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住豪宅（二）

李莫愁     2023-5-21

尚穆根和维文的房租虽然是自己掏腰包，但是这次他们住的是公家的产业，而不是自己真金白银买的。如果在取得这些庄园豪宅的过程中有猫腻，或者价格低得不敢相信，节省了大笔的产业费，是不是也算侵占公帑，要纳税人买单？

莫愁在上一篇文章里，说因为尚穆根和维文住在以英亩计的庄园豪宅，人民行动党的“人设崩了”。果不其然，《网络公民》就出了一篇文章《戳破人民行动党审慎节俭形象》(Punching a hole in the PAP’s image as prudent and frugal)，因为这苦心经营“白衣白裤”形象是他们自己吹的。

而且这种“廉洁奉公”的故事可说是随手抓来一大把：

1、有这样一个故事：新加坡的建国元勋——吴庆瑞博士在一次国外旅行中对他在伦敦海德公园酒店的分配房间感到不满。他发现房间太大，太奢华了。吴博士要求换到更简陋的房间。当他被告知英国安全部门希望他留在分配的房间里时，他才被说服留在原地。对吴博士来说，奢侈的生活令人厌恶。即使是单纯的酒店房间的大小和豪华程度也让他感到厌恶。

2、另一个故事是，吴博士在开车经过一所学校时，突然陷入沉思。他说，他在想，完成教育的人是否会有工作机会。他首先是人民的一份子，然后是一个政治家，他从骨子里感受到人民的感受，他尽力而为，但知道他没有所有的答案。

3、有人说建国元勋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一面明镜。他是一个谨慎、节俭的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到2015年去世前一直居住在欧思礼路38号的家中，很多照片都显示那里仍拥有几十年前的家具和地板，十足简陋的生活空间。

4、李光耀出国公干，自己洗内衣以节省酒店的洗衣费，他穿打补丁和修补过的衣服，他让他的员工在海外旅行时穿借来的冬装，他训练他的孩子节省水和电。

5、连总理夫人何晶对服装的奇葩品味，也被列入节俭的范畴。说她避开了设计师的东西，宁愿穿露趾凉鞋参加国事访问和官方活动，并携带自闭症患者设计的恐龙图案的小包。

6、李总理本人在一封特别信件中提醒他的同僚：”我们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7、4G领袖偶尔也来凑一脚，据说陈振声部长他满足于一辆二手日本汽车，多年来一直佩戴同一块卡西欧手表，甚至在脸书上分享他找到新表链的“快乐”。

而且执政党连同官媒对于处理这件事的压抑和沉默，让莫愁想到更多的问题：

1、为什么部长不能、不要、不会替自己辩护？部长几乎周周都要发表各式官方演讲，还有接见选民时替他们写信仗义或伸冤，为何事到临头，却不提起笔来申述一番呢？

2、几时新加坡的国会变成讨论肮脏家事的避风港？

狗改不了

韦春花    2022-2-8

今年2月7日许文远宣布由跨国管理咨询公司前主席张丽琳出任新报业媒体集团总裁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女士和随便就“umbrage”（愤怒、生气）的伍逸松有什么区别？……来了一个没有人文背景，或者素养的技术官僚，实在很难穿下许文远所设计的大鞋。许先生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又或许这样的人事任免背后也有很多政治？

【壹】

当政府去年5月宣布有意改组报业控股的时候，大家都集中在主流媒体将来的新闻自由、报章独立和公信力这三方面来考量。其中：

1、林任君说：“在我看来，新闻自由或新闻室的独立性并不会因为这次重组而增加或减少。然而，每当新加坡媒体本身成为新闻热点时，‘自由’‘独立’似乎总是绕不开的话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对此，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处之泰然了。……经年累月，我益发深信，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个神话，完全独立的媒体即使有也如凤毛麟角。我们自己标榜和遵行的是‘负责任的新闻自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因此，我希望媒体同仁不要太过在意这方面的闲言闲语、冷嘲热讽，尤其对那些主要来自西方的‘新闻自由原教旨主义者’摆出的姿态，更无须浪费眼神。”（6月5日《主流媒体柳暗花明》）

