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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长维文访华中新关系“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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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达扬    2017-6-12
http://p.dw.com/p/2eWD9

新加坡外长周日开始访华行程。由于中新关系近期出现一些摩擦,因此本次外长出访北京格外引人关注。

王毅迎接维文到来后,两人相互揽着肩膀,谈笑着走入会议室(中评社 徐梦溪摄)

正在北京访问的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周一表示,新加坡和中国都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所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称该协定对于自由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年初宣布退出跨大西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此举无疑为受北京支持的RCEP注入了新的活力。北京没有参加TPP。RCEP和TPP并不相互排斥,也就是说有些国家可以同时参与上述两项贸易协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不久曾表示,美国宣布退出TPP,令美国的信誉备受打击。而与此同时,北京则在努力打造全球自由贸易大国的形象。

新加坡外长维文在北京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后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尽快在有关RCEP协定的谈判中取得成功,那无疑对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发展非常有利。就当前局势而言,这一协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

中国外长王毅再度重申了中方努力促成RCEP谈判的立场。目前东盟正在同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举行有关签署RCEP协定的谈判。但美国没有参与其中。相关谈判于2012年开启,各方期望能够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协议。同TPP相比,RCEP的覆盖面较小,更多着眼于降低关税,条款内容也更为温和,比如不涉及保护劳工权益和环境等议题。 阅读更多 »

当夏炎碰上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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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6-2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6/blog-post.html

我们可以说新加坡为汶川地震的灾民贡献最多;新加坡的侨汇支援了中国南方农村的经济;新加坡组织东南亚的筹赈中心,支援中国抗战等。现实是:我们不可能靠过去打下的江山吃糊。虽然当下乃炎热的夏天,两地依然大约在冬季。

海南岛遇上“冬天”

跟90岁的国家博物馆中文义务导览员史立道回到他在琼海文子乡文山园村的祖居,过后行行走走,在海南岛“享受”了一个星期(5月7日至12日)的艳阳天。

史立道在海南岛的故居,这是他的父亲战前在关丹橡胶园赚钱后回乡兴建的。

猛烈的阳光蓝蓝的天,拍起照来风光明媚,但数日下来就像晒干猪,皮肤黑了两轮。前来买公寓避冬的北方人像候鸟般回巢了,海南岛变得静悄悄。

蕉风椰雨海南岛

去年底在广东做乡野调查时碰上了新中关系异常的冬天,如今五个月过去了,痛穴并没有解除,在地海南人不经意间老会提起。他们说新加坡总理在不了解九段线的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刻意挑起海洋法的情绪,选择靠边站,跟美日韩同一阵线;此外新加坡华人占了四分之三,应该了解中国,支持中国,如今倒戈相向,在情在理都说不过去。说多几句后,词锋一转说不再提了,因为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不应该影响民间的交往。

在海南岛的日子,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展开。回来的时候,各国领导已经驾临北京,新加坡由国家发展部长兼第二财政部长黄循财代表。记者问及为何由他出席,而不是总理时,黄循财表示这是中国当局发出的邀请,主动权不在新加坡。

会议前的最后一刻,美日韩决定派代表团出席。台湾名嘴都以新加坡尴尬,台湾被边缘化来形容此事件。

《南华早报》(5月18日)的报道“What belt and road snub means for Singapore ties with China”证实了新加坡总理不在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名单内。

答案相当明显了。总理李显龙说新加坡是第一个接受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国家;副总理张志贤与外交部长维文强调新加坡跟中国关系良好;国防部长黄永宏叫国人不要过度解读坦克车途经厦门,却被香港扣留的事件。我们可以说新加坡为汶川地震的灾民贡献最多;新加坡的侨汇支援了中国南方农村的经济;新加坡组织东南亚的筹赈中心,支援中国抗战等。现实是:我们不可能靠过去打下的江山吃糊。虽然当下乃炎热的夏天,两地依然大约在冬季。

海洋法与新加坡的命脉

这一趟海南岛之旅,跟当地人交流过后,我觉得他们认为新加坡是个华人社会,跟中国血浓于水的观念是过时的。从前的华侨早已成为在地华人,华人有了华裔。新一代的新加坡华人接受西方教育,保留了一些传统但未必了解其内涵,意识形态上或许更像以前的土生华人(peranakan)。两地华人存在着许多文化的差异

对于新加坡强为亚细安出头,捍卫海洋法一事,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阅读全文»

再释“新中关系的三个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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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兴    2017-5-28
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Y2NDg0OQ%3D%3D&mid=2708559874&idx=1&sn=1fc9c3bef9caf340b96b13753672bdc3&chksm=bf67e63c88106f2a865fc36a0b03d75428b90baeea3e37dbc0db939676e20db9bc51cdd8392c

