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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么希望它真能实现”:詹姆斯•普都遮里的政经思维 vs 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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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国泉(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译者:林沛     2018-4-1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通过詹姆斯•普都遮里,回溯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的史实,开拓了探索诸如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与国家发展等理念,对本地历史上不同人物意味着什么的替代途径。……今天对普都遮里奋斗经历的挖掘,是对新加坡曾经有过可行的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提醒,那就是普都遮里曾经提出的,有别于威权“新加坡模式”的建议。

新近围绕着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史实的辩论,竟重现冷战时期的话术套路,令人纳闷。政治上备受压迫的左翼资深人士,试图说出他们那一方的故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代表政府的论者们却对他们的前“共产党”对手,按照陈旧的摩尼教式非黑即白的两分法作出指责,未免叫人讶异。好吧。在辩论时,“我”或许必然要有选择性地强调那些于“我的”历史论述有利的人与事。既然如此,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全面确认1960年代曾经有过的,来自各种不同政治光谱,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具有重大正面意义的意见,以此郑重介入有关辩论。针对冷藏行动公开进行的激烈交锋,对不曾经历过相关事故的一般读者帮助不大,这些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与马来亚人民,为什么和怎么会对他们共同的未来持有如此强烈与互不相容的观点,以及这些分歧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立足于殖民地解密档案的一组新的学术论著,针对当地与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个别人士,如何操纵冷战制裁与安全机制来达成他们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利益,已作出了相当客观的重新建构。然而,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李光耀和他的左翼对手之间的斗争,还是有所不足。而这,恰恰是新加坡社会关心的课题。李光耀和林清祥之间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根本理念的差异,譬如采用什么后殖民发展模式,国家及其政治角色,对殖民地所遗留下来的种族、语文、民族意识等问题应如何处理?当代东南亚从事社会政治工作的人,无不为这类既存问题产生纷争,经常为此斗个你死我活。事后回顾,本区域几乎所有新生国家,都曾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因这类问题的困扰而被推到战争边缘,受纠缠的跨期甚至更长更远。

在本文可容纳的篇幅内,我想重构一段介于1956年至1961年,两名新加坡顶尖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之间如何合作,及最终如何分道扬镳的鲜为人知的经历。这里说的是吴庆瑞(Goh Keng Swee)和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我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思维方面:这两人如何借鉴全球关于第三世界如何发展的理念,循此构思马来亚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的未来。吴庆瑞是大家都熟悉的,殖民地时期社会福利部官员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的政治家,以及新加坡经济的先驱建筑师。因此,本文将以普都遮里作为焦点,我在研究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Socialist Club)历史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他的有关经济思维的材料。普都遮里是该俱乐部的创会会员。有别于其他诸如和马来亚合并、工人权利或国民教育系统用语等问题,关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结构替代模式的辩论,在当下通行的历史研究中不太受到关注。

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国家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已成为如此强而有力的神话,导致我们的历史论述不太留意政治经济学上的其他替代观念。我们对成功一般作技术上的解释:归功于人民行动党领导有方,制定了健全的经济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文献倾向于强调政治事变,譬如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内部分裂,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些事变,促使政府集中力量追求建立在外来投资上的“新加坡模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本文通过审视普都遮里截至1961年人民行动党党内分裂前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理念,对上述两个“新加坡模式”的神话提出质疑。

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讨论设立共同市场,站立者为吴庆瑞,坐者右1为詹姆斯•普都遮里。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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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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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1954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阅读更多 »

冷藏行动——一个有虐待狂的政治精神病患者的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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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2018-2-2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128451363957927&set=a.187144434755296.44973.100003792230386&type=3
原文: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8/02/02/the-hands-of-a-sadistic-political-psychopath-behind-operation-coldstore/

作为政客,李光耀是老奸巨滑的。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有虐待狂的政治精神病患者,因为他无缘由并刻意地摧毁了许多人的一生。

2018年2月2日是新加坡冷藏行动55周年纪念日。1963年2月2日凌晨,新加坡内部安全委员会(ISC)未经审讯,命令逮捕107名左翼反对党领袖、民间组织领袖、工会会员和学生。这个所谓的“保安”行动为李光耀巩固自己的权力铺平道路,因为人民行动党当时面对来自左翼政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的巨大挑战。

尽管左翼力量被“冷藏行动”摧毁,社阵和被拘留者被指为亲共分子,在1963年9月22日的大选中,他们仍然在51个席位中赢得了可观的13席。

1963年2月2日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就在接下来的五年,新加坡成为了一党专政国家,一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正如《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李光耀企图否认必须对冷藏行动负责,并将一切责任归咎于马来亚首相和英国人。当时他们与新加坡共同组成内部安全委员会(这是1959年新加坡取得内部自治的宪制安排)。

