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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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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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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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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与“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年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在1954年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年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年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年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月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阅读更多 »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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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    2017-6-3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kzMDc0MQ%3D%3D&mid=2247484534&idx=1&sn=3a952f05af1c0fc082dfe4e7ccdad7c7&chksm=9bab1facacdc96ba93e0a800a64a83582bd2d7b24004e964a6b06627dd84d4aad30643005603

2015年3月29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的追思会上,他的孙子李绳武(次子李显扬的儿子)致悼词。

李绳武回忆说,曾有人问李光耀,何不为自己立个纪念碑?

李光耀的回答是:“想一想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吧!”

他指的是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奥兹曼迪亚斯”。

诗句里,满是傲慢与灭亡的警示。

我才疏学浅,还是引用杨绛先生的翻译省得贻笑大方。

Ozymandias
奥兹曼迪亚斯

I met a traveler from an antique land,
我遇见一位来自古国的旅人

Who said: Two vast and trunkless legs of stone
他说:有两条巨大的石腿

Stand in the desert…near them, on the sand,
半掩于沙漠之间

Half sunk, a shattered visage lies, whose frown,
近旁的沙土中,有一张破碎的石脸

And wrinkled lip, and sneer of cold command,
抿着嘴,蹙着眉,面孔依旧威严

Tell that its sculptor well those passions read
想那雕刻者,必定深谙其人情感

Which yet survive, stamped on these lifeless things,
那神态还留在石头上

The hand that mocked them, and the heart that fed;
而私人已逝,化作尘烟(我猜应该是“斯人”,但临时找不到原著,只好先用着……)

And on the pedestal, these words appear:
看那石座上刻着字句:

“My name is Ozymandias, King of Kings,
“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斯迪亚斯

Look on my works, ye Mighty, and despair!”
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Nothing besides remains. Round the decay
此外,荡然无物

Of that colossal Wreck, boundless and bare
废墟四周,唯余黄沙莽莽

The lone and level sands stretch faraway.”
寂寞荒凉,伸展四方。

古往今来,伟人们多是看不破的自恋狂,热衷于得到全民的掌声和崇拜,甚至是膜拜。从埃及到中东到东亚,莫不如是。

但李光耀早已看穿了这一切。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六月 30, 2017 at 3:31 下午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十——无德、无功、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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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0-3

如此无德、无功、无言的三无“政治老鸨”,背负千古骂名的民族罪人,加上为日本法西斯服务,接受英国殖民部的培养,使民族教育消失,是为不忠;向英国殖民部和吉隆坡政权交出爱国者的黑名单,其中好多人还一度是朋友,是为不义;虐待残害政治犯,是为不仁。三无三不之徒,何以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一代哲人、一代伟人、一代巨人?何以能成为万民景仰的人物?

公元前549年,鲁国的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正卿中军将范宣子出面迎接,他问叔孙豹:“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是说的什么?”叔孙豹说:“我听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能做到这样,虽然死了也久久不会废弃,这才叫不朽。如果是保存姓、接受氏,守护宗庙,世代不断绝祭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官禄大的并不能叫作不朽。” 这就是对于中国人的思想和人生追求有着重要的影响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

从《李光耀回忆录•风雨独立路》看来,回忆录中对反抗日本侵略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共产党人和左翼提出了严厉的指控,称共产党和左翼所有的作为都意味着罪恶,可“罪恶说”站得住脚吗?反殖是罪恶,意思就是说,殖民统治就是正义的了。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妄称自己是“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的李光耀,其心志是如何混乱!

在日寇占领新加坡时期,连小学生都会参加卖花筹款,支援中国的抗战,数千青年响应陈嘉庚的号召,组成南洋机工,奔赴抗日前线,星华义勇军浴血奋战,许多青年纷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已经19岁的李光耀,不参加抗日卫马的工作,只顾做黑市买卖挣钱,冷眼旁观日寇的暴行,还可以悠哉闲哉地看电影。不就说明李光耀并不是热血青年,毫无反抗邪恶势力麻木不仁之辈么?

反英殖民主义期间,又配合英殖民者的傀儡林有福政府,暗算反殖领袖和群众,回忆录中尽是对反殖力量的诬蔑。为了打击左翼领袖的声望,还编造林清祥和林福寿在狱中殴斗的谎言等等不义之事;更为荒唐的是,对林福寿的控状“其中一条罪状是虚构的,我被指控为8名华惹诽谤事件的学生之一,我说:‘真实的情况是,我并没有身为这8位学生之一的殊荣,事实上,我觉得能够被看成是当中一员就是件值得荣幸之事,但是,我并非8人中的一人。当时这8名学生在无答辩情况下获得无罪释放,而其辩护律师就是李光耀本人,他不就是如今囚禁我的那一个人?’”“看看这些所谓的罪状单,上面有着许多空空的留白,我问Judge Winslow这些留白有着什么的意思?他说:‘唉呀,这些就是罪状,由于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内容,所以只可以让咨询委员会知道,但你不可以知道’。我说:‘天底下岂有这样的事,不知道自己的罪状又如何去进行辩护?’,我向他请教如何是好,他耸耸肩膀要说话,我于是质问:‘这岂不是在开司法的玩笑’。他回应说:‘这就是法律’。”?(2009年11月14日,林福寿医生在一个新书发布会上演说,2010年8月7日,新加坡文献馆)原本已被法庭宣判无罪释放的控状,李光耀本人还是辩护律师,却还拿来指控林福寿医生;被指控的人“但你不可以知道”,天下哪有如此滑天下之大稽之事? 阅读更多 »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八——历史总要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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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9-6

