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住豪宅（二）

李莫愁     2023-5-21

尚穆根和维文的房租虽然是自己掏腰包，但是这次他们住的是公家的产业，而不是自己真金白银买的。如果在取得这些庄园豪宅的过程中有猫腻，或者价格低得不敢相信，节省了大笔的产业费，是不是也算侵占公帑，要纳税人买单？

莫愁在上一篇文章里，说因为尚穆根和维文住在以英亩计的庄园豪宅，人民行动党的“人设崩了”。果不其然，《网络公民》就出了一篇文章《戳破人民行动党审慎节俭形象》(Punching a hole in the PAP’s image as prudent and frugal)，因为这苦心经营“白衣白裤”形象是他们自己吹的。

而且这种“廉洁奉公”的故事可说是随手抓来一大把：

1、有这样一个故事：新加坡的建国元勋——吴庆瑞博士在一次国外旅行中对他在伦敦海德公园酒店的分配房间感到不满。他发现房间太大，太奢华了。吴博士要求换到更简陋的房间。当他被告知英国安全部门希望他留在分配的房间里时，他才被说服留在原地。对吴博士来说，奢侈的生活令人厌恶。即使是单纯的酒店房间的大小和豪华程度也让他感到厌恶。

2、另一个故事是，吴博士在开车经过一所学校时，突然陷入沉思。他说，他在想，完成教育的人是否会有工作机会。他首先是人民的一份子，然后是一个政治家，他从骨子里感受到人民的感受，他尽力而为，但知道他没有所有的答案。

3、有人说建国元勋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一面明镜。他是一个谨慎、节俭的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到2015年去世前一直居住在欧思礼路38号的家中，很多照片都显示那里仍拥有几十年前的家具和地板，十足简陋的生活空间。

4、李光耀出国公干，自己洗内衣以节省酒店的洗衣费，他穿打补丁和修补过的衣服，他让他的员工在海外旅行时穿借来的冬装，他训练他的孩子节省水和电。

5、连总理夫人何晶对服装的奇葩品味，也被列入节俭的范畴。说她避开了设计师的东西，宁愿穿露趾凉鞋参加国事访问和官方活动，并携带自闭症患者设计的恐龙图案的小包。

6、李总理本人在一封特别信件中提醒他的同僚：”我们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7、4G领袖偶尔也来凑一脚，据说陈振声部长他满足于一辆二手日本汽车，多年来一直佩戴同一块卡西欧手表，甚至在脸书上分享他找到新表链的“快乐”。

而且执政党连同官媒对于处理这件事的压抑和沉默，让莫愁想到更多的问题：

1、为什么部长不能、不要、不会替自己辩护？部长几乎周周都要发表各式官方演讲，还有接见选民时替他们写信仗义或伸冤，为何事到临头，却不提起笔来申述一番呢？

2、几时新加坡的国会变成讨论肮脏家事的避风港？

联合早报华文B

李莫愁     2022-11-20

【偷换概念】

自苏联解体的后冷战时代，国际上出现美国一家独大的权力真空，于是美国佬就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世界各国，予取予求，美其名曰“国际秩序”。谁要是坏了美国人的“规矩”，就会受到对付、攻击、禁运、金融等各项制裁，而联合国就被绑架沦为美国的打手。

当然，莫愁并不认为这个“国际秩序”样样坏，也有他们西方文明的好东西。李显龙就是一个公开拥抱“国际秩序”政治人物，他认为“各国不论大小都须遵守国际秩序”，好比制裁俄罗斯或谴责朝鲜，他都敢为天下先。然而行动党政府却是实用主义者，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来“遵守国际秩序”，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

作为师爷级的文棍，林任君当然要为主子文过饰非。所以这一期的专栏，他就不谈“国际秩序”，把题目叫做《西方的非难噪音不绝于耳——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好好地一个“国际秩序”到了他的笔下，竟然成了“西方的非难噪音”：

1、1990年4月12日，被伦敦《泰晤士报》誉为“当今最著名记者”的勒文(Bernard Levin)，在该报为文猛烈攻击建国总理李光耀，指他是一个专横的暴君，并抨击新加坡的司法机构。李光耀当然不甘示弱，趁着那年5月访问英国之便，向勒文发出挑战，邀他上英国的电视公开辩论。——利用司法和监狱对付异议者。

2、1971年6月9日，李光耀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国际新闻学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全体大会。那年5月，政府刚以“涉及国外势力所搞的黑色活动”为由，逮捕了《南洋商报》四名要员和吊销了英文《新加坡先驱报》的出版准证，遭到众多国际媒体谴责，因此大会特地邀请他去。李光耀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详细阐述新加坡的新闻理念，并反驳与会者的责问。——利用司法和监狱刑求第四权的新闻媒体。

