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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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扬:你可以不投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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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六月 27, 2020 at 1:20 下午

工人党生死存亡之战——豪赌选民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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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      2020-6-26
https://pijitailai.blogspot.com/2020/06/blog-post_26.html

2020年新加坡大选是工人党的生死战,不幸落败,将回到1991年的原点。从新再来,还有机会吗?

2020年也是陈清木和李显扬的豪赌。类似人民行动党B队的新加坡前进党,他们从行动党出来,挑战行动党,“以今天的PAP,不是以前的PAP”,想要塑造一个没有变质,维护李光耀价值的新加坡。如果他们失败,以后脱离PAP参选的人,将会微乎其微。扭曲李光耀精神就会变本加厉。

为什么叫豪赌?反对党豪赌失败,将会把新加坡民主政治倒退30年,回到1991年,甚至1988年。

为什么说这是在豪赌选民的智慧和勇气?

选民的智慧就是要看清一党专政的盲点。在很大程度上,选民必须看到这是一种形而上的选择。新加坡人均收入领先很多发达国家,为什么我们在国会制衡,透明度,公开度,问责上犹如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对于老弱病残,贫富悬殊的问题有没有尽责解决?到底今天的行动党是否背离当初的创党原则和价值?

这是对年轻人,新公民,中上层阶级人士的智慧挑战。这些人的智慧,可以预想一个没有反对党的国会,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和政府利益冲突,他们在职场上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们不小心批评政府,他们的房产被征用,下场将会怎样?想象一个比现在更加一党专政的政府,这将是一个怎么样的新加坡?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六月 26, 2020 at 5:07 下午

新加坡迈向近150万客工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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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忠(工人党前非选区议员)  2020-5-25
https://yeejj.wordpress.com/2020/05/25/新加坡迈向近150万客工的历程

当我们把我们的小都市国家搞到拥挤不堪时,像2013年小印度骚乱那样的事件就可能会发生,更不用说如果我们让客工人数爆增235%!政府现在每年收取约30亿元的劳工税。这大幅度地给雇主增加了成本,并迫使他们将工人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让我们摆脱保罗•克鲁格曼在1990年所警告的那种“靠汗水”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同时还必须思考已故李光耀先生提出的“一个最理想的人口数量”,即我们的岛国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更加可持续,高质量和以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必须带头对长期严重依赖低薪工人的领域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新冠病毒病例的暴增使客工备受关注。本文的目是要探讨我国是如何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大量的低薪工人生活在与新加坡人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尽管他们实实在在地生存在我们群体当中。客工大规模涌入背后的经济考量到底是什么?

官委议员特斯拉副教授(NMP Associate Professor Walter Theseira)最近在新加坡大学政策研究所的论坛上指出,新加坡对此客工的依赖,从1970年代占新加坡总劳动力的约7%增加至今天的约38%。目前,这些客工中有72.4%持有工作准证(WP),而14%持有特别准证(SP)。从数字上看,客工人数从五十多年前的6万人增长到如今惊人的147万。其中大部分约123万人持有WP和SP(资料来源:新加坡人力部和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

持有 WP 和 SP 的工人是我国劳动力中工资较低的一群。目前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几乎出现在我们社会的每个空间。2008年,已故的李光耀先生表示,他认为他自己政党的“拥有650万人口计划”不可行。该计划主要是通过移民来推动经济增长。李先生当时说:“以我们拥有的土地来说,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人口数量,以保持生活空间的平衡与舒适感。”除了分享我们的社会空间,大量低薪客工的存在也压低了新加坡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的工资。这进一步造成了受益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群人与另一群实际工资停滞或甚至相较过去20年工资减少的人之间很大的分歧。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这么多客工,他们的工资和生产力都偏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面临今天这样的处境?

