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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蒂•莉雅妮对检控官(Parti Liyani v Public Prosec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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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20-9-18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20/09/parti-liyani-v-public-prosecutor.html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本地的执法机构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如何负责任地使用权力来维护社会正义,让弱势群体和穷人受到公平的对待,而不是因人的社会地位而先入为主?……如果莉雅妮早就放弃答辩,或者义务律师不想跟权势对抗而草草了事,或者高庭法官以初审法官的判断为依据,……结果是否成为一起冤案?又或者警方是否早就应该发现报案过程疑云重重,而不起诉莉雅妮?太多的或者值得省思。

两周来最热气腾腾的新闻,莫过于现年46岁的印尼籍前女佣莉雅妮(Parti Liyani)沉冤昭雪的案件了。

“Parti Liyani v Public Prosecutor”(芭蒂•莉雅妮对检控官)案件源起于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向警方报案,指前女佣莉雅妮偷窃他家的财物。2019年3月,国家法院的刘佩诗法官(初审法官)判定莉雅妮所面对的四项控状罪成,坐牢26个月。初审法官认为莉雅妮犯下偷窃罪是出于贪婪而不是需要,加上毫无悔意,因此必须加重惩罚。

莉雅妮不服判决,上诉案由高等法院的陈成安法官负责审理。2020年9月4日,陈成安推翻原判,全部控状都不成立,莉雅妮无罪释放。

国家法院两年前开审时,控方暂时搁下第五项控状。9月8日,控方主动撤销此最后一项控状。换句话说,经过4年的折腾,莉雅妮恢复自由身,终于可以回家了。

辩护律师阿尼尔和前女佣莉雅妮。图片取自home.org.sg. Photograph of Anil Balchandani and Parti Liyani outside Singapore’s State Courts on 8 Sep 2020, after Parti was acquitted of the fifth charge. Photo credit: Grace Baey.

事发经过

2016年10月28日,在廖家工作9年多的莉雅妮突然被解雇,只有两个小时收拾行李,女佣代理安排莉雅妮马上飞回印尼。莉雅妮气在心头,扬言将向人力部投诉在廖家打工期间,被非法指示到廖文良的儿子廖启龙(Karl)的住家和办公室打扫。

廖家父子在开除莉雅妮两天之后报警,指莉雅妮偷窃总值超过5万元的财物(后来修改为约3万5000元)。

同年12月2日,莉雅妮回来新加坡时在樟宜机场被捕。

从初审到上诉,阿尼尔(Anil Balchandani)担任莉雅妮的义务辩护律师。高庭开审前,阿尼尔形容这是场艰巨的官司,官司历时10个月,涉及大量证物,对手是来自总检查署的团队和本地显赫的家族,而他连一个律师助手都没有。庆幸的是,历时3天的高庭审讯,获准将所有证物呈堂,而不是通过照片。这么一来,所谓昂贵的“贼赃”都以庐山真面目出现,包括老旧的DVD播放机、过时的珠宝、耳环、衣服、抹布、冒牌手表、破烂的名牌包等。

这些“失窃物品”多数是破旧和不值钱的东西,陈成安法官接受莉雅妮的解释,这些物件是她自己购买,或者廖家丢弃后捡回来的。

打官司的4年期间,客工组织情义之家(HOME)为莉雅妮提供住宿与人道援助。

顺道一提,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前,本地有98万名工作准证(Work Permit WP)持有者,其中包括25万名女佣(Foreign Domestic Worker),28万名建筑客工,44万名其他职业的客工(人力部网站,25 April 2020)。他们因为家贫,通过中介前来异地谋生,情义之家这类非政府慈善组织为客工提供可依靠的臂弯,情形就像昔日下南洋的移民和宗乡会馆所扮演的角色。

Parti Liyani v Public Prosecutor [2020] SGHC 187

书面判词《Parti Liyani v Public Prosecutor [2020] SGHC 187》(PDF文件)可在高等法院的网站下载。我逐字阅读了使用浅白的文字书写的百页判词,了解到陈成安法官的思考模式稠密全面,明察秋毫后得出莉雅妮没有偷窃,反而是报案人心术不正的结论,抽丝剥茧的过程宛如包青天审案的现代版。

