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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国近40年的“讲华语运动”,不但让当地方言消退,连邻近马国新山都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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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11-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82980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开始实施的“讲华语运动”,虽然现在回头看是赋予了该国人民口说中文的能力,但却也造成了华人文化中的福建话、潮州话与广东话使用比例大幅降低,连邻近的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当地华人也受到影响。

(Photo Credit: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2009年宣传影片)

在一堂“语音学与声韵学”的课堂上,来自上海、入籍新加坡的老师,发现我名字的拼写方式后(不是汉语拼音),请我示范“惊输”的Tai-gi / Taiwanese(他用的词)发音,他要同学注意的是“惊”(kiann)这个发音中的鼻音,而不是新加坡年轻人看着本地英语单字 kiasu(怕输)所发出的没有鼻音的 kia。老师随后请我示范更多的台语词汇发音,我却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让他发现我根本不会说台语,在我表明我事实上来自客家文化后,他再试图请我示范客家话发音,没想到我的客家话比闽南语更烂。

他看着我,然后说:“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我到现在都仍坚持跟我的小孩说上海话,不管是发生在台湾还是新加坡的事情,都是很遗憾的。”

是什么原因,让“惊输”这样一个新加坡语汇,竟然没有一个新加坡同学能够念出其福建话发音?

袭卷狮城的华语

1979年,中国即将改革开放,配合本地的教育改革,新加坡政府嗅到了庞大的经济动能,遂而启动“讲华语运动”(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

这个运动在初期将华语和其他中国语言塑造成对立面,比如宣传片中,就刻意使用菜市场作为背景,然后一群讲着各种方言的菜篮族七嘴八舌讲着同一种菜,老板却无法理解,随后,华语的引进让广告中的菜市场变成一片和谐。

这种丑化方言的推广华语方式,据信是受到了台湾国民党“国语运动”的启发,实际上是要强化新加坡接轨中国市场的潜力,或者团结华人社群的好处,这让李光耀碰到正在一反过去“国语运动”而改推动本土化运动的李登辉时,感到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同。

国民党在台湾强推国语运动,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由外来者所构成,而台湾本地使用的各种语言,听在他们耳里,完全是无法理解人民到底在说什么的“土语”,为了符合反共的政治需求,达成对台湾的全面控制,“国语运动”应然而生。

而新加坡,却完全有着相反的历史背景。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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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加坡之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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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2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598

回顾历史,英国人与之后的李光耀就是利用质疑华人社会,尤其是华人知识分子的政治效忠来制约本地的政党政治活动。在冷战思维下,共产党成为一个很方便的罪名,可以用来清算具有华文教育背景的政治反对者。或许,这也就理解了为何华文教育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背负共产党的原罪。

文化中国并非新概念。1980年代,杜维明从新儒学的观点提出文化中国一词,其概念是指存活在中国境外的儒家传统构成了文化中国。在此,文化中国被明确定义为在非共产之海外民主华人社会的儒家传统文明。由此来看,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学术概念。

然而,文化中国在新加坡历史语境下另有其特殊意义,是一个相对于政治中国而存在的社会人文概念。厘清文化中国的历史观念,有助提升解读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正确性,因为混淆了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结果,会是一部模糊事实真相的历史论述。

文化中国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下的主流历史论述,都是从政治中国的切入角度,解说新加坡华人历史的社会演化过程。在这一种人为塑造的历史语境下,政治中国成为解说华人历史的政治工具。

如此一来,华人社会的政治色彩通过强化渲染而被凸显出来,尤其是把华人社会和非法之共产党挂钩的结果,使得英殖民政府和李光耀,打压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被刻意的理性化。

在华文教育者被标签为,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是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政治思维下,华人语言文化不仅仅成为政治清算的对象,而更是对这种歧视华人语言文化的官方政策,赋予了合理化与合法性。

这一个历史判断,并非是有预设立场的主观偏见,亦非无中生有,其所反映的是当下之社会现实。这一个客观现象可以从主流历史论述中,以官办大众媒介的历史论述为例,一探究竟。阅读全文»

