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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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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王永元时代的星岛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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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勇    2019-8-8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longmen/2019/08/08/301407

那些年,马新两地学习国语的风气,确实火红极了。杨贵谊先生的回忆录笔下的字里行间,连篇累牍,巨细靡遗,全是南洋大学的前辈,如何自动自发地主动学习国语的点点滴滴。

《民主斗士王永元》(新加坡:钢报;1958)记录前新加坡市长王永元先生之言行,也有类似着墨。市议会提名市长之时,举荐王永元的王邦文,附议的陈翠娥,皆用国语。(页39)

发表就职演说的1957年12月24日下午,王永元先生乃以闽南语和马来语演讲。一开口,他高喊三声“默迪卡”;演讲结束之前,他继续带领民众三喊“默迪卡”(页42-43)

翌年1月6日开始视事,王永元先生发表攸关半年建设计划的讲稿,共有四语版本。他试图要向“马来同胞及读英文的同胞表示,他们在建设马来亚的过程中也占着和其他文化教育的人民一样重要的地位”。(页54)

不但这样,王永元先生报告,市政府当时也正考虑,为市议会雇员开办马来文班,提升他们的语文水平,“以达到我们以马来语为马来亚各民族通用语的长远目标”(页59)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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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9, 2019 at 1:53 下午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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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646

王赓武把王赓武报告书危害南洋大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彻底的改头换面为,造福南大的毕业生,让他们享有平等待遇。如此颠倒是非黑白的狡猾言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行径?

《联合早报》副刊2007年1月7日《历史事件要角回首往事》吹捧王赓武:“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尤其是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能回避一时,难回避一世,在生之年回避得了,长眠九泉之后,别人还是会旧事重提,拿来议论一番的。那时,如果别人对他不公正,他就没法为自己辩解了。研究历史的人深知历史学家的厉害,我们常常说对某个名人“盖棺论定“,参加“论定“的人当中,历史学家从来不缺席。王赓武教授对于自己涉入很深的历史问题,选择了面对而不是回避,这正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按早报的溢美之词来看,王赓武很有必要对南洋大学历史记述中的模糊不清之处有所澄清。

1、《王赓武报告书》有关大学学制的改变,王赓武本人有着两个不同的说法。

其一,2017年,李淑飞《语文政治、国族建构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权力重构:以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问题为研究主线(1959-1975)》183页:

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表示,他的同学王邦文当年找他时,他们之间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然而在具体研究南大学科、课程时又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因为他们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这就不能不谈学制问题。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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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11, 2017 at 4:35 下午

族群操作及其效果——新加坡选举史中的不和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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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黄奕维(国立政治大学)      2017-6-29
原载于《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
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publication/quarterly/TDQ1402004.pdf

如果宪法修改是因为某个人,这对新加坡人来说将是可悲的。

—陈清木,2016年9月17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在2016年9月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国民支持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担任总理。由于在总理李显龙昏倒后不久发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视,当事人也急于澄清无意愿。在这个议题上,李显龙虽未反对非华人总理,但将懂华文设为条件。约在 Yahoo Singapore 发表民调的同时,李显龙也宣称少数民族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故推动改革总统选制以保障其当选机会。修法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2017年9月将选出少数民族担任总统。

Yahoo Singapore 的民调和李显龙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民在选举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诠释。前者以数据显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选民成熟、族群和谐的象征,后者则暗示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选民受限于族群思维,倾向支持华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须透过修法来补强族群和谐。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谐的程度为何?为何民众支持的少数民族政治明星担任总理,需要以说华文为条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数族群知名,就总统选举的位阶而言,应早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为何此时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担任总统的机会?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族群为核心,回顾新加坡选举史。不但有助解释新加坡官民间视角的差异,也能探讨族群与选举考量衍生的问题,更能检视即将来临的2017年总统选举。