3、1987年5月26日，贸工部长李显龙也到了赫尔辛基，出席第40届世界报章出版人大会。在那之前不久，新加坡政府刚以“拒绝给予政府答复权利”为由，限制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在本地的销量，引起西方媒体强烈谴责。——利用司法和监狱阻吓第四权的西方媒体。

林任君对行动党政府和李光耀父子的吹捧

伍依    2022-11-20

林任君吹捧“新加坡向来是毫不妥协、坚持到底的，哪怕是面对举足轻重的超级强国”。但是，上述四个不光彩的事件，面对的只是脆弱的殖民地傀儡、五邦在野党、学生、学术研究者，何以行动党人表现得如此不堪？

内政部长尚穆根在“反假新闻法”听证会上企图以强势迫使学者覃炳鑫屈服。

《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的《西方的非难噪音不绝于耳——天底下没有新鲜事》（2022年11月19日，《联合早报》）对人民行动党政府和李光耀、李显龙针对“新加坡政府多年来不时受到西方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及个人的无理指责或居高临下的‘忠告’……向来不会逆来顺受，总会强力回应，不是在媒体上澄清或驳斥，就是亲自到国际论坛上面对批评者、舌战群儒，甚至下战书邀对方上电视公开辩论”“这就是李光耀，面对西方的批评者，即使是在‘客场’也毫不畏缩，总要和对方争论到底”，李显龙“不亢不卑舌战群儒”，把行动党政府和李光耀父子描画得伟光大。可惜，林任君不该引用“李光耀过后在回忆录中写道：‘从那些有阅读网站全文的美国人和其他人的实录评论看来，我并没有输掉那场辩论”。自我认为没有”输掉“，自以为是“胜利者”，是不是像阿Q一样，自我安慰，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的确，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及个人”绝不是好东西，针锋相对使之现形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指责是真实的情况，“争论到底”就是擦粉上吊——死要面子了。

从林任君对行动党政府和李光耀父子等人的吹捧，不禁想起过往的一些事。

1956年10月25日，行动党在在美世界举行抗议林有福政府逮捕华校生和公民社会领袖举行群众大会，李光耀、杜进才和帝凡那都出席了这个群众大会。殖民主义的傀儡教育部长周瑞琪在议会里诬蔑林清祥在集会上演讲时“高喊‘打警察’”是“鼓动暴动”，导致林清祥被捕入狱。李光耀并没有仗义执言，指责周瑞琪的诬蔑。正义形象何在？

1961年1月27日，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应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建议在吉隆坡召开大会，讨论“马来西亚计划”问题。由于行动党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与其他与会政党不同，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拒绝行动党的工作报告书，行动党代表帝凡纳夹着文件包，与拉惹勒南、李炯才、易润堂和拉欣伊萨悻悻然退出会场，随后大会议决将行动党开除出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如此场景，行动党人为何没有坚持“姿态不变，原则不变”“毫不畏缩”？

周末三题

韦春花     2022-8-7

【林任君表错七日情】

听闻国防部要建立第四军，林任君迫不及待写了文章《人类第二古老行业欣欣向荣》（《联合早报》2022年7月30日）。当然第一古老行业，人人都知道是卖淫，那么第二古老行业则是间谍/细作，可惜几日后国防部长在国会则没有这么说，星期二（8月2日）三读通过新加坡武装部队及其他事项法案和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二修正）法案，设立国防数码防卫与情报军部队(Digital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DIS，数码部队）时，黄永宏说：（第四军）将提供良好就业展望，我国设立数码部队以侦察抵御网络袭击。——这就凸显了帮闲的一个问题，有很多问题是不适合拿上来台面讲的，就好比台湾有句老话：“台独”是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统一”则是可以说，千万不可以做。并且情报收集工作，从建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做，何必等到成立网络军？

林任君还扯到新加坡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极低调的战略情报机构“安全与情报局”(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Division，简称SID)。这是个高度隐秘的国家级情报单位，成立于1966年，负责对外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政府提供国外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秘密情报和形势评估，分析可能影响新加坡国家利益的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境况，协助政府在国际和战略课题上做决策，以及防范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这类跨国威胁等等。

林任君说：

世局和科技的发展，使间谍这种人类第二古老的行业方兴未艾，欣欣向荣。既然我们再也不能视和平为理所当然，无论是要在国际的合纵连横中找寻最优位置，或是为了预防侵略以及在不幸被战火波及时求胜求存，就不得不陪着玩这种游戏；而且作为毫无天险、没有退路的弹丸岛国，还必须玩得比别人精，比别人高明。SID和DIS是我们的“用间”法宝，除了寄以厚望，我们也应该全心全力给予支持。

