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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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重点不在脑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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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豪      2017-9-27
http://blog.omy.sg/shihhow/archives/3537

听得懂方言的就是听得懂,怎么禁都没用,但对于不谙方言的人来说,方言听在他们耳里就像外国话,一如福州话对我来说就像外星语言一般。所以当局为何不能尊重一下电影艺术与观众?让方言电影就如外语电影一样存在着?……当然我在此或其他人通过各管道所发的牢骚也很难让固执的当局做出改变,因为他们的脑容量大概也只容得下一种思维,而且是那种过时的迂腐思维。

由知名舞台剧改编,并邀得名摄影师杜可风掌镜的马来西亚电影《海墘新路》将于本地上映,但遗憾的是本地上映的版本将会全被配上华语。得知此消息后,我心里只怒蹦出一个字。那是甚么字?我不告诉你。

不久前《纽约时报》有文章说本地受到政府数十年禁止方言的“语言压制”,之后新加坡驻美大使便回函反驳。当然大使的立场与说法,与政府一贯回应呼吁放宽方言政策的声音时是一致的,这些年来我们也都听得会背了,反正就是仍保留与推广各族母语啦,政府的政策是力推具有经济价值的华语为华人的共同语言啦,政府依然适度放宽方言节目以“宣传政策”啦,然后就是解禁方言的话将影响华人学习华语啦,因为“大部分新加坡人并不是有语言天分的语言学家”啦(这是许多人不同意的一点)。

当年李大家长的个人坚持认定,大概因为“大哥是对的”,因此当局也应声坚持支持此论调至今,认为一个人的脑容量不能让他兼顾学习好几种语言。但本地民众可以自由地观赏各类外语片,年轻人还因哈日哈韩而学习日、韩语,所以老李那荒谬逻辑不攻自破,所以禁方言电影与歌曲的方针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而且众所周知,本地推广华语的阻力早已不是方言,而是说英语的根本不屑说华语,还有就是当局虽口口声声说推广华语,但在各种公共宣导或设施文案的荒谬事例,都显现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的苟且敷衍心态。)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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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7, 2017 at 4:56 下午

新加坡华人重拾祖先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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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张彦(Ian Johnson)      译者: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7-8-28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828/singapore-language-hokkien-mandarin/

说闽南语的卓金举(Tok Kim Kiok,音,左)和他妻子罗娥娇(ILaw Ngoh Kiaw,音),看着说英语的孙辈玩耍。(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加坡——卓家和张家堪称新加坡和谐传统的典范。一个周六的午后,三代家族成员聚在同一屋檐下,吃切好的水果,喝茶,彼此陪伴。

唯一的问题是:最年轻和最年长的这两代人几乎无法交流。

7岁的拉韦尔(Lavell)说流利的英语和一点中文普通话,她的祖母、祖籍为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刘娥娇(Law Ngoh Kiaw),则喜欢说那里的福建方言。因此,这祖孙俩一起看着地板上的娃娃屋时,除了只言片语,几乎无法交谈。

“她不会说我们的闽南语,”刘娥娇叹息着说道,“又实在不想说普通话。”

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难以交流,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数十年间在语言工程方面做出的大规模努力所结出的苦果。

以1970年代末的一系列举措为起点,这个城邦的领导人有效地禁绝了一些中文方言——那是四分之三新加坡人的母语——为的是提倡人们使用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

几年后,就连普通话的使用范围也被压缩,以便给身为全球商务语言的英语让路。

“新加坡以前就像一片语言的热带雨林——杂草丛生,有点混乱,但非常有活力,欣欣向荣,”新加坡的语言历史学者陈丹枫(Tan Dan Feng)说。“现今,经过几十年的修剪和扬弃,它成了一个以经济作物为重心的园子:为了力争上游而学习英语或普通话,其余的都没用,因此我们就将其舍弃。”

这种对语言的压制,及其给多代同堂家庭造成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憎恶——现在政府的政策已有所软化。

