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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新加坡神话中》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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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家成,覃炳鑫,谢明达    译者:林沛       2018-1-1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讨论神话与硬道理,是为了剥去其自然外衣,暴露其人造的面目。神话是人工的社会产物,由国家机关、大众传媒等机构生产制造出来。卸去神话的外部包装,可让我们知道创造这些神话的原因,了解其社会影响。

新加坡是个神话国。这么说,因为新加坡人心目中的“真实”(reality)与“常识”(common sense),其实是由一组神话形塑出来的。譬如,一般人认为有效与坚定的官方政策,是新加坡的成功要素。因此,这种强势推行政令的做法,应该继续下去。这就是此类神话的一个例子。这个神话,将事实(即新加坡的成功)和推论(即成功主要源于官方政策)巧妙结合,藉此为国家的未来运作,奠定了不容置疑的方向(即上述官方政策应该继续推行)。

此类神话,总是和治理新加坡必不可缺的“硬道理”(hard truth)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权且引用已故前总理李光耀所铸造出来并为人所熟知的一个说法:“硬道理”)。然而,神话同样要在建设性的批评与论辩中经受检验。2011年,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对硬道理作出了回应。许通美援引事实,对李光耀所下的两个定论提出反驳。他指出,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实际上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异族通婚也是可行的。这么一来,传说中的硬道理于是一下被揭穿。所谓硬道理,其实不过是个神话。这个强而有力,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思维的道理,只要予以破解,新加坡人的视野就会豁然开朗,发现未来原来还可以有许多其他扎实的景观和优越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本书尝试做些这样的工作,但不局限于破解神话。我们更想做的是,探索神话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神话”一词,一般用来指称被普遍信以为真的谬误。这本书的部分章节,讨论经由神话形塑而成的真实,并就其内在所蕴含的一切进行剖析(后者更为重要)。神话固然仅有一半真实(通常的确如此),可是却广泛得到认同。为厘清起见,我们必须直面以下三个问题:

  • 什么是神话?
  • 为什么要讨论神话?
  • 新加坡是否需要(新的)神话?

我们在这本书中,审视神话在新加坡为什么总有纾解难题,消除未来焦虑的神奇力量,研究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这里头要做的,包括思考神话的社会影响,以及对历史与社会作各种不同的解读。

什么是神话?

为什么说新加坡是个神话国?为了较好理解,本书引用了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经典论着《神话学》(Mythologies),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巴特指出,神话的界定特质,“在其持续调动常识、报章与艺术,把真实装扮成为‘自然’(naturalness)的模样,以我们生活的世界来说,那无疑是行之有年,颇具历史性的行为”。巴特这样区别神话和历史与自然:神话“装扮”成并解释什么是历史(也就是说,神话是人为制造的),并使自身成为貌似自然形成的东西。


卸去神话的外部包装,可让我们知道创造这些神话的原因,了解其社会影响。本书以撼动对新加坡历史的习见观点为目的,采取严谨的态度,梳理通常显得芜杂、充满灰色地带、可作不同解读的史料,试图从中挖掘,找出历史。

讨论神话与硬道理,是为了剥去其自然外衣,暴露其人造的面目。神话是人工的社会产物,由国家机关、大众传媒等机构生产制造出来。卸去神话的外部包装,可让我们知道创造这些神话的原因,了解其社会影响。本书以撼动对新加坡历史的习见观点为目的,采取严谨的态度,梳理通常显得芜杂、充满灰色地带、可作不同解读的史料,试图从中挖掘,找出历史。在这过程中,我们发现常识的复杂与多层面,我们必须努力突破熟悉的语境(comfort zone),才能摆脱神话的牵引。

我们国家神话的基础,是新加坡人被反复灌输的历史论述版本,这个版本名叫“新加坡故事”。这个词,大家多数知道,它也是李光耀回忆录的书名。该回忆录第一卷在1998年出版,此前一年,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在主持校际“国民教育计划”(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me in schools)推行仪式时,也用它来概述、区别历史与神话。他说:

