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政”？从比较视野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史

邝健铭（台湾季风带文化总编辑）    2022-12-17
https://whogovernstw.org/2022/12/17/kinmingkwong5/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从1959年起开始执政，至今已逾六十年。“一党专政”、“一党独大”向来多是负面言辞，论者总会联想起全球之中的不同共产政权。但在新加坡，一党独大的人民行动党却有截然不同的形象，其治下的国家发展不断受好评。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执政多年，人民行动党如何保持活力，如何能够维持治绩与威望？在2014年，于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人民行动党出版纪念刊物PAP 60: Forward Together，刊物前言由李光耀所写。于文中，他说，他与同僚在成立行动党之时，视建立平等与公平的社会为目标，以营运廉洁、诚实、有效的政府为手段。实现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创造就业，确保无分种族与宗教，人尽其才。新加坡的建国之路不易，在那段时期，人民行动党需要面对殖民时代、新马合并乃至分家时刻之下的种种挑战。刊物列举人民行动党执政之路的六十个里程碑，这些里程碑，可概分为五类：一，建国前后人民行动党党内的政治路线分歧；二，建国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社区乃至国家建设；三，建国后人民行动党选举表现之起伏；五，人民行动党党内的世代交接；四，近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与社会关系之转变。

1. 新加坡执政路的暗涌 

这种里程碑书写方式已隐然承认，人民行动党执政之路并非坦途。2011年大选被视为“分水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降至历史新低 (60.1%)，更首次在集选区落败。选举期间，总理李显龙曾在竞选群众大会向选民就人民行动党政府表现致歉，并指李光耀治国风格已不合时宜。翌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动发起“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广邀民间集思广益，共同筹谋国家未来发展方向。2015年，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建国总理李光耀亦在同年离世，在此全国上下怀缅过去的爱国氛围下，人民行动党于同年大选表现回勇，其得票率增加约10%至七成。但在2020年大选，人民行动党政府无法利用防疫之时国民依赖政府的心理，其得票率重新下跌10%至接近于2011年的水平，反对党所得国会议席数目更创历史新高，共得十席。

按新加坡学者的分析，人民行动党之执政，有至少两大问题，分别为：一，过于倚重市场经济，易于忽略社会对平等与公平之追求；二，过于追求国家稳定，变相削弱了国家面对世界各种动荡之时的韧性(resilience)。前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现在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学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在其著作《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Singapore: Brand Identity and Power, 繁体版同由台湾季风带文化出版）中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奉行实用主义(pragmatism)与用人唯贤(meritocracy)，但在其新自由主义式(neoliberal)国家经济发展观之下，政府视新加坡融入于全球经济体系为国家生存不二之法，进而易于以市场指标衡量国家发展目标，以及定义政府人才乃至其行事标准，政府与民间之因而隔阂日深。2012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动发起“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以及2013年人民行动党政府推出人口政策白皮书，掀起输入外来人才与保存新加坡本土之间的论辩，触动社会情绪，都可印证这一点。现在同样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学者刘浩典(Donald Low)亦在其编着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指，人民行动党极力追求国家稳定的结果，是政府崇尚自上下行由技术官僚主导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以及倾向控制社会言论。在其合着著作《威权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来政治想象》（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 Changing Singapore,繁体版同由台湾季风带文化出版）之中，刘浩典与施仁乔(Cherian George)进一步指，由此引伸的流弊，是人民行动党政府运用体制乃至民粹力量，以控制社会声音，新加坡国家之内的观点多元度因而会被减少，国家面对世界多变的适应力因而会被削弱。

人心引力，币值定夺

杨善勇     2021-1-25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longmen/2021/01/25/388908

是那么近，偏那么远，一水相隔的星马两岸，是两个国度，也是两极世界。火车徐徐开过，跨越半岛这一边：风景遽变，汇率大相迳庭；乘客日夜奔波疲惫透了，连抬头相望的那点力气，都没有了。

坐在对岸的车站，站在关口，用点心思，全神贯注这些人来人往，必然有所发现，人群多是低头匆匆路过，几乎没有一张笑颜。难得看到的会心微笑，一般是因为手机的镜头逗的。

这个岛国，属井井有条的纪律之邦。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讲究标准作业程序；遑论国家的治理。对对错错，反正一切恪遵既定的典则，经过精密的计算，这才定夺。亏本生意，新加坡是不会做的。

