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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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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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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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9-8-9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那些年来,从马来亚民主同盟,到泛马(或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与人民力量中心的各个组织(含紧急状态下“被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到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人民党、工人党等陆续站出来的政党,到各个职工会和学生组织,到提及或未提及的有名有姓的个人和无从提及的当年在广场上欢笑与夹道欢呼的诸多个人,1959年6月3日的“国庆”,这朵反殖初步胜利的鲜花,都有他们以血泪和汗水,青春甚至生命浇灌的一份。

新加坡自治邦于1959年12月3日开始举行的效忠周,各阶层代表行经市政厅接受新任国家元首尤索夫依萨的检阅。

我们的历史意识,忽然变得空前强烈。空前,是不留余地的用词。这么说,貌似鲁莽,没有丝毫保留,其实不过针对全国范围连续长时间开展运动,进行历史“宣教”这个国家举措,做一个如实的写照罢了。

被淹没了的SG60

四年前(2015年),我们刚有过覆盖全国长达一年的SG50庆祝活动。这个“50”,说的是我们独立五十周年庆;源头是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于焉而生。今年(2019年),SG200(SG Bicentennial)纪念活动又来,同样为期一年,同样覆盖全国。这个“200”,说的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源头是1819年莱佛士看上了这个位处马来半岛南端的小岛,据说,小渔村从此脱胎换骨,新加坡的现代化于焉开始。

说到周年庆祝或周年纪念,2019年本当还有一个 SG60,只是如今淹没在正闹得沸沸扬扬的SG200下面,一时不见了。这个“60”,说的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庆;源头是1959年6月3日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这个“国庆”(National Day),“全面”内部自治的民选政府于焉上台。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实际上,拿周年说事,被淹没的SG60,也许比淹没它的SG200要来得更顺理成章。它没那么久远,还有见证人在。起码不必为了给活动寻找正当性浪费许多唇舌,如目前这样,究竟是纪念还是庆祝、是登陆还是开埠、是200年还是700年,是尊重历史还是尊崇殖民,都要煞费思量地再三斟酌,解释折腾半天。

至于和SG50相比,SG60似乎也较有清晰而且喜庆的面目。SG60是一张张集体谱写成的大笑脸,人们兴奋上街,涌到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见证宣布实现“全面”内部自治和新的民选政府上台的群众大会,齐声发出众志成城的胜利欢呼(终于有这么一天)。SG50有的则是一副垂头落泪的哀容,从电视屏幕上播放出来,定格在国人的心中(怎么会这样)。

我们本来庆祝的是6月3日;然后,为了宣示马来西亚,变成9月16日。接着又提前来到8月31日,因为其他人都在8月31日庆祝。再下来,只好是8月9日了,这个8月9日不是我们愿意的,而是只得如此。

1966年8月9已已故李光耀以总理身分,在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庆祝第一个国庆时,就是这么说的,“We used to celebrate the 3rd of June”,以及“and then it had to be the 9th of August, and the 9th of August it is, not because we wished it to be but because it was”。话说得如此直白。

(尽管脱离马来西亚到底是被人扫地出门还是主动运作的结果,至今仍有不同的揣测和传奇。不过,从垂泪到“不是我们愿意的”,其内在逻辑总是一致的。)

1960年6月3日纪念第一个国庆的首日封(林少彬珍藏)

总说一句,6月3日没那么许多麻烦。它出现当天,肯定不伴随着凄风苦雨,而是在政府大厦前受到了众人的祝福。

在战后婴儿潮前后诞生的这些人,从那一天走下来,走呀走的,被人贴上各种标签地走过了那么些年,无人多加理会地又走过了那么些年;走呀走的,慢慢一点一点变老,忽然先后都有了尊称。先一批,被称为建国一代;当时还是少年或孩童的一批,被称为立国一代。

无论“建国”“立国”,如今俱已白头,也许眼花,也许耳背。而他们身上都有故事,也许亲历,也许耳闻目睹。

他们若开口,第一句话,估计多半将会是这样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建国说。

至于立国,其中早熟的,有不少当时也许已经跟在了父亲母亲、叔伯婶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后,屁颠屁颠地跑,口里一边叫着:

Merdeka。 阅读更多 »

王永元时代的星岛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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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勇    2019-8-8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longmen/2019/08/08/301407