我相信,是从第一代领导人手中接棒以来,对经济增长着魔似的固执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是好的,但我们还需要研究增长是如何产生的,增长是否是可持续而且是优质的,以及经济增长的益处如何分配到整个社会中。从独立到1990年代,我国快速的发展得到许多国家和经济学家的赞许并以新加坡为发展的模式。其中持相反观点的包括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于他来说,新加坡经济奇迹的是靠劳力而不是靠创造力取得。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来自其能成功地动员人口参与劳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966年的27%跃升至1990年的51%。克鲁格曼教授警告说,新加坡的劳动力参与率已经如此之高,不可能再进一步提高了。这种“靠汗水”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我国无法通过提高生产力,提高效率和创新,那未来的经济增长就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外来劳动力来实现。

自1968年开始,执政党就一直绝对或近乎绝对的垄断国会,直到1990年代。国家领导棒子于1990年传给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1991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前所未有地取得四个国会议席。对于一个不能容忍任何损失或面对有实力竞争对手挑战的政党而言,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大事件。吴先生在1984年承诺新加坡将在1999年达到瑞士1984年的生活水平(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成功与否,取决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 阅读更多 »

风华正茂还是大限将至?浅论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模式”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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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贤(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2020-5-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376

昔日新加坡政府施政极具创新魄力,为此,“新加坡模式”受世界各国仿效,在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之下被视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以外的替代发展路径。如今,这美好岁月似乎在逐渐远去。

(编按:本文为《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中文版作者序。)

对“新加坡模式”不无认识的朋友必定会认为,有关新加坡光辉岁月行将终结之说,是无稽之谈。

“新加坡模式”风华正茂?

认为新加坡仍然风华正茂的朋友会说,新加坡经济富裕,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注)在世界各国之中名列前茅,国家于1965年独立后发展迅速,这一切都令他们为之惊叹。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新加坡官方所建构的国家发展论述“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新加坡故事”强调,新加坡纵然细小,欠缺资源,生存基础薄弱,这个年轻小国最终仍能排除万难,在艰险的世界之中取得成就。

对发展中国家领袖而言,“从第三世界跃身成为第一世界”(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此一出自《李光耀回忆录》的政治口号更是充满启发性。认为新加坡仍然风华正茂的朋友会说,新加坡社会极为和谐。从他们的角度看,新加坡社会纵有多元种族、语言、宗教,但仍然稳定、和平、宽容。在全国560万人口里,外来人口达160万人。于新加坡公民之中,华裔占多数(占76%);马来裔为关键少数(占15%),且多为穆斯林;印度裔占比较少(占7%);欧亚裔(Eurasian)则被归类为“其他”族群。新加坡向来抗拒“华人国家”标签,自视为拥有多元种族、语言、宗教的世俗国家,甚至不惜以部份人眼中的严刑峻法来捍卫国内少数族裔权益与维持社会稳定,这大概是因为新加坡曾和马来西亚及印尼两国关系不佳,在1960与1960年代曾经历种族骚乱。即使宗教信徒占全国人口5分之4,但从管治角度看,新加坡仍算是世俗国家。不过,也必须说,保守基督教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于全球反恐与仇视穆斯林的氛围下,为确保新加坡社会仍能团结且具韧性,新加坡政府不断推行鼓励各宗教相互了解的计划。

认为新加坡仍然风华正茂的朋友会说,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和乐富裕,是因其政府治国有方。从他们的角度看,新加坡政府清廉、精明、务实,如此有为的政府之建立,得力于李光耀与其他国父在开国时期的英明领导。换句话说,新加坡的国家发展成功方程式,是先由智者治国,良好制度随之而生,国家领袖之英明领导衍生善治。久而久之,官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渐成——民众亲历国家发展巨大变化,且随之而跻身为中产阶级一员,他们因此会顺从如此强而有力的政府。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