陈慧思主编的《星光暗影：新加坡模式及其公民空间》（吉隆坡：燧人氏；2020）不乏类似篇章，佐证这条亚洲小龙领导的精明，乃至不幸因肇成精英和草民的两极化。

苏颖欣博士的〈新加坡故事的迷思：从历史战场到公民社会的挑战〉援引的统计说：收入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10%的23倍。（页22）看到这里，一切也就尽管不言中。

那么，客工的福祉呢？潘婉明博士在〈客工、人才、新移民：外国人在新加坡〉提起，被欠薪半年的中国籍工地工人（页41）。新加坡知名蛋糕连锁店Twelve Cupcakes的前业者甚至因此被控上庭。

诸如这些，恐怕不是偶然的个案，同时亦是国家政策的反映，乃至最终裁定了文化素质。那么，唐南发在〈李光耀“观天下”〉指出新加坡“用英语统一一个语言环境复杂的岛国”（页95），得失利弊，思之自明，迨无异议。

但是，这些确是问题吗？一比三的币值，是决定人心引力强弱的变数。星光下那条暗影，微不足道。康雍乾的经济盛世，今人还在赞颂不已；一场场有碍观瞻，诸如禁止李万千先生入新的政治决定，你别提起。

 

（杨善勇，时评人，着有《MH370X档案》（吉隆坡：大将，2014）、《党领导不想提的50道问题》（吉隆坡：大将，2015）、《老马红烧一个马来西亚：马哈迪医生秘藏42道政治食谱》（吉隆坡：大将，2016）、《马来西亚经济惨后忧郁症》（吉隆坡：大将，2017）。）

新加坡大选与“新加坡模式”

邝健铭    2020-7-5
https://www.facebook.com/xinguozhi/posts/3062680427151715:63

新加坡将于7月10日举行大选。第四代国家领袖(4G Leaders)预备上场接捧，将是这次新加坡大选重要环节之一。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模式”将会何去何从？若从以下四点大选前瞻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或会有更多体会。

第一，关于大选时间：

新加坡执政党原想利用应对武汉疫情的政绩，速战速决，及早进行大选。早在3月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便指出，疫潮退散之期难料，政府需要在短时间内取得强而有力的民意认受以专心应对。及后新加坡《联合早报》曾举行网上民调，近七成受访者不同意当局在疫潮下举行大选，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会阻碍选举集会之进行，支持决定的网民只有约两成，民调结果后被删除。至4月，新加坡本土爆发新一波武汉肺炎疫潮，患病人数急升，政府急推一系列封城措施，选举无可避免地被延至7月10日举行。这一方面反映了强调家长式管治的“新加坡模式”并非完全无懈可击，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星港管治模式的不同体质—在新加坡封城期间，具官方色彩的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发起运动，鼓励国人使用可再用布制口罩。而在香港，这类口罩则由社会民间自行研制与分发，与此同时，社会民众议论香港是否已沦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

第二，关于第四代国家领袖：

纵然从武汉肺炎患病人数角度看，香港整体表现优于新加坡（后者确诊人数约36倍高于香港），但新加坡政府防备随疫潮而来的经济寒冬的积极程度，则非香港政府表现所能比拟。在2月，新加坡政府宣读“同舟共济预算案”(Unity Budget)。此后在3月至5月间，新加坡政府因应疫情，追加另外三份特别预算案，分别为“坚韧团结配套”(Resilience Budget)﹑“同舟共济预算案”(Solidarity Budget)﹑“坚毅向前预算案”(Fortitude Budget)。这四份预算案所涉总金额达近一千亿新币，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近20%，当中动用的三百亿来自政府储备金。早在3月，新加坡政府用作振兴国家经济的金额便已占国内生产总值11%，占比之高，可与美国（10%）及德国（32%）相比，香港同类占比则只达4%左右。相较香港政府言行，新加坡政府强调“保工作，保企业，保未来”，显然更具说服力。现任新加坡财政部长为王瑞杰(Heng Swee Keat)，向被视为下任新加坡总理人选。在2016年，王瑞杰中风，他的接班仕途曾受影响，但至2019年4月，于内阁班子人员调动之中，王瑞杰被升任为副总理，其地位更见清晰。王瑞杰今年主理一系列四份预算案，可视之为新国家领袖接捧前的热身作。

星国模式在中国：“新加坡仍然是唯一一个被中国领袖选为仿效对象的国家”

作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      译者：邝健铭      2020-5-5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624

法国外交部技术顾问崔仁(Remi Curien)在近期研究指出，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奉行一党独大政治体制，令中国对“新加坡模式”很感兴趣。