那些年,马新两地学习国语的风气,确实火红极了。杨贵谊先生的回忆录笔下的字里行间,连篇累牍,巨细靡遗,全是南洋大学的前辈,如何自动自发地主动学习国语的点点滴滴。

《民主斗士王永元》(新加坡:钢报;1958)记录前新加坡市长王永元先生之言行,也有类似着墨。市议会提名市长之时,举荐王永元的王邦文,附议的陈翠娥,皆用国语。(页39)

发表就职演说的1957年12月24日下午,王永元先生乃以闽南语和马来语演讲。一开口,他高喊三声“默迪卡”;演讲结束之前,他继续带领民众三喊“默迪卡”(页42-43)

翌年1月6日开始视事,王永元先生发表攸关半年建设计划的讲稿,共有四语版本。他试图要向“马来同胞及读英文的同胞表示,他们在建设马来亚的过程中也占着和其他文化教育的人民一样重要的地位”。(页54)

不但这样,王永元先生报告,市政府当时也正考虑,为市议会雇员开办马来文班,提升他们的语文水平,“以达到我们以马来语为马来亚各民族通用语的长远目标”(页59)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9, 2019 at 1:53 下午

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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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与“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年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在1954年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年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年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年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月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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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2-2

李光耀往往是妄自尊大的,一切措施都是出自他的设想。包括建立机场、兴建地铁、拥车证、车辆过路费等等,反正新加坡的一切成就,都是李光耀的功劳。日本谚语说“给自己唱赞歌的人,听众只有一个”,李光耀大概就是这样吧。

李光耀把寡头政治比喻为“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有足够的认识……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

“我和我所领导的内阁部长们维持着朋友兼政治同僚的关系,长达三四十年。当中有好几个人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的,对彼此、对共同奋斗的事业,我们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则不可能冒险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李光耀坦率的道出他是任人唯亲的,却又撒谎说“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从李光耀的回忆录中,读者看不出李光耀这一点。李光耀是英国人精心培养的代理人,早期秘密和共产党人搞所谓的“统一战线”,和吉隆坡政权和英国人密谋“大马来西亚计划”,哪里有“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

超过度地渲染“宣战”,是李光耀自我拔高的说法。特别是“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更是弥天大谎。在惹不起“马来极端主义者”时,李光耀只能采取躲得起,敬鬼神而远之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了。

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和吉隆坡政权为了争夺,彼此毫无节制地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吉隆坡政权坚持“马来人特权”,李光耀就坚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撕咬得不可开交,导致民族之间发生流血事件。这是双方犯下破坏民族团结,挑拨离间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的罪行。李光耀妄图把责任推给对方,无非是表白自己是维护民族友好关系高尚的人。

李光耀很自豪地说他们的团队是如何团结一致,“我们早期在一起奋斗,常常好像就快被锐不可当的势力所消灭,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最强有力的联系,这种联系把我们紧紧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见我们从不外扬,只在内阁中讨论,直到分歧化解并达成共识,我们才提出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确立场。”可是当他的同僚一卸下部长职务,就如脱缰的野马,发表和李光耀相左的意见。杜进才不就和在野党詹时中站在一起反对公积金政策么?丹纳巴南不就反对“光谱行动”辞职不干么?李炯才等人不就反对关闭南洋大学么?对集选区“不是所有老一辈的部长都能够坦然接受的。其中以拉惹勒南反对得最激烈……不把我的计划看成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而认为是在开倒车”么?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2, 2017 at 11:34 下午

访问傅树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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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员:韩莉颖(Kirsten Han)     受访者:傅树介医生    2016-5-25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5/25/采访傅树介医生-an-interview-with-dr-poh-soo-kai/

2016年2月13日,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发布会是在一个拥挤的会场举行。我和负责摄影的Tom White在(星期二)傍晚和傅树介医生见面了。我们谈及了有关他出版的这本书、被监禁期间的事以及对新加坡的看法。这一篇摘要访谈是经过编辑的。它刊登在4月份的《Southeast Asia Globe》刊物最后一页里。现在全文刊登这次访谈的内容。

我没有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及时全部输入——因为我不是机器,我无法快速的输入——我在过程中对某些词句进行修饰让大家便于阅读。

问:经过这么冗长的时间,是什么动机促使您撰写这本回忆录?

答:事实上,我很早就想撰写我的回忆录里。当我在监禁在牢内时就是想过要撰写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当我释放出来时想过的。——后来我赚了一些钱——我决定去英国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

事实上,这是他们把我监禁在牢里的理由之一,我不是在接受他们的条件下释放出来。因为,假设我是接受他们的条件出来的话,那么,我所说的一切是无法令人置信的。

问:在您准备出版这本书之前时间已经流失了许多了啊!