2、“社长”李慧玲说：“SPH媒体业务每年的开支以亿元计，新加坡政府以务实理性见称，如果不是从新加坡战略考虑出发，不会做这样的承担。如果是为了政党利益或者巩固政权而大费周章，恐怕难以见效，因为在开放的媒体环境中，读者能够比较、辨析信息背后的含义。新闻处理不专业、没有公信力，必遭到读者唾弃。那样的媒体财政上的投入是个无底洞，新加坡政府不会给自己挖坑跳。”（5月29日《新加坡报业控股媒体业务重组：“靠政府”的战略意义》）

3、韩咏梅说：“改变了资金来源的模式，我们不再需要为每年分红给股东而苛刻地缩减开支。如果通过政府拨款取得的公共资金可以垫底，我们专心做好内容吸引受众，进而吸引商家投放广告，加上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各种众筹方式，希望能够让新闻工作保持吸引力。”（5月9日《媒体变局中的喜与惧》）

可是在今年2月7日许文远宣布由跨国管理咨询公司前主席张丽琳出任新报业媒体集团总裁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女士和随便就“umbrage”（愤怒、生气）的伍逸松有什么区别？此人出身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埃森哲(Accenture)，是《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之一，专门提供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2017年该公司也在我国成立数码服务中心，协助本区域客户创新及转型。找她来，或许不是为了赚钱，但至少能够止血！人民行动党政府还是改不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宗旨。此外，埃森哲和淡马锡又有多深的关系？或许是此人的职业生涯遭遇瓶颈，此乃她养老之地？新闻稿也没介绍她是否拥有双语或三语的背景，如何担起李“社长”所说的要求，驾驭四部车子呢？

平行世界3

殷素素    2021-6-5

罗两峰，即罗聘（1733—1799），江苏扬州人，为“扬州八怪”之一。两峰是位奇士，工诗善画，人物、山水、花卉无不臻妙，尤以画鬼着称。袁枚说:“我纂鬼怪书，号称《子不语》。见君画鬼图，方知鬼如许。得此趣者谁，其惟吾与你。”——因为鬼谁都没看过，能画到连你都啧啧称奇，赞道：“方知鬼如许。”可见他洞察鬼心和人心。

林任君给“社交媒体”画了一个鬼样，老娘才“方知鬼如许”，要不然老娘在互联网驰骋了40余年，还真不知“鬼”长什么样子。

林总说：“社交媒体对主流媒体的负面冲击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它几乎完全不受管制或约束，任何没有新闻经验的张三李四王五都可以经营自媒体，自行制造信息，通过手机广播，或将网上多如恒河沙数的信息在弹指之间转发出去，对错真假与他无关，没有查证内容谁理会，社会和道德责任更是管他娘！反正越是哗众取宠、耸人听闻、语不惊人死不休，越能吸睛就越好。”

首先，林任君偷换了一个概念，他说主流媒体主要是输给了社交媒体，哪有此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像报业集团这类官媒，主要是输给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因为现在随时都看得到世界各地主流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如果你是昧着良心、别有居心，最后必失公信力，读者将无情地离你而去。

至于社交媒体有时是某些阴谋论的温床，像美国的“匿名者Q”，针对一些人的重口味，一般人都不会好这一套滴。至于在新加坡，更有“泼马”的法令，有哪家可以靠腥膻色生存？林总是在怪政府保护不够吗？

新加坡报业控股和媒体浪费了的机会

作者：巴尔吉(P N Balji)     译者：新国志     2021-5-11
英文原文：https://sg.news.yahoo.com/comment-singapore-press-holdings-wasted-media-opportunity-045813162.html

（美联社图片/Wong Mayer-E）

这是个浪费了的机会，因为关于新加坡近年来最大的媒体业变动的争论陷入最低层次。网络世界和即时通讯平台被一个过时的词语主宰。而且焦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总裁伍逸松在互联网上声名扫地，原因是该集团竞争对手的一名记者问他，新成立的SPH Media是否会更多地强调编辑公信力，而非广告商的需求，他对此表示不满。这位前三军总长回击记者说，在向他的公司扔石头之前，她应先看看自己的房子。