时至今天，“新加坡模式”已营销至世界不同角落——新加坡在中国建设工业园、协助印度发展城市、为亚洲领袖与具影响力者提供公共政策教育、为世界各地提供技术与教育支援。但在美国《纽约时报》访问中，李光耀不忘提醒各国，指“新加坡模式”衍生自某一特定历史脉络，各国未必能轻易复制。论者其实甚至可以说，一地之政制类型会决定政策被成功复制的机会。反民主观点会续指，“新加坡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新加坡执政党政府独大、拥有霸权地位，官员因而能够不太受经济、社会、选举压力影响，可以推行有利国家长远发展但不受民众欢迎的政策。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一直对“新加坡模式”极感兴趣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虽然在过去数十年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进步神速，但中国仍然积极向新加坡学习，甚至希望与新加坡建立更紧密外交关系。中国记者赵灵敏曾说：

新加坡仍然是唯一一个被中国领袖选为仿效对象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之中，这是史无前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不曾如此全心向某国学习，且至今学习热情仍未减退。

公共房屋、重保育生态的都市发展哲学(eco-urbanism)、水资源管理都是他国可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之事。法国外交部技术顾问崔仁(Remi Curien)在近期研究指出，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奉行一党独大政治体制，令中国对“新加坡模式”很感兴趣。中国特别希望学习新加坡的现代化、城市发展、建构国家品牌之经验，并视新加坡为重要合作伙伴。城市被严格管制、住宅与工商区紧密结合、创新科技应用于城市基建之中、整个国家绿意盎然且洁净都是“新加坡模式”的重要特征。按崔仁分析，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模式”的魅力在其稳定、具远见、重务实、格局恢宏、基建精良的城市规划与发展经验。

新加坡的小国外交：与全球列强保持中性关系，必要时捍卫国家主权

作者：陈思贤     译者：邝健铭     2020-5-13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955

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国家力量堪比强国，但新加坡一直不忘其小国身份，并视之为外交政策制订的重要前提。身为小国，意味新加坡纵然独立与拥有主权，也不能保证国家能时刻自主。

新加坡巡回大使(Ambassador-at-large)比拉哈里曾指，新加坡需要时刻告诉世界，这个小国对世界而言并非可有可无，世界其实能受益于“新加坡模式”。这即是说，要构建新加坡品牌，便不能只着眼于商业得益，向世界清楚解释何以“新加坡模式”能贡献世界亦同样重要。更具体地说，增强自身利用价值、与全球列强保持中性关系、不靠边站、于必要时捍卫国家主权是新加坡的务实外交生存法。

比拉哈里认为，维持“脆弱平衡”(delicate balance)是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基本精神。“脆弱平衡”有两重意思：第一，鼓励一众列强参与东南亚事务，维持东南亚各方面的势力平衡，同时以亚细安（亦称东协，ASEAN）作为促进东南亚国家之间合作的平台；第二，保持新加坡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优势。部份新加坡大使馆网站已刊载下列新加坡外交政策基本原则：

• • 新加坡作为小国，不会对国家所处区域乃至世界状况存有幻想；

• • 维持国家可靠与具阻吓力的军事力量，以确保新加坡外交政策行之有效；

• • 新加坡需与临近国家在各方面维持友好关系；

• • 新加坡需支援患难之盟友；

• • 新加坡会全力参与亚细安（东协）事务；

• • 新加坡会致力推动东南亚内外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发展；

• • 新加坡会协助维系多边、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 • 新加坡会以互惠原则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并愿意维持其开放市场经济；

• • 新加坡会支持且积极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

新加坡的多边外交关系能证明其外交政策成效。例如，加拿大金融顾问公司阿尔顿资本(Arton Capital)曾指出，在2017年，以护照所得的免签证与入境签证的国际待遇计，新加坡护照是全球效力最高的护照。新加坡人的全球移动率也名列世界前茅。对小国新加坡而言，其护照被如此赞颂是有趣之事。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国家力量堪比强国，但新加坡一直不忘其小国身份，并视之为外交政策制订的重要前提。身为小国，意味新加坡纵然独立与拥有主权，也不能保证国家能时刻自主。

新加坡高薪养廉政策争议：问题核心不在薪水，而在官民沟通有待改善

作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    译者：邝健铭    2020-5-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625

政府这种“人才”观不无问题——政府之内清一式的高薪精英是否真能想民众所想？他们是否真能体会民间疾苦？政府领袖会否只从金钱成本效益角度理解何谓“领导”与“公共服务”？

