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杜进才

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with 2 comments

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分流不分流:40年的分流教育走入历史

leave a comment »

从夜暮到黎明     2019-3-15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9/03/40.html

分流制度实行的首10多年,我以补习老师的身份接触过学术成绩最好和最差的学生,感受到精英的自傲自信与普通标签的自卑失落的强烈对比。但我觉得更多时候,这是学生被安置在某个框框中,自然表达出的相应情绪,就像龙游浅海,虎落平阳,没有机会展现特长一样。

王乙康教育部长宣布取消实行40年的分流制度。

明年起,25所试点学校可让普通源流学生从中二起,根据强项修读较高水平的地理、历史和文学科目。同样的,一些学生也可根据需要和兴趣,选修较低水平的科目。例如,快捷源流学生可选修普通工艺程度的机器人科目。

从2024年起,教育部将在各中学推行科目编班,让学生根据能力修读适合自己水平的科目,不再以“快捷源流”(Express)、“普通学术源流”(Normal Academic)和普通工艺源流(Normal Technical)来分班。

分流制度源自吴庆瑞

分流制度是吴庆瑞的产物,多年来社会上已经有许多质疑的声音。若追踪一下,不难发现分流制度以革命的速度全力推行,去分流化的过程则是缓慢渐进的。

吴庆瑞在任期间(1959-1984),推行三大影响深远的政策:(1)国家经济方面,通过发展裕廊工业区来开展新加坡工业化大计;(2)国家防务方面,推行国民服役法令,由以色列训练陆军,台湾训练空军和海军;(3)教育制度大改革。

吴庆瑞对本地教育制度提出大改革,包括:推行小三(后来改成小四)与中学分流、创办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CDIS)、以及提高教师薪金至专业水平。其中,分流制度引起最大的争议,因为它加深精英主义与社会分化。

“The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Goh Report,吴庆瑞报告书)提出本地的教育制度过于刻板,只让顶尖10%至15%的学生获益,最终念到A水准。至于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学生都必须离校,等于浪费人力资源。

吴庆瑞报告书:教育损耗率。E: Enrollment 招生率,A: Attrition 损耗率,L: Leave 完成该阶段后离开。1970年代新加坡有29%学生没完成小学教育。71%升上中学,其中36%中途离校,21%完成中学教育后没有升学。14%学生升上高中,其中5%学生中途离校,4%完成高中教育后没升学。最后升上大学、Singapore Polytechnic, Ngee Ann Technical College 和教育学院的只有9%。相比之下,台湾有20%大学毕业生,日本则高达38%。资料来源:NAS

1979年3月30日,国会在取消党鞭的约束下,接受Goh Report作为新教育制度(New Education System)的基础。1980年,中小学分流制度全面执行。阅读全文»

吴资政捍卫部长高薪引网民怒火 全球最高薪仍不足?

with 3 comments

网络公民/北雁    2018-8-8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18/08/吴资政捍卫部长高薪引网民怒火 全球最高薪仍不足?/

网民KH NGAI:所谓“部长薪资不足”,早在李光耀仍任总理时就提出,但近十载我国部长薪资已是全球最高!但是人民行动党还是招揽许多“合格”专业医生、纸上将军、律师和会计师等,成为被党操控的扯线木偶部长和议员!很简单,谁会愿意去做较低薪资的工作?他们基本上就是贪婪!

吴资政捍卫部长高薪引网民怒火 全球最高薪仍不足?

关于部长“高薪养廉”议题,早前就已引起人们非议。各大网络新闻近期报导,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一则谈话音频中,批评居民建议部长减薪乃民粹主义做法,致使部长薪资争议在社交媒体空间重燃,问责我国部长表现,是否与他们的高薪相符?

有关对话是在本月2日,于职工总会中心举行的东南区研讨会上,吴作栋回答基层居民的提问。当时,70岁的布莱德岭居民委员会成员阿都阿兹说,年长者为了生存,即使入古稀之年也不能退休,还要继续工作,令他感到忧虑。他询问吴资政,为何不从国防开销和部长薪资中,提取一部分来改善年长者的生活?

