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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未了——“第5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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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如(怡和世纪总编辑)   2018-6-30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主任布莱德•亚当斯指出,“不经审判的拘押是一种极端措施,在国际法上很难站得住脚。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政府能证明相关人员造成直接威胁且没有其他措施足以应对,但仍须由法院或其他独立法庭进行即时和定期审查,才能避免任意拘押。”

1963年安乐岛暴动后,镇压暴动队押送岛上的拘留犯。 (Courtesy of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什么是《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第55条”?它指的是不经审判的刑事拘留权力,部长有权不经审判拘留被认为可能危害我国公共安全或社会治安的人士。这个每五年更新一次的法令,本来明年10月20日才到期,政府去年底提出修正案,扩大法令涵盖的犯罪活动,同时提前审议把法令有效期再延长五年。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于今年1月31日致函给新加坡国会议员,吁请他们否决修正案,让这个被他们认为是违反人权的法令在明年到期时自动失效。

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向国会说明保留这项法令的重要性,它主要是用来对付私会党、瓦解犯罪集团使毒品情况受控制、对付非法放贷活动和拘禁犯罪集团成员,确保证人和他们家人安全。部长强调,“新条列只不过是反映现有的做法,并不剥夺司法审查权。”2月7日国会一连三读,顺利通过了修正案。

《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叶鹏飞为文指出,“本次国会对该法令的辩论只是这场探索之旅的中途而非终站。既有的社会条件决定了当下最大的共识是延续‘第55条’,因为这符合多数人对公共利益的认知。但这不会也不应当是最终的结论,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演进,新一轮的辩论应该也必须到来。”(《仁智互见“第55条”》(《早报星期天》25-02-2018“想法”版))。笔者绝对认同叶文的观点。

“第55条”与本地政治的深层次纠结

在新加坡,不经审判的拘留权力(Detention Without Trial)起源于70年前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延续其统治而颁布的《紧急法令》。在该法令下,马来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上山展开武装斗争,法令授予警方逮捕并无限期拘禁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或嫌疑人士。《紧急法令》原须每年更新,1955年福利工潮过后,殖民政府颁布永久性的《公安法令》,引进《紧急法令》里不经审判而拘留的条款,成为对付反对殖民主义左翼人士的主要武器。当时正值人民行动党欲借助左翼势力崛起,党领袖李光耀批评法令不民主,并且三番几次在立法议院里严词抨击:

我们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民主,要是相信的话,我们必须毫无减损地断然地说,除了依据现行的法律,决不允许任何一个民主程序受到制约。你要是相信民主,你必须毫无条件地相信它。

要是在没有提供任何罪证的情形下,把一个人逮捕与拘留不算极权,那我们对法西斯政权里的一切职责,该做如何解析?要是我们要做为一个民主国家而生存,原则上我们就必须给予我们的敌人,得到我们想要的同样的宪法权利,不论我们是多么地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镇压会积久成习。听说就像做爱一样,第二次总是容易些。第一次你会有良心责备、犯罪感,一旦不断重复,你就会变得毫无忌惮的去做。

《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的最初版于1955年颁布,原来不具不经审判而拘留的权力,法令旨在为那些通过陆路或水路提供物资品给柔佛海峡对岸共产党游击分子者定罪。后来本地私会党活动猖獗,不同派别之间的血腥格斗与日俱增;殖民政府于1958年提出修正案,把不经审判的刑事拘留权力引进该法令(俗称“第55条”),目标瞄准私会党活动。政务部长在提出修正案时强调,正常的司法程序已经不足以应付局势,必须辅以行政权力。他强调法令属于暂时性措施,一旦情况好转,将予废除。