1994年，新加坡政府改行新政，为国家领袖与高级公务员提供高昂薪酬。大部份新加坡民众都不太欢迎新政，也质疑政策背后的价值观。

2011年5月7日，新加坡举行大选。这次大选，民怨浮面，从1959年开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只达60.1%，这是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执政党的最差选绩。人民行动党虽然仍能取得国会中87席的81席，但也首次在集选区败阵，败给反对党工人党。在此役中，人民行动党重量级人物杨荣文（前新加坡外交部长）、陈惠华（新加坡首位女部长）都败选。事实上，这届大选的数据仍不足以反映人民行动党所遭受的挫折。

2011年大选过后不久，总理李显龙便宣布，政府将会检讨官员高薪政策。

新加坡高薪养廉政策争议之背景

我曾于2008年在期刊《国际政治科学评论》(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文章〈全球城市的用人唯贤精神与精英主义：新加坡的意识形态转变〉(Meritocracy and elitism in a global city: ideological shifts in Singapore)。文内指，从1980年代起，新加坡用人唯贤精神所侧重的已是精英主义而非平等机会，在政府人事管理政策之中这种转变更为明显。

我认为，作为全球城市的新加坡拥抱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抱持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思维、受市场逻辑支配，是引致上述转变的主因。可以见到，社会分裂危机、政治压力已在新加坡有迹可寻。犬儒、怨恨、崩离等社会文化情绪愈见明显，政府的政治认受危机因而渐现。昔日政府凭远见与胆色为国家创造了经济荣景，继而享有霸权地位，如今政府霸权地位不免受动摇。

2012年，我在《当代亚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新加坡的实用主义哲学：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与政治威权主义〉(The ideology of pragmatism in Singapore: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 and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新加坡模式”的另一难题——新加坡的实用主义哲学渐成某种意识形态。新加坡的成功策略渐被简化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此同时，全球化所衍生的问题令全球城市新加坡颇受困扰，矛盾、张力、失望之情继而充斥于新加坡建国工程之中。2011年大选意味，新加坡民众已更具力量，能够为政府精英与技术官僚带来压力，政府官员再难为他们所领取的高薪自圆其说。

破除迷思的新加坡读本——读《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

林韦地    2020-5-18
https://www.storm.mg/article/2596489

华人世界对于新加坡的了解多是一知半解，透过阅读《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将可以重新建构对于新加坡的认识。图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资料照，美联社）

台湾季风带文化近日出版了新书《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作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教授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译者是台湾季风带文化总编辑邝健铭。

我对这本书有很高的期待。从英国移动到新加坡已有八年的时间，诚实地说，在到新加坡定居之前，我对新加坡的印象，如同华文世界的大多数人，只停留在表面和肤浅的层次。高中毕业时读了李光耀的回忆录，但并没有对新加坡模式特别向往。虽然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新加坡一直都会是一个，自己人生规划中，可能的去处。

直到开始在新加坡定居和工作之后，我才惊觉自己对于这个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邻国是如此地陌生，因此我在新加坡的头一年，我对这个社会感觉是非常疏离的。我开始重新建构自己对新加坡的认识，开始大量阅读关于新加坡的书，和接触以及认识不同的人，也因此接手了独立书店，进入文化产业。理解新加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和一位在新加坡工作，后来出了一本关于新加坡的书的台湾文友聊起新加坡，我说我觉得新加坡很后殖民，他说何止是后殖民，更是后现代。

著名地标鱼尾狮是许多人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资料照，美联社）

正因为新加坡小，其设计都十分精细，所以不容易看清这些精密之处。在草根曾有一场活动，台湾来的讲者将新加坡批得体无完肤，我在现场，无法压抑心底升起的不以为然。这样感觉后来在往后数年重复无数次，我在网路上看到别人谈论新加坡时，常常心里会有“huh？新加坡都不是这样”的OS。新加坡当然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很多这些外界的批评，其实只是复述对新加坡刻版印象。特别在华文场域，因为新加坡的知识体系语文是英文，所以长期在华文世界几乎是处于“失语”的状态，而新加坡人也不多在意或急于替新加坡辩护。这让华文世界对新加坡充满极化的偏见，不是过份吹捧，就是过度否定。

因此非常乐见这本《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被翻译成华文和出版。这本书由新加坡本土学者所著，是insider的insight，希望透过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可以让华文世界对新加坡有更多理解，能够引发对新加坡更深入和客观的讨论。