文献回顾

一、族群与记忆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总结各说,将其定义为“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简言之,就是主观认定或被认定有共同传统的一群人。惟正如 Eric Hobsbawm所批评,许多所谓古老的传统,常是最近被编造的(invented),而族群构成就是很好的应用,因为牵渉到复杂的主观认知。学者们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构是一连串的“记忆、遗忘、诠释与编造”(remembering, for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而 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叙述者的目的。例如许多历史上的杀戮,为了符合当今民族建构需求,而出现选择性记忆以定位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族群的记忆建构最关键的叙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 Carter A. Wilson认为政治是影响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与政策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然而法律与政策亦可迅速改变白人优越的地位,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员因而常透过参与政治竞争,担任政府机构的代表,取得资源分配与诠释政策的权力。Sniderman、Crosby 与 Howell就指出,种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竞争性选举压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辖的多元族群社会格外引人重视。其多元种族政策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藉族群政策达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加强种族分类的同时,也藉此将自己塑造为族群和谐制造者,并以此寻求其执政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父权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而族群与其执政模式的关联则如 Carl Trocki所指出,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权式管理社会的借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

要做到父权式管理,必定要能压制反对的声音。Kevin Tan形容执政党对付反对者的弹药库(arsenal)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谐。James Jesudason则以1997年选举为实例,指出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律师,被形容为威胁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汉沙文主义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这仅是由于他批评了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最后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谐要成为压制的理由,必然基于族群和谐必要性的历史记忆,因此如何塑造这种记忆至为重要。种族不和谐多源自社会中少数族群的长期不满,但最后会爆发社会冲突,关键在于该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团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组织与动员,因为菁英会定义、创造与操纵相关不满与矛盾。菁英操作族群关系必定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以前述新加坡政府巩固支持的策略为例,Stephan Ortmann就指出其长期在身份认同上操弄危机意识,刻意强调自己身处“敌人(马来人)领土”(enemy territory),因此记载历史时十分强调族群冲突。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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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2-2

李光耀往往是妄自尊大的,一切措施都是出自他的设想。包括建立机场、兴建地铁、拥车证、车辆过路费等等,反正新加坡的一切成就,都是李光耀的功劳。日本谚语说“给自己唱赞歌的人,听众只有一个”,李光耀大概就是这样吧。

李光耀把寡头政治比喻为“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有足够的认识……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

“我和我所领导的内阁部长们维持着朋友兼政治同僚的关系,长达三四十年。当中有好几个人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的,对彼此、对共同奋斗的事业,我们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则不可能冒险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李光耀坦率的道出他是任人唯亲的,却又撒谎说“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从李光耀的回忆录中,读者看不出李光耀这一点。李光耀是英国人精心培养的代理人,早期秘密和共产党人搞所谓的“统一战线”,和吉隆坡政权和英国人密谋“大马来西亚计划”,哪里有“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

超过度地渲染“宣战”,是李光耀自我拔高的说法。特别是“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更是弥天大谎。在惹不起“马来极端主义者”时,李光耀只能采取躲得起,敬鬼神而远之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了。

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和吉隆坡政权为了争夺,彼此毫无节制地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吉隆坡政权坚持“马来人特权”,李光耀就坚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撕咬得不可开交,导致民族之间发生流血事件。这是双方犯下破坏民族团结,挑拨离间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的罪行。李光耀妄图把责任推给对方,无非是表白自己是维护民族友好关系高尚的人。

李光耀很自豪地说他们的团队是如何团结一致,“我们早期在一起奋斗,常常好像就快被锐不可当的势力所消灭,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最强有力的联系,这种联系把我们紧紧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见我们从不外扬,只在内阁中讨论,直到分歧化解并达成共识,我们才提出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确立场。”可是当他的同僚一卸下部长职务,就如脱缰的野马,发表和李光耀相左的意见。杜进才不就和在野党詹时中站在一起反对公积金政策么?丹纳巴南不就反对“光谱行动”辞职不干么?李炯才等人不就反对关闭南洋大学么?对集选区“不是所有老一辈的部长都能够坦然接受的。其中以拉惹勒南反对得最激烈……不把我的计划看成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而认为是在开倒车”么?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2, 2017 at 11:34 下午

等待王邦文易润堂讲述南洋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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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6-12-2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869

如今,李炯才已经作古,在其生前撰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并且撇清自己与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一事没有关系。或许,同样的,易润堂,也可以把李光耀给予政治承诺的历史过程,告知社会,清楚交代其中的南大史实。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之方显廷《1968–1971在南洋大学》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南大历史过程,是对史料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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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润堂与王邦文

