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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中文系招生困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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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4-20
http://www.sgwritings.com/112902/viewspace_158037.html

随着大中华区经济的腾飞,华文地位正日益崛起。在华文崛起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新加坡倒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国大的中文系不过是新加坡华文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有很好的人才储备与文化底蕴,但很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日前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Kenneth Dean)与许源泰二位先生来访,饭间丁先生就说到了担任系主任的难处,其中最大问题还是生源萎缩。

丁荷生自前年初主掌国大中文系,至今已满两年。他自幼生长在港台的闽南、广东文化圈之中,大学阶段受过了非常好的学术训练,毕业后专攻南方民间宗教。

与很多书斋型学者不同,丁氏并重田野调查,因此曾花数十年调查闽南莆田周边地区的道教民俗信仰,包括那些活生生的科仪、乩童、剧团、进香崇拜团体等,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宗教碑刻铭文,试图以此来勾勒一个更为生动的宗教地图志。

难能可贵的是,丁氏研究还将宗教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社群间的移民迁徙史贯串了起来。自清末东南沿海的华人移民潮渐兴,而通过各地民间宗教的考察,尤其是庙宇碑志的搜集、断代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移民的社会属性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跨境宗教网络。这种研究对于新加坡本地的文化身份认同构建,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其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过去历史与独特文化形成、演变。

像丁氏对19世纪末闽南人商界领袖,同时也是鸦片大亨章芳琳的研究,就通过后者所捐助的学校、庙宇等条规,来展现了不仅是一位闽商巨贾的身世浮沉,更刻画出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错综复杂的商业贸易网络与纷纭的社会关系。

就在年初,丁氏又与许源泰先生出版了两巨册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这不仅可算是新加坡宗教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更可代表极少数文史工作者,对于新加坡国族形成追溯上的不遗余力。 阅读更多 »

“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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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琳    2017-3-31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李楚琳

(李楚琳在一个深具华文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大学主修中国史和东南亚史,是新加坡双语精英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丰富的研究与策展经验。2014年她离开国家博物馆,出任新成立的新加坡艺菀有限公司总裁,负责筹划历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兼管理位于前国会大厦的艺菀艺术中心、月眠路艺术中心和阿里哇街艺术中心,去年12月她正式离开艺莞总裁的职位,结束了31年的公务员生涯。

2016年3月李楚琳接受《怡和世纪》采访,在评论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时指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就是我们以英语为共同语而留下的后遗症。为了配合本期《怡和世纪》的专题,她再次应邀,就几个有关我国语言演变的问题,通过与编者的来往电邮与读者分享她的观察与思考。——编者按)

1. 你是出身传统书香世家的双语人才,能否谈谈你与方言的机缘;在你成长的过程,方言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是否有及有过怎样的影响;你曾否在任何时候感觉过,方言的使用影响了你对双语的学习与掌握?

我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潮安人,他们说的潮州话都很标准。不过他们也是战后华校生,认识拍拖的时候都只讲华语,因此我的母语的确就是华语,也就是说我自出世后,父母对我只说华语。周围的亲戚在1960、1970那个年代讲的主要还是潮语,而我与长辈交谈也用潮语。初时每当我讲华语,有些亲戚会觉得有点稀奇,不过久了也有些长辈反而会迁就我,跟着我以华语谈话,也许我说的潮州话太涩了,他们觉得很难听很难受。我在一个多语的环境里长大,很自然地也跟着邻居学了福建话和广东话。我母亲是华文教师,不过家父最有语言天分,他当过广播员,华语纯正,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他小时候念启发小学,听得懂客家话。由于潮州话与福建话相近,爸爸当然也能把福建话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他那口港式粤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那时掀起学马来语的浪潮,他也去学了,而且马来话说得很不错,至少能够与马来邻居谈天说地。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居然也学起英语,讲得够流利的。在爸爸豁达开通的语言政策影响下,我们从未有过排斥他语的概念,也许就是早年有了这种与方言的接触和运用,才刺激了我的语言细胞吧!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31, 2017 at 6:00 下午

文明?!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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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田    2017-3-17
http://phoonyewtien.blogspot.sg/2017/03/singlish-1-singlish-2-3-singlish.html

最近在网上论坛《新国志》读了两篇有关本地语言景象的文章——《Singlish 羞耻与否是假议题》以及《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于心有戚戚焉!

引起一点“感情”最主要还不是这两篇文章本身,而是一些有关这两篇文章的回响,其中有感性的,也有语言暧昧古怪的。

针对《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有署名“文明人谈真实”者说:

1) 其实在新加坡的历史来说,福建话应该提升为第五官方语言,在早期各族同胞多少都会点福建话,海关,警察,护士,等都以福建话+马来语为岛民的通语,这是本国的独特人文文化遗产,需要发洋光大。可以用罗马字拼音来写福建话。就如韩语与日语那样。

其实Singlish发展下去,福建话以罗马字体的活力就会慢慢的浮显出来了, 就如韩日越文那样的生命力突显出来。

就算是所谓的(新加坡)岛民的通语,为何来自中国的福建话须要向韩越日语看齐,用罗马字拼音来写?如果提议者还是个华人,这是否比数典忘祖更恶劣?!

2) 标准英语是新加坡国族的普通话( 国族通语)与上层建筑的行政语文。

就直截了当说英语是新加坡官方行政语言好了,何必牵扯什么令人联想起中国的“普通话”?

