之内的语境其实也就以英文为主,课室外食堂内此起彼落的学生生活语言也就是本地化的Singlish。至此我不仅深感到学校变了,其实早前那个华人华语的环境也早就变了。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所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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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6-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657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虚有其表,和华人民族文化没有实质性的关系,纯粹是一个政治符号。

2016年10月21日,许通美针对日益恶化的新中关系,撰文《中国对新加坡的四项误解》指出: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意思是,双方关系恶化是因为中国误解新加坡是华人国家;也就是说,新加坡没有错,犯错的是中国。

如果许通美的观点正确无误,那么,2015年6月7日,王赓武发表的《中国的崛起与新加坡华人困境》,肯定是一道伪命题,因为不是华人国家的新加坡,何来会有新加坡华人?没有华人的新加坡,又何来会有华人困境之政治现实?看来,王赓武又是在胡说八道。

因此,基于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也完全没有新加坡华人困境的社会现实,那么,官方为何要大肆张扬的耗资1亿元打造一个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其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新加坡政治现实里头的,一个意图迷惑全球华人社会的假象。

一,李光耀对华人社会的核心政策思维,是造就华人去华人意识的社会现实。李光耀的政治手段是在教育源头上,连根拔起新加坡华人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上的族群意识。历史上,李光耀先是绝对管控华人报业传媒,在确保没有华社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彻底消灭百年老号的传统华人教育体系,关闭华人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兼且禁止华人方言的使用。

二,李光耀将之美其名为华英双语的教育政策,是一个温水煮熟青蛙伎俩,让华人语言文化在感觉良好之无自我意识环境下,慢慢退化,悄悄死亡。终于,成就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之文化浮萍现象。

三,政治上,李光耀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但是,文化上,李光耀不仅仅摧毁占人口多数的华人语言文化应有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华人无法靠华文生存。在此,如果政府确实相信华人文化不符多元种族社会精神,那么,政府是很有必要解散华社自助理事会,华人宗乡会馆等等的以民族为单位的社会文化组织。依据种族平等思维,新加坡应该打造一个多元的新加坡文化中心,而不是一个单元的华族文化中心。阅读全文»

搜神记•新加坡篇——新华铭刻搜集与文化寻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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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源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    2017-5-19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丁荷生教授和我编写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前缘和内容自然不如干宝和《搜神记》一般地诡异离奇,但书内所拍摄和记录的每一尊神明、每一块石碑,以及每一则楹联等等,都承载着当年我们的华人祖辈们,究竟是如何从华南闽、粤沿海省份漂洋过海,历经九死一生,抵达新加坡后落地生根的历史记忆。

中国当代著名的“华南学派”专家们,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田野调查口号:“进村找庙,进庙找碑”1。他们认为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庙宇石碑,以及家里的族谱、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书信、日记等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来反映华人社会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这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研究思路与田调方法,其实也非常适用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

绪言:田野调查发现福建庙宇与东南亚华社的密切关系

按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郑振满教授的解释,过去研究中国(包括华人移民社群)的社科研究概念体系,大多是属于外来的视角与思维,所以很多是脱离实际的华人民间生活,无法正确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重新解读,不能完全从官方的大一统视角来诠释历史,而需走出校园,深入民间,从本土(地方性)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切合实际的基本概念。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在于,结合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分别从事几个主要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考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了一些本土性的历史观点。换言之,“华南学派”所重视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了世代相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依然如此迅速,正因为老百姓还保留着这些民间文献。关于“华南学派”的研究思维与方向,我们在近几年来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中开始看到一些相似的发展和轨迹。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时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系主任的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携手合作,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做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计划,并将调查中所发现的庙宇石碑编辑成册,是为《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1998)、《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三册(2004)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四册(将出版)。从这些珍贵的碑文记载中,两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福建省内的多座庙宇与东南亚华社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例如,上世纪40年代由莆田人宋湖民从西天尾镇白杜村移运至城关,安置在元妙观三清殿里的《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不但反映了早在南宋年间,莆田海上贸易已达繁盛,碑文中所提到的“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者”,以及“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也显示了当时由船主朱纺领队的远洋航行规模庞大的运输货物船队,因崇拜祥应庙神明的灵验而来莆田瞻拜,所携带的莆田丰富外销货物更已远销到“三佛齐”(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和东南亚等地,互通有无,来往密切,比现代所谓的环球化贸易活动还要早了八、九百年。 阅读更多 »

上神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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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4-23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7/04/145215.html

猜想开始应该是戏谑之语,哪知道有人拿棒槌来绣花——当真(针)了。不懂得适可而止,进而变成标准用语,弄不会筛选和剔除——傻者无惧,不必审,当然就是文化程度低落的最佳明证。

还是那句老话:Fools rush in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Alexander Pope,“天使都不敢涉足的,傻瓜却一头栽进去”)。新加坡中文程度之低落,好比我们的许多“华文趣闻”,都是到了天使/傻瓜的临界点,回魂乏术了。

为了陪老妈子看《红星》,莫愁忍受了4个星期的“上神台”;无论是说别人还是说自己,很多“红星”都字正腔圆地在说,不断地说,甚至还可以拿来预告。“上神台”是句语义十分不明确的形容词,升得上神台即系d咩?根据香港人的研究:

不论“升上神台”或“摆上台”,最初都是出自黑社会术语,香港八十年代开始流行江湖电影,影片为求真实感,渲染了大量“黑语”,后来慢慢变成了通俗文化,广泛地在草根阶层被使用着,又后来,两词被转化借代及合拼成为了“畀人摆上台”这句香港通俗语了。

奇怪的是,这句话虽来自香港,但香港媒体却没怎么用,更别说两岸三地,不信的话,你只要谷歌一下“上神台”,就会发现只有新加坡……特别是《红星大奖》才会用。甚至连谷歌的图片搜索也一样,结论是什么?当然是人家嫌太粗鄙,上不了台面咯。

此外,拿来形容红星大奖的“最高成就奖”,还有逻辑上的问题。首先,这个“神台”是谁摆的?摆来做么?“上”了之后又怎样,干嘛那些人这样兴奋?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23, 2017 at 1:39 下午

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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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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