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共而不反共——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根源

许剑虹      2023-5-7
https://www.storm.mg/article/4785026

无论是李光耀还是李显龙，都认为一个稳定的两岸局势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台湾走上法理台独路线。当然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只要台湾不走上法理台独或者中共强大到足以把美国从印太地区驱逐出去，“非共不反共”的政策就能持续推行下去，让下面好几个世代的新加坡人持续在美国、中共还有台湾三边得利。

位于新加坡滨海公园里的反共产主义纪念碑，纪念与马共斗争的国家先烈，但这不表示新加坡要与中共交恶。（作者提供）

提到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小国，最成功之处就是懂得如何在美国与中共两大强权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以南洋理工大学为对岸培育下一代的执政精英，另一方面则将樟宜港提供给进出南海的美军舰艇使用。此种军事靠美国，经济靠中共的政策，赋予了新加坡极大的外交活动空间，进而成为面积最小却最为富裕的东协国家。

甚至我们还能从马英九前总统“亲美、友日、和陆”的战略中，看到些许新加坡的影子。而新加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的因素在于李光耀总理从冷战时代以来就采取“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政策。所谓“非共”，意即新加坡共和国拒绝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并对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内共产主义份子施以坚决打击。

然而在外交路线上，李光耀却不像两蒋父子执政下的台湾那般排斥共产主义国家，相反的却积极同苏联、中共、北韩以及北越往来。不过在与苏联、中共、北韩和北越往来的同时，新加坡又与英美、南韩以及南越维持邦交，并同台湾维持实质关系。新加坡也因为这个政策，得以成为辜振甫、汪道涵、马英九、习近平、川普以及金正恩会晤的地点。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以扮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为荣，可这样的国家政策却不是始自于新加坡。最早实施“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国家，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日本帝国。大家都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国家，严厉镇压日本、朝鲜以及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可其实却与苏联维持着友好关系。

直到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派出T-34大军向东北、北韩以及库页岛南部发起进攻以前，双方依据《日苏中立条约》彼此都还在对方的首都设有大使馆。日本与苏联甚至还相互承认彼此在中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东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莫斯科也承认满洲国，双方的关系紧密而友善，完全就是李光耀“亲共而不反共”政策的翻版。

日军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的宣传画。（作者提供）

林文庆的《莫开我国历史倒车》

伍依      2022-10-4

由于严孟达发表《历史不会遗忘的事》为英殖民统治涂脂抹粉，遭到林清如《英殖民主义并不温和》质疑。

林文庆在《莫开我国历史倒车》（2022年10月4日，《联合早报》）文章，表示“颇赞同林先生的观点”，但是，却表示“有一些历史细节和观点绝对不能含糊”。

什么“历史细节和观点”呢？

1942年1月31日，日军占领整个马来半岛，英军溃败至新加坡，2月15日，英军向日军投降。这期间，林文庆认为，“英军和包括澳大利亚、印度、马来人和华人组成的联军，在岛上各处展开血腥的抵抗”。

林文庆显然在“含糊不清”地交代历史。

根据本地二战历史研究者林少彬《新加坡沦陷史鉴》（2017年2月19日，《联合早报》）指出，从“牛津大学图书馆里的战地报告曝光……英军地图绘测师……在2月11日早上接到‘秘密通知……英军即将放弃新加坡”。林文庆既然说“白思华大约一周后决定投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组建“联军”？

林文庆的所谓“联军”，无非是二战时有马来人参加英军的马来兵团。

印度军人是英军防卫星马地区的主体。战时驻防于马来半岛的印度军人，大多是非志愿性的被英军派来驻守帝国边疆，士气本来就非常低落。他们的放弃抵抗是马来半岛与新加坡快速沦陷的主要原因。

