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警总内部事务办公室“啉㗝呸”

作者：李成琳 (Lynn Lee)    译者：林康    2022-4-30

至于何军令与刘翔英是不是和公民组织及他们的律师合谋，整一个故事出来对付警察，我能说的是：怎么会有如此多人（其中多数是睿智、有既定成就、受尊重的人）揽在一起，拿自己的前途、生计、名誉和安全冒险，来做这么一件蠢事。

过去15年来，我都在说别人的故事。现在自己不知怎地却成了故事中人，这难免有些难为情。我没看遍所有相关的新闻与报道，但总有朋友报讯，告诉我脸书上的一些贴文。上星期四，网上有数百条信息，对我在警局的遭遇表示关心和诧异。

谢谢大家。蜂拥而至的支持，让我既受感动又感谦卑。我没事。人有些累，大致上还好。我将视频放上网时，我很清楚，新加坡地铁集团(SMRT)的巴士司机何军令(He Jun Ling)和刘翔英(Liu Xiangying)，是做出了严重的指控。我认为，他们的申诉，应该得到有关当局正视。视频上网前，我曾经电邮发给有关政府部门，要求他们反应。至今，他们仍未正式通知我收到电邮。

而内政部做的是，通过文告宣布他们会展开调查，并表示将寻求一些人士，包括视频的制作者来配合调查。

我仍在设法弄清楚下来事态会怎么发展。

2013年2月5日，星期二，他们找上门来。大约早上11点左右。昨晚上我迟睡，詹姆斯（译按：即梁思众，作者丈夫）也刚从中国飞回家，我们都疲惫不堪。可是敲门声一直不间断，我只好去开门。

他们进来时，我仍穿着睡衣。开始是两男一女。过后，那个上午又来了其他便衣警员。雪花，我们的马尔济斯犬，变得有点焦躁，向着屋里的陌生来人狂吠。

林展发(Lim Chan Huat，音译）警监自我介绍，说他来自警察总部内部事务办公室(Internal Affairs Office)。他态度似乎还好，他说他在调查何军令与刘翔英的指控，要看看我和这两人的访谈录像。我让他看那些视频。他问了几个问题。我回答了。接着，事情变得有些奇怪。

林警监说他要拿走我储存前司机所有相关视频的外挂硬盘。我告诉他我不能让他这么做，因为硬盘里储存了其他资料——和他的调查不相干的信息、联系资讯、研究材料，作为一名记者和记录片制作人，这些是我不能够随便公开的。我反复建议，让他从我的硬盘抄录相关视频，但他不同意，反而向我出示总检察署的一封信，授权他根据“刑事诉讼法”(Criminal Procedure Code, CPC)第16 (2) 条规定行事。根据该法条，警方可将一起“不可拘捕罪行”(non-arrestable offence，即除非有拘捕令否则不得逮捕的罪行），视同“可拘捕罪行”(arrestable offence)，从而允许他们逮人或扣留文件与物品。

然而，我并不是接受调查的罪嫌，所以我问林警监，到底是刑事诉讼法的什么条款，允许他带走我的物件。他无法回答，为此打了几通电话回他办公室。我们一起查阅刑事诉讼法，如此持续了20分钟。他指出若干条文，我读了他指出的条文说，“不，它不适用。”

吴达文(Goh Tat Boon，音译）警监这时来了。他出现之后，事情变得越发奇怪。他说他来自勿洛警署，不是内务室的，他要行使他的“扣押权”(power of seizure)。

经历三个不同时期的工人党

林恩和    2021-11-3
怡和世纪 第44期 2020年11月

2011年大选工人党后港区群众大会人山人海。

环顾新加坡政坛，工人党可说是老牌的反对党，它的党龄比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少三年。纵观工人党63年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出它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原因是这三个时期出现三个风格迥异的领导人，工人党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自然就呈现不同的色彩，这三位领导人就是马绍尔、惹耶勒南以及最近才卸下秘书长一职的刘程强。马绍尔和惹耶勒南都是属于个人色彩浓厚、性格张扬的人物。可能他们两人都是律师出身，表现出一种所谓的“律师性格”。刘程强给人的印象则比较谨言慎行、性格收敛，这与他受华文教育的背景，又是华文老师的身份有关吧。

