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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式的威权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好吗？
作者：纽约时报/Farah Stockman 译者：纽约时报中文网
政治学家并不确定新加坡高度成功的体制是否会在李光耀死后持续下去。在他临终前，就连这位伟人自己也说过，要为他的政党失去权力的那一天做准备。这就是行善的专制制度的问题所在：它们往往会终止。要么它们不再专制——就像韩国和智利发生的那样——要么它们不再行善。
Associated Press
行善的专制制度会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好的结果吗？自从去年夏天听到受过高等教育的肯尼亚人对我说，民主制度并没有带来他们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高度称赞现代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他贫穷的城邦国家转变为地球上最富有的社会之一。
想一想，1960年新加坡和牙买加的人均GDP大致相同，都是约425美元（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已上升到72794美元，而牙买加的只有5181美元。难怪李光耀已经成了一名民间英雄。在南非、黎巴嫩和斯里兰卡，不难发现有人祈盼当地也能出个李光耀。
上个月，拜登总统主持了他的第二次民主峰会，并发表了关于民主与专制之间宏大的全球斗争的演讲。与美国有伙伴关系的新加坡未获与会邀请，在“自由之家”的国家评级中，新加坡被评为“部分自由”。但华盛顿关于民主必要性的谈话要点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些专制领导人因为他们取得了成效而受到钦佩。
虽然成熟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的整体表现优于专制国家，但少数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上——的专制领导人，在发展方面超越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与商业荣休教授罗纳德•吉尔森说道，他2011年与人合作发表了论文《经济上行善的独裁者：民主制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下的智利、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以及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都是实现了全面经济转型的典范国家，而脆弱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则停滞不前。
这篇论文的另一作者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柯蒂斯•米尔豪普特，文章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行善的威权主义者更容易将他们的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精英们往往抵制会触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大变革，即使这些变革是对国家有利。专制领导人手中有更多的工具来获得精英的支持。专制领导人的一句话就能让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者放心，他们的企业将受到保护，这弥补了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空缺。在行善的专制制度下，合法性通常不是来自选举，而是来自于展示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的能力。在民主国家，领导人往往忙于应对政治挑战，无暇制定宏伟的经济计划。他们经常在看到这些计划实现之前就因败选下台。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们做出短期的承诺，比如减税的同时增加福利，从长远来看，这些承诺并不总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阅读更多 »
中国因素下的台湾与新加坡，关系比邦交国更密切但越来越有压力
作者：庄嘉颖(Ian Chang) 译者：Bryan Chou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6386/
新加坡是在1965年建国，一直到1968年11月14日，台湾与新加坡才换文同意互设代表处，尽管两国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但无论是在军事、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上，台星关系都相当密切，但这紧密的非官方关系也日渐承受更多来自中国的压力。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庄嘉颖副教授透过本文，带大家回顾近一甲子以来，台星之间面向多元的非官方关系。