新加坡沦陷80周年：日军“肃清”华人、南京大屠杀与二二八事件的共同点

许剑虹    2022-2-1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2692/

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我们不只要迎接“肃清”80周年，还要迎接二二八事件75周年与南京大屠杀85周年。三起事件都是历史悲剧，我们要在此向所有的受害者致哀，笔者也无意为当年的加害者做任何辩护（当然对于二二八的外省受害者，希望国家社会也能给他们足够的重视）。却必须要强调现在是华人该省思谁是受害者，谁又是合作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毕竟老一代已经雕零，没有情绪包袱的我们应该用更公正与不带偏见的态度去看待这三段我们华人不是那么光彩的历史，如欧洲人一样承认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曾英勇反抗侵略。

Photo Credit: 李博儒

今年2月15日是新加坡沦陷80周年的日子，在负责占领马来半岛的日本陆军第25军作战主任参谋过政信中佐的策划下，日军立即对华人展开了名为“肃清”的屠杀。究竟有多少华人在“肃清”中死亡？其实就跟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差不多，关于星马华人在“肃清”中的死亡数字，直到80年后的今天都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从最少的20000到最多的40万，二二八事件则是从685到30万之间的统计都有，而“肃清”的死亡人数则是介于5000到50000人，差了整整10倍之多。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肃清”中的日军，或者是二二八事件中的国军，都犯下了军人针对非武装平民的暴行事件，甚至于无差别屠杀。

所以我们今天立场无论是统派还是独派，是支持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没有必要为当年残杀平民的军人粉饰美化。没有必要为了支持台独，就去否定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更没有必要为了支持统一，就把二二八事件中的受害者全部打成殴打外省平民的“皇民”。我们必须要脱离政治，回归到最基本的人性，才能一一检验这三场发生在东亚与华人世界的不幸事件。

也因为没有办法像犹太人那样，提出一个统一又可信的受害人数据，3起历史事件都在战后成为两岸以及新加坡政治人物操弄的议题。中共直到今天还死咬着日军杀死30万南京市民不放，不只用来对日本进行情绪勒索，就连当大陆内部有老师对30万人这个数据提出质疑时，也会遭到铺天盖地的民族主义攻击。仿佛对于中共而言，南京大屠杀死亡30万人已经成为确保政权稳定的工具了。

比“肃清”晚五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直到今天还是民进党与深绿团体用来炒作悲情，凝聚本土势力对本土政权支持的神主牌。新加坡更是早在正式独立建国以前，就已经以“肃清”的历史来积累华人对李光耀的支持，甚至还以此为理由向日本索取了大量赔偿。除了政治人物战后对历史议题的操弄之外，3个历史事件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受害者与合作者的身份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新加坡华人的唯一抗日英雄林谋盛，其实严格来讲是出生在福建，而且还是由国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其实一点也不本土（Photo Credit: 李博儒）

伊恩・布鲁玛的感叹

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他的大作《罪恶感的代价：德国与日本对二战的记忆》(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中，如此介绍了荷兰人对纳粹占领荷兰的战时记忆：

在老师告诉我们的故事里，德国人总是那么低劣，老师是那么英勇。老一辈的人，似乎个个都参与了当年的抵抗运动。

当然，也不是所有荷兰人都是抵抗者。在多数选择英勇抗击纳粹侵略的荷兰人之中，总还是有那少数的通敌败类存在。布鲁玛指出：

除了闹街角落上的那个肉贩子之外，大家都是反抗份子，只有他是通敌的叛徒，没有人要跟他买东西：还有那个卖香烟的女人，她之前交了一个德国男朋友，后来大家也不再跟她买烟了。

直到后来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尤其是荷兰经历过的二战历史有了更清晰的掌握之后，布鲁玛才发现所谓大多数荷兰人都是抵抗者的论述有多么偏离事实。原来多数的荷兰人在二战爆发前，出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曾经对希特勒(Adolf Hitler)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心生向往。原来在德军出兵占领荷兰以后，志愿参加纳粹武装亲卫队远征苏联的荷兰青年数量恐怕都比抵抗者还要多。

