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李光耀’
部长住豪宅（二）
李莫愁 2023-5-21
尚穆根和维文的房租虽然是自己掏腰包，但是这次他们住的是公家的产业，而不是自己真金白银买的。如果在取得这些庄园豪宅的过程中有猫腻，或者价格低得不敢相信，节省了大笔的产业费，是不是也算侵占公帑，要纳税人买单？
莫愁在上一篇文章里，说因为尚穆根和维文住在以英亩计的庄园豪宅，人民行动党的“人设崩了”。果不其然，《网络公民》就出了一篇文章《戳破人民行动党审慎节俭形象》(Punching a hole in the PAP’s image as prudent and frugal)，因为这苦心经营“白衣白裤”形象是他们自己吹的。
而且这种“廉洁奉公”的故事可说是随手抓来一大把：
1、有这样一个故事：新加坡的建国元勋——吴庆瑞博士在一次国外旅行中对他在伦敦海德公园酒店的分配房间感到不满。他发现房间太大，太奢华了。吴博士要求换到更简陋的房间。当他被告知英国安全部门希望他留在分配的房间里时，他才被说服留在原地。对吴博士来说，奢侈的生活令人厌恶。即使是单纯的酒店房间的大小和豪华程度也让他感到厌恶。
2、另一个故事是，吴博士在开车经过一所学校时，突然陷入沉思。他说，他在想，完成教育的人是否会有工作机会。他首先是人民的一份子，然后是一个政治家，他从骨子里感受到人民的感受，他尽力而为，但知道他没有所有的答案。
3、有人说建国元勋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一面明镜。他是一个谨慎、节俭的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到2015年去世前一直居住在欧思礼路38号的家中，很多照片都显示那里仍拥有几十年前的家具和地板，十足简陋的生活空间。
4、李光耀出国公干，自己洗内衣以节省酒店的洗衣费，他穿打补丁和修补过的衣服，他让他的员工在海外旅行时穿借来的冬装，他训练他的孩子节省水和电。
5、连总理夫人何晶对服装的奇葩品味，也被列入节俭的范畴。说她避开了设计师的东西，宁愿穿露趾凉鞋参加国事访问和官方活动，并携带自闭症患者设计的恐龙图案的小包。
6、李总理本人在一封特别信件中提醒他的同僚：”我们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7、4G领袖偶尔也来凑一脚，据说陈振声部长他满足于一辆二手日本汽车，多年来一直佩戴同一块卡西欧手表，甚至在脸书上分享他找到新表链的“快乐”。
而且执政党连同官媒对于处理这件事的压抑和沉默，让莫愁想到更多的问题：
1、为什么部长不能、不要、不会替自己辩护？部长几乎周周都要发表各式官方演讲，还有接见选民时替他们写信仗义或伸冤，为何事到临头，却不提起笔来申述一番呢？
2、几时新加坡的国会变成讨论肮脏家事的避风港？ 阅读更多 »
“警队声誉离不开良好政治文化”，早报说法有悖事实
伍依 2023-5-15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其含义是，统治阶级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执行机构，并依赖于这些法律、制度、执行机构才能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机器的运行，保证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当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而发生反抗时，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就会对反抗者进行镇压。
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警察镇压工人、学生、教师造成流血事件司空见惯，李光耀就是靠着为被镇压者作法律辩护赢得了政治资本，得以顺利上台执政。
李光耀当权后，反过来镇压把他扶上台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镇压的工具就是警察。
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5年，新加坡个人罢工事件共375起。在罢工期间，工人被捕、被提控、被驱逐和工团被封闭等等，无不是由“警队”执行。
李光耀政权接过英殖民主义者“紧急法令”的衣钵，改头换面成为臭名昭著的“内安法令”，大肆逮捕政党、工会、乡村团体、文艺团体、校友会、学生等等的领袖干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63年2月2日英国、吉隆坡政权和人民行动党政权三方联手所进行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林清祥和120位左翼分子被拘留。这些镇压行动，皆由“警队”执行。所谓“冷藏行动”，李光耀完全是基于左翼势力威胁到行动党政权。
《联合早报》的社论《警队声誉离不开良好政治文化》（2023年5月15日）说“警员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必须时刻保持专业精神，坚持政治中立”。不错，“警员”的确具有“专业精神”，一丝不苟地执行政府的指令执行任务。但说“坚持政治中立”显然是瞎掰。因为被执行任务的人都是当权者的对手。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式的威权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好吗？
作者：纽约时报/Farah Stockman 译者：纽约时报中文网