有异于他在1955年高声反对《公安法令》那样,李光耀在1958年全力支持把不经审判的拘留权力带进《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1959年上台后,行动党政府进一步把法令有效期延长5年,然后引用《公安法令》与“第55条”左右开弓,确保行动党政府在政治上的持续稳定。由英、新、马三方组成的内部治安委员会继续行使《公安法令》的职权以钳制左翼势力,而对于三番五次在选举期间介入政党活动(特别是干扰行动党基层)的私会党分子,新政府引用“第55条”大举扫荡,并把他们送到安乐岛的集中营去。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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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库转型指数报告书 东南亚政缓经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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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志/编译:Yun-Ling Ko     2018-4-25
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8/04/25/aseannews20180425/

新加坡总统府(Photo Credit: HargaiNyawa @Flickr CC BY-ND 2.0)

德国智库贝图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近期发布了2018全球转型指数(Transformation Index),针对129个国家的民主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进行评比。

自2003年起,贝图斯曼基金会每两年一次出版转型指数报告,邀请各地专家依照一国的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三大范围的指标评分制订。2018年发布的报告及是自2015年至2017年间的发展作出评估,此次报告中,转型最成功的前三名分别为捷克、爱沙尼亚、台湾。

根据该报告,东南亚国家的转型情况中,新加坡因为经济转型仍名列前茅,整体排名仍为东协第一,不过新国政治转型上近年增加不少障碍。菲律宾与印尼则在东协排二、三名,而缅甸虽整体转型排在最后,但政经发展上有所进步,整体排名比前次报告上升七名。综观东协十国,政治转型相对于经济转型缓慢,呈现“政缓经快”的发展趋势。

东南亚国家的转型指数

整体排名
国家 政治转型
经济转型
政府治理
24 新加坡 69 6 30
38 菲律宾 50 33 69
45 印尼 43 51 48
53 马来西亚 78 22 54
87 泰国 110 43 95
94 越南 108 69 78
103 柬埔寨 103 96 113
106 寮国 118 86 95
111 缅甸 104 114 92


新加坡:威权倾向有所回升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自2015年李光耀逝世后的第一次大选中大获全胜以来,威权倾向有所回升。例如在2016年五月举行武吉巴督选区补选时,警察曾针对两名人士涉嫌违反“冷静日”规范进行审问。冷静日(Cooling-off Day)为选举投票日前一天,政府禁止所有政治宣传活动。警察针对两名人士在其社交软体上的贴文进行审问,分别是经营政治部落格的Roy Ngerng和政治异议者Teo Soh Lung,这是第一次有违反冷静日规定针对个人的审讯。两位皆表示,问讯时警察并未持有搜索令就前往他的住处,拿走他的笔电与硬碟、记忆卡、手机等,并历经长时间的审讯。新加坡选举局的声明则表示,自2011年规范实施以来,其实在选举中有多次违法行为,过去几起违规多是无心,所以以警告方式处理,然而这次属于严重违规,例如The Independent Singapore网站持续发布与选举有关文章,才下令警察进行调查;而为了调查需要,必须检查电子装置来查看违规者的贴文。很巧的是,这些违规网站与个人的贴文都是支持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Chee Soon Juan)。 阅读更多 »

从邻国选举反思“公民意识”,我们这一代少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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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晞哲     2018-4-16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80416-1386

不少大学毕业生甚至以为党国就是一体,每当面对关乎政治或民生的问题时都有一种“由政府操心就好”的心态,较年长的一辈则害怕政局有变会造成币值滑落,念兹在兹的都是个人利益,对政体的弊病和社会的不公义一派漠然,这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也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应有的思维。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4月6日宣布解散国会,在购物商场的荧幕前,市民驻足观看电视直播。(法新社)

真正开始留意邻国政局,是从安华的那一只“黑目壳”(黑眼圈)开始,1998年“烈火莫熄”(Reformasi)这一神来之笔的音译在我心中激起千层浪,而那位警察总长这一记老拳不只狠狠挥在安华的左眼,也重重打在海内外稍有正义感的人的良心,让刚点燃的火苗几可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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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当年被控鸡奸罪,眼睛还被打到“黑目壳”。(互联网)