风华正茂还是大限将至？浅论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模式”之未来

陈思贤（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2020-5-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376

昔日新加坡政府施政极具创新魄力，为此，“新加坡模式”受世界各国仿效，在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之下被视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以外的替代发展路径。如今，这美好岁月似乎在逐渐远去。

（编按：本文为《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中文版作者序。）

对“新加坡模式”不无认识的朋友必定会认为，有关新加坡光辉岁月行将终结之说，是无稽之谈。

“新加坡模式”风华正茂？

认为新加坡仍然风华正茂的朋友会说，新加坡经济富裕，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注）在世界各国之中名列前茅，国家于1965年独立后发展迅速，这一切都令他们为之惊叹。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新加坡官方所建构的国家发展论述“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新加坡故事”强调，新加坡纵然细小，欠缺资源，生存基础薄弱，这个年轻小国最终仍能排除万难，在艰险的世界之中取得成就。

对发展中国家领袖而言，“从第三世界跃身成为第一世界”(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此一出自《李光耀回忆录》的政治口号更是充满启发性。认为新加坡仍然风华正茂的朋友会说，新加坡社会极为和谐。从他们的角度看，新加坡社会纵有多元种族、语言、宗教，但仍然稳定、和平、宽容。在全国560万人口里，外来人口达160万人。于新加坡公民之中，华裔占多数（占76%）；马来裔为关键少数（占15%），且多为穆斯林；印度裔占比较少（占7%）；欧亚裔(Eurasian)则被归类为“其他”族群。新加坡向来抗拒“华人国家”标签，自视为拥有多元种族、语言、宗教的世俗国家，甚至不惜以部份人眼中的严刑峻法来捍卫国内少数族裔权益与维持社会稳定，这大概是因为新加坡曾和马来西亚及印尼两国关系不佳，在1960与1960年代曾经历种族骚乱。即使宗教信徒占全国人口5分之4，但从管治角度看，新加坡仍算是世俗国家。不过，也必须说，保守基督教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于全球反恐与仇视穆斯林的氛围下，为确保新加坡社会仍能团结且具韧性，新加坡政府不断推行鼓励各宗教相互了解的计划。

认为新加坡仍然风华正茂的朋友会说，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和乐富裕，是因其政府治国有方。从他们的角度看，新加坡政府清廉、精明、务实，如此有为的政府之建立，得力于李光耀与其他国父在开国时期的英明领导。换句话说，新加坡的国家发展成功方程式，是先由智者治国，良好制度随之而生，国家领袖之英明领导衍生善治。久而久之，官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渐成——民众亲历国家发展巨大变化，且随之而跻身为中产阶级一员，他们因此会顺从如此强而有力的政府。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

即便开明者都会赞叹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效能乃至治国能力。这些开明者固然会抗拒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乃至个人生活的控制，但他们或仍暗自欣赏政府思虑周详，行动灵活且具魄力，行事不受选举功利短视思维制限的表现。他们或会认为，政府犹如配件精良、运作畅顺的机器。不过，对开明者而言，政府权威建基于其执政表现而非民主竞选，也是让人纠结的事——在全球民主看似退潮的时代，就更是如此。英国脱欧，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奉行威权式民粹主义的政府涌现，似乎都在证明全球民主确实在退潮。在此脉络下，新加坡的成功管治模式被视为自由民主政体以外的替代发展路径。冷战结束后，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曾认为，自由民主政体终将会统领世界。

认为新加坡仍然风华正茂的朋友会说，“新加坡模式”最应受人赞颂之处，在其杰出城市规划。纵使在英殖时代新加坡不乏贫民窟，纵使新加坡处于令人难耐的热带，但新加坡最终仍能发展成为花园城市(garden city)而非水泥森林。至今天，新加坡甚至进化为“花园中的城市”(city in a garden)，其天际线可媲美其他世界大城市。在这种城市之中，大部份新加坡民众居于组屋（公共房屋）单位，他们的居住环境舒适、安全、设计优良、保养有道、设施齐全、交通方便。近年政府更积极于城市发展进程之中应用高科技，希望由此确保城市能永续发展，能持续宜居。即使新加坡是世上其中一个水资源最为短缺的国家，但因政府积极应用与发展相关科技，新加坡已能克服攸关国家生存的先天缺陷。事实上，新加坡已将自身发展为水资源管理枢纽——新加坡既是水资源管理企业创立地，也是水资源管理研究重镇。可以说，单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新加坡已转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