陈成安对警方的调查方式、起诉过程与初审法官如何得出结论深表关注,认为总检查署的调查程序出现严重纰漏,留下太多无法合理解释的疑点。初审法官忽视了此案重要的环节,就是被告莉雅妮有充分的依据向人力部投诉,若非她威胁说要这么做,廖家未必会报警。陈成安相信廖家担心莉雅妮真的去投诉,于是先发制人。此外,廖家指责被偷窃的物品都是多年前“被偷”的,而不是被解雇前。廖家是在发现莉雅妮的不满之后,马上将她开除,让她没有充足时间收拾东西以及向人力部举报。依此推断,廖家报警存在着不当的意图。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18, 2020 at 4:00 下午

阿尼尔:谁会想偷这样的垃圾?司法体制应好好保护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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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李国豪     2020-9-10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00910-4406

阿尼尔认为,本地的客工及外籍女佣群体因为在政治层面缺乏代表,一旦在司法体制下受到压迫,也不知道能找谁求助。

https://s3-redants.s3.ap-southeast-1.amazonaws.com/styles/large/s3/articles/2020/09/10/20200910%20cover.jpg?itok=kcVxyfOL

阿尼尔在上诉结果公布前接受“情义之家”的访问。(视频截图)

很多人将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的前女佣上诉得直一案比喻为现代版窦娥冤,认为如果不是女佣义务代表律师阿尼尔(Anil Balchandani)的坚持不懈,以及陈成安法官的明察秋毫,沉冤不会得以昭雪……

然而,撇开热血律师的拔刀相助和坚守司法正义最后这一道防线的法官,莉雅妮坚信自己无罪的坚定,以及客工援助组织“情义之家”(HOME)的支持,也才使得这场大卫对抗巨人歌利亚的战斗有了义无反顾进行下去的可能……

至少,阿尼尔是这么认为的。

8月23日,莉雅妮上诉结果出炉前夕,阿尼尔接受了“情义之家”的访问,在镜头前娓娓道来他从这场战役展开以来的心路历程,以及女佣及客工等弱势群体在我国司法体制下所面对的困境。

“情义之家”昨日(9日)将该访问片段上载至Youtube。

没有坚持就没有最后的无罪开释

2017年底,“情义之家”找上了阿尼尔,希望他能为莉雅妮的案子辩护。阿尼尔在镜头前不讳言,自己没有助手协助。

这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审讯,不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将耗费长达10个月的时间……我们面对的是非常强悍的检控方,还有一个十分显赫的家族。


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莉雅妮坚持到底的信念。

莉雅妮有个家庭必须照顾,因官司滞留在新加坡的她必须筹措生活费。同一时间,她没有朋友可以倾诉,因为或许根本不会有人理解她经历的痛苦。

阿尼尔表示,莉雅妮本来可以在2017年就接受认罪协议。如果当初她认罪,在牢里待上两年半,她早已重获自由回到家乡,无须耗上四年时间。

所以她能够撑到现在真的很让人惊讶。

他说,许多外籍女佣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不会有勇气和财力去打一场官司。

外籍女佣或客工在上庭时,也往往会缺乏自信,或缺乏准备。

庆幸的是,相信莉雅妮清白的“情义之家”挺身而出。

他们安排阿尼尔与莉雅妮每周会面,即使要处理的事情可能只有一两件也风雨不改。定期的会面最终给了莉雅妮在这场官司中坚持下去的信心。

阿尼尔也说,如“情义之家”这类非政府组织对惹上官非的客工而言,才是真正为他们带来一丝曙光的救命稻草。

像我们这种义务律师或许能有一点贡献,但真正的工作都是由这些非政府组织完成的。

20200910 court.jpg

阿尼尔(左)成功为莉雅妮(右)洗脱罪名。(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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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11, 2020 at 1:14 上午

实行威权式法治的新加坡,如何建构自身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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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梦龙    2019-10-29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4692.html