他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到处乱撞。“（报业控股）主席是位绅士。我不是，”他咆哮道。网络上以“愤怒”(umbrage)为主题的表情包、动图甚至T恤都引起了热烈反响。

如果制作这些东西的人能把创造精力花在分析SPH Media从以盈利为目的的母公司剥离意味着什么就好了。最重要且关键的问题是：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旗舰媒体《海峡时报》是否被允许从事能让读者引以为豪的新闻报道？编辑们是否会给政府政策的反面意见更多空间？

政府允许这样做吗?

2009年3月30日，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25周年纪念仪式在新加坡举行，一个新的标志被启用。

要实现这一点，作为媒体行业最大的股东，政府需要放松其对《海峡时报》邪恶般的控制。这种控制削弱了该报的公信力，尤其是在2011年选举之后。人民行动党在该次选举中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差的表现。第二年，海时总编辑韩福光(Han Fook Kwang)被现任新闻编辑部负责人华仁•费南德斯(Warren Fernandez)取代。韩福光曾让自己的记者以平衡的方式报道2011年的选举，展现了罕见的编辑诚信和独立性。韩福光被取代导致了一些有才华的编辑和记者离开。海时还没有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被有经验和有才华的记者接替。

逆向思考

殷素素    2021-5-9

已经过世的老报人韩山元先生，曾经用裕廊的飞禽公园来形容新加坡新闻媒体的现状，他说原来的一个百鸟园，看似百禽争鸣，争妍斗艳，且有假山瀑布，流水淙淙。实际上是架设天罗地网，机关重重，虽然什么鸟都有，却一只也飞不出……

人民行动党自上台以来，吃过两次报纸的大亏。1959年前后，当时代表保守势力和亲殖民地政府的《海峡时报》对刚成立的行动党大开杀戒，认定他们党内非共领导层是“口操华语共党分子的特洛伊木马”。1959年5月31日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大选，行动党赢得压倒性胜利，吓得《海峡时报》主管西蒙斯连夜带着编辑部北逃到吉隆坡，从此不敢回来。直到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海峡时报》被吉隆坡当政者逼迫，要求把业务卖给巫统。西蒙斯在马来西亚待不下去，才夹着尾巴回来向李光耀求饶，李不计前嫌，允许《海峡时报》迁回新加坡。之后，《海峡时报》果然成为李光耀暖心的那只“瓷杯”。

1971年4月，李光耀不满《南洋商报》渲染华族语文问题，常常不指名骂他“数典忘祖的二毛子”，就援引内安法逮捕了《南洋商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和主笔李星可三人。可是报纸仍允许出版。社长李有成却始终不肯低头，坚持自己的立场，还在报上反驳政府的指责，于是在1973年1月28日也被捕了。

从此李光耀烙下心病，一心要移掉这些挡路石。当年李光耀到赫尔辛基的国际编辑大会供证时就曾说：“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首先必须臣服于民选政府的首要目标：维护新加坡的信誉完整。”1974年国会推出《报章与印刷馆法令》，李光耀要从根本上改变报章由一个大老板或一个家族控制的局面，推动几家主要报章改为公共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到了1977年又修正《报章与印刷馆法令》，禁止任何人或获授权者持有超过3%的报章股权。并且设立了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持有者或者机构才有权进入报馆的董事部。李光耀选择把本地银行和政联机构带入董事部（目前是：大东方Great Eastern (22%)，华侨银行OCBC (17%)，职总英康NTUC Income (16%)，新电信Singtel (13%)，发展银行DBS (9%)，大华银行UOB (8%) 和国大 NUS (5%)），实际上就半隐蔽地掌控报馆的大半江山。加上编辑部高层的任免需部长的御准，报馆的最高领导人——董事长也一定是行动党退休的高官，有两位最后还成为新加坡总统。这样的“党性”可谓举世无双，难怪每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新加坡都是吊车尾，就是因为手伸得太深。1984年把各语文“官媒”收在一个门下，成立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那已是后话。

