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民族主义’
我的中华情意结
忠 2023-5-8
https://afield2022.blogspot.com/2023/05/blog-post.html
我的阿公（北方人称爷爷）从中国同安英村来新加坡，我阿公早年往生，父亲也没有多提，所以我认识不多。
父亲二战前在新加坡出生，在本地经历了二战和新马合并分家的年代。他书读得不多，小学也不知道有没有毕业，但是当时在“革命进步”的思潮下，受到一些新青年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还是对中国为家乡，有些梦幻理想的期盼。我们在中国也没有直接有亲属关系或者联系的亲人，所以父亲也没有探亲或者回乡的概念，最后在新加坡终老。
我算是新加坡第三代移民。因为我们祖辈是中国移民，我们在新加坡政府人口统计上归类为华族。我们家居多讲福建话（闽南话？河洛话？），在政府“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政策下，与同学朋友开始转用华文华语沟通。除了在学校必须使用英语外，我多使用方言和华语沟通，直到八十年代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英文教育和通用语政策。
除了使用华文华语外，我在高中参加了中文学会，大学进入中文系念书，还参与了当年大学中文系同学会的草创期。因此我可以说是受到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成长。那个年年代，对于我来说，华文、华语、中华文化历史，都是一种文化历史种族的传承，是一种不涉及与政治经济的单纯背景。我就是在这样的华文华语的背景下长大。
大学毕业我工作了好几年，在2002年我辞职进行三个月的独自背包旅行。那时刚好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我旅行的时候，碰到的很多欧洲人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像美国一样霸权世界。我根据中国近代史向他们说明，中国在近代史上几乎是被英美、俄国、日本等国家欺负。如果放眼更早的年代，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以朝贡的方式进行邦交。如果从这样的脉络来看，中国崛起大概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太大的问题。
大概是因为中国加入WTO的关系，经济渐渐发展起来。中国人出国的机会也增加，在国外出了一些丑。大概就是吃自助餐抢着吃好料，然后带着鲜肉或者蔬菜，想要从机场出关，被查获就现场和工作人员闹。这些状况跟80和90年代，刚刚富起来的新加坡人一样。当时新加坡人出外旅行，也因为吃自助餐打包和带走酒店饭店住处的电器或者毛巾，令人诟病。所以我其实对于这类新闻是一笑置之的。 阅读更多 »
王赓武：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这条线该划在哪里，新加坡必须清楚
红蚂蚁/许耀泉 2023-3-9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30309-7023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也是东南亚唯一华族占大多数的国家。（海峡时报）
关注上周国会辩论的蚁粉，可能在一众关键词中，注意到“外国势力”、”干预内政“等词汇。
在大国博弈中，新加坡豆点大的一个地方，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外国势力影响。借外长维文的话来说：
世界正进入超级大国竞争、全球经济受干扰、气候变化阴影笼罩的时期，新加坡人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必须同时脚踏实地和沉着自信，既不低估外部危险，也不惊慌失措。
脚踏实地而沉着自信，这份底气该从到哪里寻找？或许历史能给我们答案。
王赓武王赓武教授。（政策研究所提供）
本地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在3月8日的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中，谈及了东南亚当地和国家文化如何与当今世上的四种现存文明（包括基督教欧洲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回教文明）共处，也免不了谈到新加坡这个华族占大多数的国家该如何应对中国在本区域的影响力：
新加坡坚决认为，新加坡公民无论出生地，都只应该响应文明相关且无国界的号召，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呼吁。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新加坡在应对中国的影响力时，应该分辨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
新加坡的现代文化，意味着其领袖必须竭尽所能将国家文化和中华文明清楚区分开来……新加坡如果成功做到这点，其成果将能避免各方之间的许多误会。新加坡最重要的贡献，是确保新加坡华人的行为，是整个亚细安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这也会展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能如何与不同的现存文明共处。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王赓武教授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的演讲影片
严孟达的《说“农历新年”又何妨》
伍依 2022-1-30
