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华情意结

忠    2023-5-8
https://afield2022.blogspot.com/2023/05/blog-post.html

我的阿公（北方人称爷爷）从中国同安英村来新加坡，我阿公早年往生，父亲也没有多提，所以我认识不多。

父亲二战前在新加坡出生，在本地经历了二战和新马合并分家的年代。他书读得不多，小学也不知道有没有毕业，但是当时在“革命进步”的思潮下，受到一些新青年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还是对中国为家乡，有些梦幻理想的期盼。我们在中国也没有直接有亲属关系或者联系的亲人，所以父亲也没有探亲或者回乡的概念，最后在新加坡终老。

我算是新加坡第三代移民。因为我们祖辈是中国移民，我们在新加坡政府人口统计上归类为华族。我们家居多讲福建话（闽南话？河洛话？），在政府“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政策下，与同学朋友开始转用华文华语沟通。除了在学校必须使用英语外，我多使用方言和华语沟通，直到八十年代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英文教育和通用语政策。

除了使用华文华语外，我在高中参加了中文学会，大学进入中文系念书，还参与了当年大学中文系同学会的草创期。因此我可以说是受到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成长。那个年年代，对于我来说，华文、华语、中华文化历史，都是一种文化历史种族的传承，是一种不涉及与政治经济的单纯背景。我就是在这样的华文华语的背景下长大。

大学毕业我工作了好几年，在2002年我辞职进行三个月的独自背包旅行。那时刚好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我旅行的时候，碰到的很多欧洲人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像美国一样霸权世界。我根据中国近代史向他们说明，中国在近代史上几乎是被英美、俄国、日本等国家欺负。如果放眼更早的年代，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以朝贡的方式进行邦交。如果从这样的脉络来看，中国崛起大概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太大的问题。

大概是因为中国加入WTO的关系，经济渐渐发展起来。中国人出国的机会也增加，在国外出了一些丑。大概就是吃自助餐抢着吃好料，然后带着鲜肉或者蔬菜，想要从机场出关，被查获就现场和工作人员闹。这些状况跟80和90年代，刚刚富起来的新加坡人一样。当时新加坡人出外旅行，也因为吃自助餐打包和带走酒店饭店住处的电器或者毛巾，令人诟病。所以我其实对于这类新闻是一笑置之的。

掏空•摇摆

李莫愁    2023-4-23

【掏空】

王赓武发表《何谓新加坡华人？》，不是为了丰富“新加坡华人”的内涵，而是为了掏空它。他说：

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奉行一项非凡的原则，即承认在这里出生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多元社会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就我所知，这在其他国家绝无仅有。其他任何国家一开始都说，谁占多数，谁就决定立国的基本原则，而所有其他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或保持二等少数民族地位，直到他们能扭转局面，成为主要群体。

这是当年李光耀内阁的狡黠，为了在马来海洋生存，他们把国语定为马来语，把国歌用马来文来唱，把英国人留下来的马来总督捧作第一任共和国总统。此外，对马来族进行了很多的让利，给他们特别的教育辅助，当年雷厉风行的计划生育运动也把他们排除在外。或许现在回头再想，也许无可无不可，可是到了王赓武口里，却成了“非凡的原则”——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另外，继续掏空“新加坡华人”内涵的，还有他的徒孙沈颖，她说：“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政策，即便英语是我们的工作语言，不少新加坡华人也掌握一定的华语能力。”——新加坡华人的华语能力也就这样了。

最被人诟病的，莫过于这句：“汉人不抗拒外族统治者”

几个世纪以来，汉人都不抗拒接受非汉人的统治。在整个中国被蒙古人征服之前，中国北方的汉人一直被突厥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统治，而自17世纪以来，则是被满族人统治。对大多数居住在北方的汉人来说，他们只在明朝时期，生活在汉人的统治下。在上个千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之下。……尽管如此，所有的朝代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他们为共享一段连续的历史感到自豪，也乐意使用文言文来统治中国。即使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多于其他语言的蒙古人，也接受了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满族人尤其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的文化制度。

王赓武的哪壶不开提哪壶，颇耐人寻味。他是不是要说“华人”都是唯利是图，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谁给饭吃谁就是大爷？

王赓武：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这条线该划在哪里，新加坡必须清楚

红蚂蚁/许耀泉     2023-3-9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30309-7023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也是东南亚唯一华族占大多数的国家。（海峡时报）

关注上周国会辩论的蚁粉，可能在一众关键词中，注意到“外国势力”、”干预内政“等词汇。

在大国博弈中，新加坡豆点大的一个地方，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外国势力影响。借外长维文的话来说：

