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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殖运动高峰期 历史大事件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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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学(怡和世纪编委)   2019-12-12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引言

在殖民地政府的官方历史里,上世纪50-60年代是个充满暴乱的动荡时代。其实,那正是新加坡反殖运动的高峰期,全民奋勇投入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场面可歌可泣,本文简单介绍几件大事。

513事件——走在反殖运动前线的华校学生

遏制华校发展

这里先简述战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当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新马的政局起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政府到处抓人,白色恐怖弥漫社会;另一方面,人民生活窘迫,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强化政权,逐步推行遏制民族教育特别是华文教育发展的政策。

1951年政府举办初中三会考,想通过考试淘汰学生,减少升上华校高中的学生数目,以限制华校的发展。那一年的会考,遭到华校学生抵制,当局为此开除百余名学生,其中包括林清祥和方水双。

1953年新加坡发生数宗奸杀案,这是殖民地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纵容黄色文化四处泛滥造成的恶果。有正义感的受华文教育青年和工友、华校中学生以及妇女团体,于是发起反对黄色文化运动,多种健康艺术活动应时而生,文艺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面世,其中以《人间》、《耕耘》和《荒地》等最受欢迎。与此同时,多所华校学生也联合成立“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举办各种有意义的文艺活动。

中学生反对当兵

1954年3月17日,英殖民政府公布“民众服役法令”,凡年龄在18至20岁男性包括学生,都得前往登记民众服役,4月5日开始,5月12日截止。如果学生不按规定登记,着令退学,并受刑法处分。

为了保有读书求学的基本权利,全岛华校生包括女校同学,开展签名运动要求免役。新加坡代总督顾德,同意在5月13日下午3时接见八名中正中学的学生代表。下午2时半,近千名华校中学生齐集克里门梭路皇家山公园,他们秩序井然地静候学生代表的佳音。可是,下午2时55分,突然有三辆镇暴车开到,百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走向学生队伍,欧籍警官下令学生两分钟内解散。就在双方对话时,警察却突然冲向学生队伍,并挥起警棍驱散学生,造成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他们还抓走40多名学生。

1954年5月13日,华校中学生结队前往总督府请愿,要求豁免兵役,警方以武力强行解散,酿成了著名的513历史事件。(黄金英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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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北京交往与第三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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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1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338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主要依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梳理北京与李光耀由1954年至1965年的交往历史历程。这正好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时间段。

这一个特定时间段的选择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不得而知,不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当下政治正确的新加坡主流历史中,第三中国论与中国第五纵队的说法,均指向中国干预新加坡的华人政治。因此,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可以针对这些历史疑问,提供一个说法。此外,厘清这一时段间的中国与新加坡交往的政治历程,有助还原新加坡华人政治斗争的历史场景。

这篇学术论文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为此,先整理出论文中的部分素材,之后,解读一些相关的历史过程。

其一、李光耀与北京交往的时间表。

1957年12月8日,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

1958年4月3日,李光耀通知协助单位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却通知取消。

1959年10月26日,李光耀派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

1961年2月11日,李光耀秘书致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说明杜进才计划五月访问莫斯科后访问中国。周恩来指示立即配合办理。

1961年5月12日,李光耀秘书通知取消杜进才访问中国计划。

1962年5月初,李光耀在香港首次接触中共官员间接与周恩来对话。

1962年5月23日,李光耀通知北京希望与北京的朋友谈话。北京方面立即配合由陈毅与周恩来拟定谈话内容。

1962年5月28日,李氏夫妇偕易润堂与新华社梁上苑、祁烽、谭干、薛景章等人会谈,中共港澳工委与广东省外办虽未参与会谈,但在外围协助并联繋北京,因此会谈极有效率。李光耀提出的要求于29日就获得北京答复,双方于30日李光耀离港前再次会谈。阅读全文»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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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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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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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9-10-27

今天新加坡华人有71%在家用英语交谈,这个结果是行动党有心造成,因为他们希望拉惹勒南的单语国族早日实现。否则“讲华语运动”搞了40年,越搞越倒退,有可能吗?这障眼法好好用,父传子之后,要子传孙吧。