《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严孟达的《说“农历新年”又何妨》（2023年1月29日，《联合早报》）尽说怪话，可以从南洋理工学院校园内因发生有人涂改“Lunar”为“Chinese”发了一通言论。
严孟达说，孙中山的确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令各省改用阳历……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之门”。但只说了一半，不说的是这扇“接轨之门”一开，西方国家成了各路军阀的靠山，混战起来了。
严孟达说，“这位‘一字之师’的身份引起了人们的联想”。什么“联想”不说，像是在写小说，让读者去“联想”。其实，严孟达这样的说法，无非是指“把农历新年定义为‘中国新年’是一项文化企图心，但这种企图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中国人自信心更强，但也因此变得更加敏感”罢了。
“企图心”虽说是中性词，可以是褒义词，也可以是贬义词，看情景使用。看严孟达说“这种企图心有强烈的排他性”，明显是贬义。
英文中“Lunar”意为“和月亮相关的”，词源为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露娜。“Lunar New Year”实际上是“Lunar Calendar New Year”的简称，直译成汉语为“月（历）新年”。中国传统历法（又称农历或夏历）同时参照了对太阳和月亮的观测，属于一种“日月/阴阳合历”，翻译成英文也应当为“Lunisolar Calendar”。所谓”Lunar New Year”的说法其实是因为西方的商家和政客有意想要通过拜年拉拢华人和亚裔群体，但是他们发现很多海外越南人和韩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过的是“中国新年”，也不熟悉中国近代发明的叫法“春节”，因此出于“文化包容”的所谓“政治正确”创造出一个去中国化的说法——“月历新年”(Lunar New Year)。不得不说，这种叫法有些不伦不类。如今越南、南北朝鲜和琉球等儒家文化圈成员庆祝的新年和使用的农历本来就是从中国来的。随着越南和南朝鲜独立建国，虽仍然使用着中国发明和赏赐给他们的农历，遵守着从中国传入的各种过年习俗，但是就是不愿意承认过的这个年和中国有关，甚至还妄称农历新年是他们发明的。（物理学者、美国社会观察者戴雨潇《为什么农历新年不是Lunar New Year？》，2023年1月28日昆仑策网站） 阅读更多 »
吹皱一池春水
李莫愁 2023-1-29
华人新年到底要怎样翻译，此事的肇端出在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宣传“Korean Lunar New Year”（韩国阴历/农历新年）展，引起大陆网民的不满，从此愈演愈烈。
不过莫愁根据网上本地文章、报章，甚至邻国的华文报，看到的都是在演冬烘，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以示有容乃大。如《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咏红所说：“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几千年的文化从某个民族发源，传到其他民族去，变成有当地特色，包括习俗、食物、服装，可能会适应当地的情况而有一些变化。这就叫因地制宜。叫Lunar或Chinese New Year都没有问题，但一定要坚持某种叫法，就显得有点狭隘。”——真的没有定说吗，还是写者都不愿对这个问题去进行思考和研究？这可是文化的大课题。
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杨大利对BBC说，该争议是背后是多元文化和跨国背景下的文化敏感性问题。他说：“虽然在汉族地区是阴历（按：实际上是农历）新年，但生活在非汉族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传统和文化，这些传统和文化自然需要一些认可。”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也持类似看法。他对BBC表示，农历新年是一个广义的术语，“描述的是庆祝的时期，而不是所做的事情”，“我认为这里有太多的民族主义，可能受到社交媒体的推动。”庄嘉颖说。“涉及传统、历史和民族主义的更激烈的政治争论正在加强人们对声索社会和文化标志的必要性的信念。”
民族主义？莫愁不同意。因为这是部分大陆网民的杰作，并不是“党中央”的官方说法，哪来的民族主义？贫尼称之为“一阔脸就变症候群”，近年来不是有很多“辱华”事件吗？就是那一群egomania（自大狂）生出来的。 阅读更多 »
审视新加坡中文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作者：何森璱 (Sense Hofstede) 译者：新国志 2021-8-28
https://www.wethecitizens.net/a-look-at-singapores-mandarin-media-coverage-of-china/
鉴于《联合早报》是新加坡的中文大报，它和它所拥护的观点主导了这个国家的中文阅读市场。唯一一份严肃的报纸，只提供一套观点，会使读华文的新加坡人无法接触到实际上更加微妙的汉字文化圈的辩论。此外，它可能会导致讲华语的新加坡人与其他社群之间产生认知差距，从而影响公共讨论和参与。
新加坡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华裔，这一人口统计事实经常被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作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新加坡在帮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对新加坡和北京双边关系的描述往往指向李光耀作为相互“解释者”的角色。新加坡国务资政张志贤认为新加坡媒体扮演具有“局外人视角”的“局内人”的特殊角色。但是，随着中国吸引力的增长，新加坡的中文媒体还能保持“局外人”的身份吗?