即便开明者都会赞叹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效能乃至治国能力。这些开明者固然会抗拒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乃至个人生活的控制,但他们或仍暗自欣赏政府思虑周详,行动灵活且具魄力,行事不受选举功利短视思维制限的表现。他们或会认为,政府犹如配件精良、运作畅顺的机器。不过,对开明者而言,政府权威建基于其执政表现而非民主竞选,也是让人纠结的事——在全球民主看似退潮的时代,就更是如此。英国脱欧,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奉行威权式民粹主义的政府涌现,似乎都在证明全球民主确实在退潮。在此脉络下,新加坡的成功管治模式被视为自由民主政体以外的替代发展路径。冷战结束后,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曾认为,自由民主政体终将会统领世界。

认为新加坡仍然风华正茂的朋友会说,“新加坡模式”最应受人赞颂之处,在其杰出城市规划。纵使在英殖时代新加坡不乏贫民窟,纵使新加坡处于令人难耐的热带,但新加坡最终仍能发展成为花园城市(garden city)而非水泥森林。至今天,新加坡甚至进化为“花园中的城市”(city in a garden),其天际线可媲美其他世界大城市。在这种城市之中,大部份新加坡民众居于组屋(公共房屋)单位,他们的居住环境舒适、安全、设计优良、保养有道、设施齐全、交通方便。近年政府更积极于城市发展进程之中应用高科技,希望由此确保城市能永续发展,能持续宜居。即使新加坡是世上其中一个水资源最为短缺的国家,但因政府积极应用与发展相关科技,新加坡已能克服攸关国家生存的先天缺陷。事实上,新加坡已将自身发展为水资源管理枢纽——新加坡既是水资源管理企业创立地,也是水资源管理研究重镇。可以说,单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新加坡已转危为机。 阅读更多 »

论“新加坡学”——新加坡模式的五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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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20-5-1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論-新加坡學-新加坡模式的五大啟示/

于全球化体系之中、在民主政体渐受质疑的时代,陈思贤的观点其实颇具启发性。按此观点,新加坡政府的霸权地位并非丝毫不受任何挑战,民众并非全然被动,新加坡威权政体并不如外界所想象般牢不可破。陈思贤特别指出,新加坡拥有双重身份,既为全球城市,也是国族国家这种国家双重发展定位已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之魅力已不如前。

Photo by Hu Chen on Unsplash

(编按:本文是作者为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新书《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所写的导读之一)

在华文世界,“新加坡模式”经常引发争论,对其爱恨者皆有。从“新加坡模式”歌颂者角度看,“新加坡模式”不乏神话色彩——在强人李光耀的领导之下,精英政府能强政励治,故此新加坡虽为小国,但仍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及影响力,其国民生活富裕,人人安居乐业。由是观之,“新加坡模式”乃善治模范,为民众福祉着想,各国家领袖都应复制“新加坡模式”。厌恶“新加坡模式”的论者却认为,新加坡奉行家长式管治,社会自由被践踏,民众意志不被尊重,故此“新加坡模式”不可取。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模式”想象并非全无道理,但仍不足以完整呈现“新加坡模式”的本貌。具体而言,上述“新加坡模式”想象问题有三:第一,这些想象仅从新加坡管治精英的角度去理解新加坡,民众一概被视为满意政府所有作为、毫无情绪的被动追随者,他们在“新加坡模式”之中的角色因而甚少被认真探究;第二,新加坡独立建国至今已逾五十年,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一直能够一党独大,且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国家政治局面仍会延续下去。问题是,政府拥有威权力量、能使民众屈从并非新加坡威权政治史之全部;第三,“新加坡模式”面对何种威胁?为何如此?有何解方?这同样是上述“新加坡模式”想象无法解答的问题。

从《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看新加坡威权管治神话

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所著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下文简称《新加坡模式》),是有助于破除“新加坡模式”神话迷思、从新加坡在地视角透彻认识“新加坡模式”不可多得的入门读本。陈思贤是新加坡本土政治学者,活跃于新加坡公民社会,曾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副院长。有别于一般想象,陈思贤在书中的基本观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一党独大,首要倚重的并非政府所拥有的威权力量,而是能说服大众接受执政党家长式管治的“新加坡故事”论述。可以说,“新加坡故事”论述之建构,其实也是新加坡城邦国家建构工程的核心一环。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强调,国家细小,欠缺资源,生存基础脆弱,时刻面对各种威胁,故此需要强势精英政府居中协调与善用资源,若非如此,社会便会分裂与动荡。为求国家生存,新加坡政府以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与用人唯贤精神(meritocracy)这两大原则行事。这种管治哲学强调两点:第一,国家之生存不应受某一特定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观所羁绊;第二,国家必须广纳“人才”。