人一生当中难免会遇上“事与愿违”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两个:1、主观努力不够,结局不如想象;2、形势比人强,不敌外在力量,兵败如山倒。然而,“事与愿违”落到政治操弄(spin)手里,却可以拿来卸责,甚至还可以让人觉得威权政治这回变得可爱和容易亲近。

大选接近了,忽然公家/政联机构“亏钱”的消息多了起来。2019年10月24日,报纸说:“建屋局的2018/19财政年常年报告显示,经盈余抵消,上财年的净赤字达19亿8600万元,比前一个财年的17亿1700万元高出15.7%。由于组屋以低于成本价售予国人,加上政府为屋主提供购屋津贴,并拨款翻新,因此建屋局的财务状况向来呈净亏损。”许文远最近说“为了提升地铁的可靠性,地铁营运业者和政府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首先,为了提高地铁效率,地铁营运业者必须提高他们的营运和维修品质:2016年至2017年间,运行整个地铁系统的总支出增加了2亿7000万元。由于乘客所支付的车资并不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各地铁公司其实都在亏本经营。其中,SMRT亏损了8600万元,新捷运(SBS)的地铁部门也亏损了数千万元。政府预计将在接下来5年提供45亿元的津贴,平均一年津贴近10亿元,而这还不包括政府未来建造新地铁线相关土木基础设施所准备砸下的250亿元。”

过去政府教育我们:公共服务部门要能够赚钱才能“永续经营”;所以起价是常态,使用者付费是必然。可是面对选票压力下,他们突然“事与愿违”起来,是不是让大爷您出了一口鸟气? 阅读更多 »

评《威权式法治》——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新加坡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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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    2019-8-3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275564

本书可以说是令人信服地揭示新加坡法治的实质是将法治当作了政府施政的工具、即使施政中可能损害民众的个人权利也在所不惜,从而不是制约而是扩大了政府的权力。那么读者自然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很少受到法律制约也不受媒体批评的政治体制,没有陷入腐败的深渊?为什么在政府强大影响下的司法体制,被限制提出公共问题的律师,仍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能够公正公平并且高效地处理社会纠纷?

《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 [新加坡]约西·拉贾(Jothie Rajah)著,陈林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343页,78.00元

和俗话所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很相近的是,一个外来者往往能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更能发现本地的文化特色。《威权式法治》这本书也是这种情况,一个来自于印度的法学生以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求学的意外遭遇,引发了对新加坡法治的兴趣,开启了自己对新加坡法治的研究之旅,并且在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作为新加坡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的职业体会中继续这项研究,得以做出这项研究成果。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的成功典范,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18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达到了六点四六万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七;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五点五五万美元,全球排名第六。在社会政治上,新加坡一直以其政府的高效而廉洁闻名,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按照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历年数据,新加坡都一直稳居在前五位。

但是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界,对这个城市国家政治体制的评价却争议很大。根据本书作者的统计与罗列,新加坡政治体制在西方国家法学界得到的各种评价有十四种之多:“威权式的”“半威权式的”“柔性专制”“亚洲式民主”“准民主”“非自由主义民主”“社群主义民主”“专政”“虚假式民主”“有限民主”“强制式民主”“专制政府”“开明的非民主政府”“强权选拔式的威权政府”。同样,新加坡政府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法治评价,在西方国家的法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本书的评价就属于其中较为主流的一种:新加坡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

作者在本书开始时就明确他所谓的“法治”的定义:自美国独立战争及法国大革命后,法治“其核心要领是必须维护和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并信奉法律的统治,“相信对政府应当施加一些不容违反的根本性法律约束”。由此作者认为:“新加坡政府既不遵循前自由主义有阶段就存在的对政府的约束,也不认为个人权利是不容侵犯的。新加坡政府挪用并阉割了威斯敏斯特式制度和意识形态(指英国式政治),以使它们(指法律)成为威权政府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制约手段’。”作者进一步指出,新加坡政府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通过攫取话语权,不断渲染新加坡立国的脆弱性——体量很小的城市国家,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袭扰等等——成功地将法治转变为政府施政的完美工具。