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面向多元，相当复杂。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新加坡从未与在台北的政府建立官方外交关系，但就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上，双方连结甚深。新加坡人对台湾有各式各样的印象，有些人将台湾视作文化上所谓“大中华圈”的一部份，也有人对台湾成熟的民主制度感到担忧。也有部分人带着欣羡的眼光看待台湾开放且蓬勃的民主。在军事上，两国有相当独特的连结。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都在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进驻的地方由台湾国防部监管。
不过，如此深厚的双边关系是否可能影响新加坡与中国的互动，以及中国可为其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样的隐忧使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更加复杂。
台星关系间最关键的挑战便是北京持续的反对。在过去，双边关系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除了北京认定具政治意义的领域上，中国大致上并不限制台星双方的互动。但随着军事能力的扩张，中国近期不断加大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力道，试图削弱台湾拒绝北京统治的主流意见。北京当局可能会越来越无法容忍台湾维持与建立实质、非官方关系的能力。
有鉴于中国倾向对较小或较弱的国家施压，新加坡可能最先感受到北京积极阻挠其与台湾交流的力道。即便与台湾的关系带来不少好处，新加坡可能因不愿意触怒中国而有所退却，缩紧与台湾的实质交流空间。
长远的台星关系史
新加坡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台湾是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族移民的重要起点。纽西兰的毛利语与阿美语非常相近。而海洋东南亚上的主要人口属南岛语族，其中便包含前殖民时代新加坡的马来人。20世纪前移民到台湾与新加坡的汉人移民都来自今天中国东南方的福建与广东省——他们的后代构成现在两国主要的汉人人口。所以，在两地，不同腔调的闽南语相当普遍。
台湾与新加坡也分享相同的民间信仰，像是保佑海上船员安全的妈祖、闽南戏曲与布偶戏，和南管乐。历史上也不乏连结台湾、福建与新加坡的家族与商业网络。
两地紧密的互动一直持续到殖民时代。20世纪的前半，当日本人统治台湾时，有些台湾人在新加坡居住、工作，直至死去。二战期间，日本占领新加坡，有台湾人因为会说闽南语，在新加坡为日本军队担任间谍、秘密警察或是通译。从新加坡日据时期开始，台湾人也协助日本强迫新加坡的华人为战争做出贡献。
由于台湾人在这残暴的占领时期扮演的角色，老一辈、曾经历二战的新加坡华人长期对台湾人抱持厌恶与怀疑的态度。而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有些新加坡华人则认定中华民国为中华文化真正的传承者，特别是在中共文革期间。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未来政治想象》推荐序：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精英应松绑容许国家民主化
作者：P•W•普雷斯顿 译者：邝健铭 2022-2-1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2372/fullpage
施仁乔与刘浩典续指，在去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对市场以及对韧性(resilience)之重视，应予以调整。若要更重视国家韧性，便需更为着重非精英的看法。精英决策有不尽善之处，例如，过分强调预算盈余的税收制度，对富裕阶级有利，因此，增加这类阶级的税收，提供全民社会福利保障，是应为之事。再者，人民行动党受其洞见局限，在其眼中，经济成长是唯一重要的目标，资源分配、生活质素、民主化等其他目标会因而被边缘化。
2015年3月，李光耀逝世。群众的凭吊人龙，反映李光耀在现代新加坡历史之中的地位。与人民行动党一众奠基者一样，李光耀是具有分量的政治人物。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治绩广受称颂，但这也得力于不同脉络因素，当中包括：一，英帝国力量受太平洋战争冲击；二，日帝国占领新加坡；三，新加坡之去殖，本土精英相互逐鹿政权。
事后孔明地看，今天新加坡繁荣、稳定与广受称誉，与数十年前情况大为不同。在1940与1950年代，政治竞争不断，极端暴力行动随之而来。当时仍为殖民地港口的新加坡受战争破坏，人口减少。但重要的是，新加坡仍然是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与其开埠时地位并无二致。数十年来，人民行动党一直着力维护新加坡的此一地位。
新加坡研究文献回顾
二战之后，新加坡成就非凡，这也成为很多学者乃至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与政治研究焦点。施仁乔与刘浩典的这本新书为众多研究增添了新的点缀。
他们的书写以政治为焦点，并思考人民行动党如何应对21世纪的不同挑战，例如：2008至2010年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崛起，中美角力，以及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按《经济学人》报导，疫情已致使上千万人死亡。评论者认为，疫情已触发“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其早期特征颇为清晰，其影响范围却仍有待观察。