曾经与马哈迪情同父子的安华,不但从天堂掉到地狱,还因“肛交案”缠身而深陷囹圄,两人之间的恩怨比台湾的本土剧还要狗血。没想到当年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今竟然可以为了打倒纳吉而结盟,真正应验了“没有永远的敌人”这句老话,为了扳倒政坛共同的敌人,昔日的恨怨都可以暂时抛诸脑后。

马国华人展现“公民力量”

不过,今天并不是要讨论马来西亚下个月来临的大选,关注的也不是即将出狱的安华,更不是台面上那些政客怀里各自揣着的算盘,而是马国华人展现的“公民力量”。

在本地工作的马国人为了这次选举,不但个别打算请假回乡投下神圣的一票,也动员群体集合资源帮助其他同胞回国,网上纷纷有人贴文表示愿意自掏腰包“赞助”车票或飞机票,希望旅居本地的选民能回去反贪腐“救国”,期盼庶民手中的每一票能改变国家和后代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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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工作的马国公民抢票回乡投票。机票价格高涨,促使更多人选择乘搭长途巴士。(互联网)

新加坡人的公民意识极度贫乏

最近网上疯传一个视频,有人故意以华语访问本地青少年,得到的反应不出所料,一如往常极具“娱乐性”,对一些人来说很有悲哀的“笑果”。整个视频看起来就是为了再次凸显本地人语言的劣势,看过视频的人也大都倾向于抨击教育系统的缺陷,双语政策两头不到岸。


然而,除了一再令人唏嘘的语文弱势,我怕看到本地人受访的画面不只是因为词不达意,而是那些空洞又支吾的内容不只苍白得令人赧颜,往往暴露国人公民意识的极度贫乏。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6, 2018 at 4:43 下午

“我多么希望它真能实现”:詹姆斯•普都遮里的政经思维 vs 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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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国泉(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译者:林沛     2018-4-1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通过詹姆斯•普都遮里,回溯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的史实,开拓了探索诸如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与国家发展等理念,对本地历史上不同人物意味着什么的替代途径。……今天对普都遮里奋斗经历的挖掘,是对新加坡曾经有过可行的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提醒,那就是普都遮里曾经提出的,有别于威权“新加坡模式”的建议。

新近围绕着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史实的辩论,竟重现冷战时期的话术套路,令人纳闷。政治上备受压迫的左翼资深人士,试图说出他们那一方的故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代表政府的论者们却对他们的前“共产党”对手,按照陈旧的摩尼教式非黑即白的两分法作出指责,未免叫人讶异。好吧。在辩论时,“我”或许必然要有选择性地强调那些于“我的”历史论述有利的人与事。既然如此,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全面确认1960年代曾经有过的,来自各种不同政治光谱,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具有重大正面意义的意见,以此郑重介入有关辩论。针对冷藏行动公开进行的激烈交锋,对不曾经历过相关事故的一般读者帮助不大,这些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与马来亚人民,为什么和怎么会对他们共同的未来持有如此强烈与互不相容的观点,以及这些分歧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立足于殖民地解密档案的一组新的学术论著,针对当地与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个别人士,如何操纵冷战制裁与安全机制来达成他们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利益,已作出了相当客观的重新建构。然而,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李光耀和他的左翼对手之间的斗争,还是有所不足。而这,恰恰是新加坡社会关心的课题。李光耀和林清祥之间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根本理念的差异,譬如采用什么后殖民发展模式,国家及其政治角色,对殖民地所遗留下来的种族、语文、民族意识等问题应如何处理?当代东南亚从事社会政治工作的人,无不为这类既存问题产生纷争,经常为此斗个你死我活。事后回顾,本区域几乎所有新生国家,都曾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因这类问题的困扰而被推到战争边缘,受纠缠的跨期甚至更长更远。