针对李显龙总理缺席一带一路峰会和是否受到邀请的问题,《海峡时报》编辑蔡梅芬5月21日发表《新中关系的三个迷思》引发网民争论。本文作者是前政府官员,他说,特意将“迷思”译为“误解”,以表达这些是“仍可纠正的立场”。

近期,由于一系列事件,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碰上冷流。而刚在北京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由于我国总理没有出席峰会,更引起众说纷纭,揣测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是否雪上加霜,甚至已被中国排除参与“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

《海峡时报》评论编辑蔡梅芬也在5月21日撰稿《新中关系的三个(迷思)误解》(3 Myths About Singapore-China Ties)。

我没有足够智慧评价中新两国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对蔡编辑所提出的3个误解提出我的个人看法:

误解1:新加坡改变对中国的立场,倾向于亲美

中国对新加坡的不友善,蔡编辑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以为新加坡已改变立场趋向亲美。她表示,其实新加坡立场一致没变,那是中国单方面的误解。

中国对新加坡的冷淡,起源于新加坡在南海纠纷上的参与。作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我们必须要有坚定立场,捍卫关系到新加坡生死存亡的国际航海自由。

但是,南海纠纷所牵涉到的不只是航海自由,更多的是关于常设仲裁法院(PCA)对中菲南海仲裁结果的合法性和争端国之间博弈的复杂问题。新加坡对仲裁结果积极表态支持(讽刺的是争端国临时倒戈),可能使到中国对新加坡意图的产生误解。

在过去,我们小心翼翼周旋于各个大国,特别是在中美之间,舞步一直是49%-51%和 51%-49%互相探戈。由于新加坡在南海争端的立场,给他国一个假象,以为新加坡已经偏袒一方。尽管如此,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改变,我希望我们仍然坚持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 阅读更多 »

缺席一带一路 李显龙徒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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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    2017年6月4日第31卷22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95685022363&docissue=2017-22

新加坡依赖美国保护,又希望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如今这种外交政策可能行不通了。

印度和新加坡五月中下旬在南海争议海域举行双边军事演习,加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未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让国际间产生联想,事件将考验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

共有二十九位国家领袖出席有关论坛,东盟多国与会,包括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有摩擦的越南及菲律宾。虽然新加坡的盟友日本与美国对一带一路持敌对态度,不过两国也在论坛前夕决定派出高层次的代表团列席,这肯定让新加坡感触良多。

印度与新加坡领袖缺席论坛受人瞩目,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危害该国国防安全,因此决定杯葛论坛。

北京为何未邀李显龙?

北京为何不邀请李显龙?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向媒体表示,“邀请之事由中方决定”,有关谈话被解读为中国没有邀请李显龙。

新加坡对中国没有邀请李显龙显得很不是味道,前议员德吉特·辛格在脸书上批评中国“怠慢新加坡”,显示了中国的“小家子气”。有评论认为,李显龙不受邀意味着新加坡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配合度不高,或在倡议中没有可发挥作用的角色。黄循财则反驳指出,中国商务部的资料显示,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三成,而这些资金最终多数被投入其他亚洲国家。他以此说明,对于中国资金走出去,新加坡能发挥作用。

中新过去关系密切,许多中国官员也曾在新加坡培训,但两国近几年来逐渐疏离,人们相信这主要是因新加坡在南海等议题上选择靠向美日,协助美日围堵中国,因而触怒中国。这也是为何去年会发生新加坡九辆装甲车在香港被扣留事件。为了突破美日的围堵及美军以狮城为基地控制马六甲海峡,中国进行战略反击,相继在巴基斯坦、缅甸打通原油输送线,又计划投资马六甲皇京港,以解马六甲海峡困局。

新加坡在政治上依赖美国的保护,经济上又希望从中国获取利益。在中国经济仍未强大之时,中国显得无可奈何,但在中国崛起及中美出现摩擦时,新加坡仍然希望两边获利的外交政策可能行不通了。

至二零一六年,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二十多个国家建设了五十六个经贸合作区,为东道国创造了近十一亿美元的税收。面对那么大的经济蛋糕,新加坡是否能搭上这趟顺风车,还得看本身的选择。

Written by xinguozhi

五月 25, 2017 at 9:00 下午

李显龙为何没有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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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视界    2017-5-21
http://news.nanyangpost.com/2017/05/21.html

新加坡《星期天时报》(The Sunday Times)就总理李显龙未出席一带一路峰会而引起国民的各种猜测,发表了一篇观点版文章。

上周,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召开,29国领导人出席会议,其中包括7个东盟国家的领导人。新加坡则是由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代表出席。