于全球化体系之中、在民主政体渐受质疑的时代,陈思贤的观点(即“论述为新加坡建国根基”)其实颇具启发性。按此观点,新加坡政府的霸权地位并非丝毫不受任何挑战,民众并非全然被动,新加坡威权政体并不如外界所想象般牢不可破。陈思贤特别指出,新加坡拥有双重身份,既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也是国族国家(nation-state)。这种国家双重发展定位已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之魅力已不如前。正因为此,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努力修正论述、调整官民关系,例子有二:第一,在二〇一二年,新加坡政府举行全国对话,广邀民众就国家发展目标与策略各抒己见;第二,近年新加坡政府重新诠释实用主义哲学与用人唯贤精神,希望藉此减少民怨。 阅读更多 »

“政党轮替”在新加坡似乎毫无可能,为何仍要大费周章举办国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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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鲲鲁    2020-4-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3694

新加坡出身的学者Netina Tan引述早已经为众人所知的政党政治大师萨托利(G. Sartori)的理论解释,常常在讨论新加坡政治体制时遭到忽略:选举事实上是人民行动党政府最重要的政权正当化及政治稳定的机制。

胜选的意义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一向以促进族群和谐、加强国家安全为由,依法限缩人民自由权利,削弱反对党力量,并巧设选区制度和甄拔人才制度,在不曾中断过的选举中继续保有执政权。近年来人民行动党仍扩张新式集体资源,并明目张胆地在大选中以之为筹码,争取选票支持。如果政权如此稳定,又完全不相信西方的竞争型民主政体及多党构成的国会制度,那么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何必费尽心力定期举办国会选举及补选,每一次都为了制定选举规则、划分选区以及分化斗争反对党、控诉并中伤反对党候选人,投入巨额资源,搞得人仰马翻,而且还要这么样在乎选举结果胜败输赢。何不节省经费,更有效率的甄拔人才?何况已经长期有效执行的党内甄拔机制和国会议员“官委议员”(nomina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NMP)的设计有可能足以担当重任?

美国研究中国与亚洲的学者裴敏欣(Minxin Pei)在李光耀逝世后重新诠释“新加坡模式”好告诉中国如何真正学习新加坡进行改革,他指出,新加坡模式的真正秘密,不是李光耀如何镇压政敌或媒体,而是他善于利用民主的选举及国会机制,透过法制手段维系政权。不遗余力地甄拔人才加入执政党,让他们参加定期而公开的选举。虽然不常发生,但执政党的政治人物如果不慎选输,一样失去政坛地位及权势。新加坡模式正是李光耀利用选举让属下与反对党竞争,以确保执政党不腐化、不会失去竞争力。

至于有竞争性选举为什么就能激励执政党政治人物不腐败?新加坡出身的学者Netina Tan引述早已经为众人所知的政党政治大师萨托利(G. Sartori)的理论解释,常常在讨论新加坡政治体制时遭到忽略:选举事实上是人民行动党政府最重要的政权正当化及政治稳定的机制。选举对掌权者提供了常态化的民意回馈机制、党内领导阶层汰旧换新的诱因体系、以及任由反对势力批评的可操控管道、民意不满情绪的宣泄口,并且藉以决定压制或吸纳异议者。

