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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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之外:日子非比寻常时,多元语言回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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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程英生     2020-5-12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200512-3989

一场瘟疫来袭,日子变得不寻常,平日的语文策略暴露了局限。

本地著名谐星葛米星化身为喜剧人物“Phua Chu Kang”用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传递防疫信息。(Gov.sg视频截图)

今年年初,本地学者陈美英在《海峡时报》写了一篇论文,谈新加坡语言环境的演变,认定英语已经成了国人名副其实的“新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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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联合早报)

陈女士说,国人有了互相认同的语言,有利各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她也觉得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还在世的话,必定深感欣慰,因为他一生的心愿是人人都懂英语,国家活动举行时用上一种语文便可。

陈女士的文章论述精致,语气肯定,数据也丰富。她的看法不让人惊讶,社会里向来就有尊英语为母语的呼唤,一直伴随着维护双语政策的声音。

原本以为,陈女士的论断必会引起共鸣,引来一些社群的呼应。

不料,几个月过去了,舆论场上不见讨论;《海峡时报》刊登的几篇读者来函里,没有热烈的呼应,有的是冷冷的怀疑。读者说,一般国人的“新母语”,更像是Singlish(混杂式英语),而不是英语。

英语的使用日益显着,无需数据也能证实。然而,只要走入寻常百姓家,走到人们生活的深处,不难发现市井小民中,始终未改“乡音”的,来不及拥抱那位新母亲的,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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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民还是比较习惯用方言来交流。(互联网)

现实生活里藏着统计数字说不清的复杂。其实,那个人人都说英语的理想世界还没到来。

最近的一场世纪大疫,就凸显了这个社会本质。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五月 13, 2020 at 3:34 下午

“天然独”和“天然英”是师出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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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20-1-15

【同温层】

有人在脸书吹嘘,说大选前夕,台湾友人在网上发帖:拍胸脯保证韩国瑜一定赢,使得“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他难以苟同,因为他认为“造势不一定化为选票”……其实,临门一脚前的忐忑,这点小聪明谁会没有呢?只不过说出来会成笑话,否则“大热倒灶”这四字词就不必造出来了。连老奸巨猾的蓝营名嘴都会看漏了眼,他算老几啊,浩练!

韩国瑜这一路走来,不断有名嘴说:他不应在同温层里抱团取暖,而是要走出来拉拢中间选民——谈何容易!人是群居的动物,一生都是在同温层里打滚;无论成功、失败,快乐或者忧伤都要和人分享。真正能够做到遗世独立的,只有出世的修行者。不过,话说回来,只要你的政治理念能够符合大众的期待值,中间选民自然会向这个同温层靠拢(民进党人又何尝不是活在同温层里?)。台湾的确是风向变了,自2018年底的“讨厌民进党”到2020年初的“害怕共产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纽约时报》有篇文章标题是《蔡英文的幸运  习近平的愚蠢》是很有道理的。

【“天然独”和“天然英”】

台独在台湾一路来都有市场,从党外的《美丽岛杂志》到民进党的成立,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起初或许只是“讨厌国民党”,后来则是要一边一国。而近期这些台独分子从莘莘学子的课纲下手,从国文、历史、地理及公民四科的“微调”,剪断中华文化的脐带,造成年轻人的“天然独”,如今已然成气候。 阅读更多 »

国家认同重点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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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陈词    2020-1-10
http://tanetblog.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html

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必定不能抛弃个别族群文化的多样性,而个别族群的文化,必定包含语文、历史和宗教。一个多元社会,单靠语言文字其实不足以形成认同上重要的基础。

总结新加坡开埠200年纪念的2019年,所展现寻找国家认同感的意愿非常浓烈,把历史上推至700年前,除了是扩大和深化国族源起的元素,也有助于一个新兴国家的不同族群和世代,思考彼此的差异与共同点。

近代很多摆脱殖民主义的国家,由于组成结构复杂,无论族群、宗教、文化甚至领土,都难免出现安德森所指“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处境,那么在政治上要凝聚共识,达到共同承担国家发展责任的目的,就不免要透过政策工具,形塑共同的国家意识。

这种形塑是极其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工程。在历史上,满洲人要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从外观上强制同一化,服饰与外观的改变属于文化的改变,文化的改变是心理改变的重要步骤,终极目的便是认同。清末国势日衰,民间反过来兴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声音,知识分子相信“日本之强,则自变衣冠始”,中国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剪掉辫子,他们甚至相信中国比西洋国家积弱,跟方块字有关,因此有必要废除方块字改用拼音文字。以强权介入达到国家认同目的,当然是一种方式,不过对建立和认同多元与包容的民主社会不会有帮助。

历史悠久的国家往往透过漫长过程形成民族认同感,这其中有数不清的正面和负面历史事件、人物,甚至内部族群的斗争,经过时间淬炼与沉淀,这些元素都在建构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化为共同记忆与历史内涵的一部分。

