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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峰会看新加坡小国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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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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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举行峰会,背后的外交思维及小国生存策略,与瑞士或北欧国家芬兰并无二致。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共通点,都是以中立形象,透过推动世界和平,增加国际联系,提高国家威望与影响力,进而方便参与全球事务。

美朝历史性峰会,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如何成为举办地,有何小国生存之道,北韩能否复制“新加坡模式”,峰会如何影响中新关系,都是值得探究的有趣问题。

峰会选址敲定前,按新加坡《海峡时报》报导,其他选项还包括板门店、蒙古、印尼、泰国、瑞士,当中瑞士的条件,与新加坡不相伯仲。今年4月,瑞士外长访华时,便放风说瑞士愿举行峰会,而按《海峡时报》所列的选址考虑标准,包括保安安排、中立性、与平壤距离、与美朝两国关系、对全球媒体吸引度等,瑞士与新加坡条件一样。

最后选址新加坡,原因有四:一,美方人员希望能建立较强势形象,故此不希望在板门店举行峰会;二,瑞士与北韩距离较远,构成保安问题;三,美国孰意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某程度上反映新加坡是美国较信任的亚洲国家;四,按新加坡官方说法,北韩不抗拒新加坡的两个原因,是北韩在新加坡设有大使馆,双方也有贸易关系。此外,新加坡人创立、为北韩提供企业培训的非政府组织北韩交流中心(Choson Exchange),亦增加了新加坡对朝软实力。

新加坡举行峰会,背后的外交思维及小国生存策略,与瑞士或北欧国家芬兰并无二致。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共通点,都是以中立形象,透过推动世界和平,增加国际联系,提高国家威望与影响力,进而方便参与全球事务。历史学家Beatrice Veyrassat认为瑞士外交成功之处,在于其灵活与实用主义的特点,这些赞词同样适用于新加坡。1954年、韩战停战后一年,南北韩、中国、苏联、美国代表曾在瑞士日内瓦会议,讨论韩战后续问题。至近年,瑞士也有透过机构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DC)援助北韩。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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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么希望它真能实现”:詹姆斯•普都遮里的政经思维 vs 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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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国泉(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译者:林沛     2018-4-1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通过詹姆斯•普都遮里,回溯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的史实,开拓了探索诸如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与国家发展等理念,对本地历史上不同人物意味着什么的替代途径。……今天对普都遮里奋斗经历的挖掘,是对新加坡曾经有过可行的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提醒,那就是普都遮里曾经提出的,有别于威权“新加坡模式”的建议。

新近围绕着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史实的辩论,竟重现冷战时期的话术套路,令人纳闷。政治上备受压迫的左翼资深人士,试图说出他们那一方的故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代表政府的论者们却对他们的前“共产党”对手,按照陈旧的摩尼教式非黑即白的两分法作出指责,未免叫人讶异。好吧。在辩论时,“我”或许必然要有选择性地强调那些于“我的”历史论述有利的人与事。既然如此,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全面确认1960年代曾经有过的,来自各种不同政治光谱,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具有重大正面意义的意见,以此郑重介入有关辩论。针对冷藏行动公开进行的激烈交锋,对不曾经历过相关事故的一般读者帮助不大,这些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与马来亚人民,为什么和怎么会对他们共同的未来持有如此强烈与互不相容的观点,以及这些分歧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立足于殖民地解密档案的一组新的学术论著,针对当地与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个别人士,如何操纵冷战制裁与安全机制来达成他们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利益,已作出了相当客观的重新建构。然而,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李光耀和他的左翼对手之间的斗争,还是有所不足。而这,恰恰是新加坡社会关心的课题。李光耀和林清祥之间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根本理念的差异,譬如采用什么后殖民发展模式,国家及其政治角色,对殖民地所遗留下来的种族、语文、民族意识等问题应如何处理?当代东南亚从事社会政治工作的人,无不为这类既存问题产生纷争,经常为此斗个你死我活。事后回顾,本区域几乎所有新生国家,都曾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因这类问题的困扰而被推到战争边缘,受纠缠的跨期甚至更长更远。