有得有失的选举不但用来验收党内政治人物表现及争取民意忠诚的能耐,对于不同选区的各个社区而言,选后社区更新资源的重新分配,刚好形成奖惩机制,警惕反对力量较大的选区下次不再仿效。于是,人民行动党透过精心设计的选举制度,在新加坡建立了已开发国家中少见异常巩固的霸权政党体制:一方面新加坡的反对党始终像是得到执政党特许的组织,在选民心中的形象永远是二流的角色,无法与人民行动党匹敌;另一方面,国会中人民行动党胜选的席次远远超过反对党,平均计算国会有效政党数目只达到1.03;最后,对选民心里影响最大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政党轮替毫无可能,接受人民行动党的持续统治成了无可避免的选择。而且,另一个重要的作用:越是遭逢政经危机的当头,选民就越不敢给改朝换代任何的机会。 阅读更多 »

李显扬:先打倒冠病19 选举须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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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显扬     译者:网络公民    2020-4-5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0/04/李显扬:先打倒冠病19 选举须暂缓/

李总理称,他需要获得强大的委托才能处理疫情。他还有12个月任期,且在国会占据93席的超级优势。难道现在的委托还不足以让他在当前局势带领新加坡?

(翻译自李显扬刊载于《马来邮报》的评论)

基于冠状病毒19本地传播病例已超过入境病例,新加坡目前已启动“断路器”式的半封锁措施。本月3日,总理李显龙称关闭学校、非必要服务商店和工作场所的措施,旨在防堵感染传播。

经过数周的担忧后,许多国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当局采取更严谨措施来保护他们免受病毒侵害。然而,仍然有强烈的感觉,在这场健康危机的关键时刻,国家的关注重心被迫分散。4月7日,当国人将在“阻断”措施下准备呆在家里,人民行动党(PAP)却将在国会推动通过《国会选举(冠病19特别安排)法案》。

这法案似乎显示,行动党把它和李总理的利益凌驾于家国之上。执政党似乎仍执迷于在还有整整一年任期的情况下,如何在疫情下召开选举,更何况世卫组织(WHO)已宣称这场疫情为“您能想象到的最强劲敌”。

敦促国人“相信自己为国家利益而非个人”,但李总理却无法放下即将举行的选举,令人莫名其妙。

既然行动党不太可能败选,为何那么焦急于选举?难道是畏惧经济衰退的恶果?需提出的问题是:政府是否过于被动或做得太少,只是为了避免惊动人民或限制对经济的损失?有多大程度因为提早选举的渴望而分神?

当前,新加坡理应得到总理和他团队的全盘关注,对那些每日面对感染风险的前线医护人员,予以尊重。然而,当新感染群仍在涌现,执政党却把宝贵的时间精力都浪费在选举安排上。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5, 2020 at 1:36 下午

新加坡模式光环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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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30
https://www.cup.com.hk/2020/03/30/has-singapore-model-faded/

近年新加坡经济问题丛生,打击执政人民行动党的统治威信。图片来源:路透社

新加坡自1960年代独立,逐步由中转港口发展成世界十大富裕经济体之一。长年的稳定繁荣,促成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其家长式威权资本主义更成为所谓“新加坡模式”,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分庭抗礼。然而新加坡近年社会结构问题频生,面对贫穷人口上升、失业趋势扩大、组屋价格波动等等挑战,政府不是回应有限便是打压灭声,统治资本已受动摇。《日经亚洲评论》近月一篇专题报道,就指出新加坡表面风光之下的种种弊端。

以人均收入计,狮城现时排行全球第九,堪称富裕国家,然而近600万人口之中,贫穷人口占25万,按官方估计,底层20%居民每月开支超出收入335元新币(约1,800港元);同一时间,当地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水费自2017年起上调3成,医疗费5年内增加1成。组屋市场先是过热,后来变成负资产计时炸弹,加上国际贸易受挫和结构性经济问题(例如人口老化),新加坡2019年增长放缓至近10年最低水平。前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首席经济师杨南强(Yeoh Lam Keong)表示,新加坡情况好比壮年时在菲律宾工作,老后却在伦敦退休,以经济繁荣换取社会稳定的狮城模式已经出现裂缝。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30, 2020 at 6:2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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