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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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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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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必须投票给反对党的13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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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5-8-3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vws2.html

但五彩滨纷的烟花让外国的游客看到了,于是一遍又一遍的赞美新加坡美丽超群。让富裕的移民看到了,于是庆幸自己选对了如意郎君。让高薪养廉养着的公仆看到了,于是内心飙升起誓与共和国共享富贵的激动。唯独那些手里拿着主体选票为缤纷烟花的千万耗资而终生交税的新加坡人很多都没有看到,这是因为去滨海湾的那一段路程实在太远,太沉重,太崎岖。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宁可选择继续在公司多加一天班,在档口多卖一碗云吞面,在这里繁重的生活压力经不起一时一刻的停顿,而实实在在的生活绝不会因为看了五彩滨纷的烟花而变的更为轻松。

在一次朋友的乔迁聚会上认识了她,她叫边从惠,是我很少见到的支持反对党的中国移民。也是因为和她的一番谈话忽然促使我又写了这篇《必须投票给反对党的13点理由》。

1)救救孩子

从履历看边从惠属于第二代移民,她是在大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跟随货车司机的父亲来到了新加坡。成年后嫁给了另一名新加坡中国二代移民,虽然都是接受英文教育,但传统华人家庭的背景非常明显。

在刚刚历经了一场令她极为难看的家庭纠纷之后,边从惠显得情绪非常低落。在她赴英国进修心理学的一年时间里,老公竟然和一个卖鱼圆面小贩的老婆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还被小贩当场抓获。生活有时真的狗血的一谈糊涂令人崩溃,但无论是狗血还是狗屎,想要继续生活最终还是要依赖时间让它们慢慢消失。事情后来是如何解决的不得而知,但夫妇之间最终还是恢复了宁静。

个人生活上的不愉快显然不是这次谈话的方向,她很快回到主题。边从惠告诉我说,她投票给反对党是想了很久之后做出的决定,她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举动。考虑的方向的基于对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失望。

她说:“新加坡的教育看似风光实际上是在残害下一代。新加坡这么多年来,表面上看砍掉了华文,其实砍掉的只是华文这个大树,而华文化的根却依旧在地底下痛苦而迷茫的盘延。英文呢表面上看是全面实施了,但很显然的那都是一株株没有根的盆景。一挖就会发现没根。”

接着她又说:“我的中文就靠我在中国读的四年小学打好了坚实的基础。A水准毕业后我决定去北大攻读学位,完成了多年以来的梦想。”

她说:“我和老公都是奖学金得主,但我们都有在中国读过小学的经历,这段经历给我们在初期进入新加坡学校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英文跟不上,数学也常常因为无法看懂题目而做错,很羡慕那些从一开始就在本地读书的人。而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他们该羡慕的人是我,虽然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全是英文的,但我从来没有过打通英文化筋脉深入其核心文化的感觉。而我其他的同学们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从开始读书起接触的就是英文,一直感觉良好,事实上他们连产生这种不适感觉的能力都没有,而我有,那种能够在母语文化的浩瀚中享受浸濡的纯粹感,在英文的世界里我始终找不到。尽管到了初院时包括英文在内我的各门功课基本都是第一。”

我说,人们会习惯这样的教育环境,新加坡要实现兑变就必须有一代或者几代人的牺牲,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新加坡长出自己的根并植入这块神奇的土地。

她说:“是的,但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必要,这就好比纠正一个左撇子使用右手。现在,我的孩子遇到了之前和我同样的教育问题。但他没有我这样幸运,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沉浸在母语的熏陶下得到完全开阔的思维,这一点令我我非常担忧。”

接着她又说道:“想必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就是在学校里,非英文家庭的本地孩子读起数学显得困难,而中国或者印度来的非英语家庭的孩子数学就很棒。这是为甚呢?是他们特别用功,怕别人小看自己……等等这些莫名的理由之后正真的原因却被忽视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父母在家里用母语教的,中国或是印度外来人才用母语提高了孩子学习数学的能力。用母语学习数学要比用非母语学习轻松百倍。而那些华语家庭的新加坡人,如果本身教育水平不高,没办法指导孩子,就只有让孩子半懂不懂的听老师用英文讲解,这种痛苦的感觉要迷茫很长一段时间,悲剧的是不少的孩子在这种迷茫消失之前就已经被分流下去了。”

