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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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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李光耀秘密与北京交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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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2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078

中国外交部档案显示,李光耀早在1959年6月3日成为总理后的四个多月时间,就急不及待不为人知的暗地里派人到北京寻求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然而,李光耀终其一生却惯性以共产党罪名陷害政党政治的对手。

2015年,官方推出一个SG50政治口号,明确界定李光耀构建之新加坡历史元年是1965年,虽然,早在1959年,李光耀已经是新加坡总理。官方淡化元年之前的新加坡历史,是避免李光耀的不光彩政治勾当,丢人现眼,比如,与马共秘密结盟,欺瞒新马合分真相。这其中,新中关系的历史记述也是躲躲闪闪,脱离已知历史事实。其实,免去不提李光耀与北京交往历史的新中关系记述是局部性的不完整历史,不足以做为解读新中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

除非官方解密来往公文档案资料,否则历史真相永不揭晓。虽然历史真相不为外人所知,但是,要质疑新加坡官方历史论述的正确性,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对新中关系的主流记述,可以从许通美在两国建交25周年之际,以教授名义撰写《新中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看究竟。这篇文章于2016年3月15日,发表在国立大学Tembusu学院的网页。大意是,从1965年到1970年代末,新中关系是处于不友善的对峙状况,因为毛泽东对东南亚输出革命思想,把新加坡看成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走狗。双边关系在1975年新加坡外长走访中国后解冻,1976年李光耀到访中国并且会见了毛泽东。1978年李光耀和邓小平开启了良好的双边关系。换言之,新中关系是在1976年有所改变,到了1978年之后得到实质性的进展。

这一类主流记述把1975年之前的新中关系看成一片空白。这一种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

根据《李光耀传记》Alex Josey (1968) 的记述:在8月份,总理收到至今为止唯一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公函。这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写给李光耀的一封信。如今,至少,中国承认了一个独立新加坡的存在。……在12月17日,北京电台广播报导:李光耀,新加坡总理在1963年11月30日发了一封信给周恩来,中国国务院总理,回复周恩来总理志期1963年8月2日的来信。周恩来总理的信件是有关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发展….。李光耀的回信说,我们收到贵政府志期1963年8月2日的来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是在昨日才寄出回信……新加坡政府支持禁止核武器的发展……。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3, 2017 at 10:52 下午

等待王邦文易润堂讲述南洋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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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6-12-2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869

如今,李炯才已经作古,在其生前撰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并且撇清自己与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一事没有关系。或许,同样的,易润堂,也可以把李光耀给予政治承诺的历史过程,告知社会,清楚交代其中的南大史实。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之方显廷《1968–1971在南洋大学》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南大历史过程,是对史料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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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润堂与王邦文

方显廷的其中一段纪实是:

(1966年8月,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派人带话给我,约我同他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向我传达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邀请我担任南洋大学的副校长。……

我坦率地告诉吴博士,我宁愿做教学工作,而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我同时推荐我的一位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同事伍启元博士作为一位可任此职的理想人选。我的建议被传达给教育部长,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伍博士在接受这一聘任之前,于他返回联合国工作的赴纽约途中,经新加坡作了3日停留,并约见了相关的人物。在他回到联合国总部之后不久,即完成了一份秘密报告,并呈送给新加坡教育部长。

报告内容为:(一)重新改组南洋大学,以便其教学领域不与境内的另一所新加坡大学已涉及的范围重叠;(二)增加更多的拨款,以提高教学行政人员待遇,使之与新加坡大学达到同一水平,并为图书馆添加图书资料、为科学实验室添加实验设备。

……直到1967年3月,新加坡当局才就他的报告做出决定,而那时,他已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好离开公共管理处。……1967年4月,鉴于伍博士不可能受聘担任南洋大学副校长之职,失望之余,新加坡教育部长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南洋大学经济系主任,或担任一名经济学的客座教授。

这虽然仅是一段相当简短的回忆文字,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探讨空间。比如:

其一,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为何出面为教育部长王邦文物色南大副校长?李光耀管辖下的南大权力架构是一个什么模样?有那些人物参与管理南大的政治工作?他们彼此之间是何种的权力与工作关系?历史上,吴庆瑞在协助连瀛洲创办义安学院的过程中,也同样的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29, 2016 at 10:30 上午

“新加坡问题”促成“大马”计划的出台?――从解密档案看马来西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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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      2016-7-3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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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27日东姑鸭都拉曼在雅达菲酒店演讲。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马来西亚刚成立的时候,我正在上小学,收音机喊得价天响的口号是“马来西亚如同升起的太阳,谁也阻挡不了”。言犹在耳,新加坡竟然闹出走,竟然“被独立”了。

