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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笼中的金丝雀”,香港“没有自由灵魂”,所以台湾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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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stin Hugo    译者:Wendy Chang     2017-4-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6796

看向一个国家、把他们当作模范是一件事,但仅仅透过“景仰”一个富有的国家,一个将重要族群边缘化的经济体,而没有意识到她的不平等之处,对自己来说是巨大的伤害。

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

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在新新闻30周年庆的演讲场合上,谈论关于台湾以南的国家,其评论引起媒体大量的报导。他认为香港“自由灵魂都没有了”的一番话遭到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的反驳。

“今天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黄之锋这么说,“尽管我们的历史和体制不同,但是当涉及到中国时,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必要携手合作。”

然而,柯文哲关于新加坡的叙述“住在笼子的金丝雀”却没有受到大家的挑战,并无引起新加坡政治领导人或是民间社会的反弹,也许是已经反映出了这个岛国一直以来的顺从行为。

事实上,当被媒体更深入地询问时,柯文哲表示他上次出访新加坡时,曾经在一位新加坡高层官员面前发表过相关言论。他甚至说他曾经想要搬到新加坡,但是后来等他从新加坡出访回国后,发现该国跟他想象的很不一样,最后就放弃这个念头。

柯文哲的转变

在赢得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之前,柯文哲曾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采访时提到:“新加坡是台湾很好的榜样。”他也希望可以像新加坡学习。而在选后接受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采访时,他更说到:“全世界四个说华语的地区——台湾、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四个地区,被殖民最久的却是最进步的地区。”

他补充:“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大陆好。”

但从那时开始,柯文哲似乎已经被新加坡的“进步”教育了,而且大声反对这个国家好几次,他花了六个月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原本是设定目标希望台北可以在八年内超越新加坡,现在他决定台北不应该像新加坡学习,因为台湾已经在“民主的道路上”,不应该跟随新加坡的脚步。 阅读更多 »

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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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    2017-4-7
https://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吗?/

余澎杉、鄞义林、韩慧慧

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Amos Yee)早前获美国芝加哥移民法院批出政治庇护,虽然随即迎来美国政府当局的上诉,令他是否能成功获得庇护添上不确定因素;然而,早年的特首称香港可以参考“新加坡模式”的言论言犹在耳,如今新加坡的一位青年却因为发表意见而要申请政治庇护,令人忧虑,那“新加坡模式”用在香港,香港人的表达自由又是那些光景?

新加坡的“那些”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均于早年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其城市发展度和规模相若,不少人均不其然将两者比较;诚然,新加坡政府于保障市民适足住屋权等方面或许比香港政府稍胜一筹,然而,对于表达自由,新加坡政府却重重设限。

余澎杉被控以“意图伤害宗教感情”等八项控罪只是一个比较为人熟悉的例子,然而,新加坡已不同法例起诉异见人士,已屡见不鲜;早年,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因多次批评执政人民行动党而被控诽谤;2006年他因为从事“无准证演讲”而被罚款,后来因难以缴款而面临入狱。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7, 2017 at 9:35 下午

司法欺凌折射恶劣司法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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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3-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342

一个理直气壮以司法诉讼威胁来规范社会行为的国家,是那一个什么世纪的国家?是什么国情的国家?更有谁会想到,如今的新加坡竟然会沦落到如此卑鄙境地?

坊间有不少相关新加坡司法的书籍与文献,其中Michael Gaas 编著的 The Singapore Puzzle (1999) 是一本最起码的必读文本。根据李光耀教条:没有做好功课就没有发言权的指导下,两岸三地,包括在本地的外籍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以为李光耀回忆录就是新加坡真实历史的教授学者,在惯性的盲目吹捧李光耀与新加坡模式是依法执法典范之前,为了对学术研究的最基本尊重,确实是很有必要先行清楚明确的知道,新加坡司法制度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公正的说,新加坡司法体制对于不涉及当权者个人利益,与执政党利益的所有不具政治意识的司法审讯,确实是能够秉公处理。因此,问题只是局限于新加坡政府,如何处理具有社会与政治意识的司法案件?

为此,不妨从近日的一个个案,贴切实在的体会一下,新加坡司法现实究竟是什么一种情况?