对照众多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历史学者的论述,以及挖掘出来的解密档案,《李光耀回忆录》总是冒充历史的判官,以欺瞒、歪曲、丑化、造谣、恐吓、危言耸听、捕风捉影、主观臆测、瞒天过海、无中生有、借刀杀人、笑里藏刀,翻脸无情、自大傲慢、夸大马共的威胁,只字未提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恶行,刻意隐去淡化回避殖民主义者暴力镇压等反共谰言,除了对日本人和英国人以及自己人之外,全书都是霸道语气。

李光耀在自序中写道“这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而是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间经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战争带来的震惊、日本占领时期的悲惨日子、共产党反对英国人回来而引发的造反和恐怖行动、马来西亚期间的种族暴乱和威吓,以及新加坡独立的风险。这本书记载的是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到1965年新加坡的突然独立结束。下一本书我将描述接下来25年新加坡从贫穷到繁荣的漫长和艰苦的奋斗过程。”

开头说“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接下来却说“这本书记载的是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前后说法在打架,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事实上,《李光耀回忆录》“记载”的所谓“历史”,不是宏观的历史,是支离破碎的“微观”记忆,从这本回忆录中,读者得不到完整的“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只能读到李光耀个人根据政治需要的零碎“记忆”。

当然,我们不能不能说李光耀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他的出生,他的家庭(李光耀的叙述和坊间的传闻有出入),他对夫人情真意切的恋情,他对华语华文的态度,对日本人的残暴,他在伦敦与殖民地官员和拉赫曼的会谈,他的下乡访问,他对好友林金山、韩瑞生、李昭铭、杨邦孝等等同学朋友,都委以重任,就连“出身寒微”的马来族耶谷“我先后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不仅这些,对林清祥的高风亮节李光耀也无意中透露了出来:“经内部安全委员会同意,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林清祥不是个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

林清祥就像指南针,思想稳定,东西再好也不被诱惑,又具有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也有谭嗣同“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题于狱壁诗)的高尚品德,这些描述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当然,这其实不过是寻找种种机会释放自己的道德正义感罢了。“尽管政见不同,他作了特别多对我不公平的事,我还是君子般地当他为朋友。”(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遗稿片段》)以林清祥的宽阔胸怀对比李光耀的“报复”、“以牙还牙”、“绝不会忘记”的狭隘心胸,不在同一人格品位上,一只凤凰一只鸡,人品境界立见。 阅读更多 »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五——背信弃义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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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7-5

为了铲除左翼势力,不让林清祥等左翼参加竞选,“30年后我在英国档案馆阅读到一些文件,却无可辩驳地揭露,反颠覆条款正是他主动提出,劝说英国人同意的。”(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而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却说:“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

李光耀和左翼搭上关系,要从新加坡邮政电报制服职工联合会争取调整薪金谈判说起。《李光耀回忆录》中说:“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市议员AP.拉惹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傅树介医生的《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却提出有力的证据,“我觉得难以想象,邮政工人或其工会组织,会自己找上门来,寻求他们付不起费用的本地最富盛名的律师馆之一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出任他们的法律代表……我的臆断是,这是特意为李光耀安排的,让他崭露头角,成为大众人物。”因为李光耀身边总是有“一位颇为古怪的”英国情报人员阿力佐西“作陪”。

“1966年6月10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用巨大篇幅,刊登了李光耀先生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他(李光耀)说,三年半苦难的日子过去后,英国人回来了,却再也无法重建过去的威望和帝国统治。他们于是到处寻找有能力接管,却不会让共产主义取代的人们,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政治)的’。”(《方壮璧回忆录》)自己一再抨击左翼工会发动罢工,却说“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还对担任“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不难想象,李光耀在工人阶级中的亮相,是幕后精明的英国人在导演的。

从李光耀对林清祥的赞语中“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阴森森的一句话“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已经注定林清祥后来的命运。果然,“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自己的同志落选了,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1956年10月26日林清祥等约70人被逮捕,罪名是林清祥10月25日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打警察”,演成暴动。事实是林清祥是号召群众不要喊“打警察”,要喊“默迪卡”,李光耀当时在场,明知林有福政府的教育部长周瑞麒在立法议院上对林清祥的指控是捏造的,却不发一言,默许林有福政府逮捕林清祥。这种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自私自利的面目已显露无遗。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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