因此,公民对国家或国族的认同,不会单纯只依靠光荣、伟大的事物,而是多面向、多层次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虽复杂,但它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意识却对公民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由于承载了共同的历史经历,国族身份才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12, 2020 at 2:58 下午

英语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是主流偏见还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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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李正名    2020-1-8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200108-3535

英语并不是我的情感语言,也不是我的传承语言。但是我必须承认,就我对孩子及他们社交圈的观察,当我这一代人凋零之后,英语或许就真的是新加坡人认同的标记了。

排队参观新加坡开埠200年历史体验展(The Bicentennial Experience)的人潮。这个展览旨在让新加坡人与旅客在了解我国历史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什么是新加坡人身份。(海峡时报)

讨论问题不应该因人废言,但有时候议论者的身份背景却很关键,因为它可能说明议论者发言的立场,以及所代表的利益。

已经退休的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美英在《海峡时报》发表的《英语、母语和新加坡身份认同》,代表的正是一种本地中产阶级的主流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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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事实是残酷的,并不因为人们的好恶而有所改变。陈美英所得出的英语是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结论,其依据有事实和数据支撑。至于这到底是值得自豪还是可悲,就见仁见智了。

她提到李光耀在1986年的国庆仪式,因为主持人首次只用英语串场而感到高兴,借此证明英语作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正当性,也可以借用同样是李光耀2012年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里面的一段话反驳:

我们的双语教育的模式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有很多波折。我甚至曾在1989年表示,如果有机会回到1965年或1970年,我将会保留华文小学,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的教学,并鼓励所有的家长把子女送到华文小学就读,然后,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这些学生延加一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之中资质比较中等的,能顺利在中学阶段从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过渡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课程中去。

那是距离1986年他表示自豪后的三年。

当然也有人指出,同样的这段话并没有出现在这本书的英文版。至于原因为何,就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没错,数据和日常生活的观察都显示,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已经单语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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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尾狮一直被认为是新加坡的标志。(林新平)

尽管陈美英在文章结尾时,好意地表示新加坡人其实是多语的一群,就像她能够用英语教学,用闽南语研究乩童文化,用马来语表演马来戏曲一样,但是她的成长经验是在双语政策还没有消灭新加坡的多语环境之前。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8, 2020 at 5:52 下午

华文成为英校科目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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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9-25
怡和世纪 第38期 2019年1月

华文科取得“牌照”在英校作为选修科“营业”是1939年的事,距今已有80年的光景,但它的业务有显着进展,却是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以后的事。至于华文真正成为英校里的“必修科”,也非一步到位,它经历了多种语文源流学校时期从“选修”、“必修选考”才过度到“必修必考”的阶段。独立后,“华文(第二语文)”的概念登场了,华文教学工作者开始面对编写教材与琢磨“第二语文”教学法的挑战。华文教学渐渐告别过去以文学欣赏角度切入、语文与文化并重的文选式教学,转入“听说读写”纯语文技能学习的轨道。

早在十九世纪初,英文学校便在新加坡落地生长。虽然它在英国人荫庇下位居高档次,但最初的130年,它的学生人口始终不敌华校。长期以来,岛上这片英文教育沃土,容纳着来自各方的诸多种族,包括东南亚与南亚族群,因此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英校,要推行多一种语文的学习,始终被认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后来英文学校里的华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但是把华文纳入课程的过程还是极为缓慢。华文科走进英校历史进程这一课题,长期来为人所忽略,现存的相关材料如凤毛麟角,不易觅得。前不久它吸住我的眼球,是一次偶然翻阅七十多年前旧报章的因缘。一则小新闻撩起了我的兴趣,这个小情节,容下文再述,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当年英国殖民者的管治心态,方可一窥这个课题的面目。

英国殖民者最初的教育心态

1819年英国人登陆新加坡后,岛上的经营管治完全交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但它聚焦于商业利益,对社会建设与教育的发展兴味萧然。就教育这碟小菜而言,它理所当然以英文教育为圭臬。当时岛内居民使用的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一律被英国人定调为“方言”,以此突出英语的主导地位。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学校,全被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

东印度公司主政的年代,新加坡的各类学校都呈现“放任生长”的状态,管治者在教育上着墨不多,主要着力于对英校的关照。那时期的英文学校,几乎全属私立性质,多由教会、社团或富商所经营。管治者比较关注它的发展,原因是殖民地政府需要不少能掌握英语的在地人担任政府部门初级官员,而教会学校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这个阶段,英国人也给马来学校特别的照顾,理由是它认定马来人才是本地人,有朝一曰英国人离开新马,最可能接管政权的是马来人,因此有必要插手培养马来精英。1834年,殖民地当局便为马来族提供了免费的马来文教育。