新加坡民间向日索赔的坎坷路

林恩和（怡和世纪副主编）     2022-2-16
怡和世纪 第46期 2022年2月

图片来源：新加坡档案馆

在新加坡市中心勿拉士巴沙路和美芝路交界处，静静地矗立着四根洁白的擎天柱，平时也不怎么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四根简约设计风格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柱子，正式名称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对新加坡各族人民，特别是新加坡华人来说，却显得意义非凡。这座纪念碑基石的下面，埋着成千上百被日军屠杀的平民百姓的遗骸，四根嵌入蒙难冤魂血海深仇的擎天柱，默默地对着长空，诉说着日军的血腥暴行。

这座纪念碑是在1967年1月建成，2月15日举行落成揭幕典礼，距离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足足过了21年。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建立纪念碑，纪念他们的卫国英雄和蒙难人民。为什么一座对新加坡人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碑，却要拖延二十多年后才能落实建成？这当中有没有隐藏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历史的面纱，回顾这段筹建纪念碑，以及跟它密切相关的新加坡民间向日索赔血债的坎坷历程。

日本侵略军的两大罪状

新加坡民间向日本索赔血债的行动，肇始于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准确地说所谓“新加坡民间索赔”，是新加坡华人组织的行动。原因是日本侵略军一占领新加坡，立即展开针对华人的“肃清行动”。所谓“肃清行动”是日本的说法，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大屠杀暴行，针对的是参与抗日活动，支持抵制日货和参加筹赈会的人士，以及共产党员和抗日义勇军成员。在长达三天的“肃清行动”中，惨遭日军杀害的华人数以万计。这是日军对华人犯下的滥杀无辜反人类的罪行。

其二是胁迫林文庆带头成立“华侨协会”，透过它强迫华商集资缴纳5千万马币的“奉纳金”。所谓“奉纳金”，其实是“赎命金”，这项苛政，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华人，无疑是雪上加霜，极大影响人民的生计，严重危害华人的生存权，这是日军对华人犯下强取豪夺的罪行。了解到华人在日占时期的惨绝人寰的遭遇，就不会奇怪新加坡民间向日索赔的行动，为什么只是由华人来发动。

奉纳金支票

追讨血债的起步

1945年日军投降后不久，陈嘉庚就在他避居的爪哇，发布南侨筹赈总会通告第一号，内文称：“南洋各属不幸沧陷敌寇三年余，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尤以马来亚新加坡为甚。……至于侨胞惨被敌寇酷刑虐杀，迫取金钻，掠劫货物，应当严惩报复，及请追回，或求赔偿。各处侨领宜速组调查委员会，呈请中外政府，务期达到目的，此为战后侨胞首要之任务也。”这个通告，可视为新加坡华人组织吹响向日索赔的第一声号角。

陈嘉庚一回到新加坡，就立刻成立南侨筹赈总会调查委员会，并在1945年10月19日假中华总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后发布南侨筹赈总会通告第二号，呼吁发动大规模调查日占时期，华人人命和财产的总损失。

1946年1月，南侨筹赈总会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出炉，向委员会登记有名有姓的蒙难人数大约是5千人，向政府咨询局登记的蒙难人数有三千多人，两者对照，去掉重复最后核实的蒙难人数是7千人；有向委员会报告的财产损失合计叻币67,618,200.00元。陈嘉庚提议在武吉知马八英里处，“建一堂皇的永久纪念碑，既可追悼死者，又可警惕后世”。

拟议建立纪念碑的申请很快地被殖民地当局拒绝，给予的理由是：1）战时牺牲者，各族都有，不宜偏于一族；2）拟议建碑地点，原为日军建碑之处，不宜循其遗址。

《东方直布罗陀争霸战》：被称为“绝对之恶的存在”的辻政信，是如何一手策划攻陷新加坡

作者：辻政信    译者：郑天恩    2020-3-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975