在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分析了新加坡立国之初的法律体系建设,认定在建国时,当时的国家领导阶层就有意识地改造了原来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英国法传统,尽可能地剔除了其中的自由主义内容。比如新加坡官方法律体系中剔除了殖民地时期的“习惯法”,法院的判决不接受原先殖民地时期法院接受的一些民族“惯例”作为依据。新加坡政府还解散了原先殖民地时期存在的各种自治性社团,从而能造就“一个静默且顺从的民间社会”。

为了证明新加坡政府将西方式法治“阉割”成了政府实行统治的“法制”,作者采用了立法史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了新加坡的几部法律的立法及实施过程,来论证这一基本观点。 阅读更多 »

听众人说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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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9-10-19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七八十岁的林清如,回头看十几二十的林清如。

那个年轻的身影,一定让他看见了什么。因此,他开口说了一个故事。没想到一说开,再停不下来。于是,2014年,他说成了一本书。

随后,他换另外的语言,把说过的故事复述一遍。然后,再复述一遍。五年后,又复述成了一本书。

这同样的一本书,于是有了两个面相。

书印出来。林清如要说的话,都说在书里了。即便有什么疑惑,警如哪些话是老清如说的,哪些话是小清如说的(要是真有人无聊到想考据这些),不都该到书中找去么?找不到,多翻几次就是。

再譬如为什么叫“黑白青春”?虽然作者卖了关子,表明要“把遐想的空间留给读者”,不信把书多翻几次还琢磨不出来。

黑色和白色,是两个极端。

在光学里,黑色基本定义为没有任何可见光进入视觉范围,白色则是所有可见光(光谱内的光)同时进入视觉范围。

在文化层面在语义上,黑色的联想是冷酷、阴暗、不光明。白色则代表纯洁、坦荡、光明。

那么,这样一本说黑道白,又有两个面相的书,读者究竟会看见些什么?有人或许看见黑白分明,有人或许怀疑黑白的界分;说不准有人不信邪越过黑白看见了五颜六色,也说不准有人从黑里看见被掩盖了的纯洁、坦荡和光明。

且听众人怎么说?

从近到远,先听My Youth in Black and White引起的回响。

(摘译自英文书的序与封套底的推荐)

Dominic Puthuchaery(前左翼工会领袖)仿佛从书中看见了他自己的身影,他的青春,他的奋斗,他对被人颠倒黑白的不以为然:

……书中的时间与事件,也是我自身历史的一个部分。那是我们成长的年头,形塑了我们许多人的样貌。那些年里,有我们满心喜悦同时也备感辛酸的记忆。新加坡是个考验我们的洪炉。我这辈子认识的一些最好的人,都在寻找能够历史性改变我们家园的答案、制度、愿景与方向,以实现和已从殖民主义下获得解放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的历史定位。

我们总是发自内心,要成为亚洲觉醒运动的一个部分,争取在亚洲扮演自己的历史角色,决定自己的前途,为我们的人民争取尊严和没有贫困的生活。我们在实现这些改变中曾扮演的角色和投入的努力,绝对不是一个失败。历史理应记录我们的贡献,哪怕只是作为一个例子,一个关于一群勇敢和怀着理想的人如何拆除种族、文化与语文藩篱,形成新愿景下的一股力量的例子。

……关于那些年头,那些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苦难回忆,当中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人当年如何跨越种族与宗教差异,缔结了伙伴与同志情谊,这样的典范至今犹未过时。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历史,至今仍被各种权谋论者所盘踞。在他们的叙事架构下,充斥着各种阴谋,以及对反殖人士及其运动的非人性描述。……这种被垄断的叙事应该打破,重造,注入人的体温。当年那些参加反殖,争取自由与人民尊严的人,有许多仍未为人所知。他们没有机会发声,挑战刻板与非人化的叙事。对他们故事的挖掘,尚未全面展开。清如自己的经历,他讲述二哥林清祥的故事,他对林福寿医生的描绘,对了解这些人和这场运动,是很有启发性和重要性的贡献。

我记得写过一首诗,给清祥念了。他把诗译成华文,那诗用华文念似乎更好听。有一次在店屋的天台,在一个聚会上,Chin-yan (就是书中的K女士)在二胡的伴奏声中朗诵了那首诗。我后来把那首诗丢失了;回顾和当下截然两样的那段艰苦日子,那诗也许无关紧要了。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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