新加坡主要的中文报纸《联合早报》最近因其保守的社论而引人侧目。在政府宣布将于2020年开始对女性问题进行检讨，及2021年国际妇女节之际，该报强调了尊重性别差异的必要性，担心节育对社会的影响，并解释说，过去对未婚母亲和同性恋者的歧视是为了保护女性。
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关于新加坡数起反印度人的种族主义事件的社论，它引发了一份请愿书（特此声明：我签署了），质疑它仿效地引进美国右翼文化战的批判种族主义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当作反白人种族主义，并指责该主义激起了“华人优势/特权”的讨论。相等于中文版的《慈母舰》(Mothership)，早报属下的《红蚂蚁》对争议的回应是抱怨新加坡华人社群再次受到攻击，并措辞夸张地问到底是谁在歧视谁。
这引起了讲英语的新加坡年轻人的注意，他们想知道新加坡的华语社群每天到底读些什么。像我这样研究中国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注意到新加坡的第一大华文报的其他方面。早报一直对中国持理解态度，但它最近对东亚的报道明显比你对所谓不结盟的新加坡所期望的更亲北京。有些东西正在发生变化。
亲华的常态
单看社论，你就会觉得《联合早报》编辑部的观点相当以北京为中心。例如，它在最近的七国集团峰会的社论遵循了中国的说法，将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描述为“美国领导的”西方的最大挑战，而没有涉及“西方”是什么，中国在做什么，或者非西方国家可能会怎么想的复杂层面。这种盲目性在最近一篇有关南中国海的社论中也有所体现，该社论无视北京方面的行为和邻国的担忧。早报忘记了它本身是在东南亚，而是把问题归结为崛起的中国和嫉妒的美国之间的斗争。在台湾问题上，它用与中国报纸相似的语言说：地理决定命运，因此台北不应追逐冒险的空想，避免成为地缘政治的棋子。它没有花时间去了解台湾人对现状的看法，而是把美国视为唯一有影响力的参与者。
早报的自由言论漫画家王锦松是另一个例子。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国际纽约时报》(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创作的关于印度太空计划的种族主义漫画。鉴于新加坡的“越界”(OB)标记，他倾向于关注外交事务，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好。他为报纸创作的漫画传播了有关台湾疫苗采购的错误资讯，贬低台湾总统蔡英文，或者将疯狂的美国与理性的中国进行对比。
早报的报道相当贴近中国倡导的观点。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游润恬（她于2019年离开早报加入路透社）的一篇文章，她尽职尽责地重复了她在新疆宣传之旅中听到的话。在亲大陆的台湾流行歌手欧阳娜娜在中国“爱国”活动上的表演引发争议之际，早报的报道重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并引用了亲北京的艺术家的话。一段视频访问了梁家河村，这是习近平个人崇拜的一个重要红色旅游景点，但影片没有解释他在文革期间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流放到那里的。另一篇文章大肆吹捧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却没有过多关注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政治斗争。 阅读更多 »
为什么新加坡有华人优势，但与白人特权不同
作者：蔡秀敏 (Sai Siew Min) 译者：苏颖欣 (Show Ying Xin) 2021-6-29
https://www.academia.sg/academic-views/sai-siew-min-chinese-privilege-mandarin/
英文原文：https://www.academia.sg/academic-views/why-there-is-chinese-privilege-in-singapore-but-its-not-analogous-to-white-privilege/
| 概要