最近,自1970年代末以来首次有闽南语电视连续剧播出——在1970年代,约40%的新加坡人以闽南语为第一语言。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自学方言,希望重拾与过往岁月或他们的祖父母的联系。

此外,今年5月,一个新的多方言电影项目得到政府的背书,教育部长亲自现身电影首映式,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华文之难与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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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先生     2017-8-2

华文学习路之所以会“荆棘满途”,主要便是因为新加坡人给自己开了一条永远康庄的后路:舍弃华语,逃离华文。从“华人要学好华语”到“华人要学华语”,从“学华语很难”到“只学英文就好”,如此步步后退,直至退无可退。妄自菲薄,自轻自贱,说更难听一点便是自甘堕落了。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讲华语运动日前闹出听说“渎”写的笑话,一时引起议论纷纷。《联合早报》便有好几篇文章对此做出回应,其中早报新闻编辑郭颖轩的文章《言语图钉》指当局出错可能是三点水的写法难分或可能是赶工时出错。她澄清不是帮当局找借口辩解,只是“尝试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以更多同理心了解症结所在,并提出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那经过多角度看待问题后,所谓的症结在哪里呢?郭小姐提出了两点:其一、“华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因此容易出错,也容易让学生打退堂鼓;其二、“网络与社媒时代培养的挖苦、嘲笑和乐于捉人小辫子生态的心态”,打击下一代的信心和兴趣。那解决方案呢?郭小姐先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的话,说活动团队已保证将加强现有程序,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文章最后呼吁大家别在“荆棘满途的华文学习路上”“撒钉”。

讲华语运动的听说“渎”写,或者是新加坡华语的每况愈下,其症结究竟在哪里?郭小姐提出的两点断不会是答案,但该文本身却正是新加坡华文症结的最佳演绎。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觉得郭小姐是想刻意辩解或发出什么惊人之语。如果稍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与之持同样论调的实大有人在:行书的三点水不易分,希望各界不要一直取笑嘲讽,“穷追猛打”“得理不饶人”,要有同理心,并从错误中学习。如果说郭小姐的论点是新加坡的主流论述之一,我想并不为过。

这种主流论调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新加坡人对学习华文的固有思维:华文很难,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这同时也暗示了学习华文是无趣的,读写华文偶有纰漏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学华文这事实在太难了,所以如果有人肯学,我们就应该额手称庆了,怎么还可以苛求,甚至没有同理心地加以嘲笑呢?要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错别字上纠结,那更是吹毛求疵是强人所难是捉小辫子是得理不饶人是在华文路上撒钉了。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2, 2017 at 9:16 下午

无语羞问天:沉默不能,呐喊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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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韦材    2017-7-1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语文是一种浸濡式教育,必须与生活行为密切互动才能具有成效,这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就如所有婴儿也都是通过自己生活中的自然需求来学习母语。语文的群众推广,也只有让语文润物无声地通过其文化进入民间生活才能有望成为良性影响。倘若还是抱着一日和尚一日经地敷衍,难保又会像近日“光复”方言那样,弄成俗不可耐的搞笑闹剧,只会弄巧反拙让人失望而已。

众声喧哗中华文颓势不止

这些年来纵然当局依旧循例作出各类鼓励华语的活动,但我们的华文书写水平却从“日渐浅白”到“日渐苍白”已是不争事实。

以新加坡为非单一种族所组成的背景来看,除非个别种族对自己母文化拥有正确的尊重及价值认同,如若不然,在长年累月多元生活交流里要保养母文化亦不容易。加上新加坡经济模式为了生存必须朝向国际化,社会语境自然也就以英文为主,这环境下要保养单一民族的母语及文化,就比单一种族社会来得困难。

新加坡自十九世纪起其实就已是个多元文化汇聚地,对各族文化及语言的磨合我们其实不乏经验,两百年的历史也让我们拥有南洋岛国语言的风格成果,这些过去的经验同时也印证了母语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除了各有其位同时也各有其独立价值,新加坡要继续成为一个成功多元社会,采取海纳百川共存共化的原则必须延续,才能培养出具有本土真味的人文气候来。

