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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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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眼中的新加坡李家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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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亚洲周刊资深研究员)    亚洲周刊 2017年10月29日第31卷43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508400925375&docissue=2017-43

在中国官媒有关李光耀故居风波的报道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形象倾向负面。中国评论圈子则延伸至对新加坡管治模式大辩论,也有不少人称赞李显龙危机处理手法高明。而在爱国主义盛行的中国互联网,相关讨论往往批判李显龙的外交立场。

自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南海仲裁案表态,与及发生香港扣留新加坡装甲车事件,两国关系出现明显改变,中国舆论、网民对新加坡的评价也有根本逆转。《环球时报》主编与新加坡驻华大使的数轮笔战,普遍被视为两国关系转捩点;中新双边高层会晤多次延期,则佐证了关系大不如前。李显龙一家却在不久前出现罕有的家事纠纷,中国朝野如何评价,令人颇有启发。

这场风波的导火线是李光耀故居的处置问题。李光耀本人一直希望,自己的故居在去世后拆除,以防止个人崇拜风气,与及对发展房地产树立榜样,这也符合李光耀一生提倡的务实作风。有新加坡朋友曾打趣说,假如他知道自己的丧礼令不少新加坡人排队大半天去鞠躬,定必对“降低国家生产力”表示遗憾。

六月中,李光耀次子李显扬、女儿李玮玲在Facebook公开发文,批评兄长李显龙“滥权”,试图违背李光耀遗愿保留故居,以作为自己享有的政治遗产一部分。这还可算是家事,岂料二人进一步指控狮城政治体制,认为兄长“个人滥权”,有将狮城“封建王朝化”的危险,更指李显龙种种举措实质是为自己的儿子李鸿毅接班铺路。随后,李显扬更表示迫于压力出走新加坡,因为李显龙的作风就像“老大哥”;李显龙则发布视频,就家事影响公众公开道歉,并将事件破天荒提交到国会质询。假如当事人不是李显龙弟妹,而公开发表这类评论,新加坡政府已很可能控告他们诽谤;李显龙也说是基于兄弟之情,才没有控告,但狮城政府依然控告李显扬儿子的言论“藐视法庭”。除了这些指控的政治含义,由于李光耀曾提倡儒家价值观,“第一家庭”却未能“齐家”,也颇有讽刺意味。

关于本案对新加坡的影响,我自然不是专家,也无从分析,但观乎中国各方反应,则或可视作一个大观园。中国官媒报道此事时,都不会添加带有明显导向性的评论,只当作一般国际新闻报道,不过篇幅明显比“正常”关于新加坡新闻的比例高,新华社、《环球时报》等都进行了连续追踪,篇幅多包括李显扬、李玮玲对兄长的指控,而直至李显龙公开发表道歉视频前,中国媒体对李显龙一方的立场只是略微提及。值得留意的是,在新华社报道中,专门引述“新加坡华文媒体人观点”称,狮城民众对于事件“非常震惊、难过甚至愤怒”,虽说是引述性评论,但倾向性也不言自明。综观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媒体报道,李显龙在事件的形象明显倾向负面。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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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新加坡文化资产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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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7-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899

一个国家丢失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物,就如同丢失了国家文化内涵的压舱石,必将沦落为一个没有文化方向之迷失人性的国家社会。这可不就是当下新加坡的文化困境?

事不过三。李显龙霉运当头祸殃新加坡,岛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几件看似无关,却有共通性的反社会现象。一是,李光耀旧居的去留,二是,南洋理工大学之中文招牌的去留,三是,结霜桥旧货市场的去留。四是,新加坡华人文化历史文物的去留。这四件事的内容全然不同,而共同之处却是历史认知,历史保留,和历史文物去留的问题。

此时此刻,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之际,新加坡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并且反省本土人文文化根基,以便在即将快速降临的新国际格局下,重新设定新加坡国家内涵。新加坡唯有立即重新自我定位,否则将会丧失做为一个国

家的存活空间。这是燃眉之急,并非危言耸听之说。

有创见,有自信,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学者,正在积极构建中国模式框架下的世界话语权,在一带一路的大时代背景下,向全世界讲述由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故事。在全新世界格局的现实压力下,原本高高在上的西方学者正尽快修整自己的理论,寻求一套既能够解释为何中国崛起,也同时解释为何西方衰败之新的国际政治论说,来配合中国快速发展的新趋势,以便保留一席之地,有足够话语能力继续的参与到国际事务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模式的王道政治哲学,正在全力挑战支配世界的西方霸道政治思维。一个崇尚仁义公正反对强权暴力的新世界观,必然会彻底颠覆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实质上,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是一个缺乏生命力的虚构假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形象的说,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如同一盆盆栽,是靠铁线和剪刀,用强力规范和大力修剪而成。盆栽毕竟是盆栽,只能形似自然界的古树参天。

2017年6月14日,将会被历史界定为新加坡政治发展里程碑上的单一最大拐点,那,不是后李光耀时代的结束,而是后人民行动党时代的开始。李显龙传承的人民行动党政权,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重大打击下分化。最终,极度僵化的人民行动党,必将逐步的自我瓦解。