世界正进入超级大国竞争、全球经济受干扰、气候变化阴影笼罩的时期，新加坡人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必须同时脚踏实地和沉着自信，既不低估外部危险，也不惊慌失措。

 

脚踏实地而沉着自信，这份底气该从到哪里寻找？或许历史能给我们答案。

王赓武王赓武教授。（政策研究所提供）

本地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在3月8日的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中，谈及了东南亚当地和国家文化如何与当今世上的四种现存文明（包括基督教欧洲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回教文明）共处，也免不了谈到新加坡这个华族占大多数的国家该如何应对中国在本区域的影响力：

新加坡坚决认为，新加坡公民无论出生地，都只应该响应文明相关且无国界的号召，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呼吁。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新加坡在应对中国的影响力时，应该分辨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

新加坡的现代文化，意味着其领袖必须竭尽所能将国家文化和中华文明清楚区分开来……新加坡如果成功做到这点，其成果将能避免各方之间的许多误会。新加坡最重要的贡献，是确保新加坡华人的行为，是整个亚细安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这也会展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能如何与不同的现存文明共处。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王赓武教授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的演讲影片

姜建强读《王赓武回忆录》：乡愁不是邮票也不是船票

姜建强    2022-09-10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34538

他的价值理论就是万物皆变，唯变不变。所以他能在大半个世纪里，较为轻巧地接受中国的改变，解释中国的改变，更新中国的改变，并能在中国之外看中国而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所以他的乡愁不是余光中的“邮票”和“船票”，而是他父亲告诉他的，只要能欣赏中国一流诗人表达的情感之广、之深，便足矣。

“我的故事真正的起点，是我们一家三口试图返回故乡中国，但最后只走到怡保，抵达英属马来亚。”图为著名学者王赓武。（资料图/图）

杰出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今年已是92岁高龄。读他的回忆录，就像聆听一位老派守成、内心光明的长者，在你耳边喃喃细语，私心不免揣揣。《王赓武回忆录》分《家园何处是》和《心安即是家》上下两卷。如果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那么这部回忆录就将历史作为检视自己身份认同的工具。从“家园何处”是到“心安即是家”，其行文的所悟所思，都落在了个人内心角落里归隐着的精神家园。“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样看这部回忆录，既是个体生命的灯寒梦远，也是天运人生的周行不息。整体虽少有丰沛的细部，但有纵深感，有情性的流转隐现。把生命与人生的历程放置于天地玄黄的大历史中加以关照和审视，那么生命与人生也就映上了洪荒与夕照。有了历史的根系，也就有了开阔的视野。岁月虽能使笺纸泛黄、红印带青，不过，墨痕依旧苍然。一个超越边际、追求卓越、睿智热情、思考亚洲的思想者王赓武，总让我想起与他同年生（1930年）的那位“中国先生”傅高义，仿佛他们之间总有绵绵瓜瓞。那是什么呢？

整本回忆录，在笔者看来，就是讲了一个“认同”的故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认同谁？我要认同的他者，会认同我吗？家园何处是？如果心安即是家，那么何谓心安？如果说人生就是离散，那么，认同就贯串人生的始终。王赓武的人生，可谓是离散与认同的人生。他在英属马来的怡保住了17年，在澳大利亚住了18年，在香港住了10年，在新加坡住了24年。他在南京读过书，去伦敦留过学，而他的出生地则是荷属印尼的泗水。他父亲（王宓文）出生地是江苏泰州，母亲（丁俨）出生地是江苏东台，祖籍是河北正定。对此，王赓武的一个基本设问是：家，一定是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吗？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么认同与被认同，永远是在路上的进行时，“完结”不是它的属性。认同无法产生经验事实，它只是在开放、流动的离散状态中的一种精神领悟与关照。所以认同的特性又是复杂、含混、易变的。