短暂的马来西亚的岁月,留在我脑海里的马来西亚的记忆,如今只剩下那个像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国旗和显得有点浪漫又有点抒情的“Nagaraku”。当年我们以童稚的声音缓慢抒情地唱着“Negaraku”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首国歌所代表的马来西亚,它的成立是那么地充满政治算计和暗潮汹涌。

提到马来西亚成立的缘起,大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马来亚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总理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1961年5月27日在新加坡艾德菲酒店 (Adelphi Hotel) 那场所谓历史性的演讲,这是钦定的历史说辞,英国上议院在1963年7月26日寻求三读通过的“马来西亚法案”(Malaysia Bill) 的讨论中也是如此定调(注1)。

在这个由东南亚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的午餐会演说中,东姑提出了“有必要拟定计划把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 (Sarawak)、文莱 (Brunei)和北婆罗州 (North Borneo)联合起来,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东姑还强调这个合作计划的目的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的影响,因为这会危害到本区域的安定”。

从表面上看,东姑的演讲像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相关地区的政党、人民和政治人物的反应。不过随着近年有关这方面的档案的解密,这种说法开始受到人们的挑战。

自治邦政府成立和王永元事件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东姑发表“历史性”演讲前新加坡的政治局势:1959年5月新加坡举行第一届自治邦大选,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 以反殖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作为竞选纲领,击败了原首席部长林有福领军的新加坡人民联盟 (Singapore People’s Alliance) 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51个立法议席民行动中得到43席。

虽然人民行动党以多数党的地位组成新加坡第一届自治邦的政府,不过在执政的初期表现不如预期,再加上面对党争和党内左右两股势力的角力,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其实处在风雨飘摇的处境。

首先发难的是内阁要员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他曾是新加坡首任市议会市长,自视有能力挑战作为自治邦总理的李光耀。1960年6月王永元通过自己所在的选区行动党芳林支部抛出所谓“十六条议决案”(16 Resolutions),要求实现党内民主和兑现释放全部政治犯的竞选承诺,并对新加坡的独立议程的进展缓慢表示不满。

由于得不到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1960年7月27日王永元和支持他的两位行动党立法议员黄庭坚和宁甘 (S V Lingam) 一起被开除出党。1960年12月副总理杜进才在立法议会提出动议弹劾王永元“不诚实的行为”,王辞去芳林区立法议员职务,旋即在1961年4月举行的芳林补选中以高票击败行动党候选人易润堂。

王永元的胜利到底是个人的“卡里斯马”(charisma) 还是选民对时局的不满?相信两者兼而有之。王永元的压倒性胜利让人民行动党感到很难堪,特别是作为面对王永元直接挑战的李光耀,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薛尔克 (Lord Selkirk) 事后这样评述这场补选:“政府(指行动党政府)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不能完全理解一个成功民主政府的机制,最显着的例子就是他们处理王永元事件的方式”。(注2)

除了面对王永元的挑战,党内左派也对当权派寻找借口试图阻止释放政治犯的举动逐渐不满,开始向行动党政府施予压力。面对四面楚歌的困境,以李光耀为首的当权派开始寻求脱困之计,“通过合并取得独立”(independent through merger) 应运而出成为杀手锏,让他们有了反击的武器。 阅读更多 »

李炯才心有不甘——新加坡政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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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嵘       2016-3-5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columns/pl20152356

李炯才和我曾经是新加坡执政党的政务次长。正所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免恩仇”,阔别多年之后,异地重逢,话题不少。我最不会忘记的是,李炯才埋怨李光耀没有让他当内阁部长!

2月27日新加坡政坛元老李炯才在新加坡国大医院逝世,享年92岁。

李炯才一生效忠李光耀。当年李光耀派遣警察部队捉拿南大学生时,他正出任教育部政务次长。李光耀逝世后,李炯才向媒体表示:“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最大错误。”

李炯才向媒体宣称,他常常“跟李光耀争论”。在获得李光耀同意后,他和易润堂(部长)两人签名向南大理事会“保证南洋大学永不变质;不变质是不会消灭华文教育”。他还说:后来李光耀关掉南大“都没有请教我,我很不好意思,我担保了却没有办法实现。”

李炯才在李光耀死后向媒体作出上述“表白”,无疑是希望人们能够体谅他的“苦衷”,表示他本人是有“民族良心”的。至于人们会怎样看,则当别论。我要说的李炯才“心有不甘”,指的是另一回事,跟关闭南大毫无关系。

是什么使到李炯才“心有不甘”呢?,是因为他为李光耀“立下大功”,李光耀却始终没有让他当上内阁部长!——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李炯才在合艾亲自对我说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有一天,李炯才和已经退休的新闻界老将谢庸到泰南普吉打高尔夫后,来到合艾找老相识相聚叙旧。他在蠡园酒店请方壮璧夫妇和我吃午饭,我们一起拍照留念。离开合艾前我带他参观了宋卡府一个正在兴建的供给外国有钱人养老的住宅区。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6, 2016 at 1:06 下午