我是新加坡的良心。 ——马绍尔

工人党的创党人是马绍尔(David Marshall)，他是犹太裔，父母来自于伊拉克的巴格达，从政之前已是一个著名的刑事案律师。马绍尔真正步入政坛是在1954年8月，虽然之前他曾短暂加入陈才清(CC Tan)领导的进步党。从政坛偃旗息鼓是在1963年8月，从政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9年。他的政治生涯始于46岁，当时已经是一个名成利就的律师，年纪不算“To young”，不能说是误闯政治丛林的小白兔。但是，给许多人的感觉就是他在政治上“Too simple, too naive”＊，包括他一生视为政敌的李光耀也是如此嘲笑他。不过，由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张扬个性和他的敢怒敢言，让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让他成为新加坡政治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人物。（*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ïve “太年轻、太简单、太天真”乃仿江泽民批评香港青年的一段名言）

从政治新贵变成政治孤鸟

1954年，面对战后风起云涌的反殖声浪，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接纳林德报告书的建议，开始实行有限度的还政于民的宪制。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把一部分的权力，下放到由一个25位民选议员和7位官委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同时也大幅度提高选民的人数。虽然林德宪制下的新加坡主要还是英国人主导，不过这让长期处于“紧急法令”下的压抑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吸引了许多商人、专业人士以及工会领袖出来组织政党。

1954年8月，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党(Singapore Socialist Party)和印裔工会领袖创办的新加坡劳工党(Singapore Labour Party)组成政党联盟，称为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邀请马绍尔出来领导，成为它的主席。在1955年4月举行的林德宪制下的第一次大选，劳工阵线取得10席，成为立法议会的最大党，并与巫统和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马绍尔得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他在一开始执政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殖形象，与殖民地总督冲突不断，并在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出宣示，承诺在其任内争取到新加坡完全的自治。之后他在议会提出动议，要求英国政府把权力移交给新加坡人民。他的动议得到全体民选议员的赞成通过，从而开启了新加坡争取自治的“默迪卡（独立）谈判”。

1956年4月马绍尔率领一个13人的各政党代表团到伦敦进行“默迪卡谈判”，由于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全面自治的问题上已经划定底线，马绍尔也不是他们属意的未来新加坡领导人，加上各个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各唱各调，甚至马绍尔自己的阵营内部也没有共识，谈判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马绍尔只好在1956年6月实践承诺，辞去首席部长职务，由林有福接任，背后的原因是他无法取得政府同僚的同意，作出总辞的决定。转为后座议员的马绍尔，接着又面对党内的周瑞麒挑战他党主席的职位，成为政治孤鸟的他在1957年4月愤而退出劳工阵线。

新加坡政治大洗牌

工人党成立前夕新加坡政坛刚好酝酿一场大洗牌，事因林有福带团到伦敦进行第二次“默迪卡谈判”带回的成果，附带一个特别条款，禁止政治扣留者参与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前的首次选举。作为行动党代表的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暧昧的态度，引起行动党基层的不满，筹组新政党和争取在行动党中央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想法开始浮现，市面也传出李光耀将与林有福结盟的消息，他们结盟的念头得到英国当局的大力支持。（见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CIA-RDP7900927A001400030001-4, Approved for Release 2007/10/23）

在1957年8月4日举行的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发生所谓的“夺权事件”，6位被视为左派的行动党党员中选为中央委员，其中5人旋即被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也在这个时候，拥有4万多会员的三军雇员工会，以及商行雇员联合会、银行雇员联合会等，相继恫言退出职总，响应马绍尔筹组工人党。面对危机，亲林有福的职总寻求左派卅二工团的合作，商讨合并的计划。与此同时，陆军平民雇员联合会主席奈尔(N.S.N Nair)，以工人党发起人身份，也致信卅二工团征求他们有关筹组工人党的意见。8月22日卅二工团举行会议，会上议决反对加入职总，反而提议协助马绍尔筹组工人党，原因是职总表明不接受他们提出修改章程的提议。就在当天卅二工团开会的时候，林有福政府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了工团的主要领袖。

事后新加坡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明采取逮捕行动是要阻止左派接管行动党和职总。根据澳洲解密档案，林有福说这些都是他引蛇出洞的计划，目的是帮助李光耀清党和找出幕后控制左派工会的人物。（见澳洲解密档案NAAA1838, 3024/1/7 Part 1）

当假新闻法用作对付异见者：新加坡独立网媒与政府的对战

立场新闻    2021-8-21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当假新闻法用作对付异见者：新加坡独立网媒与政府的对战

2020年9月17日，俗称“假新闻法”的《防止网路错误资讯和操纵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简称 POFMA)》在新加坡生效11个月，当地独立媒体《网络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简称 TOC)和新加坡民主党，在最高法院联合与新加坡政府对簿公堂。兴讼的原因，是他们分别有报道及 Facebook 帖文被政府当局指是“不实信息”，要求根据 POFMA 更正及澄清。