1867年,政治风向有所转变。英国人把新加坡的管治权从东印度公司手上转往英国中央政府殖民部,它加大了英校与马来学校的扶持力度,对华文与淡米尔文教育,依然态度消极,致使这两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完全仰赖各自社群或教会的支持而存活。

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立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英国人把东方族群语言视为“方言”的心态,并没有完全灭绝人们在英文学校推动这些“方言”学习的意志,由华社精英或教会创办的一些英文学校里,除了“普通学科”之外,另设有“额外学科”,华文科包括其中。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直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1902年以后,新加坡开始有了政府主办的英文小学,但都是纯粹的英校,它不教导任何“方言”。若干新加坡教育史的研究文章提到,二战以前新加坡只有三所政府英校与50所私立英校,而第一所被改为政府英文中学的是创办于1931年的维多利亚学校。

有研究资料指出,莱佛士曾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在新加坡成立一所书院,强调它的特点必须是“东方学生必须学习自己的语文与传统”,论者以此说明莱佛士没有排斥方言学习。据知,1823年莱佛士已经为这所学院奠基,可是三天后他便离开了新加坡,而继任者却否定了他的计划,创办学院一事因此搁置。 阅读更多 »

华人还学华语吗?30年后,新加坡还会有华文社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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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先生   2019-6-24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90624-2852

教育部推行母语教育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它肯定了母语的好处和重要性,比如学华语可以发掘身份、与中国通商等;另一方面它又深怕母语(种族身份)威胁到英语(国民身份)的地位,于是母语所有的好处和重要性,便又成了次要的、非义务的、可选择、可废弃的东西。讲华语不是华人该尽的责任,学生“选择”学华语,必是因为他察觉到华语的功用。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作家梁文道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在提问时间,有观众问梁文道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联合早报)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梁文道先生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演讲现场满座,唯中老年人居多,本地的年轻人尤其寥寥可数。

梁的演讲近两个小时,谈的主要是香港的国民教育和身份认同,但间中也提到一些新加坡的问题。提问环节有一位观众问他对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看法。

梁回答:

除了是政策,“两文三语”其实更是对香港现有情况的描述,而在现有政策下每间学校具体的实施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开始用普通话做教学语言,有的则是普通话当成另一门课,其他科目主要的教学语言仍是粤语。哪一种才是最好的做法不好说,但以普通话或粤语作教学语言,却肯定会决定三十年后粤语的地位。现在的香港人仍可以轻易地以粤语读完《滕王阁序》或讨论哲学,但闽南语等其他地方的方言却很难做到,原因便在于粤语目前仍是香港主要的教学语言。如果以普通话全面取代粤语作为教学语言,那三十年后,或许香港人便再也没法用粤语讨论哲学了。

另外一位观众提问,说新加坡华文程度很难比得上香港,感慨本地人难以华语做深度交流,问梁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他以自己学法语为例,法语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工具,他可以在法国问路点菜,却不可能去读法文的福楼拜、莫里哀。

新加坡学生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

这让我直接联想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一个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环境里,我们现在的学生还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或者说,除了日常应用以外,新加坡的学生还有能力用华语来讨论些什么?从施政的角度来看,三十年后,华文在我们社会里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语言?

日前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语文特选课程将扩大到中学开办,说了一番话解释背后的用心,据报道摘其原话如下:

我们必须善用学生对祖籍文化与历史,以及其他族群的好奇心。但要了解文化,你就得学习语言,而要有效地学习,我们要让学习变得有趣并实用,少点压力和负担……告诉学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把母语学好,或许无法激发他们的兴趣,还可能浇熄他们的兴趣。但如果使学习成为发掘新加坡和国人身份的过程,我相信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母语的动力。

教育部预计明年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九所学校会各开一班。(联合早报)

把华文当工具,新加坡教育饱受诟病

只重语言技能,不讲文化精神;只求基本沟通,不求深入掌握——将语言视为应付日常对话的工具,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饱受批评的地方。语特课程和部长以上的谈话,从某个方面来说,也算是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回应:如果语文是工具,那至少已不再是学来应付日常沟通的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一种能用来了解文化、发掘自己身份的重要工具。

问题是,把华文当成工具时,我们能发掘的是怎样一种身份?李总理在今年农历新年致辞时提到了本地华族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那这身份和学习华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以前常说的“华人就该学华语”那一套吗?照部长的说法,显然不是。阅读全文»

柯文哲认为中英文一样强、一样被重视的新加坡,是“不存在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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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9-6-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120244

语言学者认为,新加坡人民对如此双语政策在身体力行上的匮乏,反映出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在一个英语主导的国度里,政府到底从人民身上期待发展出什么样的双语能力?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宣布台湾成为双语国家的愿景将从首都开始,超过三分之一科目以英语授课的学校将被列入“双语学校”,在他的公开演说中,不意外地,新加坡的双语国家模式再度成为样板,柯文哲指出,新加坡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实施双语教育”,他并指出,新加坡花了28年的时间才成功实施的双语教育体制,若实行在台北市,将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台湾很常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拿来“借镜”,而在这套想象中的投射对象便是“新加坡华人”。


