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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治形态不与族群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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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4-22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463

自开埠以来,马来族群就受到政府政策的优惠,独立后,马来族群持续享有民族一律平等之外的特殊待遇。此刻,集选区制度和不久前立法规定的马来民选总统,都是根基于族群因素来分配政治利益的政府行政措施。这些事实,完全质疑了新加坡政治形态不与族群挂钩之说。

官方媒体有两段报导,一,1965年分家后,新加坡马来族一夜间失去作为国家最大种族的身份,再次成为少数族群。如果新加坡马来族当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新加坡就不可能打造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二,李显龙总理在奥斯曼渥的追悼会上宣读悼词时说:“正因为马来新加坡人和马来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在1965年怀抱共同身份认同的更伟大梦想,‘不分种族、言语、宗教’,我们今天才能够在新加坡推行以公正与平等为基础,并且不与族群挂钩的政治形态,这在本区域是独特的,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从政治正确扭曲历史正确的历史惯例来看,新加坡官方历史观不反映历史真貌。

1、马来人的牺牲成就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之说,是一个理论认知上的错误观点。多元种族社会的定义是不同民族的族群聚集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多元社会。形象的说,马来族群,印度族群,欧亚族群,华人族群,聚集一起共同组成一个拥有四大族群的新加坡社会。关键是,这一个四大族群的社会,是不会因为其组成成员比例的变更而有所不同,除非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已经完全消失。简单的说,四大民族造就一个多元种族社会,无论其成员的组成比例出现巨大或者轻微的改变。因此,马来族群的大小变更,无关乎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事实。

本质上,所谓的如果新加坡马来族当时不接受这样改变的假设性提问,是一道伪命题。现实是,新加坡的马来人除了接受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政治出路?集体移民马来西亚?历史上,部分马来人,比如,马哈迪始终认为新加坡是马来人的土地。那么,新加坡的马来人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土地?

其实,如果把议题修改为马来人的牺牲,成就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之说,应该会有更大和更具可行性的探索空间。事实上,李光耀在分家后就立即放弃了马来文的实质性国语地位,随即,马来文沦为官方仪式用语,比如,军队步操口令,部队检阅仪式口令。

2、马来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历史功过,有待历史审判与定案。《新加坡的困境:马来社群在政治与教育上的边缘化》Lily Z Rahim (1998)。作者是一位马来学者,本身既是官二代也是新加坡首位元首尤索夫伊萨的侄女。本书记述个人对马来族群,在人民行动党政府下的不幸遭遇与艰苦命运之如鱼饮水感受与判断。马来领导人的历史功勋,不是靠当权者的恩赐,理所当然,必须是来自马来族群本身的共识。阅读全文»

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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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华校生纪事 Chinese helico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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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宝    2016-6-21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outline/story20160621-631632

我们是Chinese educated ,是华校生。然而,在国家建设发展中,我们不曾掉队过。上不了高中、进不了大学,哥哥们毅然走入建筑工地,邻居姐姐走入制衣厂;被迫转流以英语授课的老师们、转为华文老师的数理课老师们也默默承受各种压力,继续努力工作,作育英才。我们也在过程中,多付出一份:被压抑的尊严。最佳例子是华文老师们。如果不是华校生韧性十足的使命感,从华文教育传承而来的勤恳认真默默奉献,华文教学的情况或者会更糟糕吧?

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最近收录了一个词汇“Chinese helicopter”,引来一场风波。“Chinese helicopter”,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中国直升飞机”,事实上,它是个“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而且是贬义词,泛指受华文教育且英文水品有限的新加坡人。早年的新加坡华校生英语发音不准确,要用英文表达自己是受中文教育“Chinese-educated”时,发音接近“Chinese helicopter”,这个嘲笑华校生的词汇,由此产生。

这个词汇收入字典,深深刺伤了部分老一辈华校生的自尊心,他们公开情愿要求删除这个词,连李显龙总理的夫人何晶也通过facebook表示支持,理由是在新加坡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后,已经好几十年不区分英校和华校了。

华校,指在70年代新加坡普遍采取双语教育以前,以华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新加坡华校生有哪些难忘往事,又有怎样的辛酸经历?请听作者娓娓道来。

岛国50年来的经济奇迹、富足安定举世皆知。急剧发展付出的代价,从个人到社会,从硬体到软体,其实不小,情感意义上的失落,更多也更深。但这些都被社会繁荣稳定的景象掩盖,湮没……无人再提,渐渐被遗忘……除了当年因此遭受痛苦的一些人。

有些事,有些情,当事人努力去忘记,在以为自己已经忘记时,突然被不明就里的人不经意地提起,就从被刺破的记忆涌上的细小缝隙慢慢地渗出来。Chinese helicopter便是一例。