《威权式法治》这本书指出,新加坡缔造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威权式法治。作者展示了作为法治以及自由民主之基石的制度和程序,是通过何种方式成为了制约异己、保护当政者的工具,但同时又无损于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正当性。本书颠覆了在法律和政治领域的一些传统见解,它所展示的法律、权力、正当性的配置形式,可能对全球治理理论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以下是这本书第一章的节选。

第一章  法律、非自由主义和新加坡(节选)

2007年10月,来自120多个国家的4000名律师齐聚新加坡,参加国际律师协会的年会。选择将新加坡作为集会地点是有争议的,一些协会成员和新加坡持不同政见者抗议道:国际律师协会选择在新加坡召开年会,将赋予一个系统性违反法治的政权一定的正当性。在新加坡设施先进、空调舒适的会场中,会议将这些争议以及其他事项播送了出去。

在会议开幕式上,新加坡的政界元老李光耀做了主旨发言。在发言后的问答环节,李光耀被要求解释新加坡备受质疑的法治立场。针对这一诘问,李光耀拿出了一堆评估表,展示了新加坡高排名的法治及治理指数,以证明新加坡存在法治。据新闻报道,国际律师协会的成员听着听着突然哄堂大笑。

这阵笑声当然意味深长:可能是钦佩这名在位31年的总理所做的精心准备,也可能是质疑他极度简化了法治的内容,将法治从一种实质性理念简化成了一些排名表和量化表。笑声和内在于其中的意味,指向了一个新加坡式悖论:一个从各方面削弱“法治”之自由的政权,却成功地被称颂为一个法治政府。

新加坡政府如何策略性地运用法律,是本书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具体而言,我研究了立法文本和公共话语通过哪些方式重构了“法律”的含义。我旨在发掘那些经常沉潜在新加坡法律之中的政府管理和政治角力。为此,还需要探究一个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新加坡官方一边自称为威斯敏斯特式民主(Westminster model democracy)政府,一边却有条不紊地通过立法削减了各项权利,那么它又是如何建构起自身的正当性的?

本书以法学社会学的已有研究为基础,这些研究“将法律视为一个话语系统。它通过创设一些赋予社会生活以特定意义的分类,来形塑人们的观念……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并不是一个位于社会生活之上、之外或远离社会生活的实体”。第二章详述了本书的研究方法。简要地说,通过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这个视角,我审视了立法话语和政府话语。我揭示了各种“法治”观念和政府正当性在新加坡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我还认为,尽管政府声称遵循自由主义“法治”或“法的统治”(rule of law),但它所信奉的工具式法条主义更适合被称为“法制”或“以法统治”(rule by law)。

我将这两种“法律”模式分别简称为“法治”和“法制”。概言之,“法治”意味着在内容和制度安排上,“法律”都不容许“存在专断的权力,并排除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制”意味着在内容和制度实施上,“法律”都易受权力的影响,以至于“法律”上的权利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都被削减了。稍后,我将在本章中进一步说明我对这些术语的用法,以及围绕“法治”的一些争论。我还要说明的是,为了与社会学的研究惯例保持一致,我用引号标记了一些术语,例如“法律”“国家”“种族”以及其他相关概念。在我的问题意识中,这些术语的含义均是由社会生活建构起来的。

为什么要研究新加坡

新加坡令人困惑的成就体现在以下方面:政府对市场、政治和法律的干预如此之深,以至于新加坡政府无处不在、宪政程序实际上被架空,但新加坡政府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正当性仍然得到了维系。2007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授予李光耀名誉博士学位之时,一名抗议者在标语牌上写道:“下一位会是谁?独裁者穆加贝?”这一挑衅提出了下述问题:如果一个政权确保并维持了经济的普遍繁荣,但同时它也大规模镇压政治对手,并在制度上禁止媒体、法院和民间社会的独立自治,这是否事关重大?就业状况、基础设施和社会秩序的提升,是否可以弥补强权政治的缺陷?也就是说,在令大多数人感到满意的前提下,政府是否可以对少数人施加政治暴力?对相关难题或规范性困境的描述,首先需要对新加坡的法律体系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这一法律体系已成为其他国家的模仿对象。除了某些国家——例如越南——外,还有一些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一直称赞新加坡的法律体系。总之,尽管只是一个720平方千米的小岛,仅有约508万人口,但新加坡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它得到了一些实力型国家的赞赏,后者正尝试引进、复制新加坡的法律模式。 阅读更多 »