谈到新加坡的华文,其实早在战前及战后廿余年都有过坚实的水平。尤其60年代新马华文文坛一片蓬勃,华文文字媒体几乎就是当时华人的精神粮食,而在那些时代里,就读华校的学生也没遇过所谓学习母语的困扰。既是华人,用华语,书华文,是极其自然的事。再说那时要认的汉字,甚至还是繁体。

但这样的社会语境如今早已不再了。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所听到的多是各种变相华语,书写方面则更教人尴尬,年轻一代似乎连认字都有问题,能真正书写的也就益发稀罕。

没有母语语言环境的华文教学堪忧

在华文教学方面,情况更今非昔比,70年代教育改制之后,传统华校正式消失,华文教学从早期透过各科目的通识式教学,沦为教学中的一项语文科目,而很多中学另辟高级华文,看似鼓励,其实是为方便那些已跟不上学习华文的新一代而分流。

笔者于2010至2012年曾受教育部邀派为驻校作家,进驻过10所中学及3所初级学院,来参与写作训练的基本是高华班学生,即使如此,交上的作文十有八九一看就是模式化美文格式,可想平日华文教学是何种模式,而模式美文毕竟还算通顺文字,遗憾是更多本地学生的书写能力就连通顺都说不上。

从几所学校的中二、三生交流里,发现他们对华文的态度是“其它更重要的学业功课繁重紧逼,就算很喜欢也无暇付出热情”的,这种反应让我明白其实华文在今天教学里纵有各类增益性活动,但在学生心里并不看重华文。

向一些学校负责老师提及这情形,他们答案也几乎充满无奈,大部分学校之内的语境其实也就以英文为主,课室外食堂内此起彼落的学生生活语言也就是本地化的Singlish。至此我不仅深感到学校变了,其实早前那个华人华语的环境也早就变了。 阅读更多 »

国大中文系招生困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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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4-20
http://www.sgwritings.com/112902/viewspace_158037.html

随着大中华区经济的腾飞,华文地位正日益崛起。在华文崛起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新加坡倒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国大的中文系不过是新加坡华文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有很好的人才储备与文化底蕴,但很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日前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Kenneth Dean)与许源泰二位先生来访,饭间丁先生就说到了担任系主任的难处,其中最大问题还是生源萎缩。

丁荷生自前年初主掌国大中文系,至今已满两年。他自幼生长在港台的闽南、广东文化圈之中,大学阶段受过了非常好的学术训练,毕业后专攻南方民间宗教。

与很多书斋型学者不同,丁氏并重田野调查,因此曾花数十年调查闽南莆田周边地区的道教民俗信仰,包括那些活生生的科仪、乩童、剧团、进香崇拜团体等,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宗教碑刻铭文,试图以此来勾勒一个更为生动的宗教地图志。

难能可贵的是,丁氏研究还将宗教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社群间的移民迁徙史贯串了起来。自清末东南沿海的华人移民潮渐兴,而通过各地民间宗教的考察,尤其是庙宇碑志的搜集、断代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移民的社会属性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跨境宗教网络。这种研究对于新加坡本地的文化身份认同构建,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其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过去历史与独特文化形成、演变。

像丁氏对19世纪末闽南人商界领袖,同时也是鸦片大亨章芳琳的研究,就通过后者所捐助的学校、庙宇等条规,来展现了不仅是一位闽商巨贾的身世浮沉,更刻画出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错综复杂的商业贸易网络与纷纭的社会关系。

就在年初,丁氏又与许源泰先生出版了两巨册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这不仅可算是新加坡宗教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更可代表极少数文史工作者,对于新加坡国族形成追溯上的不遗余力。 阅读更多 »

“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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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琳    2017-3-31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李楚琳