——不外是要表示自己这个帮闲博大精深，“兵不厌诈”大家都知道，殊不知却为主子画公仔画出肠了。

自宫

韦春花     2022-7-10

星期六在《联合早报》的言论版看到这个改版启事：

立马就想到是在为林任君、陈怀亮和“社长”李慧玲解套，本来是他们仨轮流写的园地，大概也学吴新迪一样从此不写了。毕竟老是写些歌功颂德或言不由衷的文字，久了自己也会生厌。

自从当年林任君决定把《联合早报》变成人民行动党的附庸，早报已然自宫，从此没了调查式的报导，有的只是照本宣科的政府喉舌。虽然他们的英文同侪还是勉强继续这么做。这就好比在野党在国会监督执政党，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人民也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早报》的马屁精蓝云舟却三番四次认为这样的监督是在浪费时间，心疼部长受到严厉拷问：

1、7月5日：“政党相互指出对方所提政策的短处，也是民主过程的一部分。但在这过程中，更应注意不要把自己的道德高地建立在对事情的片面陈述上，否则不只无益自己的主张，还会使多年努力完善的扶弱制度受到不当的抨击。”

2、7月6日：“提问是一门学问，尤其是在国会补问，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针对当下讨论的课题问得快、精、准。往往从议员的补问，也能听出议员是否消化了政府给出的答复，以及议员对课题的关切和熟悉程度。如果获得补问的机会，提问时却没有善加把握，恐怕不只是议长和部长要打岔，在民众眼里也会被打叉。三分钟内要部长至少三次起身打断议员发言和表达不满，而且提出的两道“补问”也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上的增补作用，不禁让人疑惑，梁文辉是确实有实质的提问要提出，还是只想借题发挥、刷曝光时间？”

虽然执政党死鸭子嘴硬，但是很多政策的改良和改善都是在野党“问”出来的，只要你不是只具金鱼般两分钟记忆。

如果普京就住在你家

韦春花    2022-2-13

沈泽玮说：“如果邻居有个普京，还可搬家避凶，但国家却搬不走。若本区域发生类似俄乌冲突，各国面对的表态压力肯定更尖锐，印太目前没有类似北约的机制，难保以后不出现。”春花则说：“如果普京就住在你家，那你搬家也搬不掉他。”

俄罗斯甫打响第一炮，新加坡的父母官们就祭出机会教育的看家本领，说小国该如何如何自爱；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2月28日在国会上针对乌克兰战事发表部长声明时，郑重宣布新加坡参与国际制裁俄罗斯的行动，是为了维护国际法而不是反俄罗斯：

我们正目睹一个针对主权国家的无端军事侵略。对我们而言，这关乎国家的生存。如果世界秩序是基于‘强权就是公理’，或者‘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必须忍气吞声’，这样的世界秩序对小国的安全与生存是充满敌意的。所有国家，无论大国或小国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必须得到尊重。任何违反这些核心原则的做法，不论何时发生或在哪里发生，新加坡必将认真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强烈谴责俄罗斯无端攻打乌克兰。

随后官媒的二丑们就纷纷拾他们牙慧，上星期天《联合早报•想法》（2022年3月6日）就敲了三篇“教育文章”，为行动党的“制裁”护航：

1、《沈泽玮：如果身边有个普京》

2、《严孟达：和平的底气》

3、《吴新慧：乌克兰与我们的距离》

重头戏来了，到了星期六（2022年3月12日）由前总编辑林任君写的重磅文章，叫做《从乌克兰回望东帝汶：似曾相识？》，有个小标题比正题目还耸动叫做“（这）不是我国第一次高调反对大国侵略”，替行动党政府找/堆一个“道德高地”，不过看了内容简直笑掉大牙。或许老编也知道，这样的文章没几人会详细看，只要知道小标的“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既然已经破身，就足以说明“我们”的“一贯”，足矣。

为什么好笑呢？就是林总把如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拿来和1975年印尼强行占领东帝汶比。比什么呢？比——新加坡在西方主导的联合国对入侵行为的表现：1、印尼强占东帝汶，联合国决议“印尼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一致谴责印尼的侵略行为，要求它立刻撤出东帝汶。在那次投票中，所有亚细安国家都投反对票，支持印尼，唯独新加坡独排众议，没有和其他亚细安成员‘团结一致’，而是投下了弃权票”；2、联合国的决议草案遭俄罗斯否决，新加坡不是北约成员，却立马跟随美国佬制裁俄罗斯，成为亚洲三个国家或地区之一：日本、新加坡和台湾。

试问有什么可比性？印尼怎么跟俄罗斯比大呢？唯一可以看出的是新加坡越来越亲美，如此而已。

狗改不了

韦春花    2022-2-8

今年2月7日许文远宣布由跨国管理咨询公司前主席张丽琳出任新报业媒体集团总裁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女士和随便就“umbrage”（愤怒、生气）的伍逸松有什么区别？……来了一个没有人文背景，或者素养的技术官僚，实在很难穿下许文远所设计的大鞋。许先生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又或许这样的人事任免背后也有很多政治？