辻政信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攻占马来半岛的日本第25军作战主任，仅仅用了55天占领马来半岛、70余天攻陷新加坡，此后被奉为“战争之神”。不过，对于辻政信在二战期间的各种争议作为，曾采访他的日本知名作家半藤一利形容，辻政信是“绝对之恶的存在”。本文为当时辻政信撰写针对新加坡的攻略计划。

Photo Credit：燎原出版提供

远东的镇海石

新加坡是英国支配亚洲的镇海石。它不只是保卫印度的东大门，也是防卫澳洲的北方锁钥。

从欧洲往东洋的航路以新加坡为轴心，北通上海、香港，东抵澳洲与兰印的宝库。这两条动脉，乃是数世纪以来英国支配太平洋的关键，而其心脏正是新加坡。

一八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新来乍到、充满锐气的英国人莱佛士，率领若干军队在这里登陆，并扬起了联合杰克旗。接着在二月九日，他透过巧妙的外交手段笼络了柔佛苏丹拉曼(Abdul Rahman Muazzam Shah)，仅以少量金币便获得了当地的永久租借权，开始着手建设贸易港。当时新加坡的居民仅仅只有一百五、六十人，还是零星散布的原住民部落，堪称是一片荒凉寂寥的蛮野之地。之后在一八二四年，这座岛又正式让渡给英国东印度公司。

新加坡在军事设施上进行强化是始于一九二三年，也就是华盛顿会议的两年后。究其原因，乃是对于英日同盟废弃的回应。在英美联合起来，以五：五：三的比例强压日本、限制日本海军膨胀的同时，他们也巧妙地把此地划分到防御限制的范围外，并订立了一项十年计划，投入高达一千几百万镑的预算，要在这里筑城。一九三八年，乔治六世船坞(King George VI Dock, KG6）落成^（注1），新加坡呈现出一派近代要塞的姿态，和直布罗陀、珍珠港、马尔他并列为世界四大要塞，以豪壮的声威而自傲。

随着支那事变的发生，日英势力在东亚的对立日益尖锐，于是英国在这里设立了远东军总司令部，在朴芳上将(Robert Brooke-Popham)的统帅下，意图将东亚殖民地军队统合为一。他们以英印军、澳军等强化其防卫力，更在美国的援助下，将军备前所未见地增强。在开战前夕、日美交涉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新加坡号称“全岛披上精钢铠甲、固若金汤的城池”，又有“威尔斯亲王号”、“反击号”两艘精锐战舰不辞千里进驻此地，用以威吓日本。日本人至今对此应当记忆犹新才对。

在地缘政治的位置上，新加坡已经自然形成一座易守难攻的要塞，再加上设备强化，更是具备了近代大要塞的威容。在面对海岸的方向，它装备了为数众多的十五吋炮，特别是在扼守柔佛海峡东口的樟宜角，更是构筑了有巨大军营群环绕、以钢铁和水泥加固的强大要塞设施。世界最大的十八吋巨炮，令人毛骨悚然的炮口正对着这边的海面。登加、加冷(Kallang)、实龙岗(Serangoon)等军用机场，都相当适合当作大规模空军的根据地，实里达军港也有可以收容五万吨级战舰的两座船坞。

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亲日？

李莫愁     2020-3-5

近年来已经很少这样：独个儿读文章，竟情不自禁拍案叫绝起来。因为心中对晚晴园那班民国人物的后来行迹，犹如拼图少了几块，一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当年杨荣文突然对晚晴园有兴趣，搞了个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找来冯仲汉当馆长；此人不学无术，我就知道此事“政治”多于“文史”。新加坡有位专门研究林文庆的学者（名字不提也罢），一直要为林文庆在日据时期担任华侨协会主席除罪化，可是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咱们张志贤前副总理是张永福的曾侄孙（其弟张华丹之曾孙），所以他这个堂曾祖的故事只提到如何把晚晴园借给同盟会这一段，之后他赴南京追随汪精卫，担任南京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委员、驻越南特使。战后，被追究亲日行为，1948年获释回到新加坡，得不到同胞的谅解，不久移居香港，1957年在香港逝世，这段也鲜少有人提起。

