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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蛤仔兼洗裤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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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7-9-17

严孟达说:“民选总统本来就不可能是一个跟政府对着干的总统,不少人到今天还是对此有期望,不是对制度的误解就是对制度的不满。”——这句话说起来很顺,相信也有不少人认同,其实是个私货;民选总统握有国库的第二把钥匙,就是期许他在必要时敢于和政府说:“不。”如果是个样样“合拍”,逆来顺受的人物,那设立“第二把钥匙”的目的何在?

难得严孟达说了大白直话:“这期间铺天盖地而来的选举笑话与挖苦,与其说是针对哈莉玛,不如说是针对政府。相当普遍的看法是政府一切布局都是为了堵死前议员陈清木问鼎总统职位之路,再加上保留机制违背‘选贤用能只看能力’的meritocracy精神,为选举增添了争议性,而哈莉玛本身具有一半印度人血统则又增添了几分戏剧性。……哈莉玛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从政者……说她是‘不具争议性’的确很贴切,否则她不会被相中,被进一步推到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位子上。至少政府会很放心地把看管国库的‘第二把钥匙’交给她,相信她能扮演好一个能够与政府合拍的角色。”——小女子从“保留制”第一天提出来,就咬定是哈莉玛做总统,从来没怀疑过别人,行动党就是狠在够霸道。

然而严孟达的这番话也道出玄机:就是“第二把钥匙”根本就是一个假象,既要人管,又不要外人管,只好找个“合拍”的角色。这让我想起星期天吴新慧专栏的一句话:“我们必须让这样的骄傲有更多共鸣。新加坡人已不再满足于也不屑于任何形式上的美好和口号。”

9月16日《联合早报》匿名社论秉持着阿甘精神,为读者诠释了李显龙的“多元主义”:

保留选举制无可否认引起争论,但如果我们能从更加宽广的角度和放长眼光来看问题,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政府建立这一新机制的个中深意。……回头再看新加坡的做法,确实是逆着区域和世界洪流,继续坚定地信守与捍卫着建国元勋们所订立的建国原则。正如李总理所指出的,新加坡虽是华族为最大族群的城市,却不打压少数种族,而是选择了更崇高的梦想,打造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社会。在这里,我们的多数种族会加倍努力地确保少数种族享有同等权利。这是我们特殊的地方,珍贵而脆弱。这是我们为什么确保国会有不同种族的代表。……这也是驱使政府去年修宪的理由。

这里素素只想问个简单问题:既然总统的族裔代表“不打压少数种族,而是选择了更崇高的梦想,打造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社会”,那几时新加坡的总理也要轮流做?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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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重拾祖先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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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张彦(Ian Johnson)      译者: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7-8-28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828/singapore-language-hokkien-mandarin/

说闽南语的卓金举(Tok Kim Kiok,音,左)和他妻子罗娥娇(ILaw Ngoh Kiaw,音),看着说英语的孙辈玩耍。(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加坡——卓家和张家堪称新加坡和谐传统的典范。一个周六的午后,三代家族成员聚在同一屋檐下,吃切好的水果,喝茶,彼此陪伴。

唯一的问题是:最年轻和最年长的这两代人几乎无法交流。

7岁的拉韦尔(Lavell)说流利的英语和一点中文普通话,她的祖母、祖籍为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刘娥娇(Law Ngoh Kiaw),则喜欢说那里的福建方言。因此,这祖孙俩一起看着地板上的娃娃屋时,除了只言片语,几乎无法交谈。

“她不会说我们的闽南语,”刘娥娇叹息着说道,“又实在不想说普通话。”

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难以交流,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数十年间在语言工程方面做出的大规模努力所结出的苦果。

以1970年代末的一系列举措为起点,这个城邦的领导人有效地禁绝了一些中文方言——那是四分之三新加坡人的母语——为的是提倡人们使用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

几年后,就连普通话的使用范围也被压缩,以便给身为全球商务语言的英语让路。

“新加坡以前就像一片语言的热带雨林——杂草丛生,有点混乱,但非常有活力,欣欣向荣,”新加坡的语言历史学者陈丹枫(Tan Dan Feng)说。“现今,经过几十年的修剪和扬弃,它成了一个以经济作物为重心的园子:为了力争上游而学习英语或普通话,其余的都没用,因此我们就将其舍弃。”

这种对语言的压制,及其给多代同堂家庭造成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憎恶——现在政府的政策已有所软化。

最近,自1970年代末以来首次有闽南语电视连续剧播出——在1970年代,约40%的新加坡人以闽南语为第一语言。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自学方言,希望重拾与过往岁月或他们的祖父母的联系。

此外,今年5月,一个新的多方言电影项目得到政府的背书,教育部长亲自现身电影首映式,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阅读更多 »

锺达成的独角戏《根》:新加坡人寻找“中国根”的意义与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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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慧媛    2017-6-3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72186

失根的情况不仅突显在语言,也在文字。锺达成说,一名香港的网友看到他把姓氏“鍾”写成简体字的“钟”之后,便回复:“你的根既然已经被阉割了,还寻什么根呢?”