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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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非马    2015-7-25
https://yennyhanaike.wordpress.com/2015/07/25/黔驴技穷/

这次的即将到来的大选很有意思。本来嘛,谎言说了千遍就是真理,当每一届根据上一届投票成绩划分选区的“计划选举”成为常态之后,竟然会出现了《选区范围划定 变动比预期小》这样的新闻,叫人啼笑皆非之外,只得瞠目结舌来接受这个诙谐的、新加坡人独特的政治生态。

我说“这次的即将到来的大选很有意思”,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就是“黔驴技穷”,就是想要像从前一般划出除了波东巴西和后港之外,全国皆能“必胜”的选区的困难重重。一个就是赤裸裸的,把划分选区的奥妙公诸于世。

众所周知,全世界有选举国家的执政党,都掌握着划分选区范围的公权力。那么,在为了有效占据“赢面”的需求之下,选区的范畴就被划分切割得毫无规矩可言。因此,有人就以“蜥蜴脚尾”来嘲笑这种“怕输”的选区划分法。“蜥蜴脚尾” — 你试想一下一个选区的不规矩的图形,就像一条蜥蜴一样,左边伸出两只脚,右边也伸出两只脚。还有一个长长的头部及一条长长的尾巴。

说来好笑,关于“蜥蜴脚尾”,你道早报怎么说呢?在《陈振声料接替李光耀领军丹戎巴葛》这篇新闻当中,我除了对于议员谢世儒反映居民投诉反对党的人上门宣传感觉对李光耀不敬生气、无厘头的死人牌之外,其实更欣赏记者们最幽默的一句话:

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报告昨天出炉,丹戎巴葛集选区范围的改变,可用“长高了个头”,“断了条尾巴”来形容。


嘿嘿,一条断尾求生的蜥蜴不是跃然纸上了吗?其实,除了“蜥蜴脚尾”,此外,划分选区还有个更绝的路子,那就是在“大、小”之上用功夫。凡支持执政党的区域,选区或人数划分得尽可能的“小”,而在支持反对党的区域,选区人数的规范就能够有多“大”就多“大”。这么一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 在支持执政党的区域,八千、一万人就可让执政党获得一个议席。而支持反对党的人民就必须以数倍的票数才能够将一个反对党候选人送进国会。

上一届马来西亚的大选人民给予反对党的支持率超过执政党,却得不到应有的议席就是很好的例子。可是,让人们难以理解的是,执政党难道就能够未卦先知?不然怎么就能够“大、小”的随心所欲、还“蜥蜴脚尾”的“偷吃”得这般干净利落呢?其实,这里面的奥秘说来不值一分钱,早报的报道,就一语道破玄机。阅读全文»

自我否定的行动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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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5-4-7

辩证法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即通过事物内部矛盾而进行的对自身的否定。辩证的否定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定式发展的环节和联系的环节,它是发展的环节,即发展是通过否定实现的。否定的实质是扬弃。行动党人的自我否定,符合了关于辩证法否定的定义。

人民行动党建党之初,是打着反对殖民统治,建立繁荣昌盛的、独立的、民主的、各民族平等相处的马来亚国的旗帜起家的。由于当时全世界的殖民地人民都在轰轰烈烈地反对殖民统治,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也处在这一浪潮中。这个浪潮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是一两百年来马来亚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延续,特别是抗日战争和抗英战争的延续。

人民行动党是这一反抗殖民统治运动的继承者。在行动党上台之前,从来就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谴责过,或者反对过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也没有通过规模与激进程度不一的批判。人民行动党得以上台,蕴含着马来亚各民族强烈要求独立建国的愿望相吻合,符合当时各民族政治的系统看法。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最大意义是为人民行动党的上台清除了障碍,为行动党人掌握政治权利创造了条件。

按理说,行动党人只要沿着创党的初衷,沿着党纲的路线延续下去,与各反殖民统治的党团和个人团结合作,尤其是站在同一战线的左翼力量合作,仿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继续秉承建党时期的纲领,延续各族民主人士组成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宗旨,建设一个和谐宽容民主的新加坡,说不成李光耀真能成为像孙中山一样,不分左中右,万民拥戴的“国父”,闪亮的脸就能够照耀世界。

众所周知,左翼领袖可是付出了重大牺牲,有些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对于共产党人在反抗侵略和反抗殖民统治来说,那就更是功绩彪炳了,在新加坡,林亚亮和林江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可惜,行动党人与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上,可以类似于双曲线,能够找到比较接近的距离。等到合作取得政权后,行动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两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没有相互交集的必然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金子和砂粒是碰不到一块儿的,最终的分道扬镳就不可避免了。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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