新加坡故事建立在历史事实上。我们说的不是理想化的传说或建国神话,而是从新加坡角度出发的客观历史。


李显龙企图区分历史与神话——前一个是真实的,另外一个不是——尽管如此,“新加坡故事”仍然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它含一道英雄弧线,穿越过去、当下与未来,把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搅混在一起。菲立普•赫顿(Philip Holden)在他收进本书的文章中,把这类故事称为“传奇”(romance)——一个关于肩负着无穷尽历史使命的英雄的故事。“新加坡故事”,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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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政府强调正统排斥“劣质英语” 英国文化协会Singlish班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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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新闻网/罗睿琪     2017-11-17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1117/s00014/1510854903823

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开办星洲英语课程及茶叙,助参加者了解星洲英语及标准英语的分别,学习如何自如转换。图为上课情形。(网上图片)

新加坡向来视标准英语为正统,反对使用夹杂福建语、马来语等词汇或语法的星洲英语(Singlish)。不过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近年开办的星洲英语班与工作坊,令围绕星洲英语的争论再受关注。协会向本报表示,近年当地民众对了解星洲英语的兴趣有增无减。协会总监亦撰文称,星洲英语是各个社群的“粘合剂”,应与标准英语并行不悖,以保存当中蕴含的多元文化身分要素。

解释两者差异 助转换自如

“Don’t play play!”(不要玩玩,认真点!)一群在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聚首的民众,听罢这句典型的星洲英语不禁莞尔。这是协会主办的星洲英语课程的其中一幕,透过角色扮演、游戏与小测验,学员可了解星洲英语与标准英语的分别,学习自如转换。今年3月,协会亦为侨居星洲的外籍人士定期开办星洲英语茶叙,助其适应新加坡独特的语言环境。

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研究及再行销经理德瓦萨加扬(Poovan Devasagayam)向本报表示,星洲英语班最初是应公营部门邀请举办,让部门员工了解商务环境中如何恰当应用两种语言。由于参加者反应和效果良好,协会开始面向公众开办同类课程。过去4年,参加星洲英语班的民众超过200人。 阅读更多 »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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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1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700

在历史事实下,历史教授王赓武,拿我不是新加坡人来开脱王赓武报告书的历史责任,那可是一个十分滑稽的悲剧性历史笑话。

香港大学《学苑》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是1986年8月14日上午,刚抵达香港大学的王赓武在校长会议室接受学生会就南大事件的访问记录。文稿声明:访问稿尽量保留愿(原)意,不加任何演译,使大家能似在细听王校长娓娓道出二十年前的一段难忘往事。访问稿全经王赓武校长审阅。

学生会共提十一个问题,第一道问题是:

访:王校长当年以哪种身份进入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与政府有何关系?

王: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另外,要特别注意两点:(一)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象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二)你明白新政府为什么(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所以)可能他们有其特别的理由,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报告书五月呈上,八月新退出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却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在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6, 2017 at 9:13 下午

不关我事——新加坡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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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才    2017-11-8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新加坡教育普及,一般国人的知识水平也都不低,但对于如何活用知识来进行自己存在的价值判断,这一点对大部分新加坡人来说,或许比不上柴米油盐或医药费来得更为实在。这种有意无意被鼓励的务实心态,让新加坡人心安理得把务实功夫练到极致境界;于我无关的我不必费心,于我无益的我何须参与,我自家一切良好即可,门口外面的事少管。

公民素质就反映在生活里

有回在罗马,挨近傍晚,发现团队里“失踪”了两位团友,急得整团人在集合点四处苦寻,但很快周围好些当地人出手帮忙了,他们不仅熟悉道路也常见到此的旅行团,很快就合力找到走散的人。不仅如此,找到人之后,附近的两位交警也赶来了,原来有当地人通知了他们,其实,交警哪用管这些事?罗马是个繁忙都市,这些当地人也不见得空闲,但他们那股认真态度,除了感激还教我深思良久,两个多月近距离接触,我确实看到人们的素养气质,其实就在平素生活里。

