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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迷思的新加坡读本——读《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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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韦地    2020-5-18
https://www.storm.mg/article/2596489

华人世界对于新加坡的了解多是一知半解,透过阅读《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将可以重新建构对于新加坡的认识。图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资料照,美联社)

华人世界对于新加坡的了解多是一知半解,透过阅读《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将可以重新建构对于新加坡的认识。图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资料照,美联社)

台湾季风带文化近日出版了新书《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作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教授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译者是台湾季风带文化总编辑邝健铭。

我对这本书有很高的期待。从英国移动到新加坡已有八年的时间,诚实地说,在到新加坡定居之前,我对新加坡的印象,如同华文世界的大多数人,只停留在表面和肤浅的层次。高中毕业时读了李光耀的回忆录,但并没有对新加坡模式特别向往。虽然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新加坡一直都会是一个,自己人生规划中,可能的去处。

直到开始在新加坡定居和工作之后,我才惊觉自己对于这个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邻国是如此地陌生,因此我在新加坡的头一年,我对这个社会感觉是非常疏离的。我开始重新建构自己对新加坡的认识,开始大量阅读关于新加坡的书,和接触以及认识不同的人,也因此接手了独立书店,进入文化产业。理解新加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和一位在新加坡工作,后来出了一本关于新加坡的书的台湾文友聊起新加坡,我说我觉得新加坡很后殖民,他说何止是后殖民,更是后现代。

新加坡,鱼尾狮,川金会。(美联社)

著名地标鱼尾狮是许多人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资料照,美联社)

正因为新加坡小,其设计都十分精细,所以不容易看清这些精密之处。在草根曾有一场活动,台湾来的讲者将新加坡批得体无完肤,我在现场,无法压抑心底升起的不以为然。这样感觉后来在往后数年重复无数次,我在网路上看到别人谈论新加坡时,常常心里会有“huh?新加坡都不是这样”的OS。新加坡当然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很多这些外界的批评,其实只是复述对新加坡刻版印象。特别在华文场域,因为新加坡的知识体系语文是英文,所以长期在华文世界几乎是处于“失语”的状态,而新加坡人也不多在意或急于替新加坡辩护。这让华文世界对新加坡充满极化的偏见,不是过份吹捧,就是过度否定。

因此非常乐见这本《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被翻译成华文和出版。这本书由新加坡本土学者所著,是insider的insight,希望透过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可以让华文世界对新加坡有更多理解,能够引发对新加坡更深入和客观的讨论。 阅读更多 »

我们的昔日是另一个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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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2020-2-1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722058147930576
英文原文: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721619621307762

随着大选的迫近,新加坡人有太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到底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被束缚多久呢?

这是朋友送给我《暴雨袭薪火,丹心迈征程》这本书后,我问自己的问题。这是一本于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新加坡发行的新书。

这本书由吴其人编辑,是新加坡左翼运动的领导人和组织于1964年至1966年期间的讲话和声明的汇编。这期间的上半段至1965年8月9日被驱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刚成立的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编者还精心编写时间表纪录重大政治事件,包括学生联合会、工人和反对党等抗议政治压迫的社会抗争运动、未经审判拘留,以及当时新加坡拟议中的雇佣法案和社团法案。

这本书记录了六十年代的进步运动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尖锐辩论。很不幸的,今日的新加坡,这样的辩论根本无影无踪。有关政策和策略的政治讨论已经消亡了。

六十年代的人民不同于今天的吗?最令人惊讶的是,在1964-66年期间,仍然有数千名积极支持进步事业的人,他们并没有被1963年2月2日针对新加坡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大逮捕吓倒。在代号“冷藏行动”中,大约120人被逮捕。在这段期间,仍然有由社会组织和工会支持的反对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线和人民党配合,成为有效的统一阵线。毫无疑问,若没有“冷藏行动”,政治论述的素质和范围会更加丰富。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3, 2020 at 9:27 下午

“关”“卡”在新柔长堤上最遥远的一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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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20-1-17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17.html