方显廷的其中一段纪实是:

(1966年8月,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派人带话给我,约我同他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向我传达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邀请我担任南洋大学的副校长。……

我坦率地告诉吴博士,我宁愿做教学工作,而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我同时推荐我的一位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同事伍启元博士作为一位可任此职的理想人选。我的建议被传达给教育部长,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伍博士在接受这一聘任之前,于他返回联合国工作的赴纽约途中,经新加坡作了3日停留,并约见了相关的人物。在他回到联合国总部之后不久,即完成了一份秘密报告,并呈送给新加坡教育部长。

报告内容为:(一)重新改组南洋大学,以便其教学领域不与境内的另一所新加坡大学已涉及的范围重叠;(二)增加更多的拨款,以提高教学行政人员待遇,使之与新加坡大学达到同一水平,并为图书馆添加图书资料、为科学实验室添加实验设备。

……直到1967年3月,新加坡当局才就他的报告做出决定,而那时,他已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好离开公共管理处。……1967年4月,鉴于伍博士不可能受聘担任南洋大学副校长之职,失望之余,新加坡教育部长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南洋大学经济系主任,或担任一名经济学的客座教授。

这虽然仅是一段相当简短的回忆文字,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探讨空间。比如:

其一,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为何出面为教育部长王邦文物色南大副校长?李光耀管辖下的南大权力架构是一个什么模样?有那些人物参与管理南大的政治工作?他们彼此之间是何种的权力与工作关系?历史上,吴庆瑞在协助连瀛洲创办义安学院的过程中,也同样的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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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29, 2016 at 10:30 上午

刘程强:行动党徇私修改民选总统制 改革应由全民公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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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程强(阿裕尼集选区国会议员/工人党秘书长)    2016-11-8
http://www.wp.sg/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singapore-amendments-bill-speech-by-low-thia-khiang/

这次通过修改宪法,变更民选总统制令人不安,其背后的动机是,进一步确保行动党就算在国会里失去绝大多数议席,也可利用民选总统来牵制新政府的运作。

刘程强11月8日在国会辩论修改民选总统制度时的发言全文:

总统是我国的元首,代表新加坡,是国家和人民的象征。工人党认为,总统的尊贵身份和地位,不会因为是通过国会委任产生而打折扣。

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工人党就极力反对民选总统制。这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国家有总统,而是因为这整个机制背后的动机会造成对国家不良的深远影响。很显然的,候选人所必须具备的严格条件,都是为了保证最后能胜出成为总统的,是一名亲人民行动党人士。这名亲行动党的总统,就可在行动党万一落选的情况下,阻挠一个非人民行动党政府有效执政。为什么行动党在1981年安顺区补选和1984年大选失去波东巴西以后,才想到要推行民选总统制呢?

从开国以来,行动党通过国会所推选出来的总统,有那一个不受人民尊重?再说自1991年开始推行民选总统制后,行动党也不曾讨论这个体制出问题。现在为什么突然出现问题,大费周章成立宪法委员会探讨,并且大事修改宪法呢?

2011年的总统选举让行动党寝食难安,那是自从民选总统制实施以来,第一次出现四名候选人角逐总统席位,又不是行动党属意的人选,而且最后当选总统的候选人只以不超过1巴仙的多数票胜出,机关算尽,行动党还是差点栽在自己的如意算盘之下,所以这一次才会急急如律令地,想要强行通过这个修正法案,不允许下次总统选举又出现让他们吓破胆的情况。

修改民选总统制真的是为了维护少数种族代表性吗?

新加坡从英国继承过来的政治制度是议会民主制,由人民选出他们的代议士,然后由在国会里获得最多席位的政党组织政府。所有的部长都是民选的,这让内阁有获得人民直接委托的合法性,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国的元首,无论是女皇或者是总统,都没有行政权力。

在过去实行总统委任制的时候,根本就不必顾虑总统的职位会被某一种族长期垄断,所以如果要确保总统的任命能反映我国多元种族社会的需要,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再回到委任制。这次修改民选总统制,难道真的是为了保障少数族群的利益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行动党在过去二十多年来都不提这个问题?一直到2011年,行动党差点跌入自己所设计的民选总统选举阵法,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所以行动党才赶快提出这个修正动议。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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