不久前,牛津词典收录一些新式英文词语Singlish,其中之一竟然包括它,一个过时的词语。这一个带有贬义的代名词,却也承载着满满的悲情与痛苦。词是过去,人却还在,最年轻的,如今也步入中年。牛津词典是在了解历史,或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作出这一决定是一码事儿,但这一举措却不经意在一些老人和一些将老未老的人的心里掀起一些涟漪,甚至是在久久无法愈合的伤痛上撒盐。岛国50年来的经济奇迹、富足安定是举世皆知。但急剧发展付出的代价,从个人到社会,从硬体到软体,其实也不小,情感意义上的失落,更多也更深。但这些都被社会繁荣稳定的景象掩盖,湮没……无人再提,渐渐被遗忘……除了当年因此遭受痛苦的一些人。这些人中有一大群是Chinese helicopter,这些始终沉默,逐渐老去,也选择淡忘过去的华校生。

我,曾经也是Chinese helicopter,队伍后面的,末代的。我是,家中兄弟姐妹都是,宅爸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也都是。但,因为年龄段不同,同样是Chinese helicopter受到的冲击不同,体验也不全然相似。而今,被唤醒的这一段记忆,当年的悲情不再,也会留着微微的苦,淡淡的涩。我告诉自己,每一朵乌云都镶着金边。适时纪事,原来只想重新注解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为华校生这一名词重新定义,然后,却也发现这一身份所需承载的新使命。

一、小村里的华小岁月

清楚记得,准备报读小学之际,妈妈曾经也想把我送入英校,就和邻居家的女儿一样。不知道因为是我的哭闹,还是因为经济拮据的考虑,我最后还是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在红毛丹格村口大马路旁的天宫庙旁的醒侨小学上学了。

上学第一天,我一大早就出门去,兴奋地走路上学。我一边兴奋地快步走向学校,一边庆幸着自己不会变成村子流传着,在村子外头张牙舞爪的“红毛怪物”!华文乡村小学的淳朴自然生活是上中学以后特别缅怀的。学校并不因为简陋而教学素质差,相反的,因为简单而培养了阅读习惯。小小图书室里的书读完了,老师就送故事书作为品学兼优的奖励品;当年领取奖品时只有兴奋,没有感恩;感恩之情只有在自己当了老师之后,知道给学生的礼物其实都是老师自己掏腰包而换来的时候;当年,老师的薪水微薄,肯定是为了鼓励乡村孩子上进,省吃俭用换来的。至今,我也都设法维持给学生买书、送书的习惯,作为接下当年小学老师薪火相传之棒的回馈之情。那时,老师唤做“先生”,念快一些,老师们都成“仙”。大林春桂先(生)教语文、数学和音乐,是为我启开阅读大门的老师;妹妹小林先(生)是学校书记,小学成绩册上留下她俊秀的字迹。大陈、小陈两位先(生)是兄弟;曾先(生)除了语文课,也带美术课,是个画家。黄先(生)最偏心女生,让经常受罚的顽皮男生们恨得牙痒痒。英文老师Mr Tan是学校旁大宅里的有钱女婿,为人幽默风趣,潮州方言讲得比英语更溜;Mr Teo是个进步的科学老师,创意十足;总不安于课室,不是在学校操场上展示自己发明的机器,就是带着我们离开课堂,走进熟悉的田野课堂,采花折叶摘果的。我的英语一直都学得不怎么样,原因之一就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得到。直到四年级来了个摩登Miss Lim:身上穿着各类鲜艳的花裙子,脸上挂超大的太阳眼镜、画着永远的浓妆。她出现在小村校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成句成段的英语,速度快、语调急。那时,感觉Miss Lim说的英语仿佛就是连串滚动的高亢铃声,而不再是abcdefg的个别字母;Mr Teo也坚持跟我们说英语,他的英语就像是唱圣诞歌曲男歌手一样,音节停顿清楚,用词也浅白易懂一些。阅读全文»

五一三学运之大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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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6-4-2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6304

固然,反对征兵制是引爆五一三学运的首要原因,但是,如果学运缺乏了其特定的泛社会基础,或许,那只会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历史事件,而不是有如坊间一些说法,认为学运对新加坡政坛有其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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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光的木刻版画《五一三》

从二战后的大时代背景看五一三学运,可以更全面的理解五一三事件,不仅仅是华校学生之民族母语文化教育面临存亡的危机,更是反映了整个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对话缺席者,对急速变迁中的新社会秩序之来临,所感觉到的焦虑不安。由此切入点来看,五一三事件,可以被视为是全体华社华人,对英殖民政府之反华人政策的具体反抗。

1946年4月1日,马来半岛成立马来亚联邦,新加坡被排除在联邦之外。对马来亚华人而言,没有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支持,马来亚华人也就丢失了原本与马来人口不相上下的种族比例格局。新马华人的被逼分家,对两地华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震撼。

