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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巨人太阿倒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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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汉    2017-5-10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岁月老人依然大步流星,准备迈入本世纪之际,方言巨人竟然挥拳重创自己,至今存亡未卜;或者套句古语来勾勒:堪比太阿倒持的悲剧,足令万紫千红为之掉泪。(语出《旧唐书•陈夷行传》:“自三数年来,奸臣窃权,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鳟柄。”太阿,宝剑名。倒拿剑,剑柄授人;比喻大权交给别人,自己反受其害。——编者按)

厦语话剧“请到我家来”1972年10月到大巴窑,粉丝在主人家门口送礼物给张维明(打领带者)和小生演员蔡建泰。(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说的方言巨人是丽的呼声,本文择其一二要者概述。这家英国商人创办的有线电台,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把业务拓展到东亚,首先在香港风生水起,接着于1949年前来新加坡,打下坚实基础后,一路进军吉隆坡、怡保和槟城,都有连带关系。

“丽的”开始在新加坡呼声,多赖华语和粤语的说唱节目发力,尤其以唱更劲。华语流行歌曲二战前就已一枝独秀,战后的香港更是蓬勃发展;文艺歌曲也有一定的数量。粤语则有马师曾、红线女、新马仔、任剑辉、白雪仙等粤剧名伶为号召,听迷成千上万,历久不衰;他们只要一人亮相丽的呼声,观众可以挤爆冷气礼堂;粤语流行歌曲领域也不遑多让,红星也经常受邀来访。

至于说部节目,我且撂下华语不谈,因为可以另成篇章;但是华语组的一位杰出主持人却不得不提,她是湖南籍贯的盛明,原名盛梅,是开台四大美人之一,我叫她盛先生,听众昵称盛姐姐。1950年代丽的呼声的“招牌”节目当首推《一斗金》,第一、这是最早的商家特约节目之一,奖金可观;第二、这是用华语和厦、潮、粤语进行的猜答节目,盛明一人独挑,她的流利方言,听众无人不赞。这个节目,基本上可以定性为方言节目,创下那个年代的最高收听率!

粤语方面,当以戏剧化小说最为人称道,那是香港丽的呼声源源不断供应的重头戏,所吸引的听迷不限于广东人,他们应该还记得锺伟明与艾雯,这对空中情侣的名气可不输给后来的周润发与郑裕玲。可以这么说:从一开始到70年代末,粤语戏剧化小说一直独领风骚;新加坡的广东人口比例在华族中其实排第三,但是华人会讲粤语的竟比潮语还多,这要归功港产的广播剧与电视剧。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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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10, 2017 at 4:29 下午

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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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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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Singlish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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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7-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x2j2.html

有人说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不能刻意去改变。这个我同意,不要太刻意,但压制和鼓吹都是属于刻意,其实都不明智。
压制会产生反效应,而鼓吹会把语言带入歧途,如果新哥利息被鼓吹正常化后,接着华哥利息也来了,马哥利息也来了,度哥利息也来了,这个账就乱套了。

最近在新加坡有一家外来投资的本地巴士公司为了吸引关注,以调侃方式采用Singlish来制作标示牌,引起人们对Singlish的再次广泛讨论。

对此褒贬之声四起,有人指这会破坏新加坡人对英文的正确使用,另一些人则大不以为然,甚至高声喊出“Singlish就是我们新加坡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新加坡方言”。Singlish在本地多年来一直尴尬的存在着,从被人耻笑到渐渐被人们习惯,已经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特别对于新生代新加坡人,他们在这个Singlish的环境中长大,已经丝毫感觉不到有何不妥了。

乃至于,有一位本地诗人叫魏俐瑞的,他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夸“Singlish是聪明的、实用的、活力的”。就像一个被狼养大的狼孩认了狼娘一样,即自然又尴尬。

面对这样稚嫩而激进的叫喊,我们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Singlish是怎样产生的。从Singlish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和文化方言啥的真扯不上关系。恰恰相反,这是缺乏文化的历史表现。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英殖民地国家,各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只有以英文来进行。但由于初期本地大量普通百姓普遍文化水平极低,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正确使用英文的能力。

就这样,为了便利交流,在一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底层民众间Singlish 被无所顾忌的传播开来,而且人们也完全不用担心说错被人笑话,因为在当时大家是彼此彼此。诸如: Bus no come no come, one come come three。这样的自编自导令人啼笑皆非的英文充满了大街小巷。这时候,Singlish只是一种临时凑合着用的支离破碎零星言语。

诚然,存在必定有其道理,Singlish解决了当年除了那些早期海峡移民之外,大多数新加坡人英文程度普遍不高的问题,只要能表达意思无论怎样说都行,因为这总比不能沟通要好。

虽然Singlish现在已经在本地蔓延,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是一种“非理想状态值得发展”的语言。只是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但习惯就一定是好的吗?乱穿马路也会形成习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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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8, 2017 at 11:00 上午

“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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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琳    2017-3-31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李楚琳

(李楚琳在一个深具华文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大学主修中国史和东南亚史,是新加坡双语精英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丰富的研究与策展经验。2014年她离开国家博物馆,出任新成立的新加坡艺菀有限公司总裁,负责筹划历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兼管理位于前国会大厦的艺菀艺术中心、月眠路艺术中心和阿里哇街艺术中心,去年12月她正式离开艺莞总裁的职位,结束了31年的公务员生涯。

2016年3月李楚琳接受《怡和世纪》采访,在评论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时指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就是我们以英语为共同语而留下的后遗症。为了配合本期《怡和世纪》的专题,她再次应邀,就几个有关我国语言演变的问题,通过与编者的来往电邮与读者分享她的观察与思考。——编者按)

1. 你是出身传统书香世家的双语人才,能否谈谈你与方言的机缘;在你成长的过程,方言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是否有及有过怎样的影响;你曾否在任何时候感觉过,方言的使用影响了你对双语的学习与掌握?