“东……其实我们叫‘亚细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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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9-21
https://www.facebook.com/wanahboytw/photos/a.468062560021517.1073741828.468057076688732/793375737490196/?type=3

如果李显龙作为一国领导人,在这个访谈中,没有那个语塞不到一秒的自我意识,而真的依了中国记者用了“东盟”这个词,那么讲华语运动就可以真的废了,直接把这个业务外包给中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就可以了。

李显龙应李克强邀请访问中国,新加坡网友纷纷嘲讽李显龙,只能获得中国第二重要的人(second man)来迎接他,新加坡与中国间的关系本来就很诡异,我没有要谈论李显龙此行的地缘政治意义,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措辞。

新华社记者提到新加坡将是明年度“东盟”(ASEAN,台湾叫“东协”)的轮值主席国,将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衔接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之上?

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一个官方语言包含华语的国家,李显龙在面对他国记者的提问时,守住了新加坡作为华语使用国家的尊严。

他差一点就同中国记者用了“东盟”这个词,他在前面两句话刻意避开,只说“我们作为协调国、我们作为主席国”,后来下一句话,真的需要把这个词说出来时,李显龙首先发出了“东”的音,然后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们叫‘亚细安’”,接着的所有的谈话,他都使用“亚细安”一词,而换成新华社记者再也没有提到ASEAN这个词。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1, 2017 at 1:11 下午

锺达成的独角戏《根》:新加坡人寻找“中国根”的意义与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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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慧媛    2017-6-3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72186

失根的情况不仅突显在语言,也在文字。锺达成说,一名香港的网友看到他把姓氏“鍾”写成简体字的“钟”之后,便回复:“你的根既然已经被阉割了,还寻什么根呢?”

照片提供:十指帮剧场

新加坡人,总是把“寻根”说得太过容易。

上星期五,搭了好长一段车程到淡水山上的云门剧场,观看同样来自新加坡的“同乡”-锺达成的独角戏《根》。说来惭愧,在新加坡都几乎不看新加坡的剧作,五月时观看王嘉明导演的《血与玫瑰》,方才得知锺达成这名优秀的编导与演员。

在这出独角戏中,锺达成以普通话、广东话、马来语等所组成的“新式”语言与口音,来描述作为一名“离散”的新加坡华人,到广东台山寻找曾祖父故乡的经历。不能说是回返,因为大多数新加坡华人,从来没有到过祖先的家乡。与其说是“寻根”,不如说是锺达成为了想要厘清有关于祖母向他叙述的,曾祖父自1929年移居新加坡前后所发生的家族“荒诞”史。

戏剧开场,听到锺达成说家族来自台山,我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与表演者的亲密感已不仅是他来自于新加坡,也因为我的祖先亦来自广东台山。锺达成说,大人们会跟小孩说广东话,如果想要说一些不让小孩听懂的话语,就会切换语言,说起“四邑话”。

照片提供:十指帮剧场

我脑中立刻浮起:何谓“四邑话”?我们家不都说广东话吗?“四邑”指的是广东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四个地区,在这些地区,大多数人们说的,非广东话,而是“四邑”方言。锺达成尽管听懂四邑话,却不会说,也因此,他在剧中转述台山乡亲的话语时,念出来的是中文。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15, 2017 at 3:03 下午

新加坡人想象中的“印度人”:梁智强新电影爆出的种族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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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6-21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537706

尽管星国政府长年植入多元种族政策,但最终仍抵不过华人是星国最大的主导群体之事实。...

尽管星国政府长年植入多元种族政策,但最终仍抵不过华人是星国最大的主导群体之事实。或许《新兵正传4》的试镜风波,仅只是这个政策溃败的冰山一角而已。图非当事人。图/《新兵正传》剧照

以《小孩不笨》闻名台湾的新加坡导演梁智强,其最新作品《新兵正传4》日前被爆出,在遴选演员时出现“种族歧视”。在当事人于脸书上贴出亲身经历后,数日间引爆新加坡社会舆论。

5月27日,根据新加坡籍的印度裔演员巴尔加瓦(Shrey Bhargava)的指控,他试镜的角色,是一个使用“Singlish口语、有着新加坡腔的军人”,但却被试镜导演要求要表现得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印度人”(a full blown Indian man)。巴尔加瓦不满地对试镜导演说“不是所有在新加坡的印度人都说得一口浓厚的印度腔”。他的不满却换来如此的回应:

但那就是我们想要的,而且要做得好笑一点。

巴尔加瓦在脸书上表示,过程中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他的种族被简化成口音,并且只因为那样“比较好笑”。

电影中“象征少数”:当个彻头彻尾的印度人

根据《新4》张贴于5月20日的试镜公告,制作单位希望征选五个角色:两位一男一女的军官,皆要华人;三个阿兵哥,其中两个是华人(一个要求是帅哥),另一个印度人或马来人皆可。

电影公司的征选要求不难理解,新加坡的主流电影(基本上就是指梁智强的电影)一向有“象征少数”(token minorities)的问题。“象征少数”指的是电影中“刻意”呈现出来的“少数族群”,如少数种族、少数语言、性少数等等。这种刻意的呈现,能让电影看起来更加“多元”,也能达成几个目的,例如:让制片方免于被少数族群批评(不会被批评都用主流群体)、让电影能不带羞耻地去开少数族群的玩笑(因为是透过少数族群自己的嘴巴)。

《新4》试镜公告的要求,再次凸显了“象征少数”带来的问题:制片单位要的只是一个少数族群,至于是马来人或印度人,都不是重点;而且既然已经砸了钱聘请少数种族当演员,那么,要让这笔钱砸得更值得的话——这个人要好笑。

在《少数族群在新加坡电影中形象》一文中,作者Kenneth Tan 观察到,马来人在电影中常以“滑稽”、“前现代”(原始)、“超自然”(迷信)的形象出现,而印度人是“不可理喻”、“可怕的”,或者用来展现“漫画式的喜剧效果”。在梁智强执导的《钱不够用》中,家属冲到加护病房中找病危的华人老太太,掀开棉被,却出现一个满脸胡须的印度男子遗体。Kenneth批评,找错病床的举动对于电影叙事本身,没有明确的意义,印度胡渣男大体的出现,只是为了制造荒谬的笑料。

新加坡的主流电影一向有“象征少数”的问题,透过刻意呈现少数族群,让电影看起来更加...

新加坡的主流电影一向有“象征少数”的问题,透过刻意呈现少数族群,让电影看起来更加“多元”。图非当事人。图/《新兵正传》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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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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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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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7-3-14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近年来,新加坡也面对了“方言才是母语”,“Singlish(新加坡土腔英语)是全民的共通语”这些主张的造势运动。即便所提的歪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但由于声势浩大,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华文教育生态圈便面对着致命的冲击!

数十年来以禁播方言来推行华语的我国政府,刻下大放绿灯,允许电视台制作以福建话为主的方言戏剧《吃饱没》,在网上热销其主题曲。并宣称,“假如收视率好”(这似乎已是未卜先知的定论),将拍续集。换句话说,这将成为一项必须贯彻下去的措施。

拍摄《吃饱没》的逻辑是,政府要以年长者最熟悉的方言和方式,传达重要的政府政策。

当然,如果只看电视剧的宣传短片,升斗市民都是一片赞好的。但国人若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因为这边厢,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杰强调,我们不应该让方言的学习来干扰年轻一代对母语(华文华语)的学习;但那边厢,政府却带头拍方言剧——《吃饱没》是在通讯及新闻部主催之下,邀请“赞助”而拍成的。

触觉敏锐的新生代学者王昌伟,便在上期《怡和世纪》中撰文《你的语言我的特权——新加坡政府对待方言的态度》指出:"在他们(新加坡政府)看来,新加坡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可以,也必须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的;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决定这么做。"

王君的观点,可说代表不少新加坡人的看法。但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社会,过去行政上的偏差就必须及时检讨,也须避免新的做法矫枉过正。

针对文终的一问:“……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本人的答案与王君心想的或许也有所不同。不!我们最可惜的,并不是失去已唤不回的方言(退一万步来说,倘若华文的传习目前已臻理想,少说点方言又何妨?)——而恰恰是长期以来不断被挤压、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而落得只聊备一格的华文华语。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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