根据2015年新加坡官方的统计资料,华人在家最常使用的语言中,以华语为最多(台湾称“国语”),占了46.1%的华人人口,而英语次之,占了37.4%。虽然这份统计无从得知双语人口占比为多少,但如果把年龄层的因素考量进去,我们便会发现,55岁以上在家最常使用华语的人有38.5%,这个年龄层的华人出生于新加坡独立之前,本来说的是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等语言,而非华语使用者,所以仍有37.2%在家说其他汉语语言。

在家使用华语的数字到了青壮年人口逐渐增加,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均成为官方语言,隔年,李光耀便实行他所谓的“通晓英语的双语政策”(English-knowing bilingual policy),要求所有新加坡人将英语当成第一语言来学习,另外将官方指定的母语(族群语言)以第二语言的形式在学校修习。

语言学者已经指出这个政策只对马来人有实际效益,因为新加坡官方指定给华人与印度人的母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实际上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都是外语,只有马来人是真的本来就在说马来语,加上马来文也是以罗马文字写成,因此,从2015年的识读率来看,高达86.2%的马来人能够同时识读马来文和英文,相较之下,只有62.6%的华人和45.7%的印度人能同时识读英语和他们被官方指定的“母语”。换言之,当时李光耀的“通晓英语的双语政策”,对于原本不受英语教育的华人而言,是让你同时多学两种新语言的双语政策。

25到54岁的华人中,有超过半数的华人在家最常使用华语,但是年龄再往下降,比例却跟着降低:15到24岁在家使用华语的华人年轻人跌破五成,剩下47.6%,比上个年龄层的56.2%跌了将近10%,而小孩(5到14岁)则更只有37.4%,再跌10%,这统计资料说明的是:在新加坡,年轻人用华语用得比他们的阿公阿嬷还要少。相较之下,有61.3%的华人小孩在家最常说英语,这个数字比2010年的数据(51.9%)多了将近足足10%——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华人,开始出现不再将华语作为母语的趋势。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小国大战略 双语跻身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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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黄自强    2019-4-30
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world/126/201904300002.aspx

新加坡各级学校中的教学语言就是英文,无论物理、化学、历史或地理的教学与考试,都是用英文,新加坡如今的成就证实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政策的正确性。但英文独霸的强势环境下,华语教育却面临“半桶水”的尴尬。

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不少中学生放学后仍会赴补习班强化母语能力。

新加坡“双语政策”受各国推崇,英语是普遍沟通的行政工作语言,不仅接轨国际,更兼顾境内华裔、马来西亚裔与印度裔等多元族群。双语政策让这个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城市国家,成为东南亚国家间政经发展的领头羊,不过,双语政策欲竟全功,仍有诸多挑战待克服。

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虽以英文为行政工作语言,但没有立即在各级学校推动以英文为第一语言,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出炉,才确定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学比重。从1987年起,全国各级学校(除了特选学校之外)提供英文为第一语言的课程,“母语”(中文、马来语与坦米尔语)则列为第二语言。

新加坡现阶段教育体系是以英文为主轴,辅以华语、马来语或坦米尔语等母语,在小学、中学的求学阶段,华语、马来语或坦米尔语是必修课程。以华人家庭子女为例,他们在学校就多半修读华语作为“母语”课程。

已故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是推动双语政策的关键人物,他曾于《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剖析推动双语政策的心路历程。

李光耀指出,从英国殖民时代起,无论法律文件或官方文书都是使用英文,英文就是新加坡的工作语言。透过英文可以与世界接轨,因此所有的人都要学习全球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

李光耀认为,推动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基石,他也强调,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以英文为主导的双语政策,并非要消灭中华文化或中文教育。

现任总理李显龙于2016年出席马来语师铎奖颁奖时表示,双语政策对新加坡政经发展功不可没。鲜少有国家能像新加坡在面临生存发展挑战之际,仍能坚持学生从小学到初级学院不仅要学习英文,更要能有效掌握母语的学习成效。

李显龙认为,双语政策让新加坡人拥有良好英文能力,在全球竞争激烈环境中站稳脚步,掌握发展利基,更能持续使用母语与亚洲其他社群沟通。

研究星马地区华人社群发展的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筹备主任林文斌分析,新加坡独立之初,政治菁英对境内的多元族群、身处于“马来世界”的处境十分清楚,独尊任一族群语言为官方语言,皆可能挑起与邻国的紧张关系,甚至有可能因此发生动乱和战争,以前殖民政府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最保险,更能以英语接轨国际。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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