避免新加坡变成中加坡的唯一方法——民权！

作者：施忠明(Martyn See)     译者：新加坡民主频道     2019-7-21
https://democraticsg.wordpress.com/2019/07/23/避免新加坡变成中加坡的唯一方法——民权！/
原文：https://www.facebook.com/martynsee/posts/10214105946738439

新加坡人根本不抗拒在一党制度下生活。在对公民权利及人权没有向往的情况下，新加坡人对这片土地的情感独独根植于简单的经济交易原则：“你给我工作，让我买得到一个HDB（组屋），我就可以放弃我所有的自由和权利。”而当这样的交易过于倒向一边，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来让人民可以作出声讨和改变时，新加坡人就容易出卖所谓的爱国主义，依附更强的强国。

施忠明再次用他的文笔，让我们震惊。

到了2040-2050年间，新加坡收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处于万全之势，并且这一切毋需任何武力介入。

中国唯一需要做的，是对新加坡共和国展开公民权的宣导广告。

这个很容易做到——只要在民族情节和优惠配套双管齐下进行即可。

首先，中国政府只要对新加坡华人承诺在祖国可以享有的民生福利。中共可以提出将您的公积金储蓄换算成在中国的永久退休地契，所居省份由你选择。你也将享有一些公民特权，例如自由浏览Google（谷歌）和Facebook（脸书）。到时候，您和您的孩子已经融入中国的汉文化，毕竟从2020年开始，行动党政府将批准中共资助的各种机关和教育机构在新加坡运营，您到时已经对中共语言文化和历史“浸儒”了数十年。

您的孩子也不必参与国民服役。只要您誓死效忠中共及其91岁习近平皇帝，解放军可以永久性为您提供国防安全保护。

到了2050年，经历十来年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大陆后，新加坡将仅剩三分之一的人来捍卫国土。

为了弥补人口缺失，我国政府会引进两百万中国人，虽然他们多数会以新加坡为跳板，到亚细安（东盟）各国发展。

这时，行动党政府领袖、他们的亲信及其他有钱新加坡人经已逃离我国，到澳洲（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留下亲中狗腿在新加坡治理国家——这时国名已改为“中加坡”。

而那些无法融入这个新的汉多数的社会结构的人士，将被强制送往位于德光岛和乌敏岛的再教育营。

国际上不会有任何讨伐声浪，毕竟这不算侵略，华族新加坡人是自愿移居到先辈们曾经因贫困而离开的故土。

😩😩😩

“你不要胡言乱语啦！”你的爱国心一定在呐喊。

“我们新加坡郎跟中国Tiong-kok郎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让Tiong-kok来管理我们的！我们一定死战到底保卫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99年屋契，保护我们的（动不到的）公积金存款、我们的shopping mall（购物中心），我们回营受训很开心，还有我们的粉红护照！”

李光耀：我要把新加坡造成一个“没有新闻”的地方

陈加昌    2019-5-19
http://www.yan.sg/meiyouxingweidedifang/

李光耀与媒体报人的关系是交集在爱与恨之间？

在“爱与恨”间

上世纪60年代初，他说过，头脑好的人学医，其次学法律，再来就是当新闻记者。当时有报人向他指出他的内阁里就有五六位阁员是新闻记者出身的。李光耀没有回答（自1965年建国至1986年，就有两位总统是新闻记者出身的）。

李光耀登上总理高位之前与后，对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所发表的公开谈话，显示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前后有极端的差别。而且，他后来对媒体报界应该在建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也和一般上人们认为媒体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肩负的督促施政、反映民意的第四权的任务，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人忘了国情的不同），各种思想自由交流的构想也成了空谈。

早一代的报人记得，1959年上半年之前，人民行动党尚未成为执政党时，李光耀公开表明“言论自由是不应受限制的”，但是他也强调在行使这项自由时，不应违反法律。1955年4月，李光耀第一次当选立法议员后不久，作为反对党议员，他曾多次主张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等自由。当时马共及左翼分子还在滋事，李光耀强力主张废除“紧急法令”，鼓吹自由交流，百花齐放。