《王赓武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资料图/图）

王赓武强烈意识到自己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华人长大，“把遥远的中国视为祖国，我可以努力变成马来亚人，但如果种族被视为对国家忠诚的标准，单靠努力就够了吗？”（《王赓武回忆录》下卷p70）不错，“Chinese”一词小心地带过了中华与中国，但不能说不存分野。毫无疑问，中华是中国属性的衍生，但中华又比中国辽远深邃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过年时只说恭喜发财不说万事如意，买新房要滚凤梨求“旺来”，把这些民俗习惯带到定居的所在国，即便华人之间也有认同的困惑。所以王赓武在“叙说缘起”的章节中，不无感慨地写道：“我们夸夸谈论历史的重要性时，其实无感于亲身经历某段历史时期的人们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上卷ll）这就表明正统历史的文献叙事和想象叙事，虽理论亦宏大，但干瘪和无趣也从这里生出。而市井小民那种鲜活的过往人生和经验故事，有时则令人感动和着迷。所以，回忆录的开首句就是“几年以前，我开始为孩子们写下我在怡保成长的故事”。写成长就是写家族。而写家族故事则是为了更加在意过往历史里的“个人层面”。而恰恰是这个被忽视的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帝国之间、民国之外》：游走于“祖国”、城市与故乡多重网络间的海外华人

李盈慧（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21-2-18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7383

“海外华人”一方面持续谋求自己经济力量的扩张，另一方面也回应各个政府、集团、群体的要求或动员。面对侨乡和祖国，是有情有义有温暖的出国乡亲。当居留地政府要求他们共同建设“新故乡”时，也是很好的劳动者、协力者、开发者、效忠者。

“海外华人”一词，既受到称许，也受到挑战。从空间方面来看，全世界的华人有各种不同的样态；从时间方面来看，不同时期离开中国而移居各地的华人也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如果想要用唯一的一种模式来说明“海外华人”的全貌，显然是不可能的任务。

从侨乡的角度看，出洋的乡人可能成为家人经济生活的来源和骄傲，也可能成为异乡的孤魂野鬼，徒留遗憾。从近代中国的朝廷及国家来看，出国的华人曾经是背弃家国的罪人，而后成了募捐的对象，再转为被政治动员的棋子。同样是出洋的华人，却在不同的论述中，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

从移居地来看，各国政府和各地殖民者在华人群体中找到了替代黑奴的劳动力，也找到了开发新天地的冒险者，还找到了流转于城乡之间的中间商人。从移居地的原住民来看，新来的一批华人移民是协力开发的朋友？还是抢夺工作机会的竞争者？或者是另一种经济殖民者？

海外华人的自我意识

虽然每一个政府、集团、族群都有自己看待华人的方式，然而“海外华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如何回应别人投来的眼光？如何面对不同政治实体的动员？不同的经济实力、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侨乡、不同的方言群、不同时期出国、不同的居留国、不同性别的华人又如何各自表述？他们有自己的能动性，不只是被动地回应各种政府、集团、族群的要求或动员。

拙作《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的封面是我自己设计的。当时要求出版社的美工编辑帮我画出好多面旗子，然后是三名华人站在各色旗子的对面，共同观看着（或是回应着）各面旗子。这幅画想要表达什么？时间是1937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场景是华人所移居的全世界各地。画面的最下端是微小的三名华人，他们的衣着显出了他们的经济阶级，有人是富人，戴着帽子；有人是穷人，衣服有补丁；有人是普通人。画面的上端，是很大的各色旗子，强大地代表着各个政府、政权想要强加自己的政治策略于“海外华人”身上，蓝色代表重庆国民政府，浅蓝色代表汪精卫政权，红色代表共产党，其他颜色代表日本帝国和各个居留地政府。卑微的“海外华人”面对各种政治势力时，他们的表情是看不见的，因为每一个“海外华人”面对不同的政府、集团、群体时，各有自己的存活本能。这幅封面图，有人觉得像是卡通画（因为颜色太鲜艳），有人觉得是儿童画（也是因为颜色太鲜艳），但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海外华人”的实态：在“多重网络”之间，设法存活下去。

图为马来亚侨校教材中，出现呼吁在殖民地的马来亚华人尊敬中华民国与英国国旗的内容。（Photo Credit：关键评论网/杜晋轩）

王赓武回忆录《心安即是家》：曾希望，“大马来西亚”最好的结果是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国家

王赓武    2020-10-23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2121

王赓武指出，当初马来西亚成立的概念是一个政治决定，目的是为东南亚的民主制度找到比较长久的位置。同时，马来西亚仍然必须解决多国体制和多元社会产生的问题，也不能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很严重。

东姑阿都拉曼于1957年8月31日在默迪卡广场宣布马来亚独立。(Photo Credit: Wikipedia)

1961年5月27日，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编按：马来西亚官方译名为东姑阿都拉曼）提出了“大马来西亚”的构想。娉婷（编按：王赓武夫人）和我当时在伦敦，他对新加坡改变了主意令我惊讶。现在新加坡要与砂劳越、文莱和沙巴并排而立，不知道人民行动党领导人会怎样考虑成为马来亚人的问题。新加坡与那三个州有什么共同点？我还不够了解，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另外，我正在努力完成关于中国明朝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只能花部分时间去了解发展情况。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看到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一些领导人正在规划建立一个更大联邦的轮廓。到1962年初，在我们返回吉隆坡的前夕，我惊讶地发现婆罗洲北部的三个州已经表示愿意加入。看起来“大马来西亚”即将成立。