1948年2月1日,由于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英国宣布以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取代马来亚联邦制,恢复马来苏丹的特权,以及保障马来人的特权身份与权益。面对马来种族主义的挑战,华人族群身份与国民地位更是处于前途未卜的困扰。

1948年6月20日,英国人宣布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一切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报章印刷等自由都受到新法令的制约。华社对殖民政府政策的不满议论进一步被限制。

在这一种极端恶劣的时代变迁环境下,英国人颁布了一系列对华社不利的教育政策,加剧了殖民政府与华人之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社会矛盾。

英国人在铺垫保障后殖民时代之政经利益的大前提下,大力发展英语文教育,培育在地人民对英宗主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维持效忠英国和认同英国人的公民意识。民族母语教育在新政策下备受排挤,存在被全盘颠覆的危险。阅读全文»

末代华校的黄昏岁月(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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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5-10-9
怡和世纪 2015年6月–9月号 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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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瑞报告书》的精神

1978年8月,吴庆瑞副总理领导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探讨新加坡教育制度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半年后,《吴庆瑞报告书》发表了,指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三点不足。一是高等教育的严重浪费;二是现存双语制度效果不彰;三是学生读写能力低下。

《吴庆瑞报告书》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建议统一新加坡学校的语文源流,规定母语只作为单科学习,其他科目全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吴报告书》明示:“今后几年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占显着地位,而母语程度稍有降低的制度”。

《吴报告书》出炉后,吴庆瑞副总理被委兼任教育部长。他带着一组名重一时的系统工程师入主教育部,部署于各大部门,展开雷厉风行的改革行动。许多高管瞬间被迅速调离教育部,或遣往学校任教,或安插在次要部门;有人连贬数级,一夜之间灰白了头发。强势的行事作风,让府衙内一时间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阵人事上的大风吹,被调离教育部的各品官员,人数之多,实为少见。斯情斯景,走过那段岁月的圈内人必然印象深刻,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句点终究是要画上的。进入八十年代,华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向消亡。数年之间,多数华文小学因报读者寥落星辰,陆续拉上了校门。步入1984年,曾经学生数以万计的华校,仅仅招得学生23名。何其荒凉啊!社会以罕见的沉寂,回应这段太阳落山的岁月。华校终于水源枯竭,政府决定让已在籍的学生继续华小课程,并宣布自1987年起,新加坡不再有不同语文源流学校的划分。

末代华校教师与学生的际遇

末代华校教师与华校生最后一段岁月的苦涩心情,不易对人说清楚讲明白。华校终结的棘手问题之一,是后期华校高中与南大毕业生受训为华文教师的机会因华校的衰败而大受影响。1974年以后,南大中文系普通学位毕业生申请进入教育学院受训成为华文教师的机率很低,其他院系毕业生的录取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了。

1977年,教育学院停办了华文源流“非大学文凭班”课程,意味着华校高中毕业生当华文教师的通路已遭切断。那一年,教育学院只开办了华文“大学文凭班”,录取了区区十来名大学中文系荣誉班毕业生受训为华文老师,普通学位的申请者则全军覆没,其原因与正规学校的华文教师过剩有关。直到1981年,教育学院才再度开办华文大学文凭班,破天荒招收了一百多名学员,华文教师的香火始得以为继。这时间点正是南洋大学关闭后的一年,许多当时已年过三十,在社会各角落沉默生活着的历届南大毕业生,赶上了这趟特殊的招生列车。

教育学院中断华文教师培训,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华文教师队伍出现了高龄化现象。当时华文教师的平均年龄约在50以上,30左右的华文教师可说是凤毛麟角。

华校系统的没落,不仅造成华文教师岁数偏高的问题,也出现华文教师严重的冗员现象。八十年代华文教师过剩,是华校大面积萎缩造成供过于求的局面。教员大量过剩致使人心惶惶、情绪低落,形成低气压。为了安排过剩的华文教师,教育部鼓励学校接受开办“华文补救教学计划”的建议,只要推行这个计划,教育部便增派额外的华文老师前往执教。

华校萎缩致使人员过剩,受影响的不仅是华文老师,数理史地等科目的华校教师一样受到强波冲击。面对着前所未有何去何从的局面,路在何方?这群教师内心忐忑,心理上极其压抑,精神上不免消极,这是华校走向消亡的末代岁月,很少受外人感知的情感挫败。当时华校数理与史地教员如果要继续教学原来的科目,便得面对英语教学的挑战。教学媒介语的改变对许多华校教师而言是严峻的考验,教育部的解决之道是提供短期英语速成班,协助这群教师提升英文水平,以应付新环境。急就章式的短期课程效用毕竟有限,有人一开始便选择放弃,有人尝试接受,但经过层层心理煎熬,最终多数人放弃教学原有的科目,选择使用自己熟悉的母语改教华文(第二语文)。这批非语文科背景的华校教师转教语文科,同样必须越过重新受训的门槛,也是个压力不小的调整过程。毕竟教学内容与方式天壤有别,由理转文,尤其是面对第二语文水平的华文科,心理上必须重新适应,挫折感在所难免。 阅读更多 »

