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母语

华文成为英校科目的历史进程

leave a comment »

周维介    2019-9-25
怡和世纪 第38期 2019年1月

华文科取得“牌照”在英校作为选修科“营业”是1939年的事,距今已有80年的光景,但它的业务有显着进展,却是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以后的事。至于华文真正成为英校里的“必修科”,也非一步到位,它经历了多种语文源流学校时期从“选修”、“必修选考”才过度到“必修必考”的阶段。独立后,“华文(第二语文)”的概念登场了,华文教学工作者开始面对编写教材与琢磨“第二语文”教学法的挑战。华文教学渐渐告别过去以文学欣赏角度切入、语文与文化并重的文选式教学,转入“听说读写”纯语文技能学习的轨道。

早在十九世纪初,英文学校便在新加坡落地生长。虽然它在英国人荫庇下位居高档次,但最初的130年,它的学生人口始终不敌华校。长期以来,岛上这片英文教育沃土,容纳着来自各方的诸多种族,包括东南亚与南亚族群,因此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英校,要推行多一种语文的学习,始终被认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后来英文学校里的华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但是把华文纳入课程的过程还是极为缓慢。华文科走进英校历史进程这一课题,长期来为人所忽略,现存的相关材料如凤毛麟角,不易觅得。前不久它吸住我的眼球,是一次偶然翻阅七十多年前旧报章的因缘。一则小新闻撩起了我的兴趣,这个小情节,容下文再述,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当年英国殖民者的管治心态,方可一窥这个课题的面目。

英国殖民者最初的教育心态

1819年英国人登陆新加坡后,岛上的经营管治完全交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但它聚焦于商业利益,对社会建设与教育的发展兴味萧然。就教育这碟小菜而言,它理所当然以英文教育为圭臬。当时岛内居民使用的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一律被英国人定调为“方言”,以此突出英语的主导地位。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学校,全被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

东印度公司主政的年代,新加坡的各类学校都呈现“放任生长”的状态,管治者在教育上着墨不多,主要着力于对英校的关照。那时期的英文学校,几乎全属私立性质,多由教会、社团或富商所经营。管治者比较关注它的发展,原因是殖民地政府需要不少能掌握英语的在地人担任政府部门初级官员,而教会学校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这个阶段,英国人也给马来学校特别的照顾,理由是它认定马来人才是本地人,有朝一曰英国人离开新马,最可能接管政权的是马来人,因此有必要插手培养马来精英。1834年,殖民地当局便为马来族提供了免费的马来文教育。

1867年,政治风向有所转变。英国人把新加坡的管治权从东印度公司手上转往英国中央政府殖民部,它加大了英校与马来学校的扶持力度,对华文与淡米尔文教育,依然态度消极,致使这两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完全仰赖各自社群或教会的支持而存活。

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立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英国人把东方族群语言视为“方言”的心态,并没有完全灭绝人们在英文学校推动这些“方言”学习的意志,由华社精英或教会创办的一些英文学校里,除了“普通学科”之外,另设有“额外学科”,华文科包括其中。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直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1902年以后,新加坡开始有了政府主办的英文小学,但都是纯粹的英校,它不教导任何“方言”。若干新加坡教育史的研究文章提到,二战以前新加坡只有三所政府英校与50所私立英校,而第一所被改为政府英文中学的是创办于1931年的维多利亚学校。

有研究资料指出,莱佛士曾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在新加坡成立一所书院,强调它的特点必须是“东方学生必须学习自己的语文与传统”,论者以此说明莱佛士没有排斥方言学习。据知,1823年莱佛士已经为这所学院奠基,可是三天后他便离开了新加坡,而继任者却否定了他的计划,创办学院一事因此搁置。 阅读更多 »

华人还学华语吗?30年后,新加坡还会有华文社群吗?

leave a comment »