所以当读到许剑虹的《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领袖支持的是哪一个国民党？》怎不写个大大的服字呢？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受影响最深/奉为圭臬的应该是中共的叙事角度和框架，大抵觉得汪精卫政权不值一哂。其实就思想哲学的层面来看，汪精卫（亲日）才是正统，蒋介石因宋美龄（亲美）不过是旁门左道。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要打倒满清帝制，受日本革命派的影响最深，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他的所有同志都是留日的。五四的作家也是留日居多，日本的黄种人革命（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要赶走帝国主义，孙逸仙以“大亚洲主义”唱和（李光耀后来的“亚洲价值观”！？）。

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领袖支持的是哪一个国民党？

许剑虹     2020-2-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828

新加坡作为拥有众多华人人口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其历史和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更确切而言，是和汪精卫政权关系较深，而非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

Photo Credit：许剑虹

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中国大陆仍称为伪满洲国或汪伪政权），是两个对海峡两岸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名词。至今他们被大多数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视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在国际社会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正面评价。然而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真的完全消失了吗？真的只是历史名词了吗？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只能够说他们确实是在中国消失或者是成为了历史名词。

由于日本在殖民时代培养的朝鲜精英，包括朴正熙、白善烨与丁一权都有在满洲国接受军事训练，或者带兵作战的经验，而且他们战后都成为了大韩民国国军的骨干，有人甚至还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称呼南韩为满洲国直系继承者，应该是不会有多少人怀疑才对。那么成立于1940年3月，志在与重庆蒋中正争夺国民政府“正统”地位的汪政权，是否又有传承者？

极力撇清自己“第三中国”身份，但是却同时与两岸维持友好关系的新加坡共和国，可能真的是汪精卫政权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遗产。汪精卫不是已经在1944年病逝日本？继承汪精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陈公博，不是已经于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被政府下令枪决？掌握上海大权的周佛海，虽然因为与戴笠合作防共而获得特赦，却也是在1948年病逝狱中，不再有任何影响力。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三大首脑，都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前离开人世，这个亲日政权理应在1945年就已经完全覆亡。又为什么说今天的新加坡共和国，能够称得上是汪精卫政权精神上的延续者？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批人的角度切入，一是早年在南洋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会元老，二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共和国创立者与执政者。

党员证号003的同盟会元老

主张“亚洲价值”的张永福，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又无法接受亲近英美的蒋中正，做出了加入汪精卫政权的决定。（Photo Credit：许剑虹）

位于诺维娜马里士他大人路12号(12 Tai Gin Rd)，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经营的“晚晴园”，即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是目前新加坡境内与两岸近代史连结最为紧密的观光景点。由于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4月造访南洋的时候，曾经得到屋主张永福先生邀请入住“晚晴园”，并指挥了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河口起义等三场针对满清王朝的武装革命。

 所以“晚晴园”在性质上不只是新加坡的国父纪念馆，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国父故居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所在地。海峡两岸政府都自视为孙中山的学生，所以历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与台北驻新加坡代表刚上任，都要先到“晚晴园”拜码头。甚至1993年举办辜汪会谈时，两岸的谈判代表辜振甫与汪道涵也都曾经到此向国父致敬。

不过“晚晴园”的真正主角，其实并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而是屋主张永福(1872-1957)。张永福是新加坡出生的橡胶商人，于1905年从商人林亚相手中买下了这栋原名“明珍庐”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目的是让自己的母亲陈宝娘安享晚年，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晚晴园”。张永福原为体制内改革满清政府的“维新派”，但后来接受了孙中山感召成为“革命派”。