在本文可容纳的篇幅内,我想重构一段介于1956年至1961年,两名新加坡顶尖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之间如何合作,及最终如何分道扬镳的鲜为人知的经历。这里说的是吴庆瑞(Goh Keng Swee)和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我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思维方面:这两人如何借鉴全球关于第三世界如何发展的理念,循此构思马来亚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的未来。吴庆瑞是大家都熟悉的,殖民地时期社会福利部官员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的政治家,以及新加坡经济的先驱建筑师。因此,本文将以普都遮里作为焦点,我在研究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Socialist Club)历史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他的有关经济思维的材料。普都遮里是该俱乐部的创会会员。有别于其他诸如和马来亚合并、工人权利或国民教育系统用语等问题,关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结构替代模式的辩论,在当下通行的历史研究中不太受到关注。

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国家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已成为如此强而有力的神话,导致我们的历史论述不太留意政治经济学上的其他替代观念。我们对成功一般作技术上的解释:归功于人民行动党领导有方,制定了健全的经济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文献倾向于强调政治事变,譬如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内部分裂,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些事变,促使政府集中力量追求建立在外来投资上的“新加坡模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本文通过审视普都遮里截至1961年人民行动党党内分裂前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理念,对上述两个“新加坡模式”的神话提出质疑。

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讨论设立共同市场,站立者为吴庆瑞,坐者右1为詹姆斯•普都遮里。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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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后关于香港本土运动的思考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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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y Ao(前城大编委总编辑)      2018-1-21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读《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后关于香港本土运动的思考笔记

前言

相信大家不会对《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这本书及其作者邝健铭陌生,我亦承认近期才读这本着作实在有点后知后觉。但是我认为为这本着作写下读后感,仍然有其价值。近年,不少评论认为新加坡的竞争力比香港高,从而认同新加坡的家长式管治,香港应该学习新加坡模式。近日,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甚至说爱港之心来自于李光耀。1到底新加坡的“成功”是否这么简单呢?本文的焦点是透过新加坡模式,去思考一下香港本土运动的方向。我尝试归纳出四个主要方向:

自主权问题

第一,就城市竞争力而言,一个政府拥有愈大的自主权,就愈容易有高的竞争力。作者在书中曾提及到很多到港媒比较香港与新加坡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重要分野:新加坡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香港只是一个在一国之中权力不断被收紧的特区。这个分野重要在于,当新加坡拥有主权,新加坡少了“主权政府 vs 地方政府”的政治矛盾,新加坡的权限亦远较香港清晰,也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在内政上,新加坡可以制订出比香港更立根本土的政策,政府的行动力也较高。在外交上,新加坡可以无拘无束地拥抱世界与“外国势力”,从而为新加坡在经济上获得更有利的位置,提升竞争力。2所以,香港的本土论述,除了在正当性(legitimacy)上着墨,也可以在务实主义(Pragmatism)上着墨,提出当扩大香港的自主权时,有助提升城市竞争力,让更多的中产或商人可以认同香港的本土主义。 阅读更多 »

中国媒体眼中的新加坡李家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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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亚洲周刊资深研究员)    亚洲周刊 2017年10月29日第31卷43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508400925375&docissue=2017-43

在中国官媒有关李光耀故居风波的报道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形象倾向负面。中国评论圈子则延伸至对新加坡管治模式大辩论,也有不少人称赞李显龙危机处理手法高明。而在爱国主义盛行的中国互联网,相关讨论往往批判李显龙的外交立场。

自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南海仲裁案表态,与及发生香港扣留新加坡装甲车事件,两国关系出现明显改变,中国舆论、网民对新加坡的评价也有根本逆转。《环球时报》主编与新加坡驻华大使的数轮笔战,普遍被视为两国关系转捩点;中新双边高层会晤多次延期,则佐证了关系大不如前。李显龙一家却在不久前出现罕有的家事纠纷,中国朝野如何评价,令人颇有启发。