柳先生   2019-6-24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90624-2852

教育部推行母语教育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它肯定了母语的好处和重要性,比如学华语可以发掘身份、与中国通商等;另一方面它又深怕母语(种族身份)威胁到英语(国民身份)的地位,于是母语所有的好处和重要性,便又成了次要的、非义务的、可选择、可废弃的东西。讲华语不是华人该尽的责任,学生“选择”学华语,必是因为他察觉到华语的功用。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作家梁文道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在提问时间,有观众问梁文道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联合早报)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梁文道先生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演讲现场满座,唯中老年人居多,本地的年轻人尤其寥寥可数。

梁的演讲近两个小时,谈的主要是香港的国民教育和身份认同,但间中也提到一些新加坡的问题。提问环节有一位观众问他对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看法。

梁回答:

除了是政策,“两文三语”其实更是对香港现有情况的描述,而在现有政策下每间学校具体的实施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开始用普通话做教学语言,有的则是普通话当成另一门课,其他科目主要的教学语言仍是粤语。哪一种才是最好的做法不好说,但以普通话或粤语作教学语言,却肯定会决定三十年后粤语的地位。现在的香港人仍可以轻易地以粤语读完《滕王阁序》或讨论哲学,但闽南语等其他地方的方言却很难做到,原因便在于粤语目前仍是香港主要的教学语言。如果以普通话全面取代粤语作为教学语言,那三十年后,或许香港人便再也没法用粤语讨论哲学了。

另外一位观众提问,说新加坡华文程度很难比得上香港,感慨本地人难以华语做深度交流,问梁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他以自己学法语为例,法语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工具,他可以在法国问路点菜,却不可能去读法文的福楼拜、莫里哀。

新加坡学生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

这让我直接联想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一个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环境里,我们现在的学生还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或者说,除了日常应用以外,新加坡的学生还有能力用华语来讨论些什么?从施政的角度来看,三十年后,华文在我们社会里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语言?

日前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语文特选课程将扩大到中学开办,说了一番话解释背后的用心,据报道摘其原话如下:

我们必须善用学生对祖籍文化与历史,以及其他族群的好奇心。但要了解文化,你就得学习语言,而要有效地学习,我们要让学习变得有趣并实用,少点压力和负担……告诉学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把母语学好,或许无法激发他们的兴趣,还可能浇熄他们的兴趣。但如果使学习成为发掘新加坡和国人身份的过程,我相信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母语的动力。

教育部预计明年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九所学校会各开一班。(联合早报)

把华文当工具,新加坡教育饱受诟病

只重语言技能,不讲文化精神;只求基本沟通,不求深入掌握——将语言视为应付日常对话的工具,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饱受批评的地方。语特课程和部长以上的谈话,从某个方面来说,也算是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回应:如果语文是工具,那至少已不再是学来应付日常沟通的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一种能用来了解文化、发掘自己身份的重要工具。

问题是,把华文当成工具时,我们能发掘的是怎样一种身份?李总理在今年农历新年致辞时提到了本地华族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那这身份和学习华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以前常说的“华人就该学华语”那一套吗?照部长的说法,显然不是。阅读全文»

柯文哲认为中英文一样强、一样被重视的新加坡,是“不存在的新加坡”

leave a comment »

万宗纶    2019-6-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120244

语言学者认为,新加坡人民对如此双语政策在身体力行上的匮乏,反映出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在一个英语主导的国度里,政府到底从人民身上期待发展出什么样的双语能力?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宣布台湾成为双语国家的愿景将从首都开始,超过三分之一科目以英语授课的学校将被列入“双语学校”,在他的公开演说中,不意外地,新加坡的双语国家模式再度成为样板,柯文哲指出,新加坡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实施双语教育”,他并指出,新加坡花了28年的时间才成功实施的双语教育体制,若实行在台北市,将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台湾很常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拿来“借镜”,而在这套想象中的投射对象便是“新加坡华人”。


根据2015年新加坡官方的统计资料,华人在家最常使用的语言中,以华语为最多(台湾称“国语”),占了46.1%的华人人口,而英语次之,占了37.4%。虽然这份统计无从得知双语人口占比为多少,但如果把年龄层的因素考量进去,我们便会发现,55岁以上在家最常使用华语的人有38.5%,这个年龄层的华人出生于新加坡独立之前,本来说的是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等语言,而非华语使用者,所以仍有37.2%在家说其他汉语语言。