2)关于新闻自由

本昌和我说过他为本地一家报纸当过一段时间采编,没多久就辞职了,我问他写些什么,他很不好意思地说,那些花边新闻啦,我自己都不愿意看的。后来再次遇到聊天时,他已经在一所私人高校谋到一份讲师的职位。他提到自己其实还是热爱新闻工作的,但受不了本地新闻自由被限制的压抑感。他说,在行动党的控制下,新加坡是没有多少新闻自由的,党报般的《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还有就是花边新闻的晚报和日报,那些抱着新闻自由精神的理想加入进来的都会失望的。他说,讲到写东西还是你们这些自由写手痛快,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对于要靠这些吃饭的新闻工作者来说那只能做PAP了,他解释道,就是 “狗屁 and 马屁”,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而且PAP是不可能给老百姓言论自由的。

3)如何才能演变成英文家庭

黄埔从医院回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虚弱的就像一个幽灵,长时间的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发,偶尔发出的咳嗽声仿佛在提示着周围人他还活着。黄埔忠动了第二次心脏手术,还有腿关节膝盖手术在等着他,此时的黄埔稍稍大力一些的喘息都会让他累的够呛,但黄埔依然坚持来公司上班。他离不开这份薪水来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但公司不是慈善机构,黄埔心理也明白,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默默的等待着某一天的到来。

那天因为关于医药费的问题,他来找我要我帮助填写一些表格,顺便我就和他聊了一些关于他医药花费的问题。老黄埔听我问这个,立刻愁云满布:“他们(指医院)抓住你就不会放手啦,拉你去检查,吃药,不住院还不能用公积金,住的时间短也不行,太长也不行,要出院后再重新住过,还有很多药需要自费,回公司报销,老板又不爽。”黄埔说的这些我不太明白,但从他无奈和焦虑的口气里已经感觉到了他的困扰。

黄埔和青梅竹马的妻子一起建立了一个悲催的家庭,妻子自从嫁给他就没有工作过,在家当闲妻。三个孩子没有一个会读书的,功课一个比一个差,却没有一个不会花钱的,黄埔的负担在永无止境的增加着,而自己本身的状况似乎崩溃只在分分钟之间。前些年他还坚信逆境总会过去,但事实上却是越来越糟!

黄埔和太太都是完全不懂英文的人,和太太一起在当年的华校读到中三,现在都已经五十多岁快六十了。由于缺乏家庭辅导,他的三个孩子从小学起就是挂科,分流后就自然去了最差的班,自信心也就没有了,迷茫的一塌糊涂,智商不是很好又不能以母语学习的华族孩子,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基本就废了。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家庭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变成英文家庭?从而不再上演现在的教育悲剧呢?但有趣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告诉我们,很多中国来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他们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英文教育,但在工作中的表现以及收入都丝毫不比当地人差。

4)美丽的烟花为谁而胜放

国庆那天,我记得公司仍然要求部分员工加班,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有多少本地新加坡人回公司加班,观察的结果是和平日上班一样,该来的都来了,国庆似乎和他们毫无关系,而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最近我问了一些人有没有去参加各个党派举办的群众大会,他们都哈哈笑笑,不回答。其实我知道他们不会去,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既没有时间去参加各个党派举办的群众大会,也没有时间去滨海广场欢庆什么SG50或是60,他们一直都被锁在繁重的工作中挣扎,在做超时的无奈中辛勤养家。

但五彩的烟花让外国的游客看到了,于是一遍又一遍的赞美新加坡,让富裕的移民也看到了,于是庆幸自己选对了如意郎君。让高薪养廉养着的公仆也看到了,于是内心澎湃起誓与共和国共享富贵的激动。唯独那些手里拿着主体选票要为耗资千万的烟花而终生交税的新加坡人很多都没有看到,这是因为去滨海广场的那一段路程实在太远,太沉重,太崎岖。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宁可选择继续在公司多加一天班,在档口多卖一碗云吞面,在这里繁重的生活压力经不起一时一刻的停顿,而实实在在的生活绝不会因为看了五彩滨纷的烟花而变的更为美好。

5)外劳把我们怎么了?