“POFMA 赋予政府很大权力，去控制公众对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的观感。”《网络公民》总编辑许渊臣(Terry Xu)接受《立场》专访时说，“以前政府要用尽方法—去见记者，去动用宣传机器，尝试说服公众那是错误信息。但现在有 POFMA，政府只需要动用法例的权力，即有权界定什么是虚假，一开始甚至无需提供任何证据。”

这条2019年5月通过的法例订明，若任何人在新加坡发布包含错误事实的信息，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即有权指示防止网络资讯错误和操纵办公室(POFMA Office)发出指令，要求更正或把信息下架，受规管范围的包括传统媒体、网络以至私人通讯。

《网络公民》自2006年创立，是目前新加坡仍然营运的独立媒体机构中，寿命最长。据其网页资料显示，《网络公民》主力报道社会及政治新闻，尤其是主流媒体忽略的角度与观点，故也常年遭新加坡政府针对。至许渊臣今年6月受访时，《网络公民》共接获5则政府根据 POFMA 发出的更正指令，他们正就其中3则指令向法院上诉。许亦同时面对1宗刑事诽谤案，1宗民事诽谤，及2项藐视法庭罪，分别与《网络公民》转载及报道有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及内阁官员的负面消息有关。

其中《网络公民》上诉之最高法院一案，牵涉他们及数家当地媒体在报道中引述有马来西亚人权组织指控，新加坡樟宜监狱以不人道及非法方式处决死囚，包括指如果绞刑时绳子断掉，狱卒会以拉扯及踢向颈背等方式杀死死囚。报道刊登后6日，新加坡当局向包括《网络公民》在内的媒体发出更正指示，指报道作出了“虚假、欠基础及荒唐”的指控，强调国内所有死刑均依法进行，要求包括《网络公民》在内等媒体发声明承认资讯错误，并附上官方的澄清连结。

许渊臣不服决定，先后入禀向政府当局及司法机构上诉，其中他依赖的理据，包括指《网络公民》只是报道有人权组织作出如此指控，不等同《网络公民》认为非法处死死囚真有其事。惟新加坡高等法院去年初驳回《网络公民》申请，许渊臣再上诉至当地最高法院，目前正等候裁决。

许渊臣透过视像接受《立场》访问

假新闻法下，屡被针对的异见者

POFMA 于2019年10月开始实施。根据条例导言，POFMA 立法目的，是为防止错误信息(false statements of facts)传播，及加强侦查、控制虚假网络账号行为等。

POFMA 设计同时包括民事及刑事条文。民事上，POFMA 赋权相关政府部门及法庭针对境内错误信息执法，包括可发出行政指令，要求更正或移除有关信息。

而刑事方面，POFMA 第7条订明，任何人明知或有理由相信一则信息为错误而发出信息，及该信息有可能对新加坡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安宁或公共金融，新加坡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等造成损害，或有可能引起不同族群或人之间的仇恨，或损害公众对政府或国家机关的信心等，最高可被判监5年或处罚5万元新加坡币。如果该错误信息是透过虚假账号或机械人(bot)自动发出，最高更可判囚10年或罚款10万元。

法例实施至今，新加坡当局暂未动用过 POFMA 下刑事程序起诉任何人，不过根据 Channel News Asia 报道，截至去年10月头，新加坡政府共至少70次向个人或团体发出 POFMA 命令，当中逾60宗为要求他们更正信息，另外亦分别有数宗为要求网络中介将移除信息连结的指令等。

新加坡国会大选结果的不变与变：行动党依旧强势，崛起的在野党未必带来改革压力

庄嘉颖（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20-7-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7994

新加坡2020年大选，尽管在野党支持率提升，但并没有产生改变基本政治或权力结构的压力。人民行动党保持了绝对性主导权，可占着在国会里的优势，推动限制在野党和异议的政策和立法。

新加坡2020年国会大选在7月10日落幕。有观察认为，这次大选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大分水岭。工人党拿下10个直选在野席次、新加坡前进党获得两席非选区，算是新加坡独立以来，在野党席次最多的一届国会。

行动党虽然得票率从2015年的69.9％降到61.2%，但在国会93直选议席中，依然拿下83席的绝大多数。得票率与席位之间的落差，是因为新加坡特有的集选区制和选区划分的缘故。要是选举制度更接近国际惯例，在野席位会更多。