我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潮安人,他们说的潮州话都很标准。不过他们也是战后华校生,认识拍拖的时候都只讲华语,因此我的母语的确就是华语,也就是说我自出世后,父母对我只说华语。周围的亲戚在1960、1970那个年代讲的主要还是潮语,而我与长辈交谈也用潮语。初时每当我讲华语,有些亲戚会觉得有点稀奇,不过久了也有些长辈反而会迁就我,跟着我以华语谈话,也许我说的潮州话太涩了,他们觉得很难听很难受。我在一个多语的环境里长大,很自然地也跟着邻居学了福建话和广东话。我母亲是华文教师,不过家父最有语言天分,他当过广播员,华语纯正,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他小时候念启发小学,听得懂客家话。由于潮州话与福建话相近,爸爸当然也能把福建话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他那口港式粤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那时掀起学马来语的浪潮,他也去学了,而且马来话说得很不错,至少能够与马来邻居谈天说地。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居然也学起英语,讲得够流利的。在爸爸豁达开通的语言政策影响下,我们从未有过排斥他语的概念,也许就是早年有了这种与方言的接触和运用,才刺激了我的语言细胞吧!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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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31, 2017 at 6:00 下午

文明?!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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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田    2017-3-17
http://phoonyewtien.blogspot.sg/2017/03/singlish-1-singlish-2-3-singlish.html

最近在网上论坛《新国志》读了两篇有关本地语言景象的文章——《Singlish 羞耻与否是假议题》以及《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于心有戚戚焉!

引起一点“感情”最主要还不是这两篇文章本身,而是一些有关这两篇文章的回响,其中有感性的,也有语言暧昧古怪的。

针对《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有署名“文明人谈真实”者说:

1) 其实在新加坡的历史来说,福建话应该提升为第五官方语言,在早期各族同胞多少都会点福建话,海关,警察,护士,等都以福建话+马来语为岛民的通语,这是本国的独特人文文化遗产,需要发洋光大。可以用罗马字拼音来写福建话。就如韩语与日语那样。

其实Singlish发展下去,福建话以罗马字体的活力就会慢慢的浮显出来了, 就如韩日越文那样的生命力突显出来。

就算是所谓的(新加坡)岛民的通语,为何来自中国的福建话须要向韩越日语看齐,用罗马字拼音来写?如果提议者还是个华人,这是否比数典忘祖更恶劣?!

2) 标准英语是新加坡国族的普通话( 国族通语)与上层建筑的行政语文。

就直截了当说英语是新加坡官方行政语言好了,何必牵扯什么令人联想起中国的“普通话”?

3)新式英语 (Singlish) 与新式华语只是新加坡的独特方言。

对不起,所谓方言,是一种有深远文化底蕴语言的其中一个支流,Singlish充其量只是一种肤浅混种式的语言,它的“独特”可能在于它的“不认真”以及没有真正可以值得骄傲的文化底蕴,我们或许不必排斥它,甚至觉得有亲切感,但真的能因而感到自豪吗?!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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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17, 2017 at 11:47 上午

Singlish羞耻与否是假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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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3-15
https://www.facebook.com/wanahboytw/posts/706114219549682

最近,新加坡巴士上出现一些用Singlish写成的标语,譬如“Now Singapore got new three-door bus”或是“Here can charge phone!” 这意外引起一场语言论战。

这篇《海峡时报》的投书,直接指出,“我们可以容忍Singlish的存在,但我们不该为其感到骄傲。”

政府从打压Singlish,到在五十年国庆上用Singlish的符码大玩游行秀,直到现在,更破天荒在巴士上写Singlish标语,简直是态度上的一大转变,只是一些保守人士似乎栋未条。

一些人念兹在兹的,是Singlish会让新加坡蒙羞,急急忙忙想遮掩Singlish的存在。但事实上,根据大多社会语言学对这个话题的研究,还有我自己对于台人脸书社群大骂Singlish的研究,都指出外国人对于Singlish的指控,绝大部分都不是直扑着Singlish本身而来,而是常常将种族、国家身分等意识形态,重新座落(relocalize)在Singlish的讨论上,真正的问题在于新加坡人与外国人(尤其是“来抢饭碗的”移工)之间日常生活的不愉快,这个新加坡人逐渐抬头的排外主义,以及外来人士对这国际化城市期许的世界主义之间,产生巨大的冲突,这个冲突不解决,一直在Singlish这个假议题上团团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Singlish就是新加坡话,新加坡人用新加坡话沟通,天经地义的事。至于有部分华人社群一直把Singlish当成方言或华语能力低落的假想敌,我只觉得完全搞错对像了,一个这么受到污名化的语言,怎么会构成对于其他语言语言活力(何况是华语这么“雄赳赳气昂昂”的霸权语言)的威胁。


(万宗纶,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研究硕士,台大地理系毕业。目前在金门,关注亚洲、专长文化地理学与社会语言学。)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16, 2017 at 1:09 下午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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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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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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