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了解什么是“马来西亚”的问题。我发现我的同事跟我一样感到困惑，不知道这个新的国家如何呈现。许多人会同意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同事陈大荣(Tan Tai Yong)后来所说的：“矫揉造作的复杂演习……人为的政治创作”。当我被选为院长时，我认为文学院是介绍这个新国家的最佳场所，于是提议组织一批论文，说明这个国家所具备的基本状况。我发现地理系的特里·麦基(Terry McGee)特别热心，于是我们在两个校区分别找人。我们最后一共找到27个人，同意调查所涉各州的现况，从而帮助我们重新想象一个不一样的马来亚。吉隆坡有17人，新加坡的姊妹校区有3人，还有7人正在访问我们大学或以其他身份联系到我们。在最后一组人中，英联邦历史学家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正从耶鲁大学到我校客座，还帮助我们找到了国际出版商。我们给自己定了一年的期限，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截止时间，因为我们想配合官方计划，到1963年8月31日（国庆日）成立大联邦时出版。

作为这本书的编辑，我对婆罗洲的三个州除了从书上读过一点之外，了解甚少，自己觉得说不过去。我征询一位撰稿人、砂劳越博物馆的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的意见，请他协助我去婆罗洲走一趟，让我更好地了解新国家的东部情况。我在新闻报道中读到一些消息，包括马来人和华人领袖的严重质疑，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Malaysia Solida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的声明，以及科博尔德委员会(Cobbold Commission)的报告。

可是就在我出发前，1962年12月发生了文莱暴乱(Brunei Revolt)。几周后，苏卡诺总统宣布了他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对抗运动(Konfrontasi)。我按原来计划于1963年2月出发，在砂劳越旅行了三个星期，在文莱一个星期，在沙巴两个星期。在砂劳越，新闻办公室的阿拉斯泰尔·莫里森(Alastair Morrison)带着我拜访了该州第一、第二和第三省的当地领导人。他还安排我长途开车去文莱。在那个高度警戒的城市，文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带我到各处参观，然后带我去了塞里亚(Seria)石油城。一切都很平静，我们的对话仅限于生活方式和文化。在沙巴，我的时间只够去访问东海岸的山打根(Sandakan)或去内陆旅行。我选择了后者，沿着帕达斯河(Padas River)到达丹南(Tenom)，然后去建宁欧(Keningau)。

整个旅程令人振奋。我之所以计划这次旅行，并不单纯是为了政治，而是想直接见面聊天了解情况。事实证明，只有在砂劳越，才有人公开地对马来西亚的辩论表示有兴趣，当地的共产党在印尼共产党同僚的支持下，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文莱还没有从叛乱中恢复过来，没有人愿意谈论任何政治话题。在沙巴州，我未能见到卡达山杜顺族(Dusun [Kadazan])的领导人唐纳德．斯蒂芬斯(Donald Stephens)（他不在哲斯顿〔Jesselton〕）。我只见到无精打采地表示支持的州官员。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因为科伯尔德委员会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关切，如果州的权利得到某种保证，并且各州以平等地位加入马来亚，他们就愿意接受联邦。我很高兴知道这一点。我一路看到太多新的东西，使我无法完全搞清楚情况。除古晋以外，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原住民的土地利用，以及对于布鲁克王公(Raja Brooke)家族、文莱王室和北婆罗洲公司所带来的马来人和华人的独特混合，原住民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与这种混合之间的关系。

新加坡与中国交换生命碎片

亚洲周刊/邱立本    2020/10/12-10/18 2020年41期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加坡与中国交换生命碎片