人权观察组织抨击新加坡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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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民/北雁    2020-1-15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0/01/人权观察组织抨击新加坡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紧/

人权观察组织(HRW)于昨日发文告,抨击新加坡政府对国内原已受限的言论自由,施加更多的钳制。

文告提及去年10月生效的《防假消息法》,让我国部长可以宣布某个网络贴文为“假消息”,并发出指示要求更正。若不遵从可招致刑事惩处。

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菲尔·罗宾逊(Phil Robertson)批评,新加坡长期来不容忍言论自由,而有关防假消息法恐将用以让异议人士沉默。仅仅是该法的存在,就足以让那些网络异议自我审查。

去年11月下旬,前进党毕博渊(Brad Bowyer)成为首位被政府援引上述法令,要求更正贴文的人士。紧接着,包括来自澳洲的脸书专页State Times Review (STR)、新加坡民主党和人民之声党领袖林鼎律师,都相续被相关部门要求更正网络贴文。

此外,文告抨击新加坡当局也用现有法律来惩罚参与和平表达异见或参与集会者,诸如社运份子、律师、网络媒体都面对检控、刑事诉讼等,例如范国瀚和民主党党要陈两裕,因为脸书贴文于去年10月被判藐视法庭罪成立。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on Singapore 2020

评《威权式法治》——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新加坡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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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    2019-8-3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275564

本书可以说是令人信服地揭示新加坡法治的实质是将法治当作了政府施政的工具、即使施政中可能损害民众的个人权利也在所不惜,从而不是制约而是扩大了政府的权力。那么读者自然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很少受到法律制约也不受媒体批评的政治体制,没有陷入腐败的深渊?为什么在政府强大影响下的司法体制,被限制提出公共问题的律师,仍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能够公正公平并且高效地处理社会纠纷?

《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 [新加坡]约西·拉贾(Jothie Rajah)著,陈林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343页,78.00元

和俗话所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很相近的是,一个外来者往往能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更能发现本地的文化特色。《威权式法治》这本书也是这种情况,一个来自于印度的法学生以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求学的意外遭遇,引发了对新加坡法治的兴趣,开启了自己对新加坡法治的研究之旅,并且在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作为新加坡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的职业体会中继续这项研究,得以做出这项研究成果。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的成功典范,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18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达到了六点四六万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七;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五点五五万美元,全球排名第六。在社会政治上,新加坡一直以其政府的高效而廉洁闻名,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按照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历年数据,新加坡都一直稳居在前五位。

但是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界,对这个城市国家政治体制的评价却争议很大。根据本书作者的统计与罗列,新加坡政治体制在西方国家法学界得到的各种评价有十四种之多:“威权式的”“半威权式的”“柔性专制”“亚洲式民主”“准民主”“非自由主义民主”“社群主义民主”“专政”“虚假式民主”“有限民主”“强制式民主”“专制政府”“开明的非民主政府”“强权选拔式的威权政府”。同样,新加坡政府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法治评价,在西方国家的法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本书的评价就属于其中较为主流的一种:新加坡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

作者在本书开始时就明确他所谓的“法治”的定义:自美国独立战争及法国大革命后,法治“其核心要领是必须维护和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并信奉法律的统治,“相信对政府应当施加一些不容违反的根本性法律约束”。由此作者认为:“新加坡政府既不遵循前自由主义有阶段就存在的对政府的约束,也不认为个人权利是不容侵犯的。新加坡政府挪用并阉割了威斯敏斯特式制度和意识形态(指英国式政治),以使它们(指法律)成为威权政府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制约手段’。”作者进一步指出,新加坡政府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通过攫取话语权,不断渲染新加坡立国的脆弱性——体量很小的城市国家,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袭扰等等——成功地将法治转变为政府施政的完美工具。