政治学家并不确定新加坡高度成功的体制是否会在李光耀死后持续下去。在他临终前，就连这位伟人自己也说过，要为他的政党失去权力的那一天做准备。这就是行善的专制制度的问题所在：它们往往会终止。要么它们不再专制——就像韩国和智利发生的那样——要么它们不再行善。
Associated Press
行善的专制制度会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好的结果吗？自从去年夏天听到受过高等教育的肯尼亚人对我说，民主制度并没有带来他们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高度称赞现代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他贫穷的城邦国家转变为地球上最富有的社会之一。
想一想，1960年新加坡和牙买加的人均GDP大致相同，都是约425美元（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已上升到72794美元，而牙买加的只有5181美元。难怪李光耀已经成了一名民间英雄。在南非、黎巴嫩和斯里兰卡，不难发现有人祈盼当地也能出个李光耀。
上个月，拜登总统主持了他的第二次民主峰会，并发表了关于民主与专制之间宏大的全球斗争的演讲。与美国有伙伴关系的新加坡未获与会邀请，在“自由之家”的国家评级中，新加坡被评为“部分自由”。但华盛顿关于民主必要性的谈话要点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些专制领导人因为他们取得了成效而受到钦佩。
虽然成熟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的整体表现优于专制国家，但少数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上——的专制领导人，在发展方面超越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与商业荣休教授罗纳德•吉尔森说道，他2011年与人合作发表了论文《经济上行善的独裁者：民主制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下的智利、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以及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都是实现了全面经济转型的典范国家，而脆弱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则停滞不前。
这篇论文的另一作者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柯蒂斯•米尔豪普特，文章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行善的威权主义者更容易将他们的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精英们往往抵制会触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大变革，即使这些变革是对国家有利。专制领导人手中有更多的工具来获得精英的支持。专制领导人的一句话就能让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者放心，他们的企业将受到保护，这弥补了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空缺。在行善的专制制度下，合法性通常不是来自选举，而是来自于展示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的能力。在民主国家，领导人往往忙于应对政治挑战，无暇制定宏伟的经济计划。他们经常在看到这些计划实现之前就因败选下台。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们做出短期的承诺，比如减税的同时增加福利，从长远来看，这些承诺并不总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阅读更多 »
掏空•摇摆
李莫愁 2023-4-23
【掏空】
王赓武发表《何谓新加坡华人？》，不是为了丰富“新加坡华人”的内涵，而是为了掏空它。他说：
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奉行一项非凡的原则，即承认在这里出生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多元社会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就我所知，这在其他国家绝无仅有。其他任何国家一开始都说，谁占多数，谁就决定立国的基本原则，而所有其他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或保持二等少数民族地位，直到他们能扭转局面，成为主要群体。
这是当年李光耀内阁的狡黠，为了在马来海洋生存，他们把国语定为马来语，把国歌用马来文来唱，把英国人留下来的马来总督捧作第一任共和国总统。此外，对马来族进行了很多的让利，给他们特别的教育辅助，当年雷厉风行的计划生育运动也把他们排除在外。或许现在回头再想，也许无可无不可，可是到了王赓武口里，却成了“非凡的原则”——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另外，继续掏空“新加坡华人”内涵的，还有他的徒孙沈颖，她说：“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政策，即便英语是我们的工作语言，不少新加坡华人也掌握一定的华语能力。”——新加坡华人的华语能力也就这样了。