在家使用华语的数字到了青壮年人口逐渐增加,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均成为官方语言,隔年,李光耀便实行他所谓的“通晓英语的双语政策”(English-knowing bilingual policy),要求所有新加坡人将英语当成第一语言来学习,另外将官方指定的母语(族群语言)以第二语言的形式在学校修习。

语言学者已经指出这个政策只对马来人有实际效益,因为新加坡官方指定给华人与印度人的母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实际上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都是外语,只有马来人是真的本来就在说马来语,加上马来文也是以罗马文字写成,因此,从2015年的识读率来看,高达86.2%的马来人能够同时识读马来文和英文,相较之下,只有62.6%的华人和45.7%的印度人能同时识读英语和他们被官方指定的“母语”。换言之,当时李光耀的“通晓英语的双语政策”,对于原本不受英语教育的华人而言,是让你同时多学两种新语言的双语政策。

25到54岁的华人中,有超过半数的华人在家最常使用华语,但是年龄再往下降,比例却跟着降低:15到24岁在家使用华语的华人年轻人跌破五成,剩下47.6%,比上个年龄层的56.2%跌了将近10%,而小孩(5到14岁)则更只有37.4%,再跌10%,这统计资料说明的是:在新加坡,年轻人用华语用得比他们的阿公阿嬷还要少。相较之下,有61.3%的华人小孩在家最常说英语,这个数字比2010年的数据(51.9%)多了将近足足10%——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华人,开始出现不再将华语作为母语的趋势。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小国大战略 双语跻身国际舞台

leave a comment »

中央社/黄自强    2019-4-30
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world/126/201904300002.aspx

新加坡各级学校中的教学语言就是英文,无论物理、化学、历史或地理的教学与考试,都是用英文,新加坡如今的成就证实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政策的正确性。但英文独霸的强势环境下,华语教育却面临“半桶水”的尴尬。

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不少中学生放学后仍会赴补习班强化母语能力。

新加坡“双语政策”受各国推崇,英语是普遍沟通的行政工作语言,不仅接轨国际,更兼顾境内华裔、马来西亚裔与印度裔等多元族群。双语政策让这个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城市国家,成为东南亚国家间政经发展的领头羊,不过,双语政策欲竟全功,仍有诸多挑战待克服。

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虽以英文为行政工作语言,但没有立即在各级学校推动以英文为第一语言,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出炉,才确定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学比重。从1987年起,全国各级学校(除了特选学校之外)提供英文为第一语言的课程,“母语”(中文、马来语与坦米尔语)则列为第二语言。

新加坡现阶段教育体系是以英文为主轴,辅以华语、马来语或坦米尔语等母语,在小学、中学的求学阶段,华语、马来语或坦米尔语是必修课程。以华人家庭子女为例,他们在学校就多半修读华语作为“母语”课程。

已故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是推动双语政策的关键人物,他曾于《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剖析推动双语政策的心路历程。

李光耀指出,从英国殖民时代起,无论法律文件或官方文书都是使用英文,英文就是新加坡的工作语言。透过英文可以与世界接轨,因此所有的人都要学习全球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

李光耀认为,推动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基石,他也强调,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以英文为主导的双语政策,并非要消灭中华文化或中文教育。

现任总理李显龙于2016年出席马来语师铎奖颁奖时表示,双语政策对新加坡政经发展功不可没。鲜少有国家能像新加坡在面临生存发展挑战之际,仍能坚持学生从小学到初级学院不仅要学习英文,更要能有效掌握母语的学习成效。

李显龙认为,双语政策让新加坡人拥有良好英文能力,在全球竞争激烈环境中站稳脚步,掌握发展利基,更能持续使用母语与亚洲其他社群沟通。

研究星马地区华人社群发展的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筹备主任林文斌分析,新加坡独立之初,政治菁英对境内的多元族群、身处于“马来世界”的处境十分清楚,独尊任一族群语言为官方语言,皆可能挑起与邻国的紧张关系,甚至有可能因此发生动乱和战争,以前殖民政府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最保险,更能以英语接轨国际。 阅读更多 »