尽管学者、评论者和政治人物承认新加坡存在种族主义和种族优势，但有些人认为Chinese Privilege（华人特权或华人优势[1]）的概念过于简化或不适用于新加坡，只因为它来自不同的语境。美国女性研究学者佩吉•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最初发表于1988年的论文根据美国现行的特权/优势系统来定义何为“白人特权”：那是一个“无形无重的行囊”，是“（白人）每天得以兑现的不劳而获资产，并且（他们）‘意在’维持这种毫不自觉的状态。”本文作者指出新加坡现行的优势系统与之不同的主要层面，认为华人优势虽然存在，却必须有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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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阅读各种关于“白人特权”的评论当中（我必须承认自己读不多），最有帮助的是嘉可•莎恩(Jacqui Shine)刊登于《洛杉矶书评》的文章。她评论菲比•玛兹•博薇(Phoebe Maltz Bovy)的《特权的危险》(The Perils of Privilege)一书。基本上，博薇对美国的“privilege”概念提出异议，和几位新加坡评论者和学者的论点不谋而合。《海峡时报》记者袁昕(Yuen Sin)呼应博薇的批评，认为人们经常过于不严谨地使用privilege一词来扣帽子。无论批评是对或错，这种扣帽子的做法也随之启动了恶性循环的自我沉溺，充斥着自命正直的控诉剧本，且通常伴随着对方的忏悔认错或是愤慨否认，却无法促成对不平等制度和种族主义的有效讨论。同样的，社会学家吴佩松(Daniel Goh)和Terence Chong 担心使用“Chinese Privilege”一词已成为“一些善意新加坡人自认正直和巩固自我感觉良好的工具，为了避免贯彻真正的反种族主义而做出的福柯式忏悔的愉悦行为。”[2]
我认为嘉可•莎恩的论点切入了这场“华人特权”辩论的核心。莎恩认为，特权/优势的概念是有缺陷的，然而社交媒体上普遍将之简化使用，就连反种族主义人士也一样，其实这种情况在醒觉运动中并不显得特殊。从来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概念或想法未被如此“滥用”过。儒家思想顷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莎恩作为历史学家，建议我们细读麦金托什1988年的原作，而不是广泛流传的删节版。这篇关于白男人特权的论文，是她作为以白人为主的美国女性研究作者和实践者的观点。文中麦金托什也和批评者一样担心特权/优势概念被简化使用的“危险”。除此之外，莎恩有效地向读者介绍了这个概念在英语世界的漫长知识系谱。她论及privilege这个词汇和殖民主义的交叠关系，这点我有所领会，因为“华人特权”标签的通用就掩盖了深层的历史面向，也就是特权/优势概念如何与我们在新加坡思考语言、种族-族群和跨族群关系息息相关。
《特权的危险》(The Perils of Privilege)(Photo: Wikipedia)
我认为，有关华人优势的学术讨论，其关键不在于此概念是否有助于揭示新加坡实际存在种族优势的状况，而是攸关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国家的种族优势，这恰恰反映我们许多知识上的不足。新加坡政治领导人承认新加坡存在种族主义[3]。虽然吴佩松和Terence Chong认为特权/优势概念没有成效，他们也同意新加坡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鉴于种族主义存在的现实，我们有必要随着麦金托什提问，即便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的种族主义只对特定群体不利吗？是否过于赋权一个支配群体？就此，我们只能借鉴经验实例来进行严谨的知识工作。目前已经累积无数关于新加坡种族优势的书写、观察和经验证言，提供社会科学家充分的资料来深入研究这个现象，因此不该将特权/优势概念视为肤浅、扰人或只是照搬他方的概念。对我而言，针对特权/优势的批判知识工作显然才刚开始，所以不该过早放弃朝此方向努力。老实说，一开始我确实对“华人特权”的讨论感到沮丧和困惑，但从各方了解到特权/优势概念的讨论后，我认为这个紧迫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尤其是对新加坡华人而言，我们一直缺乏深刻反省自身华人性在新加坡的历史，而这个华人性并不应该直觉式地依附于一个更大的、（恕我直言）同样简化的“华语”、“华人文化”或“离散华人”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背后预设的纯正性只能存在于他处。这种空虚的华人性喂养了许多新加坡华人，并且助长我们对种族优势的独特理解。这些问题都需要迎头解决。