3)新式英语 (Singlish) 与新式华语只是新加坡的独特方言。

对不起,所谓方言,是一种有深远文化底蕴语言的其中一个支流,Singlish充其量只是一种肤浅混种式的语言,它的“独特”可能在于它的“不认真”以及没有真正可以值得骄傲的文化底蕴,我们或许不必排斥它,甚至觉得有亲切感,但真的能因而感到自豪吗?!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17, 2017 at 11:47 上午

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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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7-3-14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近年来,新加坡也面对了“方言才是母语”,“Singlish(新加坡土腔英语)是全民的共通语”这些主张的造势运动。即便所提的歪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但由于声势浩大,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华文教育生态圈便面对着致命的冲击!

数十年来以禁播方言来推行华语的我国政府,刻下大放绿灯,允许电视台制作以福建话为主的方言戏剧《吃饱没》,在网上热销其主题曲。并宣称,“假如收视率好”(这似乎已是未卜先知的定论),将拍续集。换句话说,这将成为一项必须贯彻下去的措施。

拍摄《吃饱没》的逻辑是,政府要以年长者最熟悉的方言和方式,传达重要的政府政策。

当然,如果只看电视剧的宣传短片,升斗市民都是一片赞好的。但国人若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因为这边厢,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杰强调,我们不应该让方言的学习来干扰年轻一代对母语(华文华语)的学习;但那边厢,政府却带头拍方言剧——《吃饱没》是在通讯及新闻部主催之下,邀请“赞助”而拍成的。

触觉敏锐的新生代学者王昌伟,便在上期《怡和世纪》中撰文《你的语言我的特权——新加坡政府对待方言的态度》指出:"在他们(新加坡政府)看来,新加坡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可以,也必须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的;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决定这么做。"

王君的观点,可说代表不少新加坡人的看法。但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社会,过去行政上的偏差就必须及时检讨,也须避免新的做法矫枉过正。

针对文终的一问:“……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本人的答案与王君心想的或许也有所不同。不!我们最可惜的,并不是失去已唤不回的方言(退一万步来说,倘若华文的传习目前已臻理想,少说点方言又何妨?)——而恰恰是长期以来不断被挤压、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而落得只聊备一格的华文华语。 阅读更多 »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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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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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未让孩子追求兴趣 家长呛:说一套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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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民主     2017-1-15
https://cultureanddemocracy.wordpress.com/2017/01/15/97分都不到高华-家长呛:说一套做一套/

日前,不少家长致函Mothership.sg 以及《海峡时报》,申诉自己孩子小一华文考取了97分,却仍无缘修读小二高级华文。圣希尔达小学华文部主任说,这是因为学生未能达到最高25%学生水平,才因此被拒之门外。

成绩第一 兴趣第二

华文、高级华文本来应该视学生程度、兴趣,而让学生自由选读。尤其是在近几年沸沸扬扬的母语改革浪潮下,我们以为政策是这样走的。显然,政策上说的是一套,当事人在外做的是另一套。教育部说,给学校自由决定权。但学校都选择看成绩,这也是大势所迫。我们的大环境仍是看成绩的,什么也没变!你教育部自吹自擂的什么改革,都是空话!

在号称鼓励华文学习之声势下,这种现象更显吊诡。

家长:教育部说一套做一套

一名母亲对媒体说:“我的孩子对华文感兴趣,所以我很失望学校没有以她的利益为先。教育部鼓励孩子追求兴趣,追求理想,现在像是空话。”

另一名家长则觉得这样的做法,与部长们口头上说的“不过分追求成绩”背道而驰。他说:“小六会考改革,让学生更注重学习,而非与同辈竞争。现在这样的做法,难道不违背新理念?”

过早分流 补习王国

那名父亲认为,小一就进行这样的“分流”实在太早,应该像特选学校那样,让全部人都读高华,小四再决定是否继续修至小六。

最后一名家长说:“这样的行政措施,就会造成家长要让孩子去补习,一个月1000块的那种。”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21, 2017 at 4:11 下午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有步骤绞杀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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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2-26

李光耀独尊英文,是其被殖民化的思想观念和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观念根源,是由其对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偏见,李光耀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族教育,他无法理解作为民族传统的继承者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李光耀从祖上一家大小都接受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靠着英文英语吃饭,整个家庭没有中华人文修养,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日本人来了,“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恨不得英国人快点回来”。民族自尊已被奴化教育驯化得荡然无存,这就难怪李光耀对民族教育天生就感到厌恶。“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推行英文之上政策

李光耀说:“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存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李光耀说的与事实不符。

李光耀把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强制的国民服役运动说成是“华校中学生暴乱”,意思很明确:敌视华校生。搞笑的是,当时李光耀却是“华校中学生暴乱”的辩护律师!

2008年8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刊登周文龙的《英语剧场的华语式悲情?——从新加坡戏剧节谈起》)一文指出:

“或许可以考虑60年代林清祥(著名左派运动领袖)所提倡的‘以马来语为工作语’的想法。”

马来西亚诗人Usman Awang说:“林清祥对马来人和马来社会的贡献却很大,而且很重要。林清祥和他那些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同道,通过一条议决案,使马来语成为共同语、国语和媒介语。”(《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历史长空的一颗明星》)

从林清祥提出马来语为共同语和国语后,各民族都欣然接受,新加坡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语文的热潮,当时的公务员也被强制学习马来语文,并须考试及格。“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只是瞎子拉琴瞎扯。

现在看来,宪法规定马来语文为国语,只是刘备摔阿斗,安抚马来民族而已。可怜的马来语文,目前沦落到唱国歌的时候才能听到“Majulah”和在军队中听到马来口令,华语、淡米尔语都靠边站,“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能随风四处飘,对着月亮攀谈说空话。

在民族教育问题上,“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李光耀还真会编造,当时李光耀不是和共产党,和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力量,和华校生共同进行“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吗?不是在团结三大民族吗?不是想取得反殖斗争的胜利吗?

“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其实李光耀的内心是反对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的。他说:“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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