近年来不少引用英国档案馆资料的著作暴露了李光耀是一个玩弄政治的两面人。在政治上,他不希望被视为参与了压迫左翼的行动,以及在不经审讯下监禁具代表性和有超凡魅力,得到公众大力支持的林清祥。李光耀恐怕失去选民的支持,在1963年2月4日《海峡时报》的一篇报导中他说:“如果要由新加坡政府采取这项行动,我们是想都不会想的。”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2, 2018 at 1:38 下午

天降大任漫画中──刘敬贤和他笔下的主角陈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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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石    2017-7-23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从加东区月眠路艺术中心出来,浮想联翩,一个英校生,对艺术、对政治、对历史竟有如此异乎寻常的热诚和认知,着实叫人深思。父母给他取了个“刘敬贤”的美好名字,但他却以Sonny Liew响遍西方漫画界。

三年前,他以不惑之年,创作一部轰动新加坡和欧美的英文漫画小说《陈福财的艺术生涯》(The Art of Chan Hock Chye)。之所以轰动,因为艺术理事会以此书涉及“敏感课题”和 “有损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为由,撤销原先允诺的8000新元资助。结果,这部呕心之作在本地引起抢购热潮,卖出15000本,创造图书出版的“奇迹”。美国漫画界随后跟进,美版新书很快就成了亚马逊和纽约时报名榜上的畅畅书,好评如涌。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称:此书所呈现的史诗式的故事“极具创意性”;国际《出版人周刊》把此书列为2016年“最可期待的书本之一”;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批评家约翰鲍威尔形容这部漫画小说电掣般的风格,令人目不暇给,感同身受,“堪称新加坡历来最了不起的文艺作品”。

Sonny Liew 何许人也?

那么,Sonny Liew(刘敬贤)何许人也?

1974出生于芙蓉(Seremban),父亲则出生于林茂(Rembau)。父亲是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后赴英国攻读儿科。父母在新加坡结识,之后偶然在英国重逢(母亲是新加坡人,当时也在英国进修护士专业)。两人在英结为连理,有了一个姐姐。后来回到芙蓉市执业,又获麟儿,他便是未来的天才漫画家刘敬贤。

“小时候住在一栋公寓里,家里说英语,但低层屋主将房屋改为旅馆,又开了一间酒廊,与玩伴们多用广东话和福建话交谈。(哈哈,Chan是广东音,严格说应该是Tan Hock Chye)5岁被带到新加坡,住在芽茏外婆家中,因外婆和姑姑在附近菩提小学经营学校食堂,1980年我报读那所小学。”

刘敬贤

我们几个老华校生,绕桌而坐,屋子四周靠墙的书架上放满各类书籍,空档处挂着他历年创作的漫画或油画,面前坐着的是一位眉目清秀,模样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的年轻人。

“哦,原来小学是念华校的,”我们不约而同地说。

“不,当时这是一所‘双语’小学,但我的华文一直不怎样。”他又说:“接着在维多利亚中字和初级学院完成学业,然后进入剑桥大学历史悠久的克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攻读哲学。”

“你父亲没让你步他后尘念医科吗?”

“有的,但不坚持。”

他从小就酷爱漫画,耽于奇想,涂涂画画,长大后又博览群书,受罗素的著作、James Minchin的《独石不成岛》(No Man Is An Island)等书籍的影响,视野早穿越了学校这口井。大学的哲学专业,把他带入更高的思想境界。90年代中期趁大学放假,在新加坡小住期间,他的创意被现已停刊的英文《新报》(The New Paper)一位编辑看上,“毎周5天,每天画5幅,个别政治性画面被滤掉。”1996年时报出版社(Times Publishing Ltd)将他的讽刺性漫画出版成册,书名叫Frankie & Poo。他回忆说:“这本书的出版,坚定了我要成为漫画家的志向。”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23, 2017 at 2:30 下午

用漫画讲述非官方版本的新加坡建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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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张彦      2017-7-18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718/sonny-liew-singapore-charlie-chan-hock-chye/
英文原文:https://www.nytimes.com/2017/07/14/world/asia/sonny-liew-singapore-charlie-chan-hock-chye.html

漫画家刘敬贤在他新加坡的工作室里,这里装点著图画,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图样纸板。他书写了官方建国故事之外的一种替代历史。(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加坡——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建国故事已经变成一个关于严厉之爱的故事。

基本是这样的:冷战中,弱小的新加坡刚刚从比它强大的邻国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为共产主义渗透者所困扰,周围的国家接二连三落入共产党之手,后来它的创始人李光耀战胜了危险的左翼对手,遗憾的是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但新加坡最终找到了稳定与繁荣之路。