米兰和我讲了一段她们公司前同事的故事。

面对英文一筹莫展的阿邦16岁就离开学校当了学徒,修车厂,船厂,管道工什么咋活都干过,后来在一家英国飞机零件维修公司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20多年前,那时候新加坡工作太好找了,这样一家有头有脸的世界级飞机维修公司能够雇佣阿邦这样的低学历不懂英文的人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好景不长,有一天公司里突然来了一群中国人,个个年轻人高马大,这让阿邦好奇又兴奋,当起了这些人的师傅,但没过多久阿邦开始感到了恐惧,在这些中国学徒面前自己显得越来越笨拙,越来越不自在,甚至觉得自己在这里越来越显得多余。果然没过多久,他就被调离了本来的岗位,改去做一些清洁工作。这让阿邦极为恼火,他在自己的工作服上用马克笔写下了八个华文字,“狼心狗肺,忘恩负义”,丢在自己曾经的座椅上,然后愤然消失了,那年正好赌场开始营业。在阿邦的意识中显然是那些杀气腾腾的中国人抢了自己的饭碗。而他的那八个大字正是写给自己的中国徒弟的。阅读全文»

削足适履 秀场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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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子弟江湖老     2013-11-25

许振义在早报刊登的文章《再谈双语文化》我一目十行“快速浏览”了一遍,间中重点细读了一两段看似“戏肉”的内容,再仔细阅读了其结论。这里向你推介,让你去摇头兼叹息。

许振义的文章写得不错,对母语的关切令人敬佩。但就如很多人论及这个课题的时候一样,文章只能反映现象,说出问题的根源,却无法提供有效的,或至少可行的解决之道。

事实上,我肯定地认为,有很多专业人士对解决母语大幅下降有其可行的妙药,但多半不愿或“很客气”地不愿多说,是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在其位者,却碍于体制的僵硬以及“人寡势弱”,为不打乱政策,更多都在观望与候命,积极点的或早已采取抛砖引玉的投石问路之策,消极者只能仰天长啸,守株待兔,这是很多受华文教育者在面临重大问题时的一般心理状态,许振义看来也不例外,但他属于前者。

要“重振”华文教育,或至少“复兴”中文文化的优良传统,我曾提出必须有计划地,策略性地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选择性地恢复“改良的”,以华文作为第一语文,英文必修、且高于作为第二语文水准的教学纲领的“部分”语文教育政策,以因应新加坡在中国正式稳健成熟——在真正意义上全方位崛起后的国际格局,特别是在刚结束的中国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国国策的新方向中,顺应其积极的区域态势予以回应与掌握时代契机。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25, 2013 at 1:27 下午

新加坡社会何以道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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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2-12-2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9245

肉腐生虫,鱼枯生蠹。诚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道德腐败往往亦不是一夜变天的突然事件,不道德交易的滋长,其发生与发展必有前因后果,绝非偶然。

序卦传: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

当权者和其追随者,狼狈为奸,为官者进而被投其所好之流,蒙蔽真相,社会风气因而得不到必要的疏通,调节和平衡;一个拒绝新意和变更的闭塞社会,日久之后,民风必然会因为丧失了其原有正确价值观念的节制,由好变坏。

什么是蛊?在巫术,蛊是在一个密封的坛子里,放置好些毒虫毒蛇,一些日子后,坛内只剩下一只最大最剧毒的毒物。巫师凭借这一只独尊毒物具有的无上法力,可以在人世间,呼风唤雨,任意操从,为所欲为。

政府对舆论的极度操从,为的就是以蛊惑之,使人迷惑,不明真相,进而混淆了正确的社会价值思维,当然,这亦包括了当权者,也迷失在自己编制的谎言之中。因此,蛊者事也,指的是迷失了正道,就会让人干出一些坏事。

由于社会的蛊惑现象是一个发展结果,所以要了解一个社会何以会沦落到道德败坏,还得先行明白随卦说了些什么?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

随可以引申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国民随从关系,说明官民要如何建立一个对国家有利的双边关系:政府要如何让人们随从,人们要如何跟随政府。这其中的关键是,双边关系,必须建立在一个公正的原则之上;遵守了公正,有利,违反了公正,有害。

刚来而下柔是说,如果一个刚强的政府,愿意听取与顺从民意,则这一种平等和尊重的相互政治交往,会带来一个众人都愉快生活的社会环境。反之,即政府违反了公正,必然会自取其咎,自食恶果,因为这会带来社会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亡。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29, 2012 at 1:1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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