无论在超市或街边摊子,意大利人买果蔬时是绝不会用手去触碰的。这已是他们生活里一个默契。在超市里就套着提供的塑料袋把果蔬挑好,然后自己去度量机打价钱。倘若在摊子上,那就一定得耐心等候,自己不能用手,因为整个秩序需要大家的平静与耐心来维持,这是大家的默契,人人排队轮候,没人唠唠叨叨,这一种自己存在也关切到他人同时也存在于同一空间的意识,是真正能理解“共处一个群体社会”的意义。

德国人,一向给人个性大咧咧的印象,但他们其实处事都颇严谨认真,在德国问路是极少受到冷遇的,其指示方向的认真与清晰,仿佛那带地区就属于他的,甚至能看出那脸上有份责任感。这也让我想起一次在台北问路,那位卖韭菜盒子的大妈马上就熄掉摊子上的火,说,“我带你去,就在不远。”这类热忱当然不仅于台北,在日本很多火车站里我也常遇上,虽然双方语言不通,而我感觉那股热心不仅因为礼待外人,更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的事,他有义务要为自己国家和社会负起这个责任。

这份对自己社会的责任感,有一回也在台中某菜市里体会过。

那只是个平民菜市,市场边上许多小吃摊,我点了碟炒米粉,就拿到一旁小桌上吃。摊主给我的是一次性筷子,用塑料袋包住的,我刚拆下塑料袋,与我一齐搭桌子的当地大叔就指指桌上那个摊主提供的插票架子,示意我把塑料袋插在那里。我真不能说我的触动是种矫情,我们社会不也一直在教育环保吗?但能把这教育体现到一个平民摊子上,能让人们时时意识到“环境与我有关”的境地,那最大的支撑点究竟是什么?

认同自己对社会秩序的责任

坦白说,我不认为知识高低与公民素质之间有直接联系。“公共道德”四字,排在前面的就是“公共”两字。人们必得先对“公共”意义有彻底认识,才会认同“维持良好群体生活秩序”就是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们就说一下地铁站里排队上扶梯好了。“靠边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靠边站”却是一件首先得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然后才能看到自己责任所在的事。靠边站并不光是为了礼让赶时间上扶梯的人,而是把扶梯的另一边让出来以防发生任何状况时还能有可被利用的缓冲空间。明白了这点,人们才会意识到保留这个空间的顺畅是自己的责任。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8, 2017 at 8:54 下午

民族总统撼动新加坡国家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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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7-22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981

总的来看,马来总统是为了继续当权者的政治利益,除了让既得利益集团获得巨大金钱好处,尤其是总统在任期间的千万元金钱收入,社会上的普罗大众,必将为即将到来的社会败坏付出不菲的社会代价。

李显龙为了确保政权完整性而力推执行2017年马来总统选举,是饮鸩止渴的不明智政治决策,势必让整体新加坡人民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首先,民族总统颠覆新加坡国家信约。其次,司法制度政治化,挑战新加坡司法独立的民主根本。其三,高薪养奴政策加剧制度僵化,让社会成本变本加厉。

一、民族总统颠覆新加坡国家信约。

新加坡国家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国家信约的根本宗旨,是要通过不分种族、言语、宗教,来团结一个缺乏共同历史人文记忆的移民社会,共同构建一个整体的,一个国民、一个新加坡,之国民意识。在此处,构建社会凝聚力是新加坡国家信约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新加坡人的新加坡。

彼此不分种族的真实意义,正是在于排除以各别种族价值观,作为判断是非黑白的人文标准。

在一个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共同意识下,社会不再有牺牲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说,牺牲多数服从少数的社会政治现象。这是构建一个同舟共济,和睦共处,四海之内皆兄弟;一个理想的,新加坡多元种族文明社会。