一方面，施仁乔与刘浩典对人民行动党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不无保留，另一方面，他们也肯定人民行动党善的一面，并以此为基础，提供建议。他们认为，人民行动党需要改革自身，广开言路，不应视公众批评为威胁。
有关人民行动党政的讨论，既非新事，相关文献亦不少。从新加坡独立建国开始，相关研究便已开展，当中大部分由新加坡本地学者主持。例如陈庆珠(Chan Heng Chee)研究“行政国家政治”(politics of an administrative state)。Peter Chen研究混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人民行动党政策。于较近期，杨淑爱与江莉莉研究国家的文化地理。也有研究来自新加坡以外的学者，例如，加里･罗丹(Gary Rodan)探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学，卡尔･特罗基(Carl Trocki)与迈克尔･巴(Michael Barr)则承袭此一路径。
有部分研究专门研究李光耀一生，其观点颇具批判性。这类研究认同李光耀作为新加坡奠基者的地位，但也可被分为两类派别：第一类专注于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的关系；第二类则专注于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不如此分类，便容易误以为新加坡政治皆系于一人之言行。
研究政党与国家是较为合适的进路。这些研究的共通点，是新加坡皆被置于历史、区域、全球脉络中研究，因为新加坡与权力、生产、资本、文化之流通关系密切。毕竟，人民行动党继承的，并非如其所言，仅为“资源匮乏”之地。一直以来，新加坡都是全球贸易枢纽。
新加坡的后殖时代发展
在解殖时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主要领袖崛起，但其过程细节，不同回忆对之有不同诠释。一方面，从大都会角度回望，过程相当直接了当——英人撤出，一旗降下，另一旗升起，新管治精英上场，承继英殖遗产管治。这种角度并不恰当。
帝国瓦解过程并不平坦，在其当中，不同精英团体相互角力，在帝国版图之中争取政治权力。另一方面，从官方有时颇为边缘的角度回望，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大陆马来精英顽固不化，新加坡本土的亲共力量带来威胁，在此脉络下，“白衣人”人民行动党成员需要力挽狂澜，拯救新加坡。 阅读更多 »
最直截了当的无法Ownself check ownself
韦春花 2022-1-16
前几天看凤凰台的《石评大财经》，这个节目每次到最后一个单元，他都会有个题目来点题，这一次叫做《从美国唯一论到中国唯一论》，好大的一个题目，能把人吓得一愣一愣的，其实也不过是胡说八道。石齐平到凤凰当主持人之前，是个台湾的经济学教授，学问应该不低，但是他就是没把American exceptionalism弄懂。一般会把它译成美国例外论，或者美国卓越论。其来有自，带有浓浓的宗教背景，就是美国的清教徒们认为自己是上帝御选的人种，所以才会处处成功，处处卓越，谁也赶不上，所以是个“例外”。而共产党人相信“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又有哪来的“唯一”？
王乙康最近也大发伟伦，他说：“‘自我检查自己’是一种美德，如果政府无法确保公众问责，新加坡将陷入困境。”——先不说这段话前后矛盾，如此硬拗“Ownself check ownself”简直可耻。“Ownself check ownself”是一种权力傲慢，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的基本逻辑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需要各方的监督，在情况变得更坏之前就能自我纠正，“自我检查自己”则毫无意义。
即使是在古代实行帝王制的独裁，也会懂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得民心者得天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更何况现在？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应该会敞开胸怀，欢迎大家来监督，只有上瘾的君子会在意旁人的眼光，才会谢绝一切躲起来“Ownself check ownself”。
王乙康辩解道：“首先，新加坡有一个中立，非政治化的公共服务体系，透过独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来委任高级公务员。而新加坡的各层级公务员不会像一些国家那样，随着政权改朝换代而有所更迭。同时，一些国家机构，如审计署及司法机关都在确保政府廉洁及运作良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说出来谁信？不要说是部长亲自领导的政府部门，人民行动党连黑手都伸到各个民间组织和传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以为人们会因为你的如簧之舌而信服吗？
【最直截了当的无法Ownself check ownself】