在这一种划时代背景下,新加坡国民有必要认真反思在新政治格局下,未来国家的人文内涵,因为国家人文界定国家的未来大方向。在有什么样输入就会有什么样结果的定律下,什么样的新加坡人文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新加坡国家。阅读全文»

李家家事升级为新加坡国会大辩论,反对党7问李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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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眼    2017-6-20
http://www.yan.sg/fanduidang7wenlixianglong/

昨天,李显龙总理在道歉视频中,“吁请议员,包括非人民行动党议员,对此次争议务必追根究底,在国会毫不保留地向我和我的部长提问。”

于是,就在今天,新加坡最主要的反对党:工人党今天发布声明,抛出了对于李总理“家庭纠纷”的一系列问题。工人党指出,关于欧思礼路38号故居的家事留给李家自己处理,或是上法庭解决,他们只关心权力是否如指责中那样被滥用,是否会伤害人民对于新加坡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威信。

工人党议员、阿裕尼—后港市镇会主席毕丹星:想询问总理,政府会否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特选委员会(Special Select Committee),让由不同政党议员组成的委员公开听审,同时现场向公众直播,以便调查李总理弟弟和妹妹指李总理滥权的指控,也让指控者有机会在国会提呈所有相关证据。

新加坡工人党主席林瑞莲:想询问总理(a)政府有何措施约束部长及高级公务员,不让他们参与自己有个人或经济利益的讨论或决策?制度上如何保证?(b)对于李光耀的遗产和资产,政府和总检察署是否认为与内阁阁员产生或可能产生利益冲突?(c)这些利益冲突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如何处理?

后港单选区议员方荣发:想问总理,(a)政府有无明确的规定或者制度,能让部长和次长们的家属,不滥用自己的身份,在超出他们专业的领域里接触,影响,命令高级公务员们?(b)这类规定或制度是以什么频率和形式传达到公共服务和他们的家属们?(c)如果有证据证明权力被滥用,应采取什么法律制裁? 阅读更多 »

新加坡“笼中的金丝雀”,香港“没有自由灵魂”,所以台湾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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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stin Hugo    译者:Wendy Chang     2017-4-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6796

看向一个国家、把他们当作模范是一件事,但仅仅透过“景仰”一个富有的国家,一个将重要族群边缘化的经济体,而没有意识到她的不平等之处,对自己来说是巨大的伤害。

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

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在新新闻30周年庆的演讲场合上,谈论关于台湾以南的国家,其评论引起媒体大量的报导。他认为香港“自由灵魂都没有了”的一番话遭到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的反驳。

“今天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黄之锋这么说,“尽管我们的历史和体制不同,但是当涉及到中国时,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必要携手合作。”

然而,柯文哲关于新加坡的叙述“住在笼子的金丝雀”却没有受到大家的挑战,并无引起新加坡政治领导人或是民间社会的反弹,也许是已经反映出了这个岛国一直以来的顺从行为。

事实上,当被媒体更深入地询问时,柯文哲表示他上次出访新加坡时,曾经在一位新加坡高层官员面前发表过相关言论。他甚至说他曾经想要搬到新加坡,但是后来等他从新加坡出访回国后,发现该国跟他想象的很不一样,最后就放弃这个念头。

柯文哲的转变

在赢得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之前,柯文哲曾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采访时提到:“新加坡是台湾很好的榜样。”他也希望可以像新加坡学习。而在选后接受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采访时,他更说到:“全世界四个说华语的地区——台湾、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四个地区,被殖民最久的却是最进步的地区。”

他补充:“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大陆好。”

但从那时开始,柯文哲似乎已经被新加坡的“进步”教育了,而且大声反对这个国家好几次,他花了六个月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原本是设定目标希望台北可以在八年内超越新加坡,现在他决定台北不应该像新加坡学习,因为台湾已经在“民主的道路上”,不应该跟随新加坡的脚步。 阅读更多 »

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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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    2017-4-7
https://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余澎杉、鄞义林、韩慧慧

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Amos Yee)早前获美国芝加哥移民法院批出政治庇护,虽然随即迎来美国政府当局的上诉,令他是否能成功获得庇护添上不确定因素;然而,早年的特首称香港可以参考“新加坡模式”的言论言犹在耳,如今新加坡的一位青年却因为发表意见而要申请政治庇护,令人忧虑,那“新加坡模式”用在香港,香港人的表达自由又是那些光景?

新加坡的“那些”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均于早年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其城市发展度和规模相若,不少人均不其然将两者比较;诚然,新加坡政府于保障市民适足住屋权等方面或许比香港政府稍胜一筹,然而,对于表达自由,新加坡政府却重重设限。

余澎杉被控以“意图伤害宗教感情”等八项控罪只是一个比较为人熟悉的例子,然而,新加坡已不同法例起诉异见人士,已屡见不鲜;早年,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因多次批评执政人民行动党而被控诽谤;2006年他因为从事“无准证演讲”而被罚款,后来因难以缴款而面临入狱。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7, 2017 at 9:35 下午

司法欺凌折射恶劣司法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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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3-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342

一个理直气壮以司法诉讼威胁来规范社会行为的国家,是那一个什么世纪的国家?是什么国情的国家?更有谁会想到,如今的新加坡竟然会沦落到如此卑鄙境地?