8频道于3月14日发表早晚各一份共两篇网上新闻稿,很简单的三言两语讲述内政部强烈驳斥韩慧慧。另外,自由亚洲电台于2月24日《新加坡年轻女孩领军反政府被检控》,3月14日《新加坡博客反驳政府指控》,3月20日《政府不断升级博客道歉条件》,对韩慧慧事件给予较多的叙述与评论。不过,网上搜索并没有发现《联合早报》的任何有关新闻,不知何以如此?不知实体报章是否如实报道?或许,无意之中倒也反映了华文官媒,是如何的处理此类社会新闻的政治考量。

各篇报道支离破碎语焉不详。综合来看,韩慧慧事件的起源是:2016年6月,新加坡初级法院向25岁的韩慧慧作出宣判,指她于2014年9月27日在芳林公园举行”还我们公积金”集会,滋扰基督教青年会活动,非法集会罪成,被罚款3100元坡币。韩慧慧表示有意上诉。

根据《联合早报》2016年6月27日《韩慧慧罚款3100元》的极度夸张描述:“他们和至少20个人在芳林公园游行、高声喊叫、大喊标语、举标语牌、大声吹哨子和打鼓,以及挥舞旗帜,干扰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户外活动,导致当时在台上表演的特殊需要孩子受到惊吓。”阅读全文»

港星政治地位有别 世界观层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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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     2017-3-17
https://www.facebook.com/KwongKinMing/posts/1263659923732783:0

访问者:沈旭晖(Simon, S)
受访者:邝健铭(Kwong, K)
整理:李志鹏

在谈及香港的发展时,香港舆论经常提起新加坡。可是,讨论的焦点往往有其局限──例如,讨论多从管治精英角度出发,却少从民间视角探究新加坡的社会文化,及民间的生活日常。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香港与新加坡走上不同的发展路、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新加坡的世界视野多少因而比香港广阔。在香港,要提升社会的国际视野并不容易,至少香港的大学之中,仍然没有一间有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今次访问的,是研究新加坡、比较新港管治的年轻学者邝健铭。他先后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系,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在新加坡从事研究工作。过去两年,他分别出版了《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与《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分析与比较两地的过去与发展。他的评论文章散见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地的媒体。相信邝健铭能增加我们对新港两地发展的认识。

S:为何你会选择到新加坡升学?

K:主要原因是在大学读书时,香港传媒与学者很喜欢时刻比较香港与新加坡的管治模式,且结论非常一面倒,主要都是说,“香港模式”与“新加坡模式”相比较,显得一无事处。当时感到很好奇的是,这些香港的新加坡想象,到底有没有盲点?如有,盲点在哪?故此便很希望能有机会在新加坡生活,亲身观察“新加坡模式”。

刚好,那时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香港招生。我读的是政治,加上上述那份对新加坡模式的好奇,申请奖学金在新加坡读公共政策,便变得顺理成章。

S:在编写《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的过程对你有何启发?

K:写书之前,我已有某种关于香港历史书写的问题意识。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有位老师说,“香港历史需要重写”。为何香港历史需要重写?如何重写?在新加坡读书与工作时,我一直思考这两个问题。

新加坡的研究工作,令我需要写很多关于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析,因此我读了很多香港研究文献,也特别着重脉络分析。某程度上,这种治学观很受我的一位中国大陆同事影响。他自学多种外语,对世界多国的历史都有涉猎;他对世界大事的许多分析,都离不开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这两个分析角度。

着重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便由此成为《港英时代》重写香港历史的基本框架。具体地说,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尝试填补当下香港研究的一个缺憾,即偏重颇为内向的本地框框、以及多少有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气质与情怀,但同时忽略香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身处的全球与区域脉络,乃至比较视野。

曾经在学者李培德编着的《日本文化在香港》,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

“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之外,‘中国中心论’亦一直干扰我们对接受亚洲文化的态度。一般来说,香港文化界、社会媒体无不认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而鲜说‘东西文化’……为何我们只把中国和西方相比较对垒呢?难道中国文化等同整个亚洲文化吗?……亚洲文化是多元的,不可能只有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元文化。” 阅读更多 »

澳洲的新加坡“特区市”?──国家与全球城市关系之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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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7-1-26
https://www.facebook.com/KwongKinMing/photos/a.1029492377149540.1073741830.1027813447317433/1215888428509933/?type=1&theater

16142874_1215888428509933_4760467015246150860_n日前,澳洲一位法律系讲师Benjamen Gussen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文章,建议新加坡在澳洲建立“特区市”(charter city)、作为已成立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的新加坡跳脱思考未来的进路。阅读时立即想到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澳洲会有何诱因同意新加坡在自己国土之内建立“特区市”?第二,这个“特区市”会如何经营与运作?