就在元旦前夕，克拉码头发生数百人违例群聚跨年事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警方无作为的后果；因为那里的跨年肯定有警方维持秩序，在发现人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根据他们的SOP，应该就要设路障来管控车流和人流，再不行，就通报上级，要求支援。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警方似乎没有汲取小印度暴动的教训。然而在官媒的带风向下，却把目光移向肇事人群。尚穆根的内政部，非但不必道歉，并且还被委以“调查”的重任，报纸说：
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昨天发表声明，指今年许多国家都已暂停或缩小跨年活动，克拉码头的聚会公然违反安全管理条例，可能造成病毒大规模传播。/声明指出：“经历了两年的社交限制之后，我们明白公众迎接新年的愿望和热情。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尽可能提高韧性，但我们还是得提醒所有人我国目前仍在疫情下，依然需要负起社会责任。”……惹兰勿刹市镇会主席文礼佳博士指出，聚会不是在市镇会的公共空间举行，因此不受市镇会管辖。也是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的文礼佳强调：“我对于聚会缺乏安全管理措施感到担忧，希望当局进一步调查这起事件。”
话语权
韦春花 2021-11-28
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在一场青年气候峰会上批世界领导人只会“blah blah blah”（说废话），并指他们没有在气候变化上的承诺付诸于行动——没错，政治精英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躲不过的话，只好抢夺话语权，等于就赢了一筹。于是“blah blah blah”就推出了什么绿色经济、碳足迹、碳交易以及永续发展等术语，比如这个“永续发展”，老娘谷歌了一下，发现新加坡是世上唯一有“永续发展部”(Ministry of Sustainability)的国家。
“话术”和“话语权”虽是两回事，却有共通的地方。关于“话术”，百度百科是这样说的：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话术摊开的。它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做人做事的技巧，安身立命的法门，平步青云的“官道”，治人控场的手腕。
而“话语权”则是：
话语权是掌握在媒体控制者的手里，掌握在拥有经济权的人手里。他们一般学有所成，控制着媒体和其他经济实体，而他们想说的，一定和自己有关。
官媒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诠释，就能对大众构成影响，让大家都以为本来就是这样，没什么好争议的了。所以掌握经济行政权的人要和媒体控制者相结合，就让人想起最近串流平台很夯的韩剧《地狱公使》里，新真理教和箭镞的相结合；好事大道理由祭司来讲，坏事由流氓来摆平。于是国民都以为他们就是掌握宇宙真理的那群人。
好比说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到底搞成什么样？应该是这样的吗？是成功还是失败？可惜话语权通通被他们抢去。最近教育部长陈振声出席李光耀双语基金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上就大赞这项政策取得空前的成就。他说，世界因意识形态、文化或治理方式上的竞争和分歧而面临分化，新加坡更应发挥独到之处，弥合分歧，与世界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建立联系，作为身份认同根基双语能力比过去更为重要。
让我们看看会上陈振声发言的照片上的背景，我们会发现除了英语，其他语文一概不见。照说倡导双语、多元的集会应该对各种语文一视同仁，让人觉得缤纷多彩，应接不暇才对啊（这好像是该集会唯一的官方照片，谷歌图片上找不到其他），怎么会“去芜存菁”呢？哦，这才是他们要的话语权。诚如《联合早报》社论所说的：“学习和掌握双语（母语和英语）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并且还进一步引申：“一席话为国人打开了了解双语重要性的新视角，也进一步明确化新加坡人应有的国民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建立在兼通母语和英语的基础上，因此既可以兼收并蓄，互为养分，也可以成为东西之间的桥梁。这种身份认同根基更牢固，也有其独特性和自主性，不会像无根浮萍随风飘荡，也不会像墙头草，东歪西倒。表现在外交上，就是基于原则的自主性，不选边站。”——问题是：当初成立李光耀双语基金的初心是什么？目前的语文程度真的可以接受吗？真的就是“英文人”的所谓双语吗？为什么不让各族有互相学习语言和文字的机会？严孟达问道：“双语教育的重要，从建国第一天讲到今天，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阻力，即使双语教育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们还是会听到独尊英语、反对双语教育的声音或潜台词，否则政府也就无须时常重申立场。”——似乎没搞清楚状况。 阅读更多 »
拜登的民主峰会漏掉了一些国家令人惊讶
新闻周刊(Newsweek)/John Feng 2021-11-25
https://www.newsweek.com/joe-biden-summit-democracy-missing-some-surprising-countries-1653274
美国总统拜登下月将在白宫主持首届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届时他将履行一项竞选承诺，但由于与会者名单上明显少了一些国家，这场峰会已经引发了意见分歧。