最被人诟病的，莫过于这句：“汉人不抗拒外族统治者”
几个世纪以来，汉人都不抗拒接受非汉人的统治。在整个中国被蒙古人征服之前，中国北方的汉人一直被突厥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统治，而自17世纪以来，则是被满族人统治。对大多数居住在北方的汉人来说，他们只在明朝时期，生活在汉人的统治下。在上个千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之下。……尽管如此，所有的朝代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他们为共享一段连续的历史感到自豪，也乐意使用文言文来统治中国。即使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多于其他语言的蒙古人，也接受了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满族人尤其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的文化制度。
王赓武的哪壶不开提哪壶，颇耐人寻味。他是不是要说“华人”都是唯利是图，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谁给饭吃谁就是大爷？ 阅读更多 »
口不对心
李莫愁 2023-4-9
【多元文化社会】
新加坡人习惯认为我们是个多元文化社会，乃是大内宣和长年宣读信约所致。最近读邻国一则新闻，才惊觉我们已经离多元文化社会很远了。新闻这样写道：
中国抖音博主“聪哥说留学”拍视频，挑战在异乡马来西亚以“只说华语”，去证明“在大马生活，华语畅行无阻”。他跟电召车司机聊天，用华语点餐，酒店住宿，都没有问题；有中文路标的柏威年广场让他感觉“宾至如归”；眼镜店还有会说华语的巫裔店员，让他感到放心。这个博主对这个社会的检测结果，证明了“外国人”在马来西亚找到安全感。
若是在新加坡呢？根据《亚洲新闻台》的调查：约八成受访国人赞成将英语测试作为新移民遴选条件。也就是说这些人认定不懂英语就在本地成了文盲，是个单语舒适的社会；因为英文被官宣成为“工作语言”，所以宪法中的四大语文平等等语，就成了《动物农庄》：所有XX生而平等，但有些XX比其他XX更平等！
王瑞杰说：（双语）具有很大价值与竞争优势，掌握双语能为新加坡人带来新机遇。说的大概是TikTok的周受资之流，但是新加坡到底能出几个周受资？一般民众都比较务实，他们只希望孩子在本地出人头地，不需要国际水平。再加上咱们的行动党华族政治领袖，从李光耀开始，哪一个不是上了台才恶补华文的？等爬到那么高的时候才说吧，应该也还来得及，是吧？
【贪腐皆始于蠢】
如果你还不知道沈颖是谁？就是那位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形容为：讲话时带有“明星般微笑”，喜欢涂蓝色眼影膏，塌鼻子的女部长。最近竟连续出糗，先是在一个演出时迟到，还大咧咧进场，和观众寒暄、握手、拍照，完全不尊重台上演出的人员。新加坡的剧场很早就有个文明规定：演出进行中，不得入场，必须等待节目之间的短暂休息入场。可这位部长竟然无视这一切（也可能是主办者的逢迎），实在蠢到可以！ 阅读更多 »
生一个，送万元现金？新加坡转向催生的“抢救生育大补贴”
万宗纶 2023-3-29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7059165
回溯历史，新加坡政府在1965年独立后提倡“生二孩”，亦提出许多惩罚政策、前总理李光耀也曾提出争议的“优生学”，结果导致生育率不断降低。虽然新加坡从2000年不断提供各种补贴政策，甚至在今年大大提高了各种生育经济补贴、提高职业父亲的陪产假，但这是否能抢救低迷的生育率呢？图为2013年，英国艺术家在新加坡滨海花园的巨婴雕塑。图／美联社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的生育率在去年降到了1.05，不只是已经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准2.1（要让出生与死亡达到平衡的生育率），更是比起2021年的1.12、2020年的1.1都还要低，创下历史新低。
新加坡官员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是虎年，新加坡主要族群华人较不倾向在虎年生孩子；然而，媒体指出，上一个虎年时（2010年），新加坡的生育率也有1.15，政府无法否认新加坡生育率不断降低的事实。
若以新加坡的三大种族来做区分，华人是生育率最低的族群。根据2022年的统计数据，华人的生育率只有0.87、印度人则是1.01，马来人则有1.83；也就是说，去年的新加坡平均生育率还能有1.05，几乎可以说是靠马来人在撑。
基于此，今年公布的2023预算书中，星国政府再次提高了对生育的各种经济补贴。政府也宣布，2024年开始，职业爸爸可以放四周的陪产假（原本只有两周），并由政府支付薪水。这种种鼓励新加坡人民生小孩的政策，却似乎没办法追上新加坡生育率接连破底的趋势。
图为身穿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标志衣服的父母。图／路透社
1965年独立后：生两个就够了
图为当时新加坡政府倡导“生两个就够了”的生育海报。图／维基共享
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面临了非常多战后待解的问题，包括都市老旧、高失业率、住房不足等等问题；同时，出生率不断攀升、死亡率却同时下降，使得新加坡愈来愈拥挤，新加坡政府有感诸多经济与教育改革会被高出生率拖垮，如同许多同时期的亚洲国家一样，星国政府开始倡导新加坡人民要少生一点。