以上的竞选成绩，尽管可以让国会有多些代表性和不同的声因，不过人民行动党仍然能够轻易通过普通立法，若要修宪甚至可以为所欲为。

这次大选代表的不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是新加坡长期政治发展的延续。

一方面，这次在野党的选举成绩，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长期在地耕耘，以及行动党票源被分散的结果。国外，甚至一些新加坡国内的朋友，或许没有注意到新加坡在野党在资源和人力薄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地方上尽量推动选民服务。

另外，选举结果并没有对人民行动党造成必须一夜之间改变的压力。行动党没有理由放弃一党独大的延续，以及自己享有的优势。行动党原有的政策方向和施政原则，除了对外包装以外，很可能基本维持现状。下一届国会见到的或许不是政治开放和改革，而是对社会更多的管制。

成熟中的在野势力

人民行动党这次大选，得票率从2015年的高峰下滑，不但没有攻下工人党所代表的后港单选区和阿裕尼集选区，还无法拿下新划分出来的盛港集选区，使包括总理公署部长在内的三位资深党领导丢了官位。

在新加坡的国会内阁制下，政务官员必须要先当选为国会议员，才能被总理委任而进入内阁。对许多人而言，这是精神上的一大冲击，选举结果似乎意味着未来新加坡政治走向将有大改变。这种观点其实轻视了上一届大选的独特性，和新加坡在野政党的不同角色。把2020国会大选放在新加坡长期政治发展的脉络下观察，或许持续性会胜于变化。

首先要认识到的一点，就是上一届大选的特殊性。2015年正好碰上新加坡独立50周年，也是新加坡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人民行动党精神领袖、和总理李显龙之父——李光耀逝世的同一年。人民行动党政府当年推出了一系列纪念和哀悼活动，引起新加坡人对以往所谓“黄金时代”和“光荣史”的政治想象和幻想，把行动党、李光耀和新加坡划上等号，对行动党的好感高涨。

加上选举期间，工人党造势活动上看热闹的人潮，还有有关工人党有意愿推动同婚合法化的假讯息，引发新加坡选民向来对政治和社会改变的焦虑和紧张情绪，导致人民行动党始终获得大胜。

在野党鼎足三立态势形成

许欣恩   亚洲周刊 2020/7/20-7/26 2020年29期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在野党鼎足三立态势形成

在野势力逐步靠向三个大党工人党、新加坡民主党和新加坡前进党，小党雕零。

陈清木（左）创办前进党、徐顺全（右）领导民主党（图：路透社/法新社）

新加坡在一九六八年举行独立后第一届大选，多届以来国会都是由人民行动党囊括所有议席，反对党挂零，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由工人党在一场补选中打破零的纪录。从零席到十席，新加坡在野党足足走了五十二年。本届新加坡大选对反对阵营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在野势力逐步靠向三个大党，小党雕零萎缩。

新加坡在野党众多而品流复杂，长期以来成为民间笑谈，很多小党最终沦为少数人出风头的平台，纠集数十上百人自立山头，选举一来四处访问民情，俨然一个人物，实际上选民知道他们既无资源也无实力解决问题，更由于政党只是个人山头，谈不上理念与策略，因而成不了气候。

这次大选逐步成型的在野势力，除了已在国会自成一格的工人党之外，以英文精英为骨干、偏左翼的民主党在党魁徐顺全长期经营下，争取到医学家淡马亚教授这类专业人士参与，近年比较稳定开展社区工作，提升存在感，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投奔其山头。

另一个很可能壮大成气候的是去年才成立的前进党，主干是八十岁的陈清木。他曾是二十六年的行动党议员，在西部选区长期是票房灵丹，因为敢言而受选民拥戴，二零零六年卸下议员职务后与党渐行渐远，在二零一一年违背党意参选总统以微差落败，三年前有意再选，却因行动党强渡关山修宪而不得其门。

新加坡大选落幕：执政党得票率下跌，说明什么？

陈洸铭    2020-7-14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35/4700047

本届之所以让反对党破天荒赢得第二个集选区，多少说明执政者已无法再藉由选区划分压抑民众的反对声浪。日后当不满情绪再一次上升，反对党同样可利用简单多数制，扭转选情。不过，剧情也可能往反方向走：当选民的惩罚心理得到舒缓，而反对党又不够吸引，则可能回到原本面貌。

原执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7月10日的新加坡大选中赢得83席，继续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多数执政。图／路透社

原执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在7月10日的新加坡大选中赢得83席，继续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多数执政。