这场风波的导火线是李光耀故居的处置问题。李光耀本人一直希望,自己的故居在去世后拆除,以防止个人崇拜风气,与及对发展房地产树立榜样,这也符合李光耀一生提倡的务实作风。有新加坡朋友曾打趣说,假如他知道自己的丧礼令不少新加坡人排队大半天去鞠躬,定必对“降低国家生产力”表示遗憾。

六月中,李光耀次子李显扬、女儿李玮玲在Facebook公开发文,批评兄长李显龙“滥权”,试图违背李光耀遗愿保留故居,以作为自己享有的政治遗产一部分。这还可算是家事,岂料二人进一步指控狮城政治体制,认为兄长“个人滥权”,有将狮城“封建王朝化”的危险,更指李显龙种种举措实质是为自己的儿子李鸿毅接班铺路。随后,李显扬更表示迫于压力出走新加坡,因为李显龙的作风就像“老大哥”;李显龙则发布视频,就家事影响公众公开道歉,并将事件破天荒提交到国会质询。假如当事人不是李显龙弟妹,而公开发表这类评论,新加坡政府已很可能控告他们诽谤;李显龙也说是基于兄弟之情,才没有控告,但狮城政府依然控告李显扬儿子的言论“藐视法庭”。除了这些指控的政治含义,由于李光耀曾提倡儒家价值观,“第一家庭”却未能“齐家”,也颇有讽刺意味。

关于本案对新加坡的影响,我自然不是专家,也无从分析,但观乎中国各方反应,则或可视作一个大观园。中国官媒报道此事时,都不会添加带有明显导向性的评论,只当作一般国际新闻报道,不过篇幅明显比“正常”关于新加坡新闻的比例高,新华社、《环球时报》等都进行了连续追踪,篇幅多包括李显扬、李玮玲对兄长的指控,而直至李显龙公开发表道歉视频前,中国媒体对李显龙一方的立场只是略微提及。值得留意的是,在新华社报道中,专门引述“新加坡华文媒体人观点”称,狮城民众对于事件“非常震惊、难过甚至愤怒”,虽说是引述性评论,但倾向性也不言自明。综观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媒体报道,李显龙在事件的形象明显倾向负面。 阅读更多 »

保护新加坡文化资产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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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7-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899

一个国家丢失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物,就如同丢失了国家文化内涵的压舱石,必将沦落为一个没有文化方向之迷失人性的国家社会。这可不就是当下新加坡的文化困境?

事不过三。李显龙霉运当头祸殃新加坡,岛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几件看似无关,却有共通性的反社会现象。一是,李光耀旧居的去留,二是,南洋理工大学之中文招牌的去留,三是,结霜桥旧货市场的去留。四是,新加坡华人文化历史文物的去留。这四件事的内容全然不同,而共同之处却是历史认知,历史保留,和历史文物去留的问题。

此时此刻,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之际,新加坡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并且反省本土人文文化根基,以便在即将快速降临的新国际格局下,重新设定新加坡国家内涵。新加坡唯有立即重新自我定位,否则将会丧失做为一个国

家的存活空间。这是燃眉之急,并非危言耸听之说。

有创见,有自信,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学者,正在积极构建中国模式框架下的世界话语权,在一带一路的大时代背景下,向全世界讲述由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故事。在全新世界格局的现实压力下,原本高高在上的西方学者正尽快修整自己的理论,寻求一套既能够解释为何中国崛起,也同时解释为何西方衰败之新的国际政治论说,来配合中国快速发展的新趋势,以便保留一席之地,有足够话语能力继续的参与到国际事务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模式的王道政治哲学,正在全力挑战支配世界的西方霸道政治思维。一个崇尚仁义公正反对强权暴力的新世界观,必然会彻底颠覆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实质上,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是一个缺乏生命力的虚构假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形象的说,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如同一盆盆栽,是靠铁线和剪刀,用强力规范和大力修剪而成。盆栽毕竟是盆栽,只能形似自然界的古树参天。