吴资政部属提供完整对话逐字稿,本社在昨日翻译还原完整对谈内容

吴作栋首先询问居民阿都阿兹,如果年长者不从事打扫清洁工作,还有谁愿意去做?如果请外劳又可能引发外劳泛滥问题,年长者也失去增加收入机会。他感谢阿都阿兹关心年长者情况,惟不认同削减国防开销,因为要捍卫小红点,需要有先进雷达来提前侦测来犯敌机,这些都要花钱。

“你说的对,得从哪里拿钱。如果你建议起消费税2%,来支付年长者退休金,我必须大大表扬你。但你说的是,砍国防部预算,100%也可以。此外,你要砍部长薪资。这是很民粹的,我告诉你,部长薪水还不够;再现实一点,你是否知道,现在公务员赚得都比部长多?再减薪会导致没有人愿意为政府效力。”

吴作栋也举例,现任律政暨卫生高级部长唐振辉,在当部长前的年收入超过两百万,为了服务人民毅然放弃高薪;如果有人在外头都没办法赚到百万收入,却要成为部长,他也不会聘请,因为这样只会招来非常平庸之人。

有者对吴资政言论表示失望,也批评他在谈话中一味捍卫部长高薪和国防预算,但是对如何改善年长者低收入劳动的处境,着墨太少,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网民江金顺(译音)在新加坡时事论坛脸书专页《议论政策论坛》留言感慨,过去第一代开国元勋,如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拉惹勒南、EW巴克等,都是任劳任怨为民服务,即使只有区区数千元却从没有嫌薪水太低。

“他们高尚的品格、正直廉明,还能够把小红点打造成“亚洲四小龙”之一。”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8, 2018 at 12:11 下午

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leave a comment »

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与“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年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在1954年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年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年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年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月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指挥棒

with one comment

伍依     2017-2-2

李光耀往往是妄自尊大的,一切措施都是出自他的设想。包括建立机场、兴建地铁、拥车证、车辆过路费等等,反正新加坡的一切成就,都是李光耀的功劳。日本谚语说“给自己唱赞歌的人,听众只有一个”,李光耀大概就是这样吧。

李光耀把寡头政治比喻为“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有足够的认识……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

“我和我所领导的内阁部长们维持着朋友兼政治同僚的关系,长达三四十年。当中有好几个人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的,对彼此、对共同奋斗的事业,我们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则不可能冒险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李光耀坦率的道出他是任人唯亲的,却又撒谎说“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从李光耀的回忆录中,读者看不出李光耀这一点。李光耀是英国人精心培养的代理人,早期秘密和共产党人搞所谓的“统一战线”,和吉隆坡政权和英国人密谋“大马来西亚计划”,哪里有“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

超过度地渲染“宣战”,是李光耀自我拔高的说法。特别是“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更是弥天大谎。在惹不起“马来极端主义者”时,李光耀只能采取躲得起,敬鬼神而远之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了。

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和吉隆坡政权为了争夺,彼此毫无节制地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吉隆坡政权坚持“马来人特权”,李光耀就坚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撕咬得不可开交,导致民族之间发生流血事件。这是双方犯下破坏民族团结,挑拨离间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的罪行。李光耀妄图把责任推给对方,无非是表白自己是维护民族友好关系高尚的人。

李光耀很自豪地说他们的团队是如何团结一致,“我们早期在一起奋斗,常常好像就快被锐不可当的势力所消灭,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最强有力的联系,这种联系把我们紧紧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见我们从不外扬,只在内阁中讨论,直到分歧化解并达成共识,我们才提出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确立场。”可是当他的同僚一卸下部长职务,就如脱缰的野马,发表和李光耀相左的意见。杜进才不就和在野党詹时中站在一起反对公积金政策么?丹纳巴南不就反对“光谱行动”辞职不干么?李炯才等人不就反对关闭南洋大学么?对集选区“不是所有老一辈的部长都能够坦然接受的。其中以拉惹勒南反对得最激烈……不把我的计划看成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而认为是在开倒车”么?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2, 2017 at 11:34 下午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居者有其屋”

leave a comment »

伍依    2016-12-11

保障人民住房应该是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建造面积、布局、房价、租金适合广大人民需要的住房,也应该是政府制定房地产政策的着眼点。房地产业是属于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并不是政府的施舍,是人民用自己的血汗钱购买的,过高地强调李光耀的功绩,只是在李光耀身上插漂亮羽毛罢了。

李光耀津津乐道的“居者有其屋”的政绩,其动机来源于“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则政治就不会稳定。”

李光耀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为所有人都只是关心一己私利。他说:“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这只能说明李光耀的胸襟和视野是很狭小的。哲学家冯友兰在《新原人》中说,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李光耀的境界充其量也就是“功利境界”。小小的“住房”就“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国家呢?民族呢?“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吗?从1791年马来人发动第一次抗英战争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和反英国殖民统治直至1957年马来亚取得独立,共166年不就是已经“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了吗?抗日反英英雄们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上午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里足地”的无产阶级呢!英雄们的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行为难道就是为了“拥有的感觉”所使然?