【壹】

当政府去年5月宣布有意改组报业控股的时候，大家都集中在主流媒体将来的新闻自由、报章独立和公信力这三方面来考量。其中：

1、林任君说：“在我看来，新闻自由或新闻室的独立性并不会因为这次重组而增加或减少。然而，每当新加坡媒体本身成为新闻热点时，‘自由’‘独立’似乎总是绕不开的话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对此，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处之泰然了。……经年累月，我益发深信，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个神话，完全独立的媒体即使有也如凤毛麟角。我们自己标榜和遵行的是‘负责任的新闻自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因此，我希望媒体同仁不要太过在意这方面的闲言闲语、冷嘲热讽，尤其对那些主要来自西方的‘新闻自由原教旨主义者’摆出的姿态，更无须浪费眼神。”（6月5日《主流媒体柳暗花明》）

2、“社长”李慧玲说：“SPH媒体业务每年的开支以亿元计，新加坡政府以务实理性见称，如果不是从新加坡战略考虑出发，不会做这样的承担。如果是为了政党利益或者巩固政权而大费周章，恐怕难以见效，因为在开放的媒体环境中，读者能够比较、辨析信息背后的含义。新闻处理不专业、没有公信力，必遭到读者唾弃。那样的媒体财政上的投入是个无底洞，新加坡政府不会给自己挖坑跳。”（5月29日《新加坡报业控股媒体业务重组：“靠政府”的战略意义》）

3、韩咏梅说：“改变了资金来源的模式，我们不再需要为每年分红给股东而苛刻地缩减开支。如果通过政府拨款取得的公共资金可以垫底，我们专心做好内容吸引受众，进而吸引商家投放广告，加上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各种众筹方式，希望能够让新闻工作保持吸引力。”（5月9日《媒体变局中的喜与惧》）

可是在今年2月7日许文远宣布由跨国管理咨询公司前主席张丽琳出任新报业媒体集团总裁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女士和随便就“umbrage”（愤怒、生气）的伍逸松有什么区别？此人出身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埃森哲(Accenture)，是《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之一，专门提供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2017年该公司也在我国成立数码服务中心，协助本区域客户创新及转型。找她来，或许不是为了赚钱，但至少能够止血！人民行动党政府还是改不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宗旨。此外，埃森哲和淡马锡又有多深的关系？或许是此人的职业生涯遭遇瓶颈，此乃她养老之地？新闻稿也没介绍她是否拥有双语或三语的背景，如何担起李“社长”所说的要求，驾驭四部车子呢？

林任君的“新加坡又遭排斥”

伍依    2021-12-20

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新加坡被拒之门外。《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发表《社会主义国际到民主峰会：新加坡又遭排斥？》（2021年12月1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说“一些被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也入选了，而新加坡竟然不在其中，有些人因此感到失落，对自己的国家‘落民主孙山’心忡忡”。

林任君说“没受邀又怎样？有什么大不了？”这就对了。被“民主峰会”“排斥”，应该是李显龙之幸。如果被邀请，像巴基斯坦一样拒绝参与，老美的脸色不好看；接受邀请，又违背了不沾边的承诺。难哪！

人民行动党被“排斥”何止这一次。

第一次被“排斥”是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1961年1月27日在吉隆坡召开的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

由于行动党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与其他与会政党不同，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拒绝行动党的工作报告书，行动党五名代表帝凡纳、拉惹勒南、李炯才、易润堂和拉欣伊萨退席抗疫。拉惹勒南还故意走向大会主席，高喊“谢谢你，共产党会议！谢谢你！”

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对于行动党代表退出会场，发表污蔑性谈话表示谴责，并基于行动党的工作报告书大力推崇马来西亚计划，深信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因而议决将它开除出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资料来源：《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被马来亚、文莱、沙捞越、北婆罗洲、新加坡五邦社会主义主义政党开除，自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人民行动党又一次丢失了尊严。

人民行动党成了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孤儿，无法驰骋在国际间，只能缩在弹丸小岛上顾影自怜。

对于一向傲慢自大的行动党人来说，个中滋味是党外人无法体会的。为了有效实现战略止损，行动党人除了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从经济成就来杀出一条血路，以傲视国际，已经别无它途。

第二次被“排斥”是林任君的友人提出的“1976年人民行动党被社会主义国际踢出来”。

所谓“社会主义国际”，又称“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SI)”。起源于1864年（第一国际），1951年7月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重新成立。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是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继承者。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上宣布原则纲领，决定章程，选举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决定接纳新成员和改变旧成员的身份。社会党国际是一个交换情报和经验、表明共同立场的组织机构，宗旨是加强各国社会党的相互联系，通过协商方式求得政治态度的一致。对参加成员没有组织约束力，不硬性规定各成员执行它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