这个概念中建立在澳洲领土之内的“特区市”,有自己一套法规、其公民在澳洲其他地方不会有居留权,运作方式类近于香港特区或印度的安德拉邦等地。作者相信,作为民主国家、拥有不少有待开发与善用的土地的澳洲,能在“特区市”模式之下,与全球城市(Global City)新加坡建立互惠关系。

构想中的特区市,可被置于澳洲西北部,由联营公司开发。联营公司将有四大投资者──提供有如香港面积的土地供开发之用的西澳洲占四分一股份,提供军事基地的澳洲政府同样占四分一,发展基建的新加坡占另外四分一,私营企业持有余下股份以换取使用土地与基建的权利。这四大投资者共同草拟特区市的法律,特区市会透过市营企业以及税收取得利润,利润由四大投资者摊分。特区市首10年发展过渡期由联营公司管治、期间入息税会被免除,首批公民会主要来自新加坡。作者预想,新加坡会复制自身发展经验,令这个特区市扮演绿色能源与海水化淡等技术、西澳洲资源销售市场、旅游等新中心角色、进而顺带刺激澳洲经济。如果特区市运作成功,新加坡可在其他地方复制这个模式。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7, 2017 at 8:55 下午

集体盲思是李光耀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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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950

毋庸置疑,医治新加坡集体盲思的最佳良方是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其次,至少要彻底消灭李光耀的劣质政治遗产。说白了,救治新加坡的政治良方,是尽快的实行去李光耀化,以确保李光耀的幽灵不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再次的危害社会安宁。

权力会带来腐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

诚然,新加坡集体盲思的政治病态,就是李光耀留下的最显着劣质政治遗产。李光耀的绝对权力造成了绝对腐败的政治现实,而集体盲思是一个绝对腐败政治生态之最鲜明表征。

实际上,李光耀之高薪养奴的金钱利诱下,内阁成员与政府高官包括媒体高管的个人金钱利益远远优先国民利益,必然的,会造成唯命是从之奴才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当高薪利益是官僚个人所得,但国家损失则由全民分摊之际,那么,在官僚个人利益,远远超过官僚作为国民个人损失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的素质,合理,道德与成败都不会是官僚关切的事宜。这一种奴才现象是造就集体盲思的根本。说白了,集体盲思政治生态现象,就是奴才官僚现象。

按詹尼斯的说法,集体盲思是一个集体一致性做出的错误决策。这是由于群体压力导致其各个成员因为害怕他人的反对,而不愿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创意。于是群体在没有被受到挑战之共同意识情况下,达成了一个错误决策。换言之,集体盲思是通过群体商议方式,以排除个人独立意见,从而取得一致认同的治理方案,其特色是缺乏个人创意,与个人责任承担。

另外,詹尼斯的集体盲思说有八项诱发因素,可以将之形象的通过主子与奴才关系去理解。

奴才抱团取暖本性有高度群体凝聚力;奴才永不反驳所以没有必要接受外界资讯与分析;奴才全面接受主子命令式领导;奴才言听计从所以无需决策的规范条理;奴才群体成员背景和价值观皆相似;奴才害怕背叛主子的政治代价;奴才信服与崇拜主子的智慧与伟大;奴才投靠主子可以提高自尊心与身份。阅读全文»

政治自由化是双面刃 却是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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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杂志/黄亦筠    2016-12-21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067

图片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

二〇一一年,朋友一通电话,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吴佩松加入新加坡第二大党工人党,帮政治明星、台裔律师陈硕茂的竞选团队,负责政策研究。

大选结果,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掉了六席,显示新加坡民众对贫富差距、外来移民的不满。看著新加坡民心思变,吴佩松在一五年投入选战,以政坛新星之姿,当选工人党非选区国会议员。

“从政是为了我的孩子,为了下一代新加坡人有同等的机会,”四十三岁的吴佩松说。

身为社会历史学家,他认为新加坡正走在对的方向,即便身为反对党,仍肯定政府从教育、人才到经济政策的改革,希望将经济成长遇到瓶颈的新加坡,带往创意驱动的未来。

以下为专访摘要:

问:新加坡模式走了多年,有不错的成果,最近为何转变?

答:确实。最近政府变了,持续了解社会的需求。例如,来和我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接触,希望做社会研究、持续了解社会的需求。

政府想了解,为什么人们变成这样?为什么人们觉得是这样?人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行为?政府开始感觉这是一个有机的社会,不能只著重在发展和工程结构,有更多组成和内涵需要重视。

问:为什么政府有这样的自觉?

答:因为意识到经济迈入成熟期,成长已到天花板。高科技产业进来,但没有持续带动创新。新加坡以高人力素质、勤奋和生产力闻名。但生产力并非高价值的生产力,也并非带动创新的生产力。

执行创新驱动经济的变革概念,来自于现任副总理尚达曼。他认为文化是经济建设及发展背后的重点,而不只是将经济发展视为社会工程的唯一指标。他任教育部长时将创新引入教材,希望从人才人力培育改变起,之后推动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产业策略。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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