避免语言同质化 学者倡议公共告示四语齐列

leave a comment »

网络公民/北雁     2019-2-19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19/02/避免语言同质化学者倡议公共告示四语齐列/

新加坡语言历史学者陈丹枫认为,坚持在公共地点使用四大官方语言的告示,乃是因为语言触及狮城所有国人的生活,也是确保我国不会失去多元语言特色的有效方法之一。当全球许多国家的语言也越趋多样化,我国应当反思是否值得反其道而行,走向语言同质化。

在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他提到使用四种语言的告示,具有务实和象征意义的考量,即认可这些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为不谙英语或仅通晓母语的国人服务,以及展现国人信守国家原则的坚持。

《海时》昨日(18日)报导,在国内36个重要纪念碑、旅游景点和公共机构,至少有40巴仙并没有展示所有四大官方语言:中文、英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

而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上月则提到,一些公共告示或牌匾,省略掉了部分官方语言,显示我国在语言的使用上越趋单元化。例如,在樟宜海滩纪念二战“肃清”大屠杀历史的石牌上原有四种语言,但如今已被替换成只有英语简介的纪念碑。

文化同质的新加坡“非常不有趣”

杨荣文认为,这形同“刻意削砍掉我们的文化基因,否定我们自身的强项和宝贵遗产。”,文化同质化的新加坡将会是“非常不有趣”的新加坡。

图源:《海峡时报》

官方机构重设四语告示牌

《海峡时报》也报导,一些官方机构也正重新恢复在公共场合的四种语言告示,例如樟宜机场的第二和第四航空楼都有四种语言和日语告示,惟第一和第三航空楼则没有淡米尔文告示。

新加坡旅游局也把位于牛车水、滨海桥和亚佛路一带的指路牌加入淡米尔文。

也是这篇报导中受访者之一的陈丹枫,在脸书则上载针对记者提问的完整回答,其中他提到,当中国油画家陈丹青在20914年到访我国,在“母语与母国”讲座上发言时,曾形容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可用“奢侈”来形容。阅读全文»

掩耳盗铃的双语家庭比率增加

leave a comment »

隋紫艾    2018-7-2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80702-1635

教育部必须认真思考,除了华文一科,其他的人文科目,如中国文学或新华文学、历史、地理等人文科目,应该也用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唯有这样,才可能扩大学生的华文词汇、使用机会,进而提高他们的程度。舍此不为,而去做什么双语家庭比率增加的调查,只能让有识之士看笑话。这件皇帝的新衣披太久了,还是裸身面对现实吧。

让幼儿从小接触双语已成趋势,学前教育中心纷纷以双语教学为卖点,就连英国文化协会的幼儿园也是英语和华语各占一半。图为在武吉知马华中国际学校内的伊顿中华幼儿园,孩子们的每个班级都以唐宋文学家命名。

让幼儿从小接触双语已成趋势,学前教育中心纷纷以双语教学为卖点,就连英国文化协会的幼儿园也是英语和华语各占一半。图为在武吉知马华中国际学校内的伊顿中华幼儿园,孩子们的每个班级都以唐宋文学家命名。(联合早报)

朋友圈中有一些所谓特选中学或语特毕业生,其中更有结为夫妇的,两公婆的母语虽然不同,但是在职场以外的社交场合,都还是习惯在用华语交谈。

当中的好几对在为人父母后,却没有延续这个习惯,而是把孩子当洋人一般对他们说英语。这大概也不是什么再值得大惊小怪或嗤之以鼻的事情了,毕竟谁不望子成龙呢?他们的孩子在进入教育系统后,也就顺理成章使用这个“母语”和老师同学互动,在跟我们这些叔叔阿姨长辈被迫讲华语时就结结巴巴,词不达意。