美国的每一个盟国和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都将有代表出席这次峰会。这次峰会将于12月9日至10日举行。这些国家包括亚洲的条约盟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四方合作伙伴印度，以及澳洲和英国，后两者都是长期合作伙伴，同时也是新签署的AUKUS安全条约的成员国。
然而，仔细观察宾客名单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缺席者。俄罗斯和中国都不会参加，在美国国防规划者和供应链决策者的眼里，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头号威胁。
除匈牙利外，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将出席。匈牙利的威权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与莫斯科和北京都保持着密切关系，但该国20多年来一直是北约成员国。
自1952年以来一直是北约成员的土耳其也被冷落了。
要人闭嘴的法律国家：新加坡人可以“不听话”吗？
转角国际 2021-10-29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5852753
新加坡具有“保姆国家”之称，“听话的”新加坡人有时也会以此自嘲“新加坡人就是怕输、怕死，也怕政府！”那么，“不听话”的新加坡人会发生什么事？抑或，新加坡人可以不听政府的话吗？图／法新社
“新加坡人就是怕输、怕死、怕政府？”新加坡以其繁荣、开放的金融发展为傲，跻身高收入国家，但在天秤的另一端，其严苛的法律、由政府管制一切生活环境，也让新加坡有“保姆国家”(nanny state)的印象——政府宛如人民的父母，一手包办从住宅到生活的一切大小事务；政府也会订定各种界限，而人民只要相信政府、听政府的话就对了——这让新加坡人有时也会以此自嘲“新加坡人就是怕输、怕死，也怕政府！”由此延伸的另一问题也在于：“不听话”的新加坡人会发生什么事？抑或，新加坡人可以不听政府的话吗？
不听话有各种可能的结果，而如今多被外界所关注和讨论的是：一、政府或将祭出各种法律对付；二、若事关政府、高级领导人如总理的声誉，总理本人或将以私人身份亲自提告。
例如，新加坡在10月4日通过《防止外来干预法》(FICA)，旨在打击境外势力干涉国家内政，不过遭批评赋予内政部更大权力，藉此打压异议人士。2019年，新加坡也在争议声浪中通过《假新闻法》(POFMA)，外界认为此法赋予当局监管社交平台甚至私人聊天群组的更大权力。在现时脉络下，这两部法令实属合理与必要，但关键也在于此法赋予执法单位多大的权力和诠释权，是否会变相扼杀原本就有限的公民活动和公共讨论？此外，新加坡过去不乏有总理控告平民诽谤的民间诉讼案，在此大环境与氛围之下，也会在公民社会里造成一定程度的寒蝉效益。
就以上种种现象与疑问，本次的重磅广播访谈三位新加坡来宾，分别是当地独立媒体《网路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的主编许渊臣(Terry Xu)、移居台湾的社运人士鄞义林(Roy)，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
其中，许渊臣和鄞义林都曾被总理李显龙控告诽谤罪成，尽管社会上有声援他们的声浪，但同时也有人认为他们就是不听话的“异议份子”和“troublemaker”。这当中，他们是否会将自己视为“异议份子”？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诽谤罪”？而副教授庄嘉颖也将在本集一起探讨，新加坡总理控告平民的脉络究竟从何时开始，以及这些法律将对公民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阅读更多 »
亦谈联合早报
亨尼曼 2021-9-30
《联合早报》是新加坡华文大报，随着李光耀2011年自内阁退休，2015年去世后，它已日渐偏离中立。据中国方统计，新加坡自2013年起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以拥有14亿人口作为诱饵，掩饰共党权贵资本垄断市场，外资只有被利用无法分享市场利益的真相；2019年西方与日、韩、台醒觉大举退出中国大陆，而以李显龙与何晶领导的淡马锡控股的新加坡对华实际累计投资达1028.3亿美元，与韩国（50.4亿美元）、台湾省（35.2亿美元）、日本（33.3亿美元）、美国（27亿）比较可说明显差别，经济上深深受制于中共。
尤其近两年的武汉疫情和今日爆发的恒大地产风暴，别说赚钱汇回新加坡，能在大陆继续让那几个官老爷养老而不必遣返，可说大幸。新加坡政府何时悬崖勒马，不要继续往中国大陆无底黑洞丢钱，在政治上就才能远离中共？他们早已言明要共新加坡外资的产，上世纪外商几乎个个折翼回新加坡，血本无归。“共产”暴徒与“民主”商人原就势不两立。
已故李光耀虽然不时抨击西方媒体视他为反对自由民主的威权统治者，然而他和他同辈政治同僚，对披着民主社会主义外衣推崇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威胁，更是诚惶诚恐十分警惕。自1963年逮捕无数良心犯进监牢以来，只要挑战他的政治异己，不被告至破产，也要以他们亲华亲共或任何欲加之罪或颠覆罪名，一个也不放过拘禁于监狱。
今年9月25日林任君发表《防止外来干预，五十年如一日》，即使文中提及所谓“报业风暴”事件涉及的负责人，都只不过是不与政治主流同污同调，在自家报章发表言论的异己，哪有干预、颠覆国家的外来身影？
要不是郑永年回归中国，暴露他是中共喉舌，恐怕《联合早报》会依然如故每周提供专栏，让他继续发表影响新加坡华语社群的言论。 阅读更多 »
新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