这个年轻国家的建国叙事在其教科书、大众媒体和电视节目中一再被强调。反对它就意味著,在这个由国家控制大部分资金与各级权力的地方,有可能未经审判就遭到羁押,面临代价高昂的诽谤诉讼,或是遭到极端的边缘化。

但是,关于过去的单一观点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部分是由于一位说话温和的艺术家,以及他以机械人、外星人和蟑螂为主角的漫画。

《陈福财的艺术》(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系列漫画讲述了新加坡最伟大的漫画家的故事,这位名叫陈福财的漫画家在二战后长大,当时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地正在为独立展开斗争,他以一系列短篇漫画记录了那个暴动和抗议的时代,每一个短篇都在向世界各地的漫画家致敬,并且一直在挑战错误观念,让那些被官方版本抹去的无名人物重见天日。

读者慢慢才会发现,陈福财是虚构的,甚至也不那么有名气,而“呈现”其作品的刘敬贤(Sonny Liew)才是真实存在的艺术家。但是,刘敬贤在书中呈现的历史却不是虚构的,他的书所造成的轰动也绝非虚假。自从两年前首次出版以来,刘敬贤的书已被多次重印,在这个国家对自身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慢热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

“当人们问我关于新加坡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漫画家,”刘敬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书旨在为新加坡的历史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版本,鼓励读者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所有叙事。” 阅读更多 »

《坚贞的人民英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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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莉莎    2017-3-6
https://www.nandazhan.com/zj/jianz001.htm

坚贞的人民英雄 cover (Maroon) 13Dec2016这本册子是为了纪念林福寿医生逝世5周年。约有三、四成的篇幅是林医生的论述和演说稿,其他篇章大部分出自他的同志,他们是在内部安全法令下或是在内安法的前身即公安法令下被捕的,包括曾经分别在樟宜监狱E座牢房和女皇镇监狱跟林医生关在一起的牢友。

在林医生于2012年6月4日逝世一个月后,于7月3日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曾分发了一本题为《向坚定的自由战士林福寿医生敬礼》中英文纪念文集。

去年,我们出版了一本纪念林清祥逝世20周年的册子。

时隔5年,又再编辑一本纪念林福寿医生的册子,相隔时间似乎短促些。然而,他的现存同志,大部分都已是七老八十之辈,深知时日不多,他们等不到林医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了。

林福寿医生坚持斗争到最后,凛然无畏,毫不妥协,对不经审讯的长期监禁,对长期单独监禁的虐待行径,对指他和他的同志们是要通过暴力实现政治目的的亲共份子、共产党同情者或共产党分子的诬告,以及行动党政府凭借内部安全法令来保住政权的行为等等,给予强烈谴责。

他是代表全体同志发声。

他们在本册的文章中,重申了林医生的话语,这等于是肯定他们并没有轻易屈服于现有体制的霸道。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有步骤绞杀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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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2-26

李光耀独尊英文,是其被殖民化的思想观念和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观念根源,是由其对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偏见,李光耀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族教育,他无法理解作为民族传统的继承者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李光耀从祖上一家大小都接受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靠着英文英语吃饭,整个家庭没有中华人文修养,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日本人来了,“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恨不得英国人快点回来”。民族自尊已被奴化教育驯化得荡然无存,这就难怪李光耀对民族教育天生就感到厌恶。“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推行英文之上政策

李光耀说:“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存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李光耀说的与事实不符。

李光耀把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强制的国民服役运动说成是“华校中学生暴乱”,意思很明确:敌视华校生。搞笑的是,当时李光耀却是“华校中学生暴乱”的辩护律师!

2008年8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刊登周文龙的《英语剧场的华语式悲情?——从新加坡戏剧节谈起》)一文指出:

“或许可以考虑60年代林清祥(著名左派运动领袖)所提倡的‘以马来语为工作语’的想法。”

马来西亚诗人Usman Awang说:“林清祥对马来人和马来社会的贡献却很大,而且很重要。林清祥和他那些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同道,通过一条议决案,使马来语成为共同语、国语和媒介语。”(《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历史长空的一颗明星》)

从林清祥提出马来语为共同语和国语后,各民族都欣然接受,新加坡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语文的热潮,当时的公务员也被强制学习马来语文,并须考试及格。“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只是瞎子拉琴瞎扯。

现在看来,宪法规定马来语文为国语,只是刘备摔阿斗,安抚马来民族而已。可怜的马来语文,目前沦落到唱国歌的时候才能听到“Majulah”和在军队中听到马来口令,华语、淡米尔语都靠边站,“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能随风四处飘,对着月亮攀谈说空话。

在民族教育问题上,“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李光耀还真会编造,当时李光耀不是和共产党,和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力量,和华校生共同进行“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吗?不是在团结三大民族吗?不是想取得反殖斗争的胜利吗?

“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其实李光耀的内心是反对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的。他说:“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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