就此,出现了两种猜测和解读:中国怠慢了新加坡;新加坡不想参与峰会。

文章指出,黄循才对此已经做出了澄清,在5月16日接受访问时表示邀请是由中方所决定。

文章写道,这意味着,李显龙并没有收到邀请,是中方怠慢了新加坡。

文章对黄循才即时出面摆正事实的做法表示支持。文中指出,信息不足的情况常常会引起国民蜂拥而至的猜测,而外交事务本身具有的不透明性,也为他者提供了操纵感知的机会。

文章引述新加坡前外交部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在脸书上的一文,提醒新加坡国民不要陷入外国势力的“心理战(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实际上,中国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在16日时与李显龙进行了会面。

据文章引述,考斯甘对此评论道:“故事的寓意就是要保持冷静。心理战只有在对方不冷静的情况下,才能得手。”

就此,文章指出了中新关系中的3个迷思以及其中包含的错误信息,并进行澄清。 阅读更多 »

缺席一带一路峰会 李显龙未获北京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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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视界     2017-5-17
http://news.nanyangpost.com/2017/05/17_87.html

北京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刚刚落幕,但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由29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的峰会,居然未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身影。

这次峰会前,一些中新关系观察人士就私下议论,东盟10国绝大多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与会了,其中包括印尼总统佐科、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但是,作为中国—东盟关系轮值协调国的新加坡,却只派出了低阶部长黄循财。

这个动向显然显示,中新关系依然乌云密布。

今天,新加坡《海峡时报》在一篇黄循财的专访中,提及了为何李显龙没有与会一事。

《海峡时报》说,当问及李显龙没有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黄循财说,邀请是由中方决定。

新加坡另一份报纸《联合早报》也报道说,29国领导人参加了高峰论坛,当中没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询及总理为何缺席,黄循财回答说,邀请之事由中方决定。

黄循财的谈话是否暗示中方没有邀请李显龙,有待有关方面后续的澄清,本站将密切跟进。

Written by xinguozhi

五月 17, 2017 at 9:59 下午

港星政治地位有别 世界观层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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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     2017-3-17
https://www.facebook.com/KwongKinMing/posts/1263659923732783:0

访问者:沈旭晖(Simon, S)
受访者:邝健铭(Kwong, K)
整理:李志鹏

在谈及香港的发展时,香港舆论经常提起新加坡。可是,讨论的焦点往往有其局限──例如,讨论多从管治精英角度出发,却少从民间视角探究新加坡的社会文化,及民间的生活日常。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香港与新加坡走上不同的发展路、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新加坡的世界视野多少因而比香港广阔。在香港,要提升社会的国际视野并不容易,至少香港的大学之中,仍然没有一间有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今次访问的,是研究新加坡、比较新港管治的年轻学者邝健铭。他先后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系,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在新加坡从事研究工作。过去两年,他分别出版了《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与《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分析与比较两地的过去与发展。他的评论文章散见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地的媒体。相信邝健铭能增加我们对新港两地发展的认识。

S:为何你会选择到新加坡升学?

K:主要原因是在大学读书时,香港传媒与学者很喜欢时刻比较香港与新加坡的管治模式,且结论非常一面倒,主要都是说,“香港模式”与“新加坡模式”相比较,显得一无事处。当时感到很好奇的是,这些香港的新加坡想象,到底有没有盲点?如有,盲点在哪?故此便很希望能有机会在新加坡生活,亲身观察“新加坡模式”。

刚好,那时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香港招生。我读的是政治,加上上述那份对新加坡模式的好奇,申请奖学金在新加坡读公共政策,便变得顺理成章。

S:在编写《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的过程对你有何启发?

K:写书之前,我已有某种关于香港历史书写的问题意识。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有位老师说,“香港历史需要重写”。为何香港历史需要重写?如何重写?在新加坡读书与工作时,我一直思考这两个问题。

新加坡的研究工作,令我需要写很多关于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析,因此我读了很多香港研究文献,也特别着重脉络分析。某程度上,这种治学观很受我的一位中国大陆同事影响。他自学多种外语,对世界多国的历史都有涉猎;他对世界大事的许多分析,都离不开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这两个分析角度。

着重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便由此成为《港英时代》重写香港历史的基本框架。具体地说,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尝试填补当下香港研究的一个缺憾,即偏重颇为内向的本地框框、以及多少有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气质与情怀,但同时忽略香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身处的全球与区域脉络,乃至比较视野。

曾经在学者李培德编着的《日本文化在香港》,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

“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之外,‘中国中心论’亦一直干扰我们对接受亚洲文化的态度。一般来说,香港文化界、社会媒体无不认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而鲜说‘东西文化’……为何我们只把中国和西方相比较对垒呢?难道中国文化等同整个亚洲文化吗?……亚洲文化是多元的,不可能只有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元文化。”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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