新加坡政府成立“家庭计划与人口委员会”(Singapore Family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Board)，希望推动“小家庭”风潮，推出诸多惩罚性政策，包括第二胎开始生产费用提高、只有前两胎母亲可以请产假、第三个胎之后家庭不会因此享有所得税减免；更绝的是，只要你生到第三胎，你获得组屋的机率就会下降。
这种计划生育的政策非常有效，使得新加坡的生育率雪崩式下跌，在1975年就首次跌破了人口替代水准，来到2.05（当时香港的生育率都还有2.67）。1986年，更因为经济萧条与虎年影响，生育率跌到仅有1.4。 阅读更多 »
华语：从告别“母语”到走出“母语”
林恩和（怡和世纪副主编） 2023-3-19
怡和世纪 第48期 2022年12月
语言的多样性会不会既是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如此多样性也可以是一种财富。世人通过学习、探知、翻译穿梭于不同的世界观中，一为传递交流，二可丰富自我的世界观。
——巴巴拉卡桑 Barbara Cassin
在还没有进入正文讨论今天的课题之前，让我转述一个朋友的故事，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故事。
就在不久之前，我的朋友和一群年过古稀的退休老人到南部步行，正当他们欲踏进一条通往一个废弃小池的偏僻小径的时候，一个男子从停在路旁的车子出来，喝住他们：“你们没看到前面有块牌子，写着不准进入吗？”朋友礼貌地向这位貌似“政府人”的男子说：“对不起，因为牌子写的是英文，我们老人家看不懂。”男子一听，厉声问道：“你们是不是新加坡人？”我的朋友回答：“你认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会英文？还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懂得英文？”那个男子显然恼羞成怒，威胁道：“你们不要走开，等我召警察来，你们去向警察说你们不懂英文好了！”朋友听了这个说辞，一时懵了，为什么不懂英语会是一个必须交由警方处理的问题。当然，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当然是个个案，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拿它当作例子来说明新加坡的语言现状，也不是说它代表了官方的立场。不过，类似的例子不时发生，比如英文媒体的言论版就有人把不懂英文的人视为文盲，有者因小贩中心助手不懂英文而动怒，直言不懂英语的人不配当小贩助手等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英文的傲慢并不罕见。如果冷静地思考这些现象，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积极”面来说，这些现象证明独立后，新加坡大力推行英文教育的成功；但是，这种现象也足以引起我们担忧，曾几何时我们一向认同的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多元文化社会愿景受到了挑战。
最近几个月来，新加坡华文媒体发表了许多有关新加坡华文问题的文章，报章陆续发表参与讨论的文章，数量多达数十篇，时间持续长达数个月。因为各个作者的视角和立场不同，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况，归纳起来，有对华文水准低落的现象表示关心；有对教学法的问题提出看法；有人甚至提出方言和华语之间到底是相辅相成或者是对立的课题。一时华语、英语、方言、母语、通用语各持已说，形成众声喧哗的现象。这场讨论的发生说明了什么？是大家对华语在新加坡逐渐式微的处境表示焦虑或困惑？还是对华语在新加坡的存活和前景仍有期待？
在我看来，这场针对华语课题的讨论，牵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无意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能否打破禁忌，去正视这个问题。没有正视问题的勇气和理论的想象力，我们很难穿透迷雾，看清这些现象的政治因素和历史根源。
如果我们能够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去检视新加坡现在的语言政策的框架，不难发现它的理论根源和历史脉络，与新加坡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左右的语言政策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移民社会造就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新加坡早期多元民族社会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发展远东的贸易，以三个协议逐步取得新加坡的控制权，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很快地新加坡就崛起成为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形成了以华族、马来族、淡米尔族三大民族为主的移民社会。作为移民他们分别离开了原乡，来到新加坡这个陌生的土地开始新的生活，因此有了不同于原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活和经验。各个民族移民的杂处和交往，产生语言和文化的互动，不过，各个民族之间始终保持警惕，避免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传统消失，因此才会有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社会多元性的存在，既能保持每个民族丰富的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也能彰显语言的丰富和多元。也因为如此，在英国殖民地政府大力扶持的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主流教育系统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三种不同源流的学校，自力更生求存发展。