李光耀的“功利”促使李光耀下定决心推行其“居者有其屋”的计划。这也是李光耀常常炫耀的政绩。

不过,以李光耀的文化背景,是不可能把他的建屋政策浓缩为“居者有其屋”的口号的。其实“居者有其屋”脱胎于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不是李光耀的创造。李光耀的智囊中有几个像李微尘、傅无闷三几个曾是中国国民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熟知“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效应,是这些人为李光耀设计出来的口号。但其性质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相差十万八千里。“耕者有其田”是无偿永久性分土地给农民,每年缴交农业税;“居者有其屋”是分期付款购买,每年还要缴交房产税、杂税,房屋使用权仅99年。不可否认,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解决办法是公私相济的性质,要比那些全由私人负担买房的做法好。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新马分家”

with one comment

伍依   2016-10-22

事实非常清楚,李光耀完全知道脱离马来西亚的前因后果,却在回忆录中故作神秘,好像被吉隆坡政权踢出马来西亚是“突如其来”的,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了委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力已日落西山,无力再保持庞大的殖民统治,必须采取紧缩政策,物色代理人,维持殖民利益。苏卡诺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高涨,冲击周边国家民族解放的要求。为了遏制这股凶猛的民族主义浪潮,“大马来西亚计划”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大马来西亚计划”被称为“新殖民主义”。

所谓“大马来西亚计划”是“英国为解决其北加里曼丹三邦(汶莱、砂拉越与沙巴)的非殖民化问题,以‘合而治之’的新殖民主义,让其代理人出面提出。1961年5月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Shah,简称‘东姑’)提出马来西亚计划”。(严秋霞《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1954-1963)》)

行动党分裂后,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力量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给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政权沉重的打击。如果不借助吉隆坡政权,李光耀将很难保住政权。但是吉隆坡政权又因为民族结构问题,不愿意单独接纳新加坡,英国殖民部和吉隆坡政权才策划将英国殖民地的砂拉越和北婆罗洲以及汶莱纳入“大马来西亚计划”。“1961年1月16日,英共和联邦关系部及殖民地大臣邓肯•桑底斯莅马,在金马仑高原的岑氏别墅召开一项英、马、新非正式极峰会议。与会者有英驻马最高专员陶里、英驻新最高专员薛尔克、澳洲驻马最高专员克里芝利、纽西兰驻马最高专员班纳、印度驻马最高专员普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财政部长吴庆瑞、马来亚首相东姑与副首相拉萨和内长依斯迈医生。”这就是被称为“金马仑高原的密谋”的会议。(《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从英国解密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光耀急于要并入马来西亚联邦,并不是基于新加坡人的福祉,而是为了解救行动党风雨飘摇的政权。李光耀与英国殖民部和吉隆坡政权密谋的是如何摧毁新加坡的反对力量,商谈的是什么时候采取逮捕行动较为恰当,由谁出面逮捕,要逮捕多少人,逮捕谁。

李光耀在回忆录的《后记》中说溜了嘴:“1963年,我们跟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解决了共产党人引起的问题。”

社阵领导人之一傅树介在《冷藏行动中被扣留》一文中,引用英国解密文件揭露了李光耀的图谋:

“李(光耀)很担心,大马来西亚和合并的主动提出,不应被看成是来自英国,因为这将使他更难在新加坡推行这计划。他想要先跟东姑达致协议,然后到伦敦访问,使这项计划看来好像是马来亚领袖主动提出的结果。”(CO: 1030/981, Tel. 312)

“李光耀渴望与马来亚联邦合并。这关系到他的政治前途。”(CO: 1030/981, R/042/14/61)

“他明确地投诉说他在一方面被英国,在另一方面被联邦当做傀儡……。我强迫他说出他究竟要的是什么。他说他要一项与联邦合作的清晰计划,以便他在10月底之前可以向选民阐明。之后他有意举行全民投票或大选……他谈到东姑时毫不客气。他对于那位王子打躬作揖已感到反倦。他不准备继续这么做……”(CO: 1030/1149第93页)

“三个星期之后,英联邦公关部的电报写道:‘李光耀……于1962年7月29日参加(伦敦)谈判……。他之前在5月间曾访问过伦敦。那时他向英国的部长们强调建立马来西亚的迫切性,因为他的党的政治处境不妙。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在接下来几个月,保有马来亚——新加坡合并计划的有效支持。”(CO: 1030/103第181页1962年8月10日)

处于风雨飘摇境地的李光耀政权,捉住了“大马来西亚计划”这根救命稻草,积极响应,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全民投票”。 阅读更多 »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