邓小平当年访新加坡，重视学习狮城效率、法治与管理，如今中国创新企业进驻狮城，超越昔日邓小平与李光耀的想象，展现两国交换生命碎片的最新轨迹。

《心安即是家》：全球华人在不同城市流转

这是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中国人来到新加坡，赫然发现大部分人都说流利的英文，政府的管理严格，重视效率，而中华文化的痕迹挥之不去。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中国学者就倡议要学习新加坡，发现这个城市国家具有强大的行政能力、清廉的公务员系统，严惩贪污，重视法治，但又不忘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他们甚至相信，如果全中国都像新加坡那样，那么中国就是世界强国。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访问新加坡，对于狮城的发展印象深刻，颇受刺激，尤其新加坡领袖李光耀对他说，新加坡的拓荒先锋都是十九世纪闽粤两地的底层农民，目不识丁，为生活窘迫，千里下南洋，而留守中原的则是社会精英，一时俊彦，都比较聪明，新加坡可以成功，因而中国将来肯定会发展得更好。邓小平对此感慨系之，反思中国过去耽搁太久，如今需要全力改革，而新加坡这个“远房亲戚”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阶段，似乎学习新加坡并不容易，不过落实市场机制，融入全球化的大循环，成为中国不可逆转的发展。同时，新加坡对清廉政治的坚持，全力反贪，都为中国人所艳羡，尤其世纪之初，中国的贪腐事件频传，狮城严惩贪官，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极具启发。近几年中国反贪的力度强大，习近平上台后抓获处理的贪官数量之多，举世瞩目，特别是中国军方励精图治，清除卖官买官的陋习，将徐才厚、郭伯雄等大腕拉下马，都有震撼效应。

毛升评王赓武回忆录——侨居与定居之间

毛升（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2020-2-1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901432

王赓武的自传也揭示，“南洋”并非一个整体，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历史不同，华人的经历也各异，应该将华人放回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尽管华人在不同国家的遭遇不同，但在王赓武看来，所有海外华人都需要和居住国的其他国民一起，重写该国的历史，建构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论述。

《此处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澳]王赓武著，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216页，24.00新加坡元

为何讲述？

2018年，海外华人研究中国历史最富成果、同年出生的两位学者余英时和王赓武先生都出版了回忆录。余先生因为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再加上回忆录为中文著作，出版后洛阳纸贵，台北的书店一度脱销。王赓武在新加坡出版的英文回忆录《此处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则相对少人关注。王赓武的回忆录主要关于自己从出生到十九岁之前的成长经历。作者交代，写作此书的初衷，意在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使子女们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同时以此纪念已经往生的作者父母。后来，王赓武受到了一些积极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人士的启发，认识到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其实是“偏颇”的：他对过去的理解受到欧洲史以及儒家观念的影响，但对当事人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的所思所感却注意不够。因此，他决定将这一为子女而写的回忆文字修改出版，留下一份当事人对于过去的个人化记录，以此鼓励更多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

王赓武

王赓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学识渊博，对五代史、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海洋史、世界史，以及海外华人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如今尽管年事已高，仍然学术成果不断。最近几年，王赓武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英文书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后翻译成中文在内地出版，书名为《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另一本为《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因为传记只涉及年少的时光，对于那些试图了解他的研究和行政生涯，一窥其史学研究的门径，或学术圈恩怨的读者，难免失望。据该书的编辑透露，王赓武先生目前也并无续写自传的计划，这部书很有可能就是他留给世界唯一的回忆录。然而，如果将这部自传放入民国史和东南亚史的背景中来解读，却是了解民国时期一个中国家庭在南洋的生活经历，一些华人的国族认同如何发生改变的珍贵记录。王赓武先生一直主张，“海外华人应该被置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背景下进行研究，需要摆脱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心论”。因此，该回忆录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这一视角与他个人经历的关联。

《更新中国》和《王赓武谈世界史》

怡保与南京

王赓武十九岁前曾住过三个国家，荷属印尼、英属马来亚和中华民国。他坦言，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马来亚的怡保，另一个是南京。他于1930年出生于荷属印尼的泗水，父亲王宓文当时担任泗水华侨中学校长。王宓文生于1903年，祖籍江苏泰州。少时在家读四书五经，“五四”运动后，入新学堂学数理与英文，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等师范学校。他爱好文学，又想提高英语，选择了英国文学为专业。毕业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南洋华校招聘中文教师，王宓文因中英皆通，被聘用。他先后在印尼、新加坡多所中学担任教师或校长。1931年他担任英属马来亚霹雳州华校视学官，二战后升任马来亚教育总长华校总视学官，退休后曾出任某中学校长，一生致力于新马华校的教育。王宓文工于书法、音韵学与旧体诗，留下不少作品，收入2002年王赓武编辑出版的《王宓文纪念集》中。但王宓文毕竟不同于旧时的儒生，他国学有根基，同时也受过英文教育，并服务英属马来亚联邦教育行政官署多年。据师友回忆，他英语流利，仿佛英校出身，连走路姿势都很像英国人，但谈吐、举止、风度，甚至思想作风等，仍是儒者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