答:哦!是的。首先,我是在很早的时候搜集资料的。那时我去了伦敦,我搜集资料是在1994年。但是,当时我却不知从哪儿开始下笔。我完全没有构思过如何撰写这本书。

事实上,当我搜集后把它把带回来,我告诉了陈仁贵。但是,他却说,“你所搜集的资料都没有注明日期!”

我们没有资料,我只是搜集了一些没有注明日期的资料。这样情况下我是不可能撰写任何东西的。我是从这儿开始学习搜集资料了。

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在仁贵的协助下完成的。这本书名叫《华惹风云年代》(The Fajar Generation)。仁贵在逝世前告诉我,我必须撰写更多有关冷藏行动的书籍。在孔丽莎博士协助下,我撰写的内容改进了很多了。我从中知道一本书的完成所要经过的过程。

华惹一代

在《在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50周年》这本书出版后,我已经有了要出版一本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的概念了。你必须知道文章的索引和资料引自何处。但是我还是没有什么信心。这一切还是在后来,大约在4年后吧,在FUNCTION 8的成员一直说服我“你必须写”下,我才真正的实现。

冷藏行动中文版

但是,我始终一直在拖延着。我并不是不要撰写,而是我延后了一些时间。我确实有一点懒散。

在开始撰写的哪一刻,我开始感觉到兴趣来了。但是,我要讲述一些事件时却苦于没有事实的依据。例如,我要谈到(关于林有福政府指责林清祥号召)“打警察 (pah mata闽南语)”的事件时。您知道有关“打警察 (pah mata闽南语)”的事件吗?这是林清祥在1960年和一起回家的路上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说过这句话。这是他们(指林有福政府)自己说的,他根本就没有用过这些字眼。但是,我要如何推翻他们指(林清祥)说过这句话呢?

每当他举行任何记者会时,例如他接受Melanie Chew的采访时,他说了。Melanie Chew也在自己出版的书籍里提到这件事了。她说,“清祥说,他没有说过“打警察 (pah mata闽南语)”。但是,在这远远不足于让我说明清祥没有说过“打警察 (pah mata闽南语)这句话。因为指控他这句话的人是一名部长。他是在立法议会做出这项指控的。当时李光耀本人是出席立法议会的。因为当时林清祥发表演讲时李光耀也出席了那场竞选群众大会。他应该知道清祥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就造成了我很难下笔。我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叙述这起事件。就在这个时候,谭柄鑫博士发现了一份(解密)资料,进而扫除了这个障碍,就此解决了这个难题。

还有其他的问题造成了我的延误撰写这本书。否则,它可能很早就面世了。我感到非常幸运,它最终是出版了。因为它拥有了更多的资料。你有了各种想法、你可以分析各种问题,但是,这一切都缺乏事实,具有铁一般的可以驳斥的事实啊!

问:您认为,我们会看到新加坡政府解密他们的档案资料吗?

答:我不认为新加坡政府会这么做,因为这些资料太敏感了,除非他们把其中一部分资料内容删除掉。新加坡的档案馆并没有全部的文件。例如,关于伊登园的资料就不在了。我想,他们或许已经销毁了……一些历史学者去找过,但是,他们说并不在哪儿。

因为这将带来一个问题是否……或者为什么谢尔克要邀请我们?英国人没有否认邀请我们这件事。谢尔克没有否认邀请我们!他只是说,詹姆士·普都查理打电话和他约定茶会的时间,这一切都是事实。詹姆士·普都查理切实给他打了电话。是我们让詹姆士·普督查理回复他的邀请的。我们并没有要求谢尔克接见我们。因此,我认为,我们将远远不会拿到这些详细资料。

问:很多人要求设立调查庭。

答:是的。调查有关逮捕行动的问题。因为这是非常困难的……假设像林清祥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立法议员都可以被安上一个“打警察”(‘pah mata’闽南语)罪名,那么,您认为对其他人又怎么不可以呢?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所以这是相当困难的。

同时,他们是在谈论到有关使用(有关法令)……是极其严格的。这样他们的《防止公共安全法令》(Prese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简称PPSO) 不会被滥用。在英国人时代开始直到1959年取得政权为止。英国人就一直实施这条法律。你的案件时可以在一个委员会里进行检讨的。他们把这个委员会成为检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权利超越由上级委员会的决定,自行决定是否要释放你或者继续扣留。在行动党取得政权后,他们更改了法令。他们设立了谘询委员会取代了原有的检讨委员会。这个谘询委员会没有实质的权利。我在1967年获得谘询委员会决定释放,但是,政府却取消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问:谁被委任进入咨询委员会?