1959年，仅仅四年后，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后，李光耀对言论自由所持的观点，就与过去还未上台时的观点有越来越大的距离。在同年的5月18日，距离大选还有12天，他似乎已经肯定自那天以后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会赢得政权。于是他说，他的政府“在5月30日之后，任何报馆如果破坏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关系，包括合并取得独立的政策，或者使两岸关系紧张，将要面对颠覆罪。任何编辑、评论员或记者如果追随这种媒体的路线，在政府维护公安法令条例下，我们将会扣留他和关禁他(We shall put him in and keep him in)” 。

那一天，李光耀在红灯码头举行的行动党中午竞选群众大会作如此之申明后，《海峡时报》欧亚裔总编辑霍夫曼立即作出激烈反驳。之后将近一个星期，《海峡时报》与李光耀口舌之战不停，恐吓、威胁、互相指责，高潮迭起。西欧方面，英国的《每日镜》报指斥李光耀意图压制新闻言论自由。霍夫曼更专程飞去柏林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国际新闻学会(IPI)大会，在会上指出人民行动党在恫吓他主持的报纸，使新加坡新闻自由感受威胁。霍夫曼也说即使1942年日本军占领新加坡时，新加坡的报业都未尝面对如此严重的威胁。

广义假新闻

韦春花    2019-5-1

“平庸之恶”让老鸨突然想到一种“广义的假新闻”，就是它不是“发假新闻”，而是不发“某类真新闻”。就以李家兄妹阋墙来说，妹弟媳侄的言论最近一概遭官媒封杀、只字不提/简单掠过。不上网的人还以为西线平静无战事了呢。视听官媒的人，只听到哥哥和官员单方面的说法而已。

何晶：当然啦，只有假消息的散播者才会反对（防假法）！

李显龙总理周日在新传媒8频道的访谈节目《总理上线》中，点出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必须阻断的原因。他在回应新法案是否会抑制言论自由时强调，假新闻是一个个别、很具体的难题，政府必须想办法控制它，不让它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教育部长王乙康在新加坡佛教总会卫塞节庆典上也重申，法案是针对假信息制造者，不是传播者，也不是针对意见、批评、讽刺和嘲弄。

总理夫人何晶更把这个看法加以发扬光大，在脸书上喊道：“当然啦，只有假消息的散播者才会反对（防假法）！”——乍看会以为这个说法无懈可击，其实小孩子在玩闹时，口齿伶俐的那个也通常会说：“谁反对谁就是小狗！”肤浅当然是很肤浅，小孩子嘛。

“网络上的虚假信息”真的就那么黑白分明吗？让春花来举个例子。就说李家兄妹弟媳侄的纠纷，为兄的在庙堂之上，做个无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今，要是有一天他指责妹弟媳侄在网上发假消息，连带要扎克伯格的脸书也罚款一百万元，有人会因为怕成了小狗而不反对吗？

这使春花想起研究极权主义的鄂兰，她是德国的犹太人，目睹纳粹的为害，她后来到美国之后提出：面对邪恶的沉默也是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

对鄂兰来说，思考是听你内在声音的自我对话，来来回回的对话，这叫思考。我们可以追问，提防极权主义、独裁政权的出现，只有思考，没有别的方法，这是对的吗？思考的过程就像拉拉链，把它拉下来，打开，重新再想一遍，可能会有新的思想、判断出现。

极权主义基本上就像恐怖情人，它要你的肉体、心里、灵魂24小时都要想着它，当然，它还会随时打电话、或有个抽查。极权主义还要你“信仰”它，比如说发个小册子，要你背诵，要你虔诚地忠于它。极权主义让你的思维无法思考，让你封闭起来，掌控你所有的行动，要你发自内心地完全相信它，内化它要你内化的东西，要你相信它的领导人像神一样，需要膜拜，每天回家要对他的照片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