他不只把母亲的别墅让给了孙中山，还创办了《中兴日报》宣扬革命，并与汪精卫与胡汉民等孙中山左右手结成至交。直到1957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强制关闭以前，《中兴日报》都是旗帜鲜明的支持中国国民党。同盟会转型成国民党以后，张永福得到的党证号码是003号，意即历史上第三名国民党员，可见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不同族群的不同史观如何弥合：借镜新加坡的兼容并包，台湾可以更好

许剑虹    2020-2-5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0786

追随英国史观与肯定中华民国的抗战英雄，却不代表新加坡政府选择与二战时所有与日军合作的人“一刀切”。毕竟如前面所描述，李光耀本身就有与日军合作的“前科”。许多德高望重的新加坡华人精英，包括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张永福与林文庆，都在二战期间效忠日军扶持的汪精卫政权。否定他们，就等同于否定掉所有新加坡华人奋斗的艰苦历程。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台湾到底该站在谁的立场看二战？这个问题从解严以来，就一直是除了统独之外，台湾最难给出答案的国族认同问题。虽然台湾在法统上延续的是二战时获得同盟国承认，带领中华民国抵御日本侵略的重庆国民政府，但是这块土地上却有大量居民是台籍日军的后代。由于并非每一位台籍日本兵的后代，都能接受自己是战胜国中华民国的子民，这个问题也被与今天的蓝绿斗争捆绑到了一起。

似乎支持泛蓝阵营，主张两岸交流的人就一定认同中华民国史观。而支持绿营又主张台独的，则一定是从日本帝国的角度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历史是不能那么简单用“二分法”去分类的，因为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的外省老兵，同样可能二战时为满洲国或汪精卫政权效力，不见得通通都是抗日的。战时加入日军的台湾人，光复后转而效忠国军的也是所在多有。

参加过抗战的中华民国空军飞行员，可能有一个票投蔡英文的女儿。台籍日本海军志愿兵的孙子，也可能是天天在网路上宣扬“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新党青年军。笔者就曾经在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活动上，看到二战时随日军到广州服务，并于抗战胜利后下嫁国军军官的本省籍女护士。真实的历史远比我们想得更为复杂，更何况我们还没把红色的中共抗战史观涵盖在内。

这样看来，台湾究竟该把自己当同盟国还是轴心国，似乎一时之间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其实连续三年造访过新加坡以后，笔者认为台湾在这方面的困境其实没有新加坡来得复杂。本省人和外省人终究都是汉人，但新加坡的人口确是由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等三大族群组成，且每一个族群在二战中都有不同遭遇。华人出身的李光耀父子，是用了哪些手段把他们团结起来的？

想了解这个问题的读者，无论您支持的是蓝色还是绿色，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笔者都建议您造访新加坡市中心的海滨公园(Esplanade Park)。公园里竖立的四座纪念碑，不只简单扼要的介绍了新加坡过去100年的历史，还能帮助你了解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兼容并包的容纳不同族群的二战史观，相当值得台湾借镜。

Photo Credit：许剑虹

坚定追随同盟国史观

新加坡曾经为英国统治，李光耀本身在二战时服务于日本陆军报导部，并且是“亚洲价值观”的信奉者。如果将李光耀置于擅长“二分法”的台湾政治环境里，那么他就应该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反英人士。然而李光耀不只毕业自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作风谈吐还像极了英国绅士。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他，被视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亲英的政治家。

李光耀尤其在面对二战历史时，态度是绝对不敢含糊的，大方向上一律追随同盟国史观。何以当过日军情报人员的李光耀，要选择亲近他在“大东亚圣战”时的敌人呢？或许李光耀没有那么喜欢英国、美国以及蒋中正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但是他比东南亚任何政治人物都知道战后世界的游戏规则，尤其是东亚的游戏规则是由同盟国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