一个民族不分彼此的社会,是一个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的社会。因此,硬性规定何族可以,何族不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是实质性的在分裂一个种族不分彼此的社会架构。

从这一个基本的建国准绳来看,新加坡宪法规定的国家总统作为共和国象征,必须跨越政党,超越种族。因此,新加坡总统是一个新加坡共和国全体人民,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总统。明显的,新加坡总统绝对不是个别马来,印度,华人,欧亚种族的总统。事实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求有不同的马来人总统,印度人总统,华人总统,欧亚人总统,来分别代表各个民族意识?这不仅仅是画蛇添足,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社会根本。阅读全文»

李显龙为何没有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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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视界    2017-5-21
http://news.nanyangpost.com/2017/05/21.html

新加坡《星期天时报》(The Sunday Times)就总理李显龙未出席一带一路峰会而引起国民的各种猜测,发表了一篇观点版文章。

上周,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召开,29国领导人出席会议,其中包括7个东盟国家的领导人。新加坡则是由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代表出席。

就此,出现了两种猜测和解读:中国怠慢了新加坡;新加坡不想参与峰会。

文章指出,黄循才对此已经做出了澄清,在5月16日接受访问时表示邀请是由中方所决定。

文章写道,这意味着,李显龙并没有收到邀请,是中方怠慢了新加坡。

文章对黄循才即时出面摆正事实的做法表示支持。文中指出,信息不足的情况常常会引起国民蜂拥而至的猜测,而外交事务本身具有的不透明性,也为他者提供了操纵感知的机会。

文章引述新加坡前外交部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在脸书上的一文,提醒新加坡国民不要陷入外国势力的“心理战(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实际上,中国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在16日时与李显龙进行了会面。

据文章引述,考斯甘对此评论道:“故事的寓意就是要保持冷静。心理战只有在对方不冷静的情况下,才能得手。”

就此,文章指出了中新关系中的3个迷思以及其中包含的错误信息,并进行澄清。 阅读更多 »

国大中文系招生困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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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4-20
http://www.sgwritings.com/112902/viewspace_158037.html

随着大中华区经济的腾飞,华文地位正日益崛起。在华文崛起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新加坡倒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国大的中文系不过是新加坡华文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有很好的人才储备与文化底蕴,但很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日前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Kenneth Dean)与许源泰二位先生来访,饭间丁先生就说到了担任系主任的难处,其中最大问题还是生源萎缩。

丁荷生自前年初主掌国大中文系,至今已满两年。他自幼生长在港台的闽南、广东文化圈之中,大学阶段受过了非常好的学术训练,毕业后专攻南方民间宗教。

与很多书斋型学者不同,丁氏并重田野调查,因此曾花数十年调查闽南莆田周边地区的道教民俗信仰,包括那些活生生的科仪、乩童、剧团、进香崇拜团体等,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宗教碑刻铭文,试图以此来勾勒一个更为生动的宗教地图志。

难能可贵的是,丁氏研究还将宗教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社群间的移民迁徙史贯串了起来。自清末东南沿海的华人移民潮渐兴,而通过各地民间宗教的考察,尤其是庙宇碑志的搜集、断代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移民的社会属性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跨境宗教网络。这种研究对于新加坡本地的文化身份认同构建,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其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过去历史与独特文化形成、演变。

像丁氏对19世纪末闽南人商界领袖,同时也是鸦片大亨章芳琳的研究,就通过后者所捐助的学校、庙宇等条规,来展现了不仅是一位闽商巨贾的身世浮沉,更刻画出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错综复杂的商业贸易网络与纷纭的社会关系。

就在年初,丁氏又与许源泰先生出版了两巨册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这不仅可算是新加坡宗教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更可代表极少数文史工作者,对于新加坡国族形成追溯上的不遗余力。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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