在本文可容纳的篇幅内,我想重构一段介于1956年至1961年,两名新加坡顶尖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之间如何合作,及最终如何分道扬镳的鲜为人知的经历。这里说的是吴庆瑞(Goh Keng Swee)和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我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思维方面:这两人如何借鉴全球关于第三世界如何发展的理念,循此构思马来亚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的未来。吴庆瑞是大家都熟悉的,殖民地时期社会福利部官员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的政治家,以及新加坡经济的先驱建筑师。因此,本文将以普都遮里作为焦点,我在研究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Socialist Club)历史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他的有关经济思维的材料。普都遮里是该俱乐部的创会会员。有别于其他诸如和马来亚合并、工人权利或国民教育系统用语等问题,关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结构替代模式的辩论,在当下通行的历史研究中不太受到关注。

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国家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已成为如此强而有力的神话,导致我们的历史论述不太留意政治经济学上的其他替代观念。我们对成功一般作技术上的解释:归功于人民行动党领导有方,制定了健全的经济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文献倾向于强调政治事变,譬如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内部分裂,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些事变,促使政府集中力量追求建立在外来投资上的“新加坡模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本文通过审视普都遮里截至1961年人民行动党党内分裂前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理念,对上述两个“新加坡模式”的神话提出质疑。

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讨论设立共同市场,站立者为吴庆瑞,坐者右1为詹姆斯•普都遮里。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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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加坡的“顽抗者”——访社运工作者范国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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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颖欣    2018-2-27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13569

范国瀚坦言,大部分新加坡人会认为,新加坡得以成为区域内最成功的国家,威权主义是推手,也是“必要之恶”。而像他这样的“顽抗者”,在当代新加坡不仅要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或许更困难的,是面对无法理解民主社会“顽抗”之必要的舒适公民。

他今年37岁,成长于新加坡经济起飞的1980年代。那是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治理下的岛国,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迈进的经济关键期。同样在1980年代,新加坡华文教育在英语至上的政策下面临困境,由新马华人合力筹建的南洋大学走入历史;而李光耀力倡的“讲华语运动”进一步让各籍贯方言没落,也连带影响整个大马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

同样在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发动1987年“光谱行动”,在内安法令下逮捕22名被指控有“马克思主义颠覆阴谋”的新加坡公民。当然,当时只有7岁的他,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在正规教育体制下成长的他,也不会知道“光谱行动”背后的故事。然而,30年后,他却辗转因“光谱行动”而被政府提告。

他是范国瀚(Jolovan Wham),数月前被新加坡政府提控7项罪名,其中一项即是手拿“光谱行动”政治犯出版的《1987:新加坡的马克思主义阴谋30年后》一书,和其他8人在地铁上“无声抗议”。他也因当时在地铁上贴上声援“光谱行动”政治犯的两张A4纸,而被控破坏公物。

很快的,范国瀚成为当代新加坡异议分子的代表。政府在列数他七条罪状时,更给了他一个新的标签——顽抗者(recalcitrant)。范国瀚欣然接受,更在面子书封面照上洋洋洒洒地写上“fabulously recalcitrant”(惊人地顽抗),夺回话语权,不让政府专美。

一脸稚气的范国瀚,早已是社运老手。他说,自己早已做好坐牢的准备。

“我从事社运工作超过十年了,曾多次被传召调查,你不可能毫无准备。我家人知道我做的是高度敏感的事……所以当我到警局,他们说要逮捕我,我只说:喔,好的。”

一脸稚气的他,早已是社运老手。他说,自己早已做好坐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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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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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陈迎竹(编辑组副主任)    2018-1-7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80107-824917

行动党长期施行的党中央精英领导体制,对擅长规划协调与发号施令的领导者来说,如鱼得水;但不擅长洞察人心民意、缺乏深刻历史与人文素养的领袖,却可能在这温暖的体制中,犯下难以逆转的错误。