坊间有不少相关新加坡司法的书籍与文献,其中Michael Gaas 编著的 The Singapore Puzzle (1999) 是一本最起码的必读文本。根据李光耀教条:没有做好功课就没有发言权的指导下,两岸三地,包括在本地的外籍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以为李光耀回忆录就是新加坡真实历史的教授学者,在惯性的盲目吹捧李光耀与新加坡模式是依法执法典范之前,为了对学术研究的最基本尊重,确实是很有必要先行清楚明确的知道,新加坡司法制度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公正的说,新加坡司法体制对于不涉及当权者个人利益,与执政党利益的所有不具政治意识的司法审讯,确实是能够秉公处理。因此,问题只是局限于新加坡政府,如何处理具有社会与政治意识的司法案件?

为此,不妨从近日的一个个案,贴切实在的体会一下,新加坡司法现实究竟是什么一种情况?

8频道于3月14日发表早晚各一份共两篇网上新闻稿,很简单的三言两语讲述内政部强烈驳斥韩慧慧。另外,自由亚洲电台于2月24日《新加坡年轻女孩领军反政府被检控》,3月14日《新加坡博客反驳政府指控》,3月20日《政府不断升级博客道歉条件》,对韩慧慧事件给予较多的叙述与评论。不过,网上搜索并没有发现《联合早报》的任何有关新闻,不知何以如此?不知实体报章是否如实报道?或许,无意之中倒也反映了华文官媒,是如何的处理此类社会新闻的政治考量。

各篇报道支离破碎语焉不详。综合来看,韩慧慧事件的起源是:2016年6月,新加坡初级法院向25岁的韩慧慧作出宣判,指她于2014年9月27日在芳林公园举行”还我们公积金”集会,滋扰基督教青年会活动,非法集会罪成,被罚款3100元坡币。韩慧慧表示有意上诉。

根据《联合早报》2016年6月27日《韩慧慧罚款3100元》的极度夸张描述:“他们和至少20个人在芳林公园游行、高声喊叫、大喊标语、举标语牌、大声吹哨子和打鼓,以及挥舞旗帜,干扰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户外活动,导致当时在台上表演的特殊需要孩子受到惊吓。”阅读全文»

港星政治地位有别 世界观层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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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     2017-3-17
https://www.facebook.com/KwongKinMing/posts/1263659923732783:0

访问者:沈旭晖(Simon, S)
受访者:邝健铭(Kwong, K)
整理:李志鹏

在谈及香港的发展时,香港舆论经常提起新加坡。可是,讨论的焦点往往有其局限──例如,讨论多从管治精英角度出发,却少从民间视角探究新加坡的社会文化,及民间的生活日常。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香港与新加坡走上不同的发展路、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新加坡的世界视野多少因而比香港广阔。在香港,要提升社会的国际视野并不容易,至少香港的大学之中,仍然没有一间有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今次访问的,是研究新加坡、比较新港管治的年轻学者邝健铭。他先后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系,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在新加坡从事研究工作。过去两年,他分别出版了《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与《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分析与比较两地的过去与发展。他的评论文章散见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地的媒体。相信邝健铭能增加我们对新港两地发展的认识。

S:为何你会选择到新加坡升学?

K:主要原因是在大学读书时,香港传媒与学者很喜欢时刻比较香港与新加坡的管治模式,且结论非常一面倒,主要都是说,“香港模式”与“新加坡模式”相比较,显得一无事处。当时感到很好奇的是,这些香港的新加坡想象,到底有没有盲点?如有,盲点在哪?故此便很希望能有机会在新加坡生活,亲身观察“新加坡模式”。

刚好,那时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香港招生。我读的是政治,加上上述那份对新加坡模式的好奇,申请奖学金在新加坡读公共政策,便变得顺理成章。

S:在编写《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的过程对你有何启发?

K:写书之前,我已有某种关于香港历史书写的问题意识。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有位老师说,“香港历史需要重写”。为何香港历史需要重写?如何重写?在新加坡读书与工作时,我一直思考这两个问题。

新加坡的研究工作,令我需要写很多关于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析,因此我读了很多香港研究文献,也特别着重脉络分析。某程度上,这种治学观很受我的一位中国大陆同事影响。他自学多种外语,对世界多国的历史都有涉猎;他对世界大事的许多分析,都离不开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这两个分析角度。

着重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便由此成为《港英时代》重写香港历史的基本框架。具体地说,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尝试填补当下香港研究的一个缺憾,即偏重颇为内向的本地框框、以及多少有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气质与情怀,但同时忽略香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身处的全球与区域脉络,乃至比较视野。

曾经在学者李培德编着的《日本文化在香港》,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

“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之外,‘中国中心论’亦一直干扰我们对接受亚洲文化的态度。一般来说,香港文化界、社会媒体无不认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而鲜说‘东西文化’……为何我们只把中国和西方相比较对垒呢?难道中国文化等同整个亚洲文化吗?……亚洲文化是多元的,不可能只有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元文化。”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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