看到5月28日《联合早报》的新闻报道说,教育部对小一新生入学时进行的调查显示,同时使用英语和母语作为沟通语的家庭,从1997年的83%,提升至去年的90%。报道于是得出结论说:“过去20年来,使用双语的本地家庭有增加趋势。”

我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影像就是这些不跟孩子讲华语的朋友。他们必然也属于调查所以为的那90%双语家庭吧。

这个由第四代领导班子成员、教育部长王乙康透露的调查报告,延续了建国以来对于华文教育的态度。当年本地华教同左派学生运动、马来亚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千丝万缕的纠葛,使得华文教育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敏感课题,政府和社会从来都没有机会,好好地、理性地、专业地辩论它。尽管当事人陆续作古,课题的敏感性余威仍在。但是,再不走出这个阴影,结束毫无作为的现状,代价是会越来越高而且难以承受的。

20180702 learn mandarin 2.jpg

2017年8月19日在新达城举行的母语学习论坛上,学前刊物《小小拇指》和香港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合作举办了两场“个个都好有趣”亲子工作坊,跟小朋友介绍竹子的妙用与趣事,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让孩童学习中华文化。(联合早报)

我这里无意自己去戴上“华文沙文主义”的高帽,只是想请问教育部,关于双语教育的种种政策假设,是否立足于严谨的科学研究?教育部对于当前的华文华语教育成果(考试拿A但是生活里无法表达自如)满意吗?那种误以为人脑犹如电脑,装了华文就没位子装英文的无知,是否还继续主导我们的政策讨论?学术界最新的关于幼儿语言学习的研究发现,有多少被拿来作为决策根据?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3, 2018 at 10:49 下午

星国近40年的“讲华语运动”,不但让当地方言消退,连邻近马国新山都遭殃

with one comment

万宗纶    2017-11-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82980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开始实施的“讲华语运动”,虽然现在回头看是赋予了该国人民口说中文的能力,但却也造成了华人文化中的福建话、潮州话与广东话使用比例大幅降低,连邻近的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当地华人也受到影响。

(Photo Credit: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2009年宣传影片)

在一堂“语音学与声韵学”的课堂上,来自上海、入籍新加坡的老师,发现我名字的拼写方式后(不是汉语拼音),请我示范“惊输”的Tai-gi / Taiwanese(他用的词)发音,他要同学注意的是“惊”(kiann)这个发音中的鼻音,而不是新加坡年轻人看着本地英语单字 kiasu(怕输)所发出的没有鼻音的 kia。老师随后请我示范更多的台语词汇发音,我却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让他发现我根本不会说台语,在我表明我事实上来自客家文化后,他再试图请我示范客家话发音,没想到我的客家话比闽南语更烂。

他看着我,然后说:“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我到现在都仍坚持跟我的小孩说上海话,不管是发生在台湾还是新加坡的事情,都是很遗憾的。”

是什么原因,让“惊输”这样一个新加坡语汇,竟然没有一个新加坡同学能够念出其福建话发音?

袭卷狮城的华语

1979年,中国即将改革开放,配合本地的教育改革,新加坡政府嗅到了庞大的经济动能,遂而启动“讲华语运动”(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

这个运动在初期将华语和其他中国语言塑造成对立面,比如宣传片中,就刻意使用菜市场作为背景,然后一群讲着各种方言的菜篮族七嘴八舌讲着同一种菜,老板却无法理解,随后,华语的引进让广告中的菜市场变成一片和谐。

这种丑化方言的推广华语方式,据信是受到了台湾国民党“国语运动”的启发,实际上是要强化新加坡接轨中国市场的潜力,或者团结华人社群的好处,这让李光耀碰到正在一反过去“国语运动”而改推动本土化运动的李登辉时,感到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同。

国民党在台湾强推国语运动,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由外来者所构成,而台湾本地使用的各种语言,听在他们耳里,完全是无法理解人民到底在说什么的“土语”,为了符合反共的政治需求,达成对台湾的全面控制,“国语运动”应然而生。

而新加坡,却完全有着相反的历史背景。 阅读更多 »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