末代华校的黄昏岁月(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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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5-10-8
怡和世纪 2015年6月–9月号 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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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曾经是新加坡教育的一面鲜明旗帜。它像缚不住的波浪,逆境里幡扬文化浪条,沁凉了海岛千万华人的心田。百多年来,不论是殖民地统治或独立建国阶段,华校在新加坡的发展都受到不同形式的阻力。二战以前,殖民地当局把华校视为方言学校,吝于发放津贴,任由华校自生自灭。战争结束后,殖民地政府一反常态,颁布了许多条例管制华校,同时加大扶持英校的力度,使英校人口迅速增长,扭转了劣势。独立以后,民选政府定调了英文作为工作语文的地位,现实利益成功发酵,有效收缩了华校的生存空间,华校陷入了花谢果凋的宿命里。

殖民地时代华校的生存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殖民地政府不鼓励不支持也不禁止的态度,迫使华校逆境求存,竟也开出灿烂的花朵,创造了一段辉煌—当时华校学生人口高达七成左右,大比重超越英校生人数。战后,世界格局生变,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左右着全球政治生态,殖民地当局意识到所受的威胁,于是加码管制华校。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权易帜,国民党退守台湾,英国殖民地政府推出了法令,想方设法遏制华校的发展。

2015-26-p46-53-0021950年,殖民地当局推出《十年教育发展计划》,不久后更以“华人喜爱英语”为由,出台了《五年教育补充计划》。执行该计划的殖民地官员菲士比 (Frisby) 自此积极发展英校,扩大宣传、提高英校的津贴金额。当时政府计划平均每年兴建14所英校,地点扩展至全岛郊区,甚至直接在华校附近创办英文学堂,比邻竞争,给华校的生存制造压力。由于财力悬殊,政府英校的钢骨水泥建筑让华校的板屋建筑相形见绌,草场的质量与设备的完善也形成明显的反差。以裕廊乡村区为例,当时孺廊学校一篱之隔,是设施完善的文礼英校;醒南学校旁侧,是钢骨水泥的裕廊英校。

二战后华校学生人数虽有增长,但速度却不及英校。1950至59这8年间,英校人口从不及5万人跃升至14万3733人。1954年,英校学生人数首次超越华校,多出2027人,领先了一个百分点。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华校人数开始以超过10%的幅度落后于英校,这正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踏入社会的年头。自此以后,这个差距迅速扩大,华校正式进入了风飘雨摇的阶段。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情意结:羡艳投射或后移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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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萍    2015-5-7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507/

移民社会的“好生活”基调是功利主义的,只要确保生活安稳及经济成长,何种治理方式并不重要。“后移民”社会更缺乏一以贯之的价值信仰。在马来西亚极力维护母语教育,却为李光耀关闭南大辩护;在催泪弹雨中高喊选举改革,却抨击香港占中运动。当生活富足与自由民主不可兼得时,李光耀的专制亦情有可原。从移民到后移民,一个独裁明君已成为不得批评的伟人。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辞世,结束一代强人生涯,万人瞻仰遗容,毕生功过成为焦点乃预料中事。令人错愕的是,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网民对李氏打压母语教育、关闭南洋大学、长期拘禁政敌、压抑媒体与公民社会等铁腕手段辩护。同一时候,却抨击马国政府对付异议人士的各种高压手段。这般合理化李光耀威权统治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无论手段如何,新加坡最终实现了一个高收入、高效率、廉洁及秩序井然的的现代社会。

许多人认为,马来西亚华人崇拜李光耀源自对本国政府失望的“投射心理”。然而,就只是如此吗?

首先,民主自由与繁荣稳定原本就不一定是鱼与熊掌,两者非得择一不可。在亚洲,香港、台湾及南韩在维持一定的经济成长下(即使不是最亮丽),仍尝试完善民主、自由、法制治理。在欧洲,富裕小国如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的经济成长及社会安定也非一定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李光耀治理的新加坡,除了富强安定,原本可以开放更多自由言论及思想的空间、对异议或多元价值观有更多的包容同理心,但他显然不打算这么做。在历史功过毁誉上,必定引起极大的争议。

本文并非要讨论李光耀的功过,而是分析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及社会民情(mores),使得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民众为这类“争议”辩护。我认为这不只是源自“投射心理”或“大马华人人格分裂症状”(《东方日报》,2015.03.30,言论版),而是一种“后移民”心态。

在政治身份上,东南亚各国华人经历了半个世纪,逐渐从移民转型为公民。公民与移民追求的“好生活”,有根本的区分吗?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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