答:谘询委员会的委员是大法官和其他两位陪审法官。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被委任的。我的案件是由Winslow法官、杨锦成教授和一位不知道其职位的林先生。我曾经和杨锦成教授一起工作过。

问:您是如何为这本书命名的?

答:我给这本书命名为《生活在欺瞒的年代》。那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都是生活在欺瞒的日子里。谢尔克就是经常使用这个字眼的。他说,“我们将不会参与这个欺瞒。”他说的这句话是指李光耀在失去芳林补选后,他要内部安全委员会取消他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他说,他不会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行动党上台前时是要求释放所有被监禁在牢内的政治犯。但是,李光耀要谢尔克越权做出这个决定。但是,不管是谢尔克或是东姑都不会这么做。谢尔克把李光耀的这个要求形容为欺瞒。所以我也把这本书命名这个名字。

李光耀在处理人民是事情就是欺瞒。在法律第30条下,这就是一种欺瞒行为。在法律第30条项下有关被扣留者……那些拘留者不允许参与1959年大选。这是林德宪制有关大选的法律。拘留者不允许参与大选。

对于这个想法,我是在后来从李光耀哪儿发现的。他告诉英国人和林有福必须做。英国人一开始是感到不高兴。因为他们担心将成为先例,因为身为政治拘留者,我们是拥有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我们不是刑事犯。但是,李光耀说服了他们。

后来我知道了。他就是那个说服英国人的人。他是在个别情况下说服英国人和林有福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同时和两个人谈。这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行为。因为当周瑞琪(林有福时期的教育部长)提到立法议会上时,林有福说,“你在耍弄肮脏手段,我们也耍弄肮脏手段”。这就是说。你在谈有关周瑞琪的事情案件,那我将会谈第30条法令。

李光耀跳起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谎言。”从技术上而言,因为林有福说,“我们同时见了英国人”。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一齐见了英国人”。他们没有同时与英国殖民官员交谈。他们是个别与英国殖民官员交谈的。所以,在技术上李光耀是对的。

问:您认为我们仍然还在欺瞒的年代?

答:我想,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年代。今天我不是太了解现在的政府。您必须去问一问今天政治家。 阅读更多 »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五——背信弃义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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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7-5

为了铲除左翼势力,不让林清祥等左翼参加竞选,“30年后我在英国档案馆阅读到一些文件,却无可辩驳地揭露,反颠覆条款正是他主动提出,劝说英国人同意的。”(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而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却说:“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

李光耀和左翼搭上关系,要从新加坡邮政电报制服职工联合会争取调整薪金谈判说起。《李光耀回忆录》中说:“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市议员AP.拉惹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傅树介医生的《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却提出有力的证据,“我觉得难以想象,邮政工人或其工会组织,会自己找上门来,寻求他们付不起费用的本地最富盛名的律师馆之一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出任他们的法律代表……我的臆断是,这是特意为李光耀安排的,让他崭露头角,成为大众人物。”因为李光耀身边总是有“一位颇为古怪的”英国情报人员阿力佐西“作陪”。

“1966年6月10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用巨大篇幅,刊登了李光耀先生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他(李光耀)说,三年半苦难的日子过去后,英国人回来了,却再也无法重建过去的威望和帝国统治。他们于是到处寻找有能力接管,却不会让共产主义取代的人们,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政治)的’。”(《方壮璧回忆录》)自己一再抨击左翼工会发动罢工,却说“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还对担任“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不难想象,李光耀在工人阶级中的亮相,是幕后精明的英国人在导演的。

从李光耀对林清祥的赞语中“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阴森森的一句话“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已经注定林清祥后来的命运。果然,“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自己的同志落选了,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1956年10月26日林清祥等约70人被逮捕,罪名是林清祥10月25日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打警察”,演成暴动。事实是林清祥是号召群众不要喊“打警察”,要喊“默迪卡”,李光耀当时在场,明知林有福政府的教育部长周瑞麒在立法议院上对林清祥的指控是捏造的,却不发一言,默许林有福政府逮捕林清祥。这种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自私自利的面目已显露无遗。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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