我国第四代领导团队日前发出一份罕见声明,表示会在适当时候从他们当中推选出一名领导人。

第四代领袖其实指的就是新加坡第四位总理。这个近日越来越受到热议的话题,随着日前第四代16人领导团队的一份罕见声明的发出,以及下届大选越来越近,民众应该更进一步做深入思考,提出看法和要求,而不是继续流于咖啡店的闲谈扯淡。因为在新加坡一党独大的特殊情况下,政治领袖的各种特质,除了牵涉到他任用什么样的人,也决定整个政府的素质和效能,进而与国家机制、发展方向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由于在野阵营长期无法在政治主张和行动上超越甚至接近行动党,争取到选民信任,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也就是两三届大选之内,行动党继续执政甚至选举中继续获得垄断性胜利几乎毫无疑问。所以谁出任行动党领袖关乎全民——无论是不是行动党支持者——他的思维和人格特质也将影响新加坡未来的政治格局和政策走向。

按照行动党说法,总理接班人要由内阁同僚间自行决定;坊间舆论所看好的几个人选,在政坛的时间都不算长,其实外界——尤其是民间——了解真的不多,甚至都是表面印象。根据本地政治文化,这对于最终的那个人选影响不大,但对民众来说,这是未来10到20年甚至超过一代人的抉择。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谈论未来总理人选,而不能仅仅交付内阁或国会来决定。

政治机器的运转有时候不由得人(尤其是机器核心以外的人)的意志转移些微。换句话说,现有人选是行动党机器运转的结果。由于是老字号加上独家经营,新加坡没有别家的经验可供比较,出位者只要先萧规曹随,再根据各方面环境的需要,做出适当调整,理论上不会出现太大状况。也正由于行政与政治上全方位的优势,没有太大政治压力,行动党长期施行的党中央精英领导体制,对擅长规划协调与发号施令的领导者来说,如鱼得水;但不擅长洞察人心民意、缺乏深刻历史与人文素养的领袖,却可能在这温暖的体制中,犯下难以逆转的错误。而后两者正是领袖能否审时度势、引领时代并留下好名声的关键。

奥巴马刚当选美国总统时,很少人看好他,因为他不过是参议员出身,没有做过州长之类能累积丰富行政经验的岗位,然而八年下来,他成了美国众多史家和民众心目中排名很靠前的总统。其中关键之一,正是他的许多言行都能扣动人心,充满浓厚的人文关怀,立足宏观视野,充分体现美国精神。这些都不仅仅是名校毕业生、表现卓越的行政官员所可以比拟。

行动党外人士谈论第四代总理的条件和资格显然不甚实际,至今为止,第二和第三任总理的选拔和任命都有一定的政治轨迹,第四任则显得比较仓促。无论如何,行动党如果能保持过往那样,以团队形式支持和将第四任人选送上马,相信不难维系政权的强势。问题是上任后面对挑战的能力与思维。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7, 2018 at 9:53 下午

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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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7-9-30

新加坡的主流媒体在不断演变的民主进程中扮演严肃的、向党国负责任的角色,帮助行动党前进;为了掩盖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谎言,言论自由的尺度越缩越窄。谢谢尚达曼!

素素认同尚达曼在贴文中所说的:“新加坡媒体不会等着接受指示,也不会为政府所做的每件事找托词。我认为主流媒体在不断演变的民主进程中扮演严肃的、负责任的角色,帮助新加坡前进,但又避免发表分裂社会的言论。”

经过50多年的一党专政,如果“新加坡(主流)媒体”还要“等着接受指示”,那这些高官就不值得那百万年薪了(虽然,偶尔那些童子军将军们会找报馆高层茶叙)。这些年的汰旧换新,“新加坡(主流)媒体”已经完全可以进入自动导航模式,都深得上意,而不必费时揣摩上意。像白士德那类爱党爱到很出面的人物,已经不合时宜。现在出来的都是世界仔和二丑: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鲁迅《二丑艺术》)

即是二丑,又何必“为政府所做的每件事找托词”呢?岂不是露馅。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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