华人优势、白人特权
无论如何，先谈谈麦金托什的1988年论文。[4] 所有提倡采用华人优势概念的文章都依赖她对白人特权的定义。她写到，白人特权就像是“无形无重的行囊”，是白人“每天得以兑现的不劳而获资产，并且他们‘意在’维持这种毫不自觉的状态。”[5] 正是这个对特权/优势的定义直接套用在华人优势上。无论是否涉及学术讨论，新加坡人都坚信这个定义，并且以此为据争论华人优势是否存在，以及新加坡华人到底享有什么“不劳而获的资产”。不过，麦金托什明确指出，这个定义并不完整。她论文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完全没有在华人优势的讨论上出现，那就是“特权/优势系统”的概念。论文的第二部分她就指出特权/优势定义的可能缺陷，即是将构成白人特权的无形无重利益当作是令人向往的东西。相反地，一些利益是通过无知、傲慢和压迫来构成主导和支配地位，这不该是“令人向往”的事。麦金托什强调从整体上思考“特权/优势系统”，采用“更精细的特权/优势分类”，以及它们带来的不均衡和破坏性影响，包括对“扭曲的白人心理”的作用。她写道：
……“特权/优势”这词目前似乎有误导性，导致我们过于正面看待“特权/优势系统”产生的条件和行为。我们通常认为特权/优势是一种有利的状态，无论是挣来的或是靠运气或出生身份得到的。我们不时提醒学校毕业生他们享有优势，敦促他们善加利用（令人钦羡的）资产。“特权/优势”一词意味着某人拥有一些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不过，我在此讨论的特权/优势状况则是过于赋权某些群体的系统。这种优势赋予支配权力，允许人们因为自身种族或性别身份彰显控制。这种优势允许某些人不顾及他人感受（至少这是最好的情况），严重的话甚至造成凶残行径，这些都不应该被视为令人向往的特性。或许许多人渴望获得这样的“特权/优势”，但它对整个社会完全没任何好处。[6]
读了麦金托什1988年的论文，在我看来优势概念适用于新加坡，但前提是先放弃华人优势和白人特权雷同的假设，尽管两者之间有许多互通声气之处。例如，以男性和种族身份为基础的优势，促成了白男人和华人男子的支配地位，两组人都以异性恋霸权的假设运作。这个相似点让优势概念成为令人信服的框架，以用来检视支撑种族主义结构下各种相互关联的不平等现象。同时，这也有助于打破习以为常的隐形学科和观念边界，创造跨界知识生产。
优势概念不仅与我们相关，在日趋严重的阶级和收入不平等的当下更显必要。我们应该批评反思新加坡的“优势系统”及其固有偏见。为了全面了解在新加坡的优势，我们有必要从基本原则开始提问，例如新加坡优势系统的特性为何？我们观察到和记录到的“优势分类”及其影响有哪些？新加坡优势系统如何根据华人/非华人、男/女和菁英/非菁英等范畴，来吸收、确认、奖励和惩戒个人？哪些历史进程、事件和偶然巩固了优势在新加坡的发展？优势系统的主流世界观是什么？构建、维持和强化它的是哪些意识形态和叙事？这份清单尚未详尽，但我的重点是：把华人优势和白人特权相连起来没有意义，华人优势只有在新加坡优势系统中讨论才有意义。
AcademiaSG于2021年6月16日举办了有关种族和歧视的线上研讨会
白人特权和华人优势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新加坡的政治威权主义，其交织于教育和社会阶层的程度一直以来把权力强势集中于国家。有意无意地，新加坡的政治威权主义让异性恋霸权下的华人男性及其观点享有不成比例的利益。这些观点的支配力量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延伸到其他重要的生活领域，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商界和学术界。也有人为新加坡威权主义大声辩护，说那是属于我们的“亚洲特性”（相对于“西方”）——意即哪些制度“管用”并且获得大部分新加坡人同意；事实上国人面对无所顾忌的专制力量，早就感到无能为力。威权主义使优势成为一种聚集的实质力量，和白人特权那种发散的蔓延力量截然不同。 阅读更多 »
“种族主义”真的就是句脏话吗？
殷素素 2021-6-13
新加坡官方常以不看肤色，种族中立，唯才是用，机会平等自诩，其实是冠冕堂皇的自我催眠。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就是打破种族（民族）的限制，放弃语言、文字、信仰、身份的认同。把异族通婚率拉高到99%，大家混得越均匀越好，再也看不出偏向哪个种族多一点，男男女女大家都像伸展台上的混血模特儿一样，那么一个亚洲面孔讲英语装载西方文明的国族就诞生了，大家只有性别没有种族，任人唯贤，机会均等。那就天下无贼了吗？怕只怕会落得峇峇文化的下场。