新马都是文明国家,但在处理两国的陆路出入境上,似乎距离文明很遥远。

20世纪初,串联新马的新柔长堤落成后,一公里的长堤让两岸人民亲切往来,拥有新马一家亲的黄金岁月。自从50多年前新马分家,两岸各设立自己的关卡后,一家亲的日子已经逐渐模糊。

从前过长堤对岸的新山关卡。1960年代。

如今来往新马,最不人道的应该就是这条长堤,一年中或许只有1月1日元旦和农历年几天顺畅无阻。驾车进出就像翻越千山万水,往往两头都堵车,单程花上一两个钟头乃常态;使用公交的话则小堵车但大堵人,出入境大厅内排起长长的人龙,一公里的短路成为分割新马最远的距离。两岸政府似乎以关卡作为“拗手瓜”斗法的本钱,哭笑不得的是来往两地的平民。

节日假期是长堤两岸的梦魇。我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是2018年3月30日耶稣受难节,当天前往新山广肇文物馆开会,我自以为乘搭公交过关会顺畅一些,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好不容易挤入新山入境厅,发现那才是真正梦魇的开始。前面过关处几乎瘫痪,人龙不见人龙,就像一堆等候挤上末班车的难民,后面一车车的“新客”涌入大厅,大家前胸贴着后背,创造人与人最短的距离。

假日过关时被关和卡在关卡的梦魇:万一出现安全状况,相信多数人成为瓮中之鳖。

入境大厅的冷气无法承担严重超额的热量,大家都汗流浃背。有些老人家无法负荷,几乎晕倒在地,周边勉强让出个小空间让老人家坐下,其实坐下来被团团围住更难呼吸。万一出现安全状况,相信多数人成为瓮中之鳖。

我跟大家在大厅里忍屎忍尿忍饿忍闷6个小时,加上之前在新加坡与新柔长堤的拥堵,前后10个小时才离开关卡。大清早出门,抵达目的地已是黄昏,还好对方明白事理,日后我们都建立了良好关系。

经历过此事件,我明白了何谓动弹不得,进退两难,全身麻痹,四面楚歌;熬到过关后则体会到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病树前头万木春那种复活的滋味。Tough time never last, tough people will!

关卡运作是角力的手段?

为什么会有两岸政府以关卡作为“拗手瓜”的想法?上世纪80年代,我在曾经居住过五年的惹兰勿刹活动,跟政坛新星李文献医生走得稍近,他常分享一些政治资讯。当时马哈迪和新加坡之间时常有小动作,尤其是食水价格方面。新加坡游客是柔佛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只要将过关的速度稍微调慢,就会堆积起人潮,有些人无法忍受而自然打退堂鼓。柔佛的游客少了,联邦政府便会释放善意。此招数屡玩不鲜,双方都习以为常了。

鹬蚌相争,殃及池鱼,新马货币几乎等值的年代,最大的受害者是必须越过新柔长堤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关卡成为回家探亲的绊脚石。如今1对3的兑换率促使更多新加坡人越过长堤消费,带旺了店家的生意,但也因此使到当地人的生活费水涨船高。对新加坡来说,经济低迷时期,国人不留在国内花费而是到邻国去血拼,“为国争光”,肯定不会是宗好事。此外,每逢假期关卡都必须加派人手,关卡职员必须牺牲假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全家出游,似乎也不太公平。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17, 2020 at 3:25 下午

英语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是主流偏见还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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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李正名    2020-1-8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200108-3535

英语并不是我的情感语言,也不是我的传承语言。但是我必须承认,就我对孩子及他们社交圈的观察,当我这一代人凋零之后,英语或许就真的是新加坡人认同的标记了。

排队参观新加坡开埠200年历史体验展(The Bicentennial Experience)的人潮。这个展览旨在让新加坡人与旅客在了解我国历史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什么是新加坡人身份。(海峡时报)

讨论问题不应该因人废言,但有时候议论者的身份背景却很关键,因为它可能说明议论者发言的立场,以及所代表的利益。

已经退休的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美英在《海峡时报》发表的《英语、母语和新加坡身份认同》,代表的正是一种本地中产阶级的主流偏见。