总理李显龙选在疫情稍微和缓的6月23日，宣布国会解散。随后，相关单位将投票日订在7月10日。扣除投票日，实际竞选期只有9天。突如其来的解散与选举，一般较不利准备不周的反对党。不过，总理拥有决定解散国会日期的权利，是西敏寺制度（如英国）的常态。

其实更早之前，就有迹象显示执政党会选在今年解散国会。3月，新加坡公布新的选区划分名单。自1976年开始，重新划分选区的同一年，都会进行全国选举。较极端的例子是在2001年，公布新选区名单的两天后，即解散国会。

而本次选区划分里，也将上一届选举中人民行动党胜选但得票率最低的三个单一选区解散，整合进其他选区。杰利蝾螈(Gerrymander)，这类透过划分选区的方式，让投票结果倾向有利于己方，不少民主选举国家都有此状况。

特别提及这两个背景，是为了强调新加坡选举制里的不公，也广泛出现在其他选举国家，因此看待新加坡选举时，不能只看到不民主的部分。另外，新加坡选举程序大抵还算公平干净，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一再向选民保证投票保密，确保彼此支持者都能接受成绩。

人民行动党从69.9%得票率滑落到61.24%，意味着什么？图／美联社

在一些选区里，与其说是人民行动党流失选票，更像是增加的幅度比不上反对党。图／法新社

新加坡维持一党独大政权

人民行动党在这次选举中，以61.24%总票数，获得93席中的83席。媒体一般解释为民心思变，或是新加坡维持一党独大政权。新加坡采简单多数制，票数不一定反映在议席，焦点侧重在任一方面都有所偏颇。

李光耀退下总理一职后（1990年），人民行动党的总得票率落在60.1%至75.3%之间。最高的75.3%得票率是由前总理吴作栋在2001年最后一次带领人民行动党选举时取得，但吴作栋最低时也仅得61%（1991年）。而自现任总理李显龙领导以来，就未曾突破70%得票率，甚至在2011年，拿下历来最低的60.1%。

2011年选举成绩让不少人认为，李显龙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已不复昔日光环，或将该此选举视为新加坡的第一波民主浪潮。然而，2015年在新加坡建国50年和李光耀的逝世气氛下，人民行动党逆势拿下69.9%总得票率。需特别点出的是，由于新加坡乃强制投票，这个结果意味着在所有选民里，人民行动党获得六至七成的民意。近三届选举里，废票数在45,000左右，不足2%，与其他非强制投票的选举制国家相较，代表着不一样的委托民意。

执政党得票率下跌，说明什么？

从69.9%得票率滑落到61.24%，意味着什么？

其实，人民行动党的得票数并没有大幅流失，但反对党得票却有显著成长，遂形成前者得票率大幅滑落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得票只较2015年下滑约3.4%（-25,003票），实际支持票数依然在150万票左右。然而，由于本届选举投票率（95.63%）较以往（93%至94%）高，合格选民人数也提升，进而改变比例。

2020年新加坡独立后第十三届全国大选落幕

从夜暮到黎明    2020-7-14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20/07/2020.html

新加坡的民主进程走得很慢，关系到1966年李绍祖率领社阵抵制国会，走向街头斗争，紧接着放弃参与1968年的独立后第一届选举，等同将了反对党一军，让执政党稳住阵脚，从容地建立声望。1968至1980年独立后连续四届的国会都由行动党完全垄断，直至1981年才由时任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在安顺区补选突破僵局，成为13年后唯一的反对党议员。1988年第六届大选推出集选区制度，直至2011年第十一届大选，反对党经过23年的奋战才赢得第一个集选区。2020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多数选民认同温和、自信、有建设性的反对党，希望执政党能够敞开心胸，聆听多元化的声音，改变多年来一意孤行的做法。

九成白云，一成蓝天

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后第13届全国大选在新冠疫情笼罩下进行，于2020年7月10日投票，11日凌晨陆续开票，清晨4时一切尘埃落定。人民行动党夺得83席，工人党10席。

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特殊，就成熟的民主社会来说，行动党能够夺得九成的国会议席，可谓战绩辉煌，但执政党对整体表现并不感到开心，反而有挫败感。工人党不仅成功保住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甚至意外地攻下新划分的盛港集选区，从原有的6个国会议席增至10个，缔造新加坡历史上的新里程碑。

选票分布图。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集选区制度对反对党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基层实力，也缺乏曝光率，因此由重量级部长领军的集选区几乎十拿九稳，其他候选人可以乘搭顺风车进入国会。