最近所谓的“本地种族偏见事件”，素素总觉得是官媒在炒作，以至于“总统痛心，部长忧心”——有那么严重吗？这种在多元社会偶发的失言、失礼和失态，又不是白人警员跪杀弗洛伊德那么怵目惊心，不禁让人怀疑是在铺垫些什么。至于唱的是哪出？目前还没看出来。因为内政兼律政部长说：“我过去一直相信，在种族包容与和谐方面，新加坡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看到最近的一些事件，我已不再这么确信。”
世上有三种主义，其实它们最里面的核心是重叠的，那就是“民族自大”——“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三种分别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当然我们可以轻易地就指出它的短处，然而，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存在千年，难道不得归功于这份信仰和坚持吗？所以素素觉得这三个名称只是修辞上的方便，正面时叫做民族主义，次之的叫民粹主义，负面时就叫做种族主义。一个群体如果是利益趋向，完全的拿来主义，最后必定被其他文明所吞噬。让素素举峇峇文化为例，这一族群当年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今天的政治正确，他们“color blind, race neutral, meritocracy, equal opportunity”（不看肤色，种族中立，唯才是用，机会平等），他们以利益导向，和异族联婚以取得社会地位和工作岗位。在马来统治者的年代，他们讲华巫参杂的语言，只保留少少祭拜祖先的礼俗。到了英殖民地时期，他们改学英文、英语，接着也改信洋教，也不再祭拜祖先，于是这一群体的特色完全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些菜谱。 阅读更多 »
打疫苗这回事非关“站队” 不就是为了健康而已
祥子 2021-6-7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210607-5221
另有一些人以为打科兴就是“民族主义”，“跟中国站队”的表现，又何必在乎那点打针的消费。民族主义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政府上周宣布私人医疗业者可透过特别采用程序引进获得世卫批准的其他疫苗，包括今年稍早已经运抵本地的20万剂科兴疫苗。（路透社）
6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终于把中国疫苗科兴列入“紧急使用清单”，随即在新加坡掀起不小的涟漪。
过去几天网上却吵翻了天，把存粹公共卫生课题炒成了政治议题，说什么新加坡已经选边站啦，新加坡站错队啦，甚至连阴谋论也出来凑热闹。
有个抖音视频，一个年轻人严词厉色吐槽还带着威胁口气，看了叫人有点害怕！
一名自称在本地工作的中国网红在视频中宣称，新加坡承担不起所有中国籍客工离开工作岗位的代价。（视频截图）
且说今天不少国家都在研发各自的冠病疫苗，能列入这份世卫清单也不容易，必须符合一些条件。
目前在世卫清单上的疫苗包括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中国国药集团疫苗(SinoPharm)和科兴寥寥几款。
上了清单之后，这几款疫苗就可以进入“全球冠病疫苗获取机制”(COVAX)，供其他无法及时取得疫苗的国家向这个机制求救。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贫穷落后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
在疫苗供应上，它们指望国际的援助。不少发达国家，如整天跟别人讲人权、自由的美国，不再掩饰自私面目，对其他落难国家的疫情困境视若无睹，让世卫在那里干着急。
世卫对疫苗有自己的评估标准，更注重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只要“效益高于风险”就可以采用。
其实，每一种疫苗都有一定的风险，就看各国如何取舍。阅读全文»
新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