由于新加坡华人人口数量众多，华文学校需求大，英国殖民地政权长期对华文学校虽然存有戒心，认为它们是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但是过分打压华文教育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对华文教育采取较为包容的策略，让它自生自灭，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才能自求多福，保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名称隐含的意识形态
新加坡因为殖民地的身份，殖民地宗主国以权力介入，把它的意识形态借着语言、文化、教育、政治渗入到社会的深层结构之中。语言是传播影响力最好的工具，英语自然而然地凭其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行政、教育、工商等领域，处处显示出强势语言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殖民地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比如在高等学府的录取和政府机构公务员的聘任上，规定必须具有良好的英文能力。殖民地当局拒绝承认华文教育学历，把华校毕业生拒于升学和求职门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语言教育体制制造等级性的差别待遇，这种不平等的语言教育政策，成为形成不平等社会关系的根源。英校生成为天之骄子，让他们容易滋生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effortless superiority)，这也进一步提高了英语在殖民地子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用英语不单单是满足追求时尚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我的国家
作者：李显扬 译者：新国志 2023-3-7
https://www.facebook.com/LeeHsienYangSGP/posts/753499039472634
我身为新加坡体制的一部分而获得了很多，也因为试图实现我父亲的遗愿而失去了很多。如果我和我姐姐保持沉默——如果我们让显龙改写历史——我们就会继续作为新加坡体制的一部分过着和平和舒适的生活。我们开口说话是为了履行对父亲的承诺。任何单纯的物质计算都无法抵销对我们的声誉和社会地位造成的风险。
李显扬
我很伤心，因为我为我父亲李光耀的承诺挺身而出，而被自己的国家逼成了逃亡者。
然而，他们刚刚又发起了另一次攻击，将李显龙在李光耀遗嘱认证后，2016/2017年在部长委员会、2017年在国会以及2019/2020年在纪律审裁中提出的同样问题重新提起。现在，我未经正当程序就在国会和媒体上受到谴责。在这种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起诉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公平和适当的调查或公平审判？
我父亲提出的要求似乎很小，我们应该拆掉他的房子。然而，在他于2015年去世后，是我们的亲哥哥反对父亲对我们的指示。结果，我的姐姐玮玲公开骂显龙是“不光彩的儿子”。
玮玲，尽管她有种种怪癖，但她总是直率、有原则、有勇气。我在她的劝说下，为我们的父母站出来。我们两个人都一直接受新加坡政府有权力保留我们父亲的房子，但我们拒绝继续假装父亲改变了主意，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这个做法。接受政府有权力夺走你的房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会感到很失望。如果李显龙和他的政府希望保留父亲的房子，那么他们应该承认，他们保留房子是违背李光耀的真诚愿望的。
显龙和他的团队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破坏我父亲的遗愿。那份遗嘱在2015年被法庭认证，并得到了显龙和他的律师黄鲁胜的支持。甚至在我妻子的案件中，法庭也将李光耀描述为对其遗嘱“很满意”。如果李光耀真的改变了主意，他可以在2013年和2015年之间的任何时候改变它。此外，李光耀多年来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包括在演讲中，在他的书《硬道理》中，以及在他死前录制的视频中，都表达了他对拆房子的愿望。如果李光耀改变了主意，他一定会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毕竟，显龙在国会承认，李光耀拆除他的房子的愿望是”坚定不移的”，尽管显龙后来又反悔了。 阅读更多 »
新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