照片提供:十指帮剧场

新加坡人,总是把“寻根”说得太过容易。

上星期五,搭了好长一段车程到淡水山上的云门剧场,观看同样来自新加坡的“同乡”-锺达成的独角戏《根》。说来惭愧,在新加坡都几乎不看新加坡的剧作,五月时观看王嘉明导演的《血与玫瑰》,方才得知锺达成这名优秀的编导与演员。

在这出独角戏中,锺达成以普通话、广东话、马来语等所组成的“新式”语言与口音,来描述作为一名“离散”的新加坡华人,到广东台山寻找曾祖父故乡的经历。不能说是回返,因为大多数新加坡华人,从来没有到过祖先的家乡。与其说是“寻根”,不如说是锺达成为了想要厘清有关于祖母向他叙述的,曾祖父自1929年移居新加坡前后所发生的家族“荒诞”史。

戏剧开场,听到锺达成说家族来自台山,我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与表演者的亲密感已不仅是他来自于新加坡,也因为我的祖先亦来自广东台山。锺达成说,大人们会跟小孩说广东话,如果想要说一些不让小孩听懂的话语,就会切换语言,说起“四邑话”。

照片提供:十指帮剧场

我脑中立刻浮起:何谓“四邑话”?我们家不都说广东话吗?“四邑”指的是广东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四个地区,在这些地区,大多数人们说的,非广东话,而是“四邑”方言。锺达成尽管听懂四邑话,却不会说,也因此,他在剧中转述台山乡亲的话语时,念出来的是中文。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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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15, 2017 at 3:03 下午

方言巨人太阿倒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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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汉    2017-5-10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岁月老人依然大步流星,准备迈入本世纪之际,方言巨人竟然挥拳重创自己,至今存亡未卜;或者套句古语来勾勒:堪比太阿倒持的悲剧,足令万紫千红为之掉泪。(语出《旧唐书•陈夷行传》:“自三数年来,奸臣窃权,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鳟柄。”太阿,宝剑名。倒拿剑,剑柄授人;比喻大权交给别人,自己反受其害。——编者按)

厦语话剧“请到我家来”1972年10月到大巴窑,粉丝在主人家门口送礼物给张维明(打领带者)和小生演员蔡建泰。(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说的方言巨人是丽的呼声,本文择其一二要者概述。这家英国商人创办的有线电台,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把业务拓展到东亚,首先在香港风生水起,接着于1949年前来新加坡,打下坚实基础后,一路进军吉隆坡、怡保和槟城,都有连带关系。

“丽的”开始在新加坡呼声,多赖华语和粤语的说唱节目发力,尤其以唱更劲。华语流行歌曲二战前就已一枝独秀,战后的香港更是蓬勃发展;文艺歌曲也有一定的数量。粤语则有马师曾、红线女、新马仔、任剑辉、白雪仙等粤剧名伶为号召,听迷成千上万,历久不衰;他们只要一人亮相丽的呼声,观众可以挤爆冷气礼堂;粤语流行歌曲领域也不遑多让,红星也经常受邀来访。

至于说部节目,我且撂下华语不谈,因为可以另成篇章;但是华语组的一位杰出主持人却不得不提,她是湖南籍贯的盛明,原名盛梅,是开台四大美人之一,我叫她盛先生,听众昵称盛姐姐。1950年代丽的呼声的“招牌”节目当首推《一斗金》,第一、这是最早的商家特约节目之一,奖金可观;第二、这是用华语和厦、潮、粤语进行的猜答节目,盛明一人独挑,她的流利方言,听众无人不赞。这个节目,基本上可以定性为方言节目,创下那个年代的最高收听率!