2017年6月14日,将会被历史界定为新加坡政治发展里程碑上的单一最大拐点,那,不是后李光耀时代的结束,而是后人民行动党时代的开始。李显龙传承的人民行动党政权,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重大打击下分化。最终,极度僵化的人民行动党,必将逐步的自我瓦解。

在这一种划时代背景下,新加坡国民有必要认真反思在新政治格局下,未来国家的人文内涵,因为国家人文界定国家的未来大方向。在有什么样输入就会有什么样结果的定律下,什么样的新加坡人文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新加坡国家。阅读全文»

李家家事升级为新加坡国会大辩论,反对党7问李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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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眼    2017-6-20
http://www.yan.sg/fanduidang7wenlixianglong/

昨天,李显龙总理在道歉视频中,“吁请议员,包括非人民行动党议员,对此次争议务必追根究底,在国会毫不保留地向我和我的部长提问。”

于是,就在今天,新加坡最主要的反对党:工人党今天发布声明,抛出了对于李总理“家庭纠纷”的一系列问题。工人党指出,关于欧思礼路38号故居的家事留给李家自己处理,或是上法庭解决,他们只关心权力是否如指责中那样被滥用,是否会伤害人民对于新加坡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威信。

工人党议员、阿裕尼—后港市镇会主席毕丹星:想询问总理,政府会否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特选委员会(Special Select Committee),让由不同政党议员组成的委员公开听审,同时现场向公众直播,以便调查李总理弟弟和妹妹指李总理滥权的指控,也让指控者有机会在国会提呈所有相关证据。

新加坡工人党主席林瑞莲:想询问总理(a)政府有何措施约束部长及高级公务员,不让他们参与自己有个人或经济利益的讨论或决策?制度上如何保证?(b)对于李光耀的遗产和资产,政府和总检察署是否认为与内阁阁员产生或可能产生利益冲突?(c)这些利益冲突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如何处理?

后港单选区议员方荣发:想问总理,(a)政府有无明确的规定或者制度,能让部长和次长们的家属,不滥用自己的身份,在超出他们专业的领域里接触,影响,命令高级公务员们?(b)这类规定或制度是以什么频率和形式传达到公共服务和他们的家属们?(c)如果有证据证明权力被滥用,应采取什么法律制裁? 阅读更多 »

新加坡“笼中的金丝雀”,香港“没有自由灵魂”,所以台湾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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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stin Hugo    译者:Wendy Chang     2017-4-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6796

看向一个国家、把他们当作模范是一件事,但仅仅透过“景仰”一个富有的国家,一个将重要族群边缘化的经济体,而没有意识到她的不平等之处,对自己来说是巨大的伤害。

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

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在新新闻30周年庆的演讲场合上,谈论关于台湾以南的国家,其评论引起媒体大量的报导。他认为香港“自由灵魂都没有了”的一番话遭到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的反驳。

“今天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黄之锋这么说,“尽管我们的历史和体制不同,但是当涉及到中国时,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必要携手合作。”

然而,柯文哲关于新加坡的叙述“住在笼子的金丝雀”却没有受到大家的挑战,并无引起新加坡政治领导人或是民间社会的反弹,也许是已经反映出了这个岛国一直以来的顺从行为。

事实上,当被媒体更深入地询问时,柯文哲表示他上次出访新加坡时,曾经在一位新加坡高层官员面前发表过相关言论。他甚至说他曾经想要搬到新加坡,但是后来等他从新加坡出访回国后,发现该国跟他想象的很不一样,最后就放弃这个念头。

柯文哲的转变

在赢得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之前,柯文哲曾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采访时提到:“新加坡是台湾很好的榜样。”他也希望可以像新加坡学习。而在选后接受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采访时,他更说到:“全世界四个说华语的地区——台湾、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四个地区,被殖民最久的却是最进步的地区。”

他补充:“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大陆好。”

但从那时开始,柯文哲似乎已经被新加坡的“进步”教育了,而且大声反对这个国家好几次,他花了六个月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原本是设定目标希望台北可以在八年内超越新加坡,现在他决定台北不应该像新加坡学习,因为台湾已经在“民主的道路上”,不应该跟随新加坡的脚步。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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