20200106-English as Singaporean identity.jpg

(联合早报)

事实是残酷的,并不因为人们的好恶而有所改变。陈美英所得出的英语是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结论,其依据有事实和数据支撑。至于这到底是值得自豪还是可悲,就见仁见智了。

她提到李光耀在1986年的国庆仪式,因为主持人首次只用英语串场而感到高兴,借此证明英语作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正当性,也可以借用同样是李光耀2012年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里面的一段话反驳:

我们的双语教育的模式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有很多波折。我甚至曾在1989年表示,如果有机会回到1965年或1970年,我将会保留华文小学,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的教学,并鼓励所有的家长把子女送到华文小学就读,然后,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这些学生延加一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之中资质比较中等的,能顺利在中学阶段从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过渡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课程中去。

那是距离1986年他表示自豪后的三年。

当然也有人指出,同样的这段话并没有出现在这本书的英文版。至于原因为何,就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没错,数据和日常生活的观察都显示,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已经单语化了。

20200108-merlion.jpg

鱼尾狮一直被认为是新加坡的标志。(林新平)

尽管陈美英在文章结尾时,好意地表示新加坡人其实是多语的一群,就像她能够用英语教学,用闽南语研究乩童文化,用马来语表演马来戏曲一样,但是她的成长经验是在双语政策还没有消灭新加坡的多语环境之前。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8, 2020 at 5:52 下午

从“华记星洲受难记”,看新加坡网民如何从同情黄丝到支持蓝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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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劲宪    2019-11-22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7870

许多新加坡人一开始是同情香港反送中运动抗争者的立场的,然而随着六月后的暴力升级,许多新加坡网民开始转而批评香港人为暴徒。

11月20日,以鹰派言论著称的华记茶餐厅负责人、香港人杨官华在离开新加坡前,于樟宜机场的星耀樟宜商场,录制了一段长6分钟的短片。前半段是以英语赞扬新加坡警察部队在调查之后让他重获自由。从这段身陷囹圄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性的“善”——那群在新加坡帮华记的人,与“恶”——很清楚看到落井下石人们的真面目。华记也不忘以“half past six”(当地俚语,意思为不标准)的英语来说这段话: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文明,治安法治非常好的国家。多谢新加坡。其实感激的说话是讲不完,各位帮过我的朋友,我会记在心中!感激感谢感动。


接着,杨官华在短片余下的时间用了广东话讲述,除了重复影片前半段的谈话外,还呼吁支持者星期日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出来投给提倡非暴力的建制派候选人,以入主区议会。这位KOL(Key Opinion Leader,关键舆论领袖)还不忘点名香港的黄丝带,说支持者不能再让“暴徒(手足)”伤害香港,不能再被包括民主派在内的反对党政棍欺骗。香港已经遍体鳞伤,不能(再)承受这么多的伤害。

杨官华与入籍新加坡的前港人陈文平,于10月11日在后者位于新加坡滨海湾商业中心内的日式居酒屋举行的“于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朋友表达下意见,对于目前香港的暴动事件看法”聚会后,被新加坡警方要求协助调查。警方是以两人没有申请准证举行公众集会为由,抵触了《公共秩序法令》而调查了41天,最终杨官华被当局限制不能入境新加坡。而提供“聚会”场地的陈文平,也以被警告做为结束。华记拿回了护照之后,马上搭飞机回香港,陈文平的动向则是未知数。

这段为期41天的“华记星洲受难记”到此结束。

杨官华来新加坡“与朋友聚会”,然后深陷触法疑云,这是新加坡人在香港爆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起的社会运动和暴动以来,第一次感受到香江的黄丝带(简称黄丝)和蓝丝带(简称蓝丝)两大派系的斗争,竟然会从虚拟世界与香港,蔓延至新加坡社会。而杨官华的这趟狮城之旅,是否会为给饱受抨击的黄丝——手足(勇武派)联盟,在新加坡民间网络言论界,带来正面的影响呢?