前总理李光耀曾经挑战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若想在国会有所作为，就别窝在后港。刘程强真的走出后港，阿裕尼集选区落入工人党A队手中。

回溯那场2011年大选，阿裕尼集选区选情告急，前总理李光耀对阿裕尼选民发表“懊悔论”，大致上说行动党输了一个集选区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阿裕尼选民在接下来的五年将会懊悔不已。

落败的行动党部长杨荣文事后解密，表示李光耀向他道歉，说帮了倒忙。杨荣文认为选民要反对党来制衡政府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特征，大势所趋，非战之罪。

一代新人换旧人，十年风雨几番新，工人党十年内第二度攻破集选区堡垒，集选区已经不再是铁仓。更多新加坡人相信国会需要反对党确实是大势所趋，不过选民那一票，也是对工人党多年耕耘所树立起来的正面形象的认同。

平均票数

平均票数方面，行动党获得61.24%，比上一届（2015年）减少近9个百分点；工人党50.49%，比上一届增加近11个百分点。由于2015年的大选主要借助于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光环，选民或多或少都有通过选票向逝世的前总理告别的心理，因此这年的票箱可能含有许多感性的成分，未必真正反映民意。

1984年以来的九届大选，除了2001年（911）和2015年（前总理李光耀去世）的突发事件为执政党制造“危机选票”外，其他七届大致上是40:30:30，40%行动党铁粉，30%中间选民，30%反对党选民。只要反对党的素质不太差，都能得到约30%的选票，如果反对党候选人的素质优秀，选票则达到40%以上。譬如这届新成立，尚欠地气的前进党的得票率近41%，西海岸集选区的选票甚至达到48.31%；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改变愤怒激进的形象后得到45%的选票，主席淡马亚教授（传染病专家）46%。

人民行动党历届得票率。

这次行动党制造“疫情危机”选举，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抗疫成功，因此重施故技。防疫措施是双刃剑，政府应对冠病疫情，从最初的成功控制，到客工在Mustafa受感染后没有针对性处理，造成新加坡进入封锁阶段，经济与就业都遭重创。

政府动用储备金援助配套救市的当儿，过去被掩盖的社会讯息无可避免地浮出台面，凸显新加坡虽然是GDP首富，实际上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的情况依然严峻，无形中让好些人如梦初醒。

这回选民不买危机账，卫生部长颜金勇所领军的蔡厝港集选区选票大跌17个百分点。其他五个跌幅超过10个百分点的选区都是PAP的铁票仓：西海岸集选区（票数减少26个百分点），丹绒巴葛集选区（减少14.7个百分点），先驱（减少14.36个百分点），丰加北（减少14个百分点），武吉班让（减少13.4个百分点）。阅读全文»

伪民主集选区政治游戏

华府    2020-7-13

新加坡2020年大选结果已揭晓，人民行动党此次总得票率为61.24%，与2011年的60.1%相仿，却比上一届2015年的69.86%低了近9个百分点。更大不同点是行动党掌握83席，反对党工人党增多了一个集选区，一共拥有10个席位。

李光耀对新加坡最大的贡献，是在那风起云涌的年代，在政治上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比中国更早向西方欧美开放，因此新加坡虽比同是英殖民地的香港面积小、人口少，一样缺乏水源，但有幸先取得高度自治，最终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往后与香港并驾齐驱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

由于李光耀掌权初始不遗余力排除和逮捕行动党党内亲共、亲华左翼势力，他强悍反共色彩获得邻国掌权反华的苏哈多总统赏识，彼此惺惺相惜往后成为好友。李光耀利用自己法律知识，为行动党利益制定史无前例，永久掌权的政治游戏规则。他抨击“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使共产主义制度最终成为邪恶制度”，但却创造了更狡猾，更邪恶的政治选举制度；在他精心策划下，集选区制自1988年起便开始实施至今。

当代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比专制集权制度文明先进。人类不再以街头留血革命推翻统治者，而是以一人一票取代子弹颠覆政权。

在许多民主政治制度下，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一般不能连任超过两届，国内推行单选区供候选人竞争，有才华被人民赏识者通过竞选胜出受委成为民意代表，国家由多数党组成政府。由于选举以多数票淘汰少数票，少数民意可能不被重视，所以有些制度又增添比例代表制纠正这个缺点，以体现民主国家真正尊重民意。民主国家出现两大党竞争或多党组织联合政府，与反对政治多元的一党专制显然大不相同，是世界政治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