(李楚琳在一个深具华文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大学主修中国史和东南亚史,是新加坡双语精英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丰富的研究与策展经验。2014年她离开国家博物馆,出任新成立的新加坡艺菀有限公司总裁,负责筹划历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兼管理位于前国会大厦的艺菀艺术中心、月眠路艺术中心和阿里哇街艺术中心,去年12月她正式离开艺莞总裁的职位,结束了31年的公务员生涯。

2016年3月李楚琳接受《怡和世纪》采访,在评论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时指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就是我们以英语为共同语而留下的后遗症。为了配合本期《怡和世纪》的专题,她再次应邀,就几个有关我国语言演变的问题,通过与编者的来往电邮与读者分享她的观察与思考。——编者按)

1. 你是出身传统书香世家的双语人才,能否谈谈你与方言的机缘;在你成长的过程,方言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是否有及有过怎样的影响;你曾否在任何时候感觉过,方言的使用影响了你对双语的学习与掌握?

我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潮安人,他们说的潮州话都很标准。不过他们也是战后华校生,认识拍拖的时候都只讲华语,因此我的母语的确就是华语,也就是说我自出世后,父母对我只说华语。周围的亲戚在1960、1970那个年代讲的主要还是潮语,而我与长辈交谈也用潮语。初时每当我讲华语,有些亲戚会觉得有点稀奇,不过久了也有些长辈反而会迁就我,跟着我以华语谈话,也许我说的潮州话太涩了,他们觉得很难听很难受。我在一个多语的环境里长大,很自然地也跟着邻居学了福建话和广东话。我母亲是华文教师,不过家父最有语言天分,他当过广播员,华语纯正,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他小时候念启发小学,听得懂客家话。由于潮州话与福建话相近,爸爸当然也能把福建话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他那口港式粤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那时掀起学马来语的浪潮,他也去学了,而且马来话说得很不错,至少能够与马来邻居谈天说地。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居然也学起英语,讲得够流利的。在爸爸豁达开通的语言政策影响下,我们从未有过排斥他语的概念,也许就是早年有了这种与方言的接触和运用,才刺激了我的语言细胞吧!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31, 2017 at 6:00 下午

文明?!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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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田    2017-3-17
http://phoonyewtien.blogspot.sg/2017/03/singlish-1-singlish-2-3-singlish.html

最近在网上论坛《新国志》读了两篇有关本地语言景象的文章——《Singlish 羞耻与否是假议题》以及《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于心有戚戚焉!

引起一点“感情”最主要还不是这两篇文章本身,而是一些有关这两篇文章的回响,其中有感性的,也有语言暧昧古怪的。

针对《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有署名“文明人谈真实”者说:

1) 其实在新加坡的历史来说,福建话应该提升为第五官方语言,在早期各族同胞多少都会点福建话,海关,警察,护士,等都以福建话+马来语为岛民的通语,这是本国的独特人文文化遗产,需要发洋光大。可以用罗马字拼音来写福建话。就如韩语与日语那样。

其实Singlish发展下去,福建话以罗马字体的活力就会慢慢的浮显出来了, 就如韩日越文那样的生命力突显出来。

就算是所谓的(新加坡)岛民的通语,为何来自中国的福建话须要向韩越日语看齐,用罗马字拼音来写?如果提议者还是个华人,这是否比数典忘祖更恶劣?!

2) 标准英语是新加坡国族的普通话( 国族通语)与上层建筑的行政语文。

就直截了当说英语是新加坡官方行政语言好了,何必牵扯什么令人联想起中国的“普通话”?

3)新式英语 (Singlish) 与新式华语只是新加坡的独特方言。

对不起,所谓方言,是一种有深远文化底蕴语言的其中一个支流,Singlish充其量只是一种肤浅混种式的语言,它的“独特”可能在于它的“不认真”以及没有真正可以值得骄傲的文化底蕴,我们或许不必排斥它,甚至觉得有亲切感,但真的能因而感到自豪吗?!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17, 2017 at 11:47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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