在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分析了新加坡立国之初的法律体系建设,认定在建国时,当时的国家领导阶层就有意识地改造了原来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英国法传统,尽可能地剔除了其中的自由主义内容。比如新加坡官方法律体系中剔除了殖民地时期的“习惯法”,法院的判决不接受原先殖民地时期法院接受的一些民族“惯例”作为依据。新加坡政府还解散了原先殖民地时期存在的各种自治性社团,从而能造就“一个静默且顺从的民间社会”。

为了证明新加坡政府将西方式法治“阉割”成了政府实行统治的“法制”,作者采用了立法史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了新加坡的几部法律的立法及实施过程,来论证这一基本观点。 阅读更多 »

软威权半民主政体:为何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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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家书・沈旭晖     2019-7-9
https://simonshen.blog/2019/07/09/软威权半民主政体:为何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逃犯条例》争议期间,有学者指出这是香港作为一个“软威权半民主政体”(soft authoritarian, semi-democratic)自制的“完美风暴”;既然风暴来了,这个“软威权半民主”政府的对策,据说是构筑“大平台”让各方对话。但逻辑上,这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香港并非真正的“软威权半民主”,新加坡才是;香港不过是一个“威权政体featuring民主成份”的奇怪实验,属最不理想的政治体制,既没有威权、民主各自的好处,却又齐集两者的弊端,因此所有人无论是“蓝丝”、“黄丝”,都不快乐。根据政治正确原则,新加坡作为主权国家,自然不能和香港特区比较;但根据这原则,世上任何地方和香港比较都是犯禁,特区政府的官方文件,就不时充满这类比较,我们落到今天如此境地,总不能再庸人自扰。他山之石,总有启发的。

一、新加坡的真普选,与执政党的危机感

新加坡经常被批评为威权政体,原因是政府“依法治国”操控生活不少层面,这正是读法律出身的李光耀当年精心设计。例如对媒体、公民社会、工会和言论自由,新加坡法律都有严格规范,政府主导了舆论,批评政府只要没有确实证据,很容易被控诽谤,近来又引入针对新媒体假新闻的法规,这一切和西方理解的民主大环境,都有一定距离。但不少笔者在香港的“深黄”友人,到了新加坡,却感到安居乐业,变成了当地“深蓝”,原因之一是说到底,新加坡政府是如假包换、一人一票、没有筛选的真普选选出来。每一届选举,理论上都足以变天。建国以来一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明白,要是施政不受欢迎,无论多少行政手段,都不足以改变结果,加上近年选情越趋透明,每一仗都胜得不易。搞群众运动起家的李光耀本人从来充满危机感,他的政党鼓励内部竞争,对民意研判从不松懈。这和香港特首的权力来源完全不同,这几任的特首固不待言,即使是有天真的根据“人大831框架”普选特首,他/她也不会有新加坡领袖的危机感,因为既不容易被罢免,又能找到特首之上的国家领导人位置作退路诱因。

二、新加坡政府对大型群众运动的结构性回应

新加坡对群众运动管得很严,但一旦出现示威、或明显民情逆转,政府的回应速度和魄力,却是惊人的。最明显例子是2013年,执政人民行动党不过在补选输掉议席,加上在2011年大选输掉一个集选区,又出现了一些针对政府的示威,执政党就内部研判为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官方表面上说败选原因和物价、民生有关,但群众示威和社交媒体的不少批判,都在针对新移民,洋溢一片“新加坡本土主义”情绪。结果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几乎一夜间改变,移民新加坡的门槛高了很多,保护本土就业的措施纷纷出台,聘请非本土员工前都要满足本土化的法律要求,捍卫新加坡本土的文化政策也被推上日程。不像在香港,政府思维只会在立法会“数票”,游行示威无论多少人参加,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用”的,除非直接影响到议员投票取态(例如2003年二十三条立法),或直接令议会不能有效表决(例如逃犯引渡条例)。背后反映了单一事实,就是香港的立法会并不具备全面反映民意的功能,只是威权政府借“民主元素”为“justification”的工具,这也直接令政府养成“无须理会游行人数”的惰性。 阅读更多 »

权大无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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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春花    2019-5-19

刚刚学来的这四个字,赶快就用在标题上了。

《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OFMA)对于资深新闻记者转学术界的默乐(Bertha Henson)女士来说,有五个问题想知道答案:

A. (POFMA)何时/如何成为刑事起诉的案件?

B. 什么是“误导性的事实陈述”(多次提问未得答复)

C. 法律在颁布时是否会追溯已在其中流传的“谎言”?请指出一些案例。

D. 是否有其他国家接近新加坡处理假信息的方式?无论是在执行权方面,还是对付一些不公开的网络平台?

E. 与其他法律相比,使用POFMA打击假信息,对政府来说,政治成本会更高吗?

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敢回答的话,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岂不是无法无天的“权大无责”了吗?

其实,照行动党政府当初的规划来说,他们原本是要安排一个“做水水”的过程。他们先似模似样搞了一个听证会。起初还有点诚意,找来许多国际专家来供证,岂料没一个人说一句好话,尚穆根、唐振辉和张有福就开始有点恼羞成怒。尤其到了烤历史学者谭炳鑫那段,不惜撕破脸,对人家学历、职称找茬,简直就像照妖镜一样,把他们的司马昭之心,公诸于世。幸好新加坡的“替代媒体”已渐渐成熟,致使整个听证会不被主流的声音所淹没。不过那之后,由于他们的自尊心受损,就决定一意孤行;先要官媒挡住所有外来的舆论,再来,就是让二丑们轮流写文章收买人心。可是,要从什么角度让人心服口服呢?总不能一味要大家相信政府,或者胡乱举些外国不相干的例子……最诚实的做法,就是有人能够回答上面的五个问题。可惜没有! 阅读更多 »

李光耀:我要把新加坡造成一个“没有新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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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加昌    2019-5-19
http://www.yan.sg/meiyouxingweidedifang/

李光耀与媒体报人的关系是交集在爱与恨之间?

在“爱与恨”间

上世纪60年代初,他说过,头脑好的人学医,其次学法律,再来就是当新闻记者。当时有报人向他指出他的内阁里就有五六位阁员是新闻记者出身的。李光耀没有回答(自1965年建国至1986年,就有两位总统是新闻记者出身的)。

李光耀登上总理高位之前与后,对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所发表的公开谈话,显示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前后有极端的差别。而且,他后来对媒体报界应该在建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也和一般上人们认为媒体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肩负的督促施政、反映民意的第四权的任务,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人忘了国情的不同),各种思想自由交流的构想也成了空谈。

早一代的报人记得,1959年上半年之前,人民行动党尚未成为执政党时,李光耀公开表明“言论自由是不应受限制的”,但是他也强调在行使这项自由时,不应违反法律。1955年4月,李光耀第一次当选立法议员后不久,作为反对党议员,他曾多次主张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等自由。当时马共及左翼分子还在滋事,李光耀强力主张废除“紧急法令”,鼓吹自由交流,百花齐放。

1959年,仅仅四年后,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后,李光耀对言论自由所持的观点,就与过去还未上台时的观点有越来越大的距离。在同年的5月18日,距离大选还有12天,他似乎已经肯定自那天以后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会赢得政权。于是他说,他的政府“在5月30日之后,任何报馆如果破坏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关系,包括合并取得独立的政策,或者使两岸关系紧张,将要面对颠覆罪。任何编辑、评论员或记者如果追随这种媒体的路线,在政府维护公安法令条例下,我们将会扣留他和关禁他(We shall put him in and keep him in)” 。

那一天,李光耀在红灯码头举行的行动党中午竞选群众大会作如此之申明后,《海峡时报》欧亚裔总编辑霍夫曼立即作出激烈反驳。之后将近一个星期,《海峡时报》与李光耀口舌之战不停,恐吓、威胁、互相指责,高潮迭起。西欧方面,英国的《每日镜》报指斥李光耀意图压制新闻言论自由。霍夫曼更专程飞去柏林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国际新闻学会(IPI)大会,在会上指出人民行动党在恫吓他主持的报纸,使新加坡新闻自由感受威胁。霍夫曼也说即使1942年日本军占领新加坡时,新加坡的报业都未尝面对如此严重的威胁。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五月 19, 2019 at 2:2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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