要了解新加坡人对香港的认知以及民意,首先要知道狮城人对自身社会的看法。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23, 2019 at 2:34 下午

当祖国在召唤——从新加坡看海外华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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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Graham Lloyd    2019-11-26
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9/10/26/30275/

Tian Fu Clan leader Tony Du Zhiquiang

新加坡克拉码头(Clarke Quay)的香天下火锅既有戏剧观赏效果又是饕餮享受。它从两个芭比娃娃开始:其中一个身披生wagu牛排,另一个身上披上切薄的鱼片。这些蛋白从娃娃身上剥离,然后在火辣的汤中沸煮。

Asia-link技术公司董事长,代表新加坡四川侨民的天府会负责人杜志强(Tony Du Zhiqiang音译)正在协调一场私人盛宴。

志强将在几天之后前往瑞士参加海外川籍社团的全球聚会。

中国中央政府想知道川籍社团在未来12个月在国际上为四川地区带来声望的打算。

志强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000万名强大中国侨民之一。

学者们认为侨民视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是错误的,因为其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而且为不同的原因而来。

但是有证据表明,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越来越多地对其海外侨民采取了新的看法。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呼吁海外华人共享梦想,并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技能,财富和忠诚带回祖国。

在与美国的激烈贸易战,海洋上的区域争端以及中国对从非洲到太平洋的不断扩展和投资的情况下,新重点放在了几代海外华侨如何响应中国的呼吁上。

而且,新一波更富裕,受过更好教育,更有民族主义主张的中国移民的浪潮对本区域和世界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

志强说,他到瑞士开会时要带给中国的信息会是,它需要更加安静,去倾听并了解其他国家如何重视多样性。

这是志强在新加坡三十年间所吸收的讯息,新加坡有75%的人口可以追溯其根源到中国,但会肯定地保留自己的国家身份。

志强说,30年前他为过上更好的生活离开中国来到新加坡,当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

尽管志强当时有一份政府工作,他说中国的情况很艰苦,地方当局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决定是否放他走。

在新加坡呆了两年后,志强说他面对自己的一个艰难决定——是否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并放弃其中国公民身份。

“1994年,经过长时间的关注思考,我放弃了我的祖籍国的护照,成为了一名新加坡公民,”杜先生说。

“那时我说新加坡是我的新祖国。对于中国,我不能说我不认识你,但现在这才是我的故乡。’’

今天,志强说;“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作为一名劳务组织者和在许多新移民中有影响力的人物,杜先生说,今天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相同的决定。

“以前,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还不是非常富裕或非常强大,”他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发展迅速,因此许多出国的中国人不愿放弃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他们仍然认为他们为中国骄傲,并希望持有中国护照。”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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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21, 2019 at 2:53 下午

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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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阅读更多 »

在狮子山下怒吼 VS 在狮子城内蜷缩:两座前英国殖民城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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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忠明     译者:新加坡民主频道     2019-6-15
https://democraticsg.wordpress.com/2019/06/15/在狮子山下怒吼 VS 在狮子城内蜷缩:两座前英国殖民城市对比

以下内容译自新加坡运动份子施忠明(Martyn See)的一篇题为《哪个才是民主社会?》的脸书贴文:

说来好笑。

我们都是前英属殖民地区,都是面积极小的岛屿,都是华人占多数的社会,且都是物质挂帅的消费市场经济社会。

但我们的共同点就仅止于此。

————————

新加坡人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但却缺乏掌控自己命运的途径。我们让行动党内最聪明的那些人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以保姆城市为荣。

香港并非主权国家,但她的居民愿为其自治权极力抗争,试图谱写自己的命运。

————————

新加坡人可以通过选举选出自己的国家领袖,但我们对投票站以外的民主进程鲜少参与。

香港人无法选举自己的政府部会,但他们尽可能行驶并尽全力捍卫他们所拥有的民主自由权利。

————————

新加坡人宣誓“建设民主社会”,但我们完全不顾,且并未真正明白其真正意义。

香港人则走上街头,愿拼死拼活地维护民主精神社会。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六月 15, 2019 at 1:1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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