粤语方面,当以戏剧化小说最为人称道,那是香港丽的呼声源源不断供应的重头戏,所吸引的听迷不限于广东人,他们应该还记得锺伟明与艾雯,这对空中情侣的名气可不输给后来的周润发与郑裕玲。可以这么说:从一开始到70年代末,粤语戏剧化小说一直独领风骚;新加坡的广东人口比例在华族中其实排第三,但是华人会讲粤语的竟比潮语还多,这要归功港产的广播剧与电视剧。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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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10, 2017 at 4:29 下午

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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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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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Singlish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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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7-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x2j2.html

有人说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不能刻意去改变。这个我同意,不要太刻意,但压制和鼓吹都是属于刻意,其实都不明智。
压制会产生反效应,而鼓吹会把语言带入歧途,如果新哥利息被鼓吹正常化后,接着华哥利息也来了,马哥利息也来了,度哥利息也来了,这个账就乱套了。

最近在新加坡有一家外来投资的本地巴士公司为了吸引关注,以调侃方式采用Singlish来制作标示牌,引起人们对Singlish的再次广泛讨论。

对此褒贬之声四起,有人指这会破坏新加坡人对英文的正确使用,另一些人则大不以为然,甚至高声喊出“Singlish就是我们新加坡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新加坡方言”。Singlish在本地多年来一直尴尬的存在着,从被人耻笑到渐渐被人们习惯,已经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特别对于新生代新加坡人,他们在这个Singlish的环境中长大,已经丝毫感觉不到有何不妥了。

乃至于,有一位本地诗人叫魏俐瑞的,他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夸“Singlish是聪明的、实用的、活力的”。就像一个被狼养大的狼孩认了狼娘一样,即自然又尴尬。

面对这样稚嫩而激进的叫喊,我们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Singlish是怎样产生的。从Singlish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和文化方言啥的真扯不上关系。恰恰相反,这是缺乏文化的历史表现。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英殖民地国家,各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只有以英文来进行。但由于初期本地大量普通百姓普遍文化水平极低,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正确使用英文的能力。

就这样,为了便利交流,在一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底层民众间Singlish 被无所顾忌的传播开来,而且人们也完全不用担心说错被人笑话,因为在当时大家是彼此彼此。诸如: Bus no come no come, one come come three。这样的自编自导令人啼笑皆非的英文充满了大街小巷。这时候,Singlish只是一种临时凑合着用的支离破碎零星言语。

诚然,存在必定有其道理,Singlish解决了当年除了那些早期海峡移民之外,大多数新加坡人英文程度普遍不高的问题,只要能表达意思无论怎样说都行,因为这总比不能沟通要好。

虽然Singlish现在已经在本地蔓延,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是一种“非理想状态值得发展”的语言。只是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但习惯就一定是好的吗?乱穿马路也会形成习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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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8, 2017 at 11:00 上午

“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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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琳    2017-3-31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李楚琳

(李楚琳在一个深具华文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大学主修中国史和东南亚史,是新加坡双语精英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丰富的研究与策展经验。2014年她离开国家博物馆,出任新成立的新加坡艺菀有限公司总裁,负责筹划历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兼管理位于前国会大厦的艺菀艺术中心、月眠路艺术中心和阿里哇街艺术中心,去年12月她正式离开艺莞总裁的职位,结束了31年的公务员生涯。

2016年3月李楚琳接受《怡和世纪》采访,在评论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时指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就是我们以英语为共同语而留下的后遗症。为了配合本期《怡和世纪》的专题,她再次应邀,就几个有关我国语言演变的问题,通过与编者的来往电邮与读者分享她的观察与思考。——编者按)

1. 你是出身传统书香世家的双语人才,能否谈谈你与方言的机缘;在你成长的过程,方言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是否有及有过怎样的影响;你曾否在任何时候感觉过,方言的使用影响了你对双语的学习与掌握?

我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潮安人,他们说的潮州话都很标准。不过他们也是战后华校生,认识拍拖的时候都只讲华语,因此我的母语的确就是华语,也就是说我自出世后,父母对我只说华语。周围的亲戚在1960、1970那个年代讲的主要还是潮语,而我与长辈交谈也用潮语。初时每当我讲华语,有些亲戚会觉得有点稀奇,不过久了也有些长辈反而会迁就我,跟着我以华语谈话,也许我说的潮州话太涩了,他们觉得很难听很难受。我在一个多语的环境里长大,很自然地也跟着邻居学了福建话和广东话。我母亲是华文教师,不过家父最有语言天分,他当过广播员,华语纯正,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他小时候念启发小学,听得懂客家话。由于潮州话与福建话相近,爸爸当然也能把福建话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他那口港式粤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那时掀起学马来语的浪潮,他也去学了,而且马来话说得很不错,至少能够与马来邻居谈天说地。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居然也学起英语,讲得够流利的。在爸爸豁达开通的语言政策影响下,我们从未有过排斥他语的概念,也许就是早年有了这种与方言的接触